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历史碾出的车轮
一、概述
在著作《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学者黄仁宇以其“大历史”的宏观视野，涉足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近现代历史，讲解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路径，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发展整理出一条脉络。另外，与传统的解释不同，黄仁宇采取了一种国别的方式来阐释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原始资本主义全面发展形态、荷兰/尼德兰的宗教、军事等多方面的动荡与发展、英国从斯图亚特王朝走向君主、以及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的社会转型为中心，研究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兴起时的社会经济与经营方式，及其在各国不同的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之中的演化过程。书中侧重分析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将资本主义综合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在对早起资本主义的形成期的阐述中，著者得出一下对“资本主义”的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和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死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比重”（191）。
黄仁宇先生并不认同传统教科书中对中国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如果说商业以远距离之姿态行之，批发商能干预零售及制造即能算资本主义，则中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外放分工办法（Putting－out system）即曾在明末清初出现，可是这样的发展没有普及成一般现象，其间不上不下的情形只赢得一个“资本主义萌芽”的名目，因而局面更为尴尬。世界上 竟有何种名花异卉，会“萌芽”达三四百年，还不曾开花结果？可见得两方社会组织有根本不同之处，作者没有将资本主义之定义规划清楚，于是削足适履，产生一个非驴非马之称呼”(13)。在他看来，中国和西方国家存在着“飞禽和走兽”般本质的区别。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她志不在此”（25），如果没有坚船利炮打开国门，闭门造车和改朝换代建构出的稳定的自然经济社会形态本身并不见得会被打破。资本主义是一个涉及宗教、法律和社会体制的大概念，和一个国家的整体体制紧密相连，“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并不被简化为是生产方式或是经济制度。
另外，他还指出布罗代尔在其著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虽然对资本主义所呈现出的状态有着详尽地展示，但是对这段历史阶段缺少一个抽象的、准确切的定义，因而“丛碎杂芜，莫衷一是，可以供闲暇时翻阅，却难能在研究资本主义时提出南针”（13）。 由此，黄先生抛出了正本书中最核心的几个问题： “所谓资本主义体制是否曾在中国产生？如果未曾在中国产生，是否现在仍可及时添制，又，万一与中国的国情不合，是否有可以充塞的代替物品？”（15）。诉诸西方而自问于中华。这也是此书的最终指向。很明显，黄先生对此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明确地指出，中国从未曾有过明确的“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直到今天依旧。而私有产权正是资本主义制度赖以产生的基础。正因为私有产权得以界定，社会下层的各种经济因素可以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进行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从而改造上层建筑，引发“三权分立”、“代议民主”等一系列政治制度的产生。而资本主义整个制度，“不论主权谁属，只能在商业路线、交易市场和契约关系之下，利润才能增值”，是一个完全出于商业的系统。在中国历史之中，商业的地位一直属于附属地位，故而从无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
“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归根到底，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16）。
首先必需承认它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更要看清它的展开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时间表，于是它才能慢慢累积其成果。如此一来，资本主义才可视为一种绵延好几个世纪，至今尚未中断的全球性庞大组织与运动。所谓技术性格可以归纳于下列三点： 1．资金广泛的流通，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2．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能监视之程度。 3．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能及。
