【一些摘录】
【陈升】
到台北的第一晚，左小祖咒就被台湾酒霸陈升撂倒在一个酒吧，然后酒霸打电话叫了这辆的士，我和张玮玮把那头豪猪抬进车，猛然一阵奇香袭人：驾驶室竟有一大盆花！我们不禁为浑身酒气而自惭形秽，不料善解人意的司机取出几个塑料袋，“如果想吐，我也给你们准备好了。”到酒店后，这司机还给打了个折，然后帮我们把左大侠抬下车又抬进酒店。
【狼性】
有一次读到侯孝贤一个访谈，侯导说：“我还是会想起以前在城隍庙，打架打成流氓头领的日子，我觉得那才是男人。现在的男人越来越中性，女性以后会比男性强。但我怀念那个有力量的世界，像狗一样，彼此之间咬，准确、粗暴又直接。”
【斗争】
《纽约客》关于维基解密的报道一语道破了阿桑奇带来的启示：“他逐渐明白人类的斗争并非左派或右派之争，并非信仰和理性之争，而是个体与机构之争。作为卡夫卡、凯斯特勒和索尔仁尼琴的信徒，他认为机构等级制度破坏了真理、创造力、爱和同情心。”
当人们总是一再陷入列侬所说的“掌权的还是同一批浑蛋，所有的事情都是同一批人在管。完全一模一样！他们把孩子们骗得团团转”的绝望轮回时，阿桑奇们正在创造一种极富想象力和技术含量的无政府主义朋克游击战术，一个阿桑奇倒下去，千万个阿桑奇站起来。
【吴吞】
十年前迷笛音乐节还只是个地下免费演出，舌头乐队压轴演出，吴吞在台上发出一段著名宣言：“如果你们的身体正在被摧毁，那就让他们摧毁吧，如果你们的心灵正在被摧毁，那就让他们摧毁吧，对于我们那没有什么，这个时代摧毁了一切，但是它至少给了你反抗的权利......骨头，不应该被埋在地下，它应该成为梯子或者工具或者绳子，但是种子必须埋在地下，埋在土壤里，那样它才会长成一棵树，一个希望的火把。重要的不是摇滚乐，重要的是你们自己。”
十年过去，社会的本质没变，但时代的氛围变了，从一代人去那儿相互死磕，到一代人来这儿相互撒娇，希望的火把烤出一串鸡翅，自由已成鸡油，鸡油引导人民，酱油引导人民，中石油引导人民，那些坑坑洼洼苦大仇深的铁托老脸一一终于被新时代的洁面乳控油成功。
【滚石乐队】
崔健用“veryverynice”来形容他与滚石打交道的感觉。他对贾格尔和基思·里查兹二人都赞不绝口。摇滚史上充满了这二人互相较劲的逸闻，即使当贾格尔受女王册封，也免不了要遭基思·理查兹公开调侃。滚石70年代某张专辑的助理录音师Kenny后来曾为崔健的《解决》录音，现在与中国妻子住在上海，他“揭发”当年贾格尔和基思·理查兹闹矛盾时甚至不愿同时去录音而是各自为政，先是贾格尔录唱，在区区十六轨中一下占了六七轨，基思·理查兹后去一看大怒，又让Kenny把贾格尔的消掉一两轨，再狂录自己的吉他。
第二天贾格尔一看也大怒，两个人就这样在可怜兮兮的十六轨里展开没完没了的巷战。关于滚石的野史，最离谱的一个版本是说1969年吸毒死去的核心成员布莱恩·琼斯是死于贾格尔之手。崔健笑称在滚石的斗争史中贾格尔是胜利者，“他是老大，他证明自己才能给乐队带来最大的利益和成功，贾格尔也是个商业天才，别忘了他是学商出身的。”崔健在后台休息室看到贾格尔一人独占了一个大房间，除了要和他排练的键盘手，其他人要进去都得敲门。滚石在演到一半时贾格尔照例下去休息，由基思·理查兹来唱两首，这哥们竟点上一根烟，抽了一半没掐就往台上一扔——为什么没人上去罚他款？基思·理查兹违法在台上抽烟，滚石违禁唱了禁歌，这似乎就算是他们现在最大的“反叛”了。崔健说基思是最好玩的，然而“他们都成Niceguy了，再也不是混蛋了”，崔健说。
【抗议之声】
