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迷途

        第一次读Slaughterhouse Five是在大一暑假。没过多久就去军训了。站在黄沙场上的时候我试图像Billy一样让自己跳出燥热与干渴，一头扎进某一帧的过往或未来。从没成功过。夜晚坐在凉棚里我抬头看见无数繁星，于是试着用想象将自己发射上其中某一颗。同样只是失败。
        一年多后再读Slaughterhouse Five，的确有了些新的想法，明白了为何当初效仿Billy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Billy身上散发着疲倦的气息。“别管我了。”他在雪地战场一再这么告诉队友。他想提前逃进死亡的臂弯，却走了岔路跌进一个扭曲的时空。但没什么差别。从他第一次尝到这么做的甜头，在旁人看来已是一种半死亡即疯癫状态。
        此种逃离中Billy心中的厌恶显而易见。
        这里面有指向周遭的厌恶。这不是一种激烈的情感，而是近似于萨特笔下的“Nausea”。它让人产生生理上的不愉快，让人虚弱，让人只能在尚有气力前以逃离作为出路。
        这里面也有指向自我的厌恶。这更加棘手，因为没人能逃离开自我，除了自杀，除了彻底的忘却。Billy间断而持续的时空穿梭包含了两者。混乱的时空导致叙述的破碎，而破碎的叙述反映出的是紊乱的心智。在大多数以创伤（Trauma）为主题的文学中，叙事是支离的。比如Beloved, 比如The Bluest Eye，比如Slaughterhouse Five。非线性叙述是受伤者必要的保护。被拆解的梦魇显得不那么怖人。更重要的是，破碎的叙事宣告了理性自我的死亡。语言文字的使用将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完整，顺畅的叙述通常令人感受到叙述者的沉静与理智。然而，经受创伤的人们在过往通常遭遇了非人的对待，例如Beloved中Sethe被凌辱，Slaughterhouse Five中Billy在战争中面临艰苦重重。诸此种种，使他们在创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无法重建自己“人”的身份。于是，他们选择放弃正常人的叙述方式，以此表明已无法接受尚存在于被其他人理解认可的理性范畴中的自我。以人的身份与方式回顾非人的历史，是太残酷的事情。

        Billy所逃进的时空是对现世的一种彻底否定。当他开始跳跃于过往、现在与未来，当他开始在另一个星球尽情做爱，他构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被普遍认可的世界维度的新时空体系。线性时间，确定稳定的空间（这里指被认为目前所知唯一有高等智慧生物生存的地球），这些最宏观，也是最基本的限度被打破。原本这些限度是极度重要的。在《后现代性下的时间与多重生命》的第一章中，基思•特斯特（Keith Tester）转述齐美尔的观点指出，正是现世中的种种“界限”，构成了生命活动的大背景，在它之上，一切才得以获得“意义”。而后现代的一大特征，即是对界限的超越。在体现出后现代性的文本中，世界的种种“界限”（Fixity）再无法困住四溢的流变的生命（Fluidity）。在该书中，Keith Tester同时提到了《堂吉诃德》，指出根据昆德拉《塞万提斯的遗产》这一演讲的内容，塞万提斯所书写的正是一种超越性的生命。在下文中，不妨将堂吉诃德与Billy一并探讨。
        所谓流体生命，让人不禁想到疯癫，福柯笔下的疯癫。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提到液体与疯癫的关系。中世纪的疯人被驱逐上船，顺流而下，在一座座城外漂泊，只为寻找自己失踪的理智。在古典占星学中，人的思维被认为受到月球这一引发潮汐的星球的影响。“The brain, a moist organ, was especially prone to the sway of moon, and an overabundance of lunar influence was believed to cause insanity.” 这是一本介绍Bosch画作的书中提到的中世纪观点。这些联想是否只是纯粹的臆测？或许吧。然而事实是，体现出极大流动性的生命的确多被打上了疯癫的标签。漫游于无垠大地，不受时间控制的堂吉诃德被几乎所有遇到之人称为疯人，Billy也一度被送入疗养院。
        套用福柯的观点，我们能看到坚硬固态的世界对流变性生命的强权。通过将其命名为具有危险意味的“疯人”，人们得以正当地对这些走得太远的个体边缘化并加以控制。《堂吉诃德》中的理发师与牧师，Slaughterhouse Five中Billy的女儿，都多少带有些理性暴君的意味。
        但从这些流质生命本身的角度看，界限超越的背后却是绝望，与近乎于绝地反击的殊死反抗。在决意冲破界限之前，这些个体通常已被挤进了世界的死角。堂吉诃德是孤身几十年的没落贵族，年过半百事业爱情均无所获，陪伴他的只剩骑士的幻想。Billy是懵懂中被召入战场的半大孩子（书名副标题即为Children’s Crusade, 儿童十字军），世界的残忍过早呈现在他眼前，令他手足无措。但他们都没有死于一隅，而是敲碎了界限的墙壁，走向了界限之外，也即常人眼中的疯人之域。
        如前面所说，界限产生意义，因此，冲破界限也意味着原本意义体系的倒塌。当Billy开始时空穿梭，附于线性时间与确定空间上的生命的意义以及地球人所谓的理性，均受到了质疑。然而在超越界限之后，接下来的去向尤为重要。在这一点上，Billy与堂吉诃德分道扬镳。
        堂吉诃德想象中的黄金时代仍然是一个稳固的世界，现世中的人事在他眼中全部变形，但从未失去实体。更重要的是，依附于想象他重新确定了自我的意义，即弘扬骑士精神，并最终抱得美人归。由此，才有了堂吉诃德的伟大旅程。
        在社会学中，Rober.K.Merton发展涂尔干的失范理论（Anomie），提出紧张理论（Strain Theory）。他将越轨行为按照是否接受现世价值和是否接受现有的实现价值的途径分为四类，分别为创新（innovative deviance），形式主义（ritualistic deviance），逃避主义(retreatism deviance)，反叛(rebellion)，而作为对比的则是同步(conformity)。
        如此来看，堂吉诃德当属反叛范畴，而Billy则当归于逃避主义。Slaughterhouse Five整本书读下来，Billy给人以强烈的虚无主义印象。BIlly冲破了界限，开始漫步于一个无限的，近似于空无的广阔世界——时间化作无数个永恒的“此刻”，犹如遍布无数漩涡的无垠海面，生存空间同样被极度扩展——在这样的无垠中，渺小的个体所感受到的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绝对的自由。在《对自由的恐惧》中，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谈到过，绝对的自由对人而言是可怖的，也正是如此，家庭，工作等社会纽带才成为必需。Billy所面对的正是绝对自由的窘境。逃出了惨绝人寰的现世，他却被虚无捕获，更糟的是，这一次他已无路可逃。

        虚无所呈现的是两种面貌，一为冷漠，一为犬儒。Slaughterhouse Five讲述的故事里有Vonnegut自己的经历，也许可以说，冷漠与犬儒恰是Vonnegut的一体两面，只不过，Vonnegut将冷漠的部分给了Billy，而将犬儒留给了自己。正因为如此，书中的Billy可以坦然地和朋友谈话，即使他知道再过不多久那人就将走向死亡，而那场景他已熟悉。他只是说，So it goes. 正因为如此，Vonnegut在描述最残酷的战争时，仍然用了一贯的黑色幽默笔调，世界的荒谬就这么被他道出。他始终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正如某人言，悲观主义者总不缺乏幽默感。

        我想我之所以根本无法效仿Billy, 不是因为我想象力匮乏，而是我内心的厌恶与绝望都远少于他。但或许更糟的是，我甚至不够聪明与幽默，不懂如何从痛苦取乐，与死亡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