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赖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赖治外法权。反面言之，资本家的地位亦必在政治体系中占特殊比重。 以上三个条件的开展必赖社会内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盖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所有权及雇佣关系才能重重相因，构成一个大罗网。因为生产及分配都以契约关系为主，当中若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机缘，相对的也鼓励了自由竞争。各人的 私利观既为这组织力量的来源，于是利润成为一切事业的试金石。在这种大前提之下，资本主义也有将一切道德标准纳入体制之中的趋势。它在初期存积资本时常带侵略和剥削的性格。这种体制一经展开，不可逆转，只有越做越大，因此资本主义也有纠正本身错误，树立在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可能, 这样看来，资本主义诚如亚当•斯密所言，是一种“商业的系统”（31-32）。
明确了资本主义的定义之后，黄先生以实例作为资本主义演进的历史脉络，并按照历史的顺序来描述资本主义的演进。其中，威尼斯荷兰是早期的资本主义，英国是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美国日本与德国则是特殊环境造成的后发优势，法国、俄国与中国，则是经过剧烈震荡与社会流血革命，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大陆性中央集权农业国家的例证。此种研究方法明显地不同于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笼统地系统加以简单批判，或是将其归结为宗教或地理等单一因素影响下的分析。通过国别分析形成的个案对比，使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整体状态来观察资本主义的演进与扩张，及其对中国近代史所发生的巨大影响。
二、评析及讨论
美国、日本、俄国是与中国近150年来的历史关联最为深切的国家，可以说中国目前的面貌，与邻国俄罗斯和隔海相望的日本密不可分；而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对手和当前对中国影响最深的国家，加之其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独特也最充分，同样有必要对其做一个专门的评价。
美国：首先是资本主义发展最为充分的美国。黄先生在论及美国的时候，使用了这样一个标题：“自然地进入资本主义？”这里的“自然”是指美国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则先有资本主义之性格，次构成国家。如马克思•韦伯所述，清教伦理及其WASP文化，先天促成了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各个要素得意充分显示其功效的国家存在。她的农业早已与工商业配合，经济的展开也与“劳力价值论”极为接近”（307）。当然，美国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地进入“资本主义”，中间也经历过南北战争，南方传统种植园经济近乎垮台，数百年难以复苏，不断地动荡和改革重组才使得今日的美国体制得以奠定并获得相对稳定的发展。此外，美国的历史和荷兰、应该一样，一直是一个对外扩张的战争史，直至今日，几乎每任美国总统都有对外战争的举动。而美国今日的“自由”，也是由于“经济展开，各种事业有高度分工，个人有很多选择的机会”，非其它国家可以轻易仿效。美国从殖民地起创之时，便是一个巨大的股份公司，这也就是美国一切特色的根源之一。
日本：其次是东方民族西方精神的日本。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味地模仿还是创造？黄仁宇在论述日本时，认为日本进入资本主义制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日本因为受外界的军事威胁少，无需中国型的中央集权及庞大无比的官僚组织，而能让封建制度绵延至19世纪后期。一般观念认为几封建必落后。殊不知封建体制 之内，最有效之政府为地方政府。经过长期人文演进之后（如交通通信进步、印刷术广泛推行、识字率增高），日本下层结构之组织日趋绵密紧凑，私人事业中渗入 公众道德的精神，这种潜在的力量，与中国官僚主义之注重外表冠冕堂皇，完全相反（312）”。作者更指出明治维新的内在原因：“将明治维新讲成马克思式阶级斗争，是日本史学历来争辩的题目。本书无意在意识形态中揣测，只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构成资本主义体制之原则， 如资金流通、经理雇用和支持企业带服务性质之因素，都已大致俱在。而且城市经济的继续发展有利于将以上原则更具体化，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此时最大之缺陷，即是缺乏一种法律上的系统，合理地支持此种组织与运动。