在我们这个国度、这个时代，“抵抗之声”的两难悖论在于：一方面，中国摇滚和民谣的抗议之声星星之火远未燎原，亟待张铁志这部书写到的那些伟大歌手前仆后继、薪火相传的感召，中国当代音乐乃至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性还远远不够；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谨防对中国摇滚和民谣由来已久的泛政治和意识形态化的解读，事实上，无论是崔健、左小祖咒，还是周云蓬，和很多优秀歌手一样，他们都发出过“抵kang之声”，却不能被称作“抗议歌手”。然而在西方人尤其是西方媒体眼里，似乎往往只存在中国政治，不存在中国艺术。德国时代周报前驻京记者花久志（Jorg blum e）告诉过我，他最欣赏崔健的一点是：他并不迎合西方记者的观点，并不迎合他们想当然的简单化的政治解读。而左小祖咒早在11年前就明确拒绝被“政治”、“精英”、“朋克”、“诗人”标签化，不惜以这首在其作品中最缺乏音乐性的《冤枉》来表达其音乐独立和艺术流浪宣言：
诸位，我们在地下，不是地下精英，是过道
你不是诗人，你不爱政治，我也不是朋克
我们只是第十三节车厢里的流浪汉
流浪汉，流浪汉
你糊里湖涂地走上了政治的舞台
【生活在地下】
学校里在唱“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监狱里则在唱“蓝蓝的天空总是那么蓝，我却藏在潮湿的角落里”——这是改编自西北民歌的一首兰州囚歌，名为《华林山》，而华林山是西北最大的监狱之一，《华林山》版本颇多，后来又被野孩子乐队改编为《生活在地下》而继续传唱。这才是中国新民谣隐秘而充沛的源流，而《织毛衣》这样一首普通的街头小调，只不过提醒人们：在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初期，曾有过一个前卡拉OK前摇滚时代的地下文化，或者说街头文化。
【80年代】
我的朋友沙洲讲过自己在1980年初的中学业余生活：他和伙伴们的活动据点有两个，一个是故宫护城河，他们成立了一个诗社，每天下午放学后去那儿吟咏落日，有一天沙洲拿着外婆陈敬容刚刚出版的译作《图像与花朵》，一班人轮番对着故宫大声朗诵波德莱尔和里尔克；而另一个据点是牛街，是法源寺，那是另一种生活：打架，泡妞
【D22】
当年游荡着妓女和摇滚青年的地方，如今房价已超过两万，虽然一个肮脏的厕所仍然连结着13Club和D22，但这两个酒吧的对面，如今矗立着辉煌的跨国银行。从跨国银行到跨国摇滚只需跨过一座天桥，别忘了，D22 的老板Michael 本来就是纽约的银行家兼东村摇滚酒吧老板，他活生生地将酒吧从1980年代的纽约东村搬到21世纪奥运前夕的北京五道口，或许也是因为从Carsick Cars 这样的乐队那儿闻到了旧时代纽约地下摇滚的呛人气息。
【开心乐园】
那时候迷恋亨利·米勒，或许不仅仅是在纸上意淫巴黎，而是因为世纪之交的北京，恰好正处在空前分裂的转折点：老北京和全球化之间，城市与郊区之间，政治与商业之间，出现了一道道裂口和缝隙，由此滋生出一种地下城市的黑色诗意。那时候的五道口还不像现在四处回响着白领中产此起彼伏的饱嗝，它给予孤魂饿鬼寻欢作乐的权力：大学生(包括五湖四海的留学生)、盲流、民工、妓女、艺术家、摇滚青年，一同奔走在同一条昏暗的小路上，而快到路的尽头，就是开心乐园。这条铁轨旁的小路如今早已消失，开心乐园已经消失在高尚小区，地铁站和商场背后。