幕府既不愿放弃本身存在之价值，也无力作180度大转变，则将天皇推拥出来主持这样的组织与运动，不失为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皇室过去无权无势，反能因之不受羁绊，符合新体制之需要。何况天皇也有蛰伏的威信。所以即称“王政复古”，“明治维新”，或者“尊王攘夷”，同有促成这样转变的功效。明治维新可以算作日本进入资本主义的转捩点，因为流动性之私人财产权由此更日趋巩固。进而引申之“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也是外间军国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之日。新体制因外界压力而诞生，自此无法避免强度的功利主义和国家主义影响。很多当事人无法看清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总以为明治维新的成就出于领导人物的行止优越与道德高尚。况且资本主义的效率也容易与日本人传统的长处相混糅。所以不少人物总以为以 日本的领导能力加诸近邻各国，不难造成共存共荣的局面。这也就是大东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种种设想动机之所在。因此从长远来看，江户开户、明治维新、甲午 中日战争以迄太平洋战事，都有密切关系。
因此，日本近代加之于中国的种种侵略以及近日的种种恶行，无非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要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唯有发展经济，而日本本国几乎无资源可用，只有以强力逼迫中国以及东亚屈服于日本的资本主义呼吸之下，为日本的发展承担成本，日本才能保证本国资本主义的成长。第二，则是由于日本国内条件的约束，导致日本政府时刻面临危机，其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来保证自己的稳定及效率，只能以一种极僵硬的方式来处理外交事务。从幕府时代起，中央政府即极软弱，所以日本人一直期望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式人物的出现。明治维新与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实在是不可分离，而近二十年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右翼思想的抬头，也与日本政府对下层经济的控制力减弱，政治动荡而经济不稳定，再加上一个事实上的“附属国”现状有关。
俄国：俄国与中国之类似处颇多，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农民问题严重，尽管帝俄已经初步具有资本主义的某种结构，但其内部矛盾重重，其间有如一段死结；农业生产的方式不改变则不易产生新型的工商业；没有新型的工商业则无法改革农业的生产方式。而一战加剧这种矛盾，终于引致革命爆发。“传统维系社会稳定的系带，此时全被割断”，社会陷入一种“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的模式。此前黄在本书第五章中引用霍布斯的理论来解释政府的产生，在此则为：俄国在1917年，近于霍布斯所说，国体解散，全民恢复到初民之绝对自由和无政府状态。虽说实际并无‘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状态，但群众各行所是，不听约束。在很多情形之下，群众之激进，尚超过布尔什维克之意料。在这种情形之下，环境所需要的不是宽大温和的政治家，而是‘巨灵’，一个带全能性且具有经济性格的现代政府。列宁毫不谦逊地公开说这是他和党员的着眼。在十月革命之前他早已承认，志在夺取一切权力。不过在这计划实现之前，他先要获得群众之支持。和以上各节所述其他国家比较，20世纪初年的俄国与彼等唯一相似之处乃是内外煎逼，亟须将一个旧式农业体制改换为一个新型的商业体制。此外不仅其背景和制度上的因素不能和其他国家相提并论，并且时间上之汇集尤为特殊。以沙皇之绝对政权，引发一个全民战争，不得不下台，是一切问题的焦点。因此所产生之后果称为十月革命者，其范围必广泛，时间也紧迫。于是暴力必不可免。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思想，与法家所谓“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为桀纣而亡”的宗旨相似。时至今日，我们不敢说同情或赞成，只有反复参照当日图片，看到农村妇女到战场上认尸，肠断魂移，才能在无言之中了解，布尔什维克之成功，不在他们理论之真切正确，而是由于他们在行动中认识整个历史转动大方向之所在，而敢于接受此中的挑战。
当日俄国之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维新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数目稀少，力量低微，意见分歧。所以，从协商会议到军事行动，始终找不到出路，于是只有如列宁者，自 认带有阴谋性的职业革命家之登场，于是也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在技术上讲，俄罗斯需要一个强人与一群法家死士。俄国投入欧战两年半而有二月革命，八个月之后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继续三年内战，这当中的意义还没有为中外读者透彻了解。只有从最近的发展来看，才能 体会到苏联的胚胎，不是十月革命产生，而系由三年内战而产生。二月革命算是否定了沙皇体制；十月革命也仍只否定了西方现代的代议政治，代之以一党专政。苏共因内战才能决定它本身的模型与尺度。这也非列宁或斯大林等人可以预见的。