当年路口有一个小店，店口摆着一套破旧的“家庭影院”，民工们就对着电视机拿着麦克风唱K--“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或者“我再也不愿在深夜里徘徊”，一首歌一块钱。走进小路，到了路灯照不清人面的路段，可以看看妓女们彼此相隔数米，守候着民工和滚友，价格是五十到一百，考虑到开心乐园当时的门票大多是十块，燕京一瓶卖三块，这里的妓女价位不算低。炮房就在开心乐园附近，甚至就在隔壁。开心乐园的女老板看上去更像一个老鸨，她大热天也穿着旗袍，双手叉腰站在凳子上，虎视全场铁托剖狗(pogo)，完全一副二手玫瑰的范儿，跟梁龙有一拼，这才是我心目中的中国摇滚教母。这里是乌合之众的天堂，最著名的铁托是大表和二表--绰号不知是哪个乐手给起的--他们看上去都属于脑筋有点短路或者神经质的人，但却充满对于摇滚乐原始单纯的热爱，一种自由不羁的范儿。大表无业，性向不明，二表是卖唱的，据说男女通吃，名言是“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皮肤好”。貌似前卫的摇滚圈在当时甚至直到现在，同性恋仍旧是一个比较禁忌的话题。
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前途，摇滚乐手每次来这儿演出，经常最后每人只能分到几十块钱，和搞搬运或装修的民工一样，算是打零工，这儿成了边缘群落的集散地，滚友和民工和妓女一样皆属连暂住证都没有，随时可能奔赴昌平挖沙的盲流。滚友和民工和妓女在周末午夜，一起占领了五道口街边的麻辣烫。今日北京的音乐现场已经完全被清一色的文艺青年统治，不再三教九流鱼龙混杂，顶多是文青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或者说等级制，比如实验青年瞧不起摇滚青年，摇滚青年瞧不起民谣小清新，或者迷笛帮大战草莓派。
开心乐园堪称世纪之交中国摇滚乐的垃圾场，或许更应该说是火葬场，在这儿你能闻到火焰，闻到人肉的味儿。那时候“果儿”这个词虽然已经流行，但果儿实际上极度稀缺，否则开心乐园附近的妓女也没法活。性压抑反而使得乐手在摇滚舞台上如狼似虎高潮迭起，相比之下，如今相对不愁性资源，处于性饱和状态的新一代乐手，在台上反而规矩老实多了。当年的摇滚现场充满了交媾的活力，而如今的摇滚现场弥漫着审慎的意淫。
有必要记住开心乐园的三个经典现场。
当年舌头乐队现场之凶险，在中国摇滚里至今仍然无出其右。前阵子颜峻的家属乔老爷乔颖翻出了当年香港报纸登的一张舌头演出照片发在微博上，那张照片上最突出的就是吉他手朱小龙结实的屁股。那是舌头的全裸演出，朱小龙和李红军刚好用吉他挡住裆部，吴吞习惯背对观众，避免了正面曝光，而吴俊德喜欢把贝斯抱到胸前弹，这就挡不住了，最惨的是鼓手李旦，坐在那儿实在是一目了然。张玮玮在微博上看到这张照片后寒毛倒竖，他发现那个手拿眼镜疯狂剖狗的家伙居然是自己，而我又接着发现和中张玮玮激情对撞的家伙很可能是大表。那次有人报了警，但不了了之。中国摇滚乐队此前此后都有台上脱衣服的，但演出从头到尾真空上阵绝无仅有，舌头就那样发出裸兽的嘶吼：“有人生下了一只猩猩，经证明，这就是你……把所有的血混在一起，这就是你。”
木推瓜乐队则制造了一次舞台暴力。宋雨喆事先要求树村画家朱景桐在他演《悲剧的诞生》时上台鞭打他。朱果然抽出腰间大皮带上来就抽，他一边抽，宋一边撕心裂肺地唱，相互刺激之下朱景桐渐渐失控，直抽得宋雨喆从歌唱变成惨叫和哭嚎，众人最后蜂拥而上把朱拉住，演出结束。
美好药店乐队更为骇人听闻。他们把自己的头发眉毛全剃光，统一身穿自制的胸前印着巨大红十字的裙子，里面不穿内裤。演出中小河往一个啤酒瓶里撒尿，一位老外和微乐队主唱麦子分别拿起瓶子仰头喝了这尿。最后小河又跑到台下一个角落，拉了一泡屎。这件臭名昭著的往事，或许有助于摧毁如今那些喜欢冲着小河高喊“不会说话的爱情”的民谣控对小河的浪漫想象。
到台北的第一晚，左小祖咒就被台湾酒霸陈升撂倒在一个酒吧，然后酒霸打电话叫了这辆的士，我和张玮玮把那头豪猪抬进车，猛然一阵奇香袭人：驾驶室竟有一大盆花！我们不禁为浑身酒气而自惭形秽，不料善解人意的司机取出几个塑料袋，“如果想吐，我也给你们准备好了。”到酒店后，这司机还给打了个折，然后帮我们把左大侠抬下车又抬进酒店。
【狼性】
有一次读到侯孝贤一个访谈，侯导说：“我还是会想起以前在城隍庙，打架打成流氓头领的日子，我觉得那才是男人。现在的男人越来越中性，女性以后会比男性强。但我怀念那个有力量的世界，像狗一样，彼此之间咬，准确、粗暴又直接。”
【斗争】
《纽约客》关于维基解密的报道一语道破了阿桑奇带来的启示：“他逐渐明白人类的斗争并非左派或右派之争，并非信仰和理性之争，而是个体与机构之争。作为卡夫卡、凯斯特勒和索尔仁尼琴的信徒，他认为机构等级制度破坏了真理、创造力、爱和同情心。”
当人们总是一再陷入列侬所说的“掌权的还是同一批浑蛋，所有的事情都是同一批人在管。完全一模一样！他们把孩子们骗得团团转”的绝望轮回时，阿桑奇们正在创造一种极富想象力和技术含量的无政府主义朋克游击战术，一个阿桑奇倒下去，千万个阿桑奇站起来。
【吴吞】
十年前迷笛音乐节还只是个地下免费演出，舌头乐队压轴演出，吴吞在台上发出一段著名宣言：“如果你们的身体正在被摧毁，那就让他们摧毁吧，如果你们的心灵正在被摧毁，那就让他们摧毁吧，对于我们那没有什么，这个时代摧毁了一切，但是它至少给了你反抗的权利......骨头，不应该被埋在地下，它应该成为梯子或者工具或者绳子，但是种子必须埋在地下，埋在土壤里，那样它才会长成一棵树，一个希望的火把。重要的不是摇滚乐，重要的是你们自己。”
十年过去，社会的本质没变，但时代的氛围变了，从一代人去那儿相互死磕，到一代人来这儿相互撒娇，希望的火把烤出一串鸡翅，自由已成鸡油，鸡油引导人民，酱油引导人民，中石油引导人民，那些坑坑洼洼苦大仇深的铁托老脸一一终于被新时代的洁面乳控油成功。
【滚石乐队】
崔健用“veryverynice”来形容他与滚石打交道的感觉。他对贾格尔和基思·里查兹二人都赞不绝口。摇滚史上充满了这二人互相较劲的逸闻，即使当贾格尔受女王册封，也免不了要遭基思·理查兹公开调侃。滚石70年代某张专辑的助理录音师Kenny后来曾为崔健的《解决》录音，现在与中国妻子住在上海，他“揭发”当年贾格尔和基思·理查兹闹矛盾时甚至不愿同时去录音而是各自为政，先是贾格尔录唱，在区区十六轨中一下占了六七轨，基思·理查兹后去一看大怒，又让Kenny把贾格尔的消掉一两轨，再狂录自己的吉他。
第二天贾格尔一看也大怒，两个人就这样在可怜兮兮的十六轨里展开没完没了的巷战。关于滚石的野史，最离谱的一个版本是说1969年吸毒死去的核心成员布莱恩·琼斯是死于贾格尔之手。崔健笑称在滚石的斗争史中贾格尔是胜利者，“他是老大，他证明自己才能给乐队带来最大的利益和成功，贾格尔也是个商业天才，别忘了他是学商出身的。”崔健在后台休息室看到贾格尔一人独占了一个大房间，除了要和他排练的键盘手，其他人要进去都得敲门。滚石在演到一半时贾格尔照例下去休息，由基思·理查兹来唱两首，这哥们竟点上一根烟，抽了一半没掐就往台上一扔——为什么没人上去罚他款？基思·理查兹违法在台上抽烟，滚石违禁唱了禁歌，这似乎就算是他们现在最大的“反叛”了。崔健说基思是最好玩的，然而“他们都成Niceguy了，再也不是混蛋了”，崔健说。
【抗议之声】