诚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我们已经看出布尔什维克因为夺取政权及保持政权，让他们的民主原则和一般的顾忌逐渐消失。在现下三年和内外强敌作战之余，这种发展不仅持续，而且只有 增强，更扩张到政治之外，及于社会生活之任何部门。那被包围的心理状态，那种“不和我们合伙就是和我们作对”的情绪，成为了共产主义的精神状态。尚不止此。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共有24000人，至1922年内战结束后驻留于共产党内的只有此中半数，至1927年斯大林 停止新经济政策，组织集体农场之前夕，据称只有8000人。而共产党在内战后期1919至1921年间，党员数目即由30万增至70万，其中大多数为红军军人。至1928年初，党员数目已逾130万。可见得在革命的过程中，其上级所操纵的机构业已变质。当初一个反战、反侵略、带国际性格、具有优秀分子之气魄和理想主义的集团，至此已和以上所述条件完全相左。苏联的体制，由战时处理及战时状态造成。这种经济结构的主要目的在使全民动员，强迫少吃多做，造成投资的全面社会化，高速地使苏联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苏联一直没有脱离战斗经验，她不是备战，就是实际在作战。总之，共产党之编成与发韧与军事行动相始终。它继续了沙皇统治下的军事传统，也掌握了中枢的地盘。三年之内党员也曾遭到无数险阻艰辛，他们各人的事业成功也无不与内战有关，因此算是与列宁的革命哲学吻合，因为彼此都沉潜于军事思想与军事纪律之间。
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回头再看斯大林的“一国之内实行社会主义”，在逻辑上为合理。本书一再提及，资本主义一行，一定要资金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聘雇，而且交通通信保险等等服务性质之事业共通使用。这当中即有一个基层机构之中各种人力、物力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然后所有权与雇佣才能自分并离合 的程序中构成一个大罗网，而且越做越大。经济的组织，也是国家军备后勤的组织。其实社会主义的措施大致亦复如是，只是所有权可能属于公众，各人之职责可由 官僚机构调派，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则可换成由上级指令出纳受授，应垮台破产的事业可予以津贴而继续维持，而且由分配原料、厘定价格、管制交通等等办法，使国 民经济受政府干预。即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也有赖于信用，而信用不能没有法律支持，执行法制者则为国家机构。在实行社会主义时，政府之 干预愈深，只有使官僚机构的活动范围日益庞大。在这情形之下，如何能说“工人无祖国”？可见得正规之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不少布尔什维克在内，以为现代国家 纯系资本家剥削劳工之工具，因之对国家与军备存有轻视态度。斯大林无此幻想，他的规划有实际的功效。虽说他主持对希特勒的战事时的领导力量受到无数学者指 责，苏联在第二次大战时之作为与帝俄在第一次大战时之作为不同，有目共睹，而且当中相距只20年，斯大林能实际建设的时间更短。所以新体制有它的作用，无法一笔勾销。只是下层之义务全由上级指派，上级只能出现为一种专制独裁的体制。而中层的官僚机构作风也与原始共产主义理想的自由与解放相去甚远。列宁的“民主集中”的真髓所在。其民主是以人民为主体，而必须集中，则只有优秀分子能了解，只有共产党由上致下的纪律才能掌握。这些说法都不曾出现于马克思的思想系统中。”
三、个人心得体会
中国：最后的部分，是黄仁宇先生对中国的革命史的阐释。他仍将中国的革命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改造的表现，其最终得以结束的条件，必须是私人财产权的固定，在此之前一切的手段与状态，将互相交换的原由战时体制粗率组成，分配体制上以政治权力代替商业交换，也是出于此要求的必然演进，只属于过渡阶段。我们是否可以说，黄认为中国最终仍将走向一个商业社会呢？无论其名目是什么，是“资本主义”也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罢，在本书出版后近二十载后的今天，我们是否看到了一些自己生活的变化，恰好作为这一结论的例证呢？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社会的关系、利益和理性是影响中国人行动的几个因素，如果把它从历史角度来分析，这象征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传统中国一直到现在都是关系社会，中国人重视社会关系甚于其他，人们的行动是基于人际关系的。这可以从心理构建、社会结构和上层结构反映出来，这也是三重关卡。中国儿童之间的游戏，往往是大的让着小的，如果是下棋、打牌，那么规则都是不重要的，这造成了中国人的关系重于规则的心理建构。中国历来强调父慈子孝、爱有差等，均强化了对于关系的重视。这是第一层关卡。某人如果没有受到儿时教育的影响，那么在第二重关卡也难过，就是社会结构。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很难不重视关系，即使是靠个人努力成功，也需同上级建成良好个人关系，即所谓上面“有人”，才能出头。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稀缺，社会服务提供者就有选择的余地，如要享受也需关系。这时需指出一点，在痛恨各行各业均讲小团体利益，都需走后门的时候，也要从自己做起。事实上，讲“关系”是社会资源相对稀缺、大陆性大国的必然，也是历史形成，难以怪罪某人。以个人之力扭转社会，如同朱熹、王阳明所谓修身之学，或者如同雷锋一样以行动带动社会，都需要极大毅力，并非普通人可以为之，而且只能是间接作用于精神，其影响要到很久之后才能显现。第三重关卡则是上层结构，包括政策、立法等等。传统中国的立法是有身份之分的。即使在当代强调人人平等，司法实践也同个人身份和社会关系有关。想通以上几点，则可以对中国当前司法的问题释然。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体现国家人格意志的突出表现，在实践中中国十分重视关系，其次才是利益、原则，因此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十分适用于中国。