在我们这个国度、这个时代，“抵抗之声”的两难悖论在于：一方面，中国摇滚和民谣的抗议之声星星之火远未燎原，亟待张铁志这部书写到的那些伟大歌手前仆后继、薪火相传的感召，中国当代音乐乃至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性还远远不够；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谨防对中国摇滚和民谣由来已久的泛政治和意识形态化的解读，事实上，无论是崔健、左小祖咒，还是周云蓬，和很多优秀歌手一样，他们都发出过“抵kang之声”，却不能被称作“抗议歌手”。然而在西方人尤其是西方媒体眼里，似乎往往只存在中国政治，不存在中国艺术。德国时代周报前驻京记者花久志（Jorg blum e）告诉过我，他最欣赏崔健的一点是：他并不迎合西方记者的观点，并不迎合他们想当然的简单化的政治解读。而左小祖咒早在11年前就明确拒绝被“政治”、“精英”、“朋克”、“诗人”标签化，不惜以这首在其作品中最缺乏音乐性的《冤枉》来表达其音乐独立和艺术流浪宣言：
诸位，我们在地下，不是地下精英，是过道
你不是诗人，你不爱政治，我也不是朋克
我们只是第十三节车厢里的流浪汉
流浪汉，流浪汉
你糊里湖涂地走上了政治的舞台
【生活在地下】
学校里在唱“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监狱里则在唱“蓝蓝的天空总是那么蓝，我却藏在潮湿的角落里”——这是改编自西北民歌的一首兰州囚歌，名为《华林山》，而华林山是西北最大的监狱之一，《华林山》版本颇多，后来又被野孩子乐队改编为《生活在地下》而继续传唱。这才是中国新民谣隐秘而充沛的源流，而《织毛衣》这样一首普通的街头小调，只不过提醒人们：在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初期，曾有过一个前卡拉OK前摇滚时代的地下文化，或者说街头文化。
【80年代】
我的朋友沙洲讲过自己在1980年初的中学业余生活：他和伙伴们的活动据点有两个，一个是故宫护城河，他们成立了一个诗社，每天下午放学后去那儿吟咏落日，有一天沙洲拿着外婆陈敬容刚刚出版的译作《图像与花朵》，一班人轮番对着故宫大声朗诵波德莱尔和里尔克；而另一个据点是牛街，是法源寺，那是另一种生活：打架，泡妞
【D22】
当年游荡着妓女和摇滚青年的地方，如今房价已超过两万，虽然一个肮脏的厕所仍然连结着13Club和D22，但这两个酒吧的对面，如今矗立着辉煌的跨国银行。从跨国银行到跨国摇滚只需跨过一座天桥，别忘了，D22 的老板Michael 本来就是纽约的银行家兼东村摇滚酒吧老板，他活生生地将酒吧从1980年代的纽约东村搬到21世纪奥运前夕的北京五道口，或许也是因为从Carsick Cars 这样的乐队那儿闻到了旧时代纽约地下摇滚的呛人气息。
【开心乐园】
那时候迷恋亨利·米勒，或许不仅仅是在纸上意淫巴黎，而是因为世纪之交的北京，恰好正处在空前分裂的转折点：老北京和全球化之间，城市与郊区之间，政治与商业之间，出现了一道道裂口和缝隙，由此滋生出一种地下城市的黑色诗意。那时候的五道口还不像现在四处回响着白领中产此起彼伏的饱嗝，它给予孤魂饿鬼寻欢作乐的权力：大学生(包括五湖四海的留学生)、盲流、民工、妓女、艺术家、摇滚青年，一同奔走在同一条昏暗的小路上，而快到路的尽头，就是开心乐园。这条铁轨旁的小路如今早已消失，开心乐园已经消失在高尚小区，地铁站和商场背后。