我希望关系时代是过去式，事实上仍然是现在式，但是已经逐渐被利益型社会侵蚀。 传统的行帮、村落、家族均体现关系社会，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人现在对于感情、关系不如以往重视，特别是商人，利益当前即可放弃关系。所以中国正在从关系社会向利益社会过渡。中国人也在从传统的关系人变成理性经济人。但是这种理性经济人，是传统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他们是不考虑社会责任的，只考虑自我利益最大化的。
我希望未来的中国社会是理性社会，个人能够拥有内心的理性和良知，在照顾自我利益的同时，平衡社会利益，促进群体发展，避免相互攻击，从心底真正尊重秩序，这样才能实现法治，弃绝人治。近来的工作我发现，这一愿景仍然任重道远，中国人的小圈子仍然根深蒂固。事实上，关系和利益是密不可分的，而理性离这二者要远得多。如果不能通过这一个门槛，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廉价的前途。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内涵和外延及其所反映的实际社会发展形态，是历史演绎出来的，而黄仁宇先生试图通过对错误认识的纠正，对各个不同国家最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体的分析，来向我们阐释，“资本主义”意义的完整性——它无法与国家历史事件发展本身割裂，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逻辑。中国学者在“资本主义”滥用的时代里，更需要找到自己的价值和认同，这就需要追根溯源对资本主义本身进行批判性地思考，而我认为，这就是黄仁宇先生试图通过他对历史的论证对我们表达的最深层次的价值意义。
在著作《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学者黄仁宇以其“大历史”的宏观视野，涉足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近现代历史，讲解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路径，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发展整理出一条脉络。另外，与传统的解释不同，黄仁宇采取了一种国别的方式来阐释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原始资本主义全面发展形态、荷兰/尼德兰的宗教、军事等多方面的动荡与发展、英国从斯图亚特王朝走向君主、以及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的社会转型为中心，研究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兴起时的社会经济与经营方式，及其在各国不同的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之中的演化过程。书中侧重分析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将资本主义综合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在对早起资本主义的形成期的阐述中，著者得出一下对“资本主义”的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和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死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比重”（191）。
黄仁宇先生并不认同传统教科书中对中国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如果说商业以远距离之姿态行之，批发商能干预零售及制造即能算资本主义，则中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外放分工办法（Putting－out system）即曾在明末清初出现，可是这样的发展没有普及成一般现象，其间不上不下的情形只赢得一个“资本主义萌芽”的名目，因而局面更为尴尬。世界上 竟有何种名花异卉，会“萌芽”达三四百年，还不曾开花结果？可见得两方社会组织有根本不同之处，作者没有将资本主义之定义规划清楚，于是削足适履，产生一个非驴非马之称呼”(13)。在他看来，中国和西方国家存在着“飞禽和走兽”般本质的区别。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她志不在此”（25），如果没有坚船利炮打开国门，闭门造车和改朝换代建构出的稳定的自然经济社会形态本身并不见得会被打破。资本主义是一个涉及宗教、法律和社会体制的大概念，和一个国家的整体体制紧密相连，“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并不被简化为是生产方式或是经济制度。
另外，他还指出布罗代尔在其著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虽然对资本主义所呈现出的状态有着详尽地展示，但是对这段历史阶段缺少一个抽象的、准确切的定义，因而“丛碎杂芜，莫衷一是，可以供闲暇时翻阅，却难能在研究资本主义时提出南针”（13）。 由此，黄先生抛出了正本书中最核心的几个问题： “所谓资本主义体制是否曾在中国产生？如果未曾在中国产生，是否现在仍可及时添制，又，万一与中国的国情不合，是否有可以充塞的代替物品？”（15）。诉诸西方而自问于中华。这也是此书的最终指向。很明显，黄先生对此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明确地指出，中国从未曾有过明确的“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直到今天依旧。而私有产权正是资本主义制度赖以产生的基础。正因为私有产权得以界定，社会下层的各种经济因素可以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进行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从而改造上层建筑，引发“三权分立”、“代议民主”等一系列政治制度的产生。而资本主义整个制度，“不论主权谁属，只能在商业路线、交易市场和契约关系之下，利润才能增值”，是一个完全出于商业的系统。在中国历史之中，商业的地位一直属于附属地位，故而从无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
“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归根到底，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16）。
首先必需承认它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更要看清它的展开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时间表，于是它才能慢慢累积其成果。如此一来，资本主义才可视为一种绵延好几个世纪，至今尚未中断的全球性庞大组织与运动。所谓技术性格可以归纳于下列三点： 1．资金广泛的流通，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2．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能监视之程度。 3．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能及。
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赖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赖治外法权。反面言之，资本家的地位亦必在政治体系中占特殊比重。 以上三个条件的开展必赖社会内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盖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所有权及雇佣关系才能重重相因，构成一个大罗网。因为生产及分配都以契约关系为主，当中若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机缘，相对的也鼓励了自由竞争。各人的 私利观既为这组织力量的来源，于是利润成为一切事业的试金石。在这种大前提之下，资本主义也有将一切道德标准纳入体制之中的趋势。它在初期存积资本时常带侵略和剥削的性格。这种体制一经展开，不可逆转，只有越做越大，因此资本主义也有纠正本身错误，树立在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可能, 这样看来，资本主义诚如亚当•斯密所言，是一种“商业的系统”（31-32）。
明确了资本主义的定义之后，黄先生以实例作为资本主义演进的历史脉络，并按照历史的顺序来描述资本主义的演进。其中，威尼斯荷兰是早期的资本主义，英国是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美国日本与德国则是特殊环境造成的后发优势，法国、俄国与中国，则是经过剧烈震荡与社会流血革命，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大陆性中央集权农业国家的例证。此种研究方法明显地不同于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笼统地系统加以简单批判，或是将其归结为宗教或地理等单一因素影响下的分析。通过国别分析形成的个案对比，使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整体状态来观察资本主义的演进与扩张，及其对中国近代史所发生的巨大影响。
二、评析及讨论
美国、日本、俄国是与中国近150年来的历史关联最为深切的国家，可以说中国目前的面貌，与邻国俄罗斯和隔海相望的日本密不可分；而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对手和当前对中国影响最深的国家，加之其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独特也最充分，同样有必要对其做一个专门的评价。