当年路口有一个小店，店口摆着一套破旧的“家庭影院”，民工们就对着电视机拿着麦克风唱K--“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或者“我再也不愿在深夜里徘徊”，一首歌一块钱。走进小路，到了路灯照不清人面的路段，可以看看妓女们彼此相隔数米，守候着民工和滚友，价格是五十到一百，考虑到开心乐园当时的门票大多是十块，燕京一瓶卖三块，这里的妓女价位不算低。炮房就在开心乐园附近，甚至就在隔壁。开心乐园的女老板看上去更像一个老鸨，她大热天也穿着旗袍，双手叉腰站在凳子上，虎视全场铁托剖狗(pogo)，完全一副二手玫瑰的范儿，跟梁龙有一拼，这才是我心目中的中国摇滚教母。这里是乌合之众的天堂，最著名的铁托是大表和二表--绰号不知是哪个乐手给起的--他们看上去都属于脑筋有点短路或者神经质的人，但却充满对于摇滚乐原始单纯的热爱，一种自由不羁的范儿。大表无业，性向不明，二表是卖唱的，据说男女通吃，名言是“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皮肤好”。貌似前卫的摇滚圈在当时甚至直到现在，同性恋仍旧是一个比较禁忌的话题。
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前途，摇滚乐手每次来这儿演出，经常最后每人只能分到几十块钱，和搞搬运或装修的民工一样，算是打零工，这儿成了边缘群落的集散地，滚友和民工和妓女一样皆属连暂住证都没有，随时可能奔赴昌平挖沙的盲流。滚友和民工和妓女在周末午夜，一起占领了五道口街边的麻辣烫。今日北京的音乐现场已经完全被清一色的文艺青年统治，不再三教九流鱼龙混杂，顶多是文青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或者说等级制，比如实验青年瞧不起摇滚青年，摇滚青年瞧不起民谣小清新，或者迷笛帮大战草莓派。
开心乐园堪称世纪之交中国摇滚乐的垃圾场，或许更应该说是火葬场，在这儿你能闻到火焰，闻到人肉的味儿。那时候“果儿”这个词虽然已经流行，但果儿实际上极度稀缺，否则开心乐园附近的妓女也没法活。性压抑反而使得乐手在摇滚舞台上如狼似虎高潮迭起，相比之下，如今相对不愁性资源，处于性饱和状态的新一代乐手，在台上反而规矩老实多了。当年的摇滚现场充满了交媾的活力，而如今的摇滚现场弥漫着审慎的意淫。
有必要记住开心乐园的三个经典现场。
当年舌头乐队现场之凶险，在中国摇滚里至今仍然无出其右。前阵子颜峻的家属乔老爷乔颖翻出了当年香港报纸登的一张舌头演出照片发在微博上，那张照片上最突出的就是吉他手朱小龙结实的屁股。那是舌头的全裸演出，朱小龙和李红军刚好用吉他挡住裆部，吴吞习惯背对观众，避免了正面曝光，而吴俊德喜欢把贝斯抱到胸前弹，这就挡不住了，最惨的是鼓手李旦，坐在那儿实在是一目了然。张玮玮在微博上看到这张照片后寒毛倒竖，他发现那个手拿眼镜疯狂剖狗的家伙居然是自己，而我又接着发现和中张玮玮激情对撞的家伙很可能是大表。那次有人报了警，但不了了之。中国摇滚乐队此前此后都有台上脱衣服的，但演出从头到尾真空上阵绝无仅有，舌头就那样发出裸兽的嘶吼：“有人生下了一只猩猩，经证明，这就是你……把所有的血混在一起，这就是你。”
木推瓜乐队则制造了一次舞台暴力。宋雨喆事先要求树村画家朱景桐在他演《悲剧的诞生》时上台鞭打他。朱果然抽出腰间大皮带上来就抽，他一边抽，宋一边撕心裂肺地唱，相互刺激之下朱景桐渐渐失控，直抽得宋雨喆从歌唱变成惨叫和哭嚎，众人最后蜂拥而上把朱拉住，演出结束。
美好药店乐队更为骇人听闻。他们把自己的头发眉毛全剃光，统一身穿自制的胸前印着巨大红十字的裙子，里面不穿内裤。演出中小河往一个啤酒瓶里撒尿，一位老外和微乐队主唱麦子分别拿起瓶子仰头喝了这尿。最后小河又跑到台下一个角落，拉了一泡屎。这件臭名昭著的往事，或许有助于摧毁如今那些喜欢冲着小河高喊“不会说话的爱情”的民谣控对小河的浪漫想象。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