美国：首先是资本主义发展最为充分的美国。黄先生在论及美国的时候，使用了这样一个标题：“自然地进入资本主义？”这里的“自然”是指美国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则先有资本主义之性格，次构成国家。如马克思•韦伯所述，清教伦理及其WASP文化，先天促成了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各个要素得意充分显示其功效的国家存在。她的农业早已与工商业配合，经济的展开也与“劳力价值论”极为接近”（307）。当然，美国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地进入“资本主义”，中间也经历过南北战争，南方传统种植园经济近乎垮台，数百年难以复苏，不断地动荡和改革重组才使得今日的美国体制得以奠定并获得相对稳定的发展。此外，美国的历史和荷兰、应该一样，一直是一个对外扩张的战争史，直至今日，几乎每任美国总统都有对外战争的举动。而美国今日的“自由”，也是由于“经济展开，各种事业有高度分工，个人有很多选择的机会”，非其它国家可以轻易仿效。美国从殖民地起创之时，便是一个巨大的股份公司，这也就是美国一切特色的根源之一。
日本：其次是东方民族西方精神的日本。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味地模仿还是创造？黄仁宇在论述日本时，认为日本进入资本主义制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日本因为受外界的军事威胁少，无需中国型的中央集权及庞大无比的官僚组织，而能让封建制度绵延至19世纪后期。一般观念认为几封建必落后。殊不知封建体制 之内，最有效之政府为地方政府。经过长期人文演进之后（如交通通信进步、印刷术广泛推行、识字率增高），日本下层结构之组织日趋绵密紧凑，私人事业中渗入 公众道德的精神，这种潜在的力量，与中国官僚主义之注重外表冠冕堂皇，完全相反（312）”。作者更指出明治维新的内在原因：“将明治维新讲成马克思式阶级斗争，是日本史学历来争辩的题目。本书无意在意识形态中揣测，只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构成资本主义体制之原则， 如资金流通、经理雇用和支持企业带服务性质之因素，都已大致俱在。而且城市经济的继续发展有利于将以上原则更具体化，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此时最大之缺陷，即是缺乏一种法律上的系统，合理地支持此种组织与运动。幕府既不愿放弃本身存在之价值，也无力作180度大转变，则将天皇推拥出来主持这样的组织与运动，不失为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皇室过去无权无势，反能因之不受羁绊，符合新体制之需要。何况天皇也有蛰伏的威信。所以即称“王政复古”，“明治维新”，或者“尊王攘夷”，同有促成这样转变的功效。明治维新可以算作日本进入资本主义的转捩点，因为流动性之私人财产权由此更日趋巩固。进而引申之“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也是外间军国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之日。新体制因外界压力而诞生，自此无法避免强度的功利主义和国家主义影响。很多当事人无法看清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总以为明治维新的成就出于领导人物的行止优越与道德高尚。况且资本主义的效率也容易与日本人传统的长处相混糅。所以不少人物总以为以 日本的领导能力加诸近邻各国，不难造成共存共荣的局面。这也就是大东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种种设想动机之所在。因此从长远来看，江户开户、明治维新、甲午 中日战争以迄太平洋战事，都有密切关系。
因此，日本近代加之于中国的种种侵略以及近日的种种恶行，无非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要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唯有发展经济，而日本本国几乎无资源可用，只有以强力逼迫中国以及东亚屈服于日本的资本主义呼吸之下，为日本的发展承担成本，日本才能保证本国资本主义的成长。第二，则是由于日本国内条件的约束，导致日本政府时刻面临危机，其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来保证自己的稳定及效率，只能以一种极僵硬的方式来处理外交事务。从幕府时代起，中央政府即极软弱，所以日本人一直期望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式人物的出现。明治维新与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实在是不可分离，而近二十年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右翼思想的抬头，也与日本政府对下层经济的控制力减弱，政治动荡而经济不稳定，再加上一个事实上的“附属国”现状有关。
俄国：俄国与中国之类似处颇多，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农民问题严重，尽管帝俄已经初步具有资本主义的某种结构，但其内部矛盾重重，其间有如一段死结；农业生产的方式不改变则不易产生新型的工商业；没有新型的工商业则无法改革农业的生产方式。而一战加剧这种矛盾，终于引致革命爆发。“传统维系社会稳定的系带，此时全被割断”，社会陷入一种“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的模式。此前黄在本书第五章中引用霍布斯的理论来解释政府的产生，在此则为：俄国在1917年，近于霍布斯所说，国体解散，全民恢复到初民之绝对自由和无政府状态。虽说实际并无‘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状态，但群众各行所是，不听约束。在很多情形之下，群众之激进，尚超过布尔什维克之意料。在这种情形之下，环境所需要的不是宽大温和的政治家，而是‘巨灵’，一个带全能性且具有经济性格的现代政府。列宁毫不谦逊地公开说这是他和党员的着眼。在十月革命之前他早已承认，志在夺取一切权力。不过在这计划实现之前，他先要获得群众之支持。和以上各节所述其他国家比较，20世纪初年的俄国与彼等唯一相似之处乃是内外煎逼，亟须将一个旧式农业体制改换为一个新型的商业体制。此外不仅其背景和制度上的因素不能和其他国家相提并论，并且时间上之汇集尤为特殊。以沙皇之绝对政权，引发一个全民战争，不得不下台，是一切问题的焦点。因此所产生之后果称为十月革命者，其范围必广泛，时间也紧迫。于是暴力必不可免。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思想，与法家所谓“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为桀纣而亡”的宗旨相似。时至今日，我们不敢说同情或赞成，只有反复参照当日图片，看到农村妇女到战场上认尸，肠断魂移，才能在无言之中了解，布尔什维克之成功，不在他们理论之真切正确，而是由于他们在行动中认识整个历史转动大方向之所在，而敢于接受此中的挑战。
当日俄国之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维新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数目稀少，力量低微，意见分歧。所以，从协商会议到军事行动，始终找不到出路，于是只有如列宁者，自 认带有阴谋性的职业革命家之登场，于是也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在技术上讲，俄罗斯需要一个强人与一群法家死士。俄国投入欧战两年半而有二月革命，八个月之后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继续三年内战，这当中的意义还没有为中外读者透彻了解。只有从最近的发展来看，才能 体会到苏联的胚胎，不是十月革命产生，而系由三年内战而产生。二月革命算是否定了沙皇体制；十月革命也仍只否定了西方现代的代议政治，代之以一党专政。苏共因内战才能决定它本身的模型与尺度。这也非列宁或斯大林等人可以预见的。
诚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我们已经看出布尔什维克因为夺取政权及保持政权，让他们的民主原则和一般的顾忌逐渐消失。在现下三年和内外强敌作战之余，这种发展不仅持续，而且只有 增强，更扩张到政治之外，及于社会生活之任何部门。那被包围的心理状态，那种“不和我们合伙就是和我们作对”的情绪，成为了共产主义的精神状态。尚不止此。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共有24000人，至1922年内战结束后驻留于共产党内的只有此中半数，至1927年斯大林 停止新经济政策，组织集体农场之前夕，据称只有8000人。而共产党在内战后期1919至1921年间，党员数目即由30万增至70万，其中大多数为红军军人。至1928年初，党员数目已逾130万。可见得在革命的过程中，其上级所操纵的机构业已变质。当初一个反战、反侵略、带国际性格、具有优秀分子之气魄和理想主义的集团，至此已和以上所述条件完全相左。苏联的体制，由战时处理及战时状态造成。这种经济结构的主要目的在使全民动员，强迫少吃多做，造成投资的全面社会化，高速地使苏联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苏联一直没有脱离战斗经验，她不是备战，就是实际在作战。总之，共产党之编成与发韧与军事行动相始终。它继续了沙皇统治下的军事传统，也掌握了中枢的地盘。三年之内党员也曾遭到无数险阻艰辛，他们各人的事业成功也无不与内战有关，因此算是与列宁的革命哲学吻合，因为彼此都沉潜于军事思想与军事纪律之间。
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回头再看斯大林的“一国之内实行社会主义”，在逻辑上为合理。本书一再提及，资本主义一行，一定要资金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聘雇，而且交通通信保险等等服务性质之事业共通使用。这当中即有一个基层机构之中各种人力、物力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然后所有权与雇佣才能自分并离合 的程序中构成一个大罗网，而且越做越大。经济的组织，也是国家军备后勤的组织。其实社会主义的措施大致亦复如是，只是所有权可能属于公众，各人之职责可由 官僚机构调派，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则可换成由上级指令出纳受授，应垮台破产的事业可予以津贴而继续维持，而且由分配原料、厘定价格、管制交通等等办法，使国 民经济受政府干预。即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也有赖于信用，而信用不能没有法律支持，执行法制者则为国家机构。在实行社会主义时，政府之 干预愈深，只有使官僚机构的活动范围日益庞大。在这情形之下，如何能说“工人无祖国”？可见得正规之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不少布尔什维克在内，以为现代国家 纯系资本家剥削劳工之工具，因之对国家与军备存有轻视态度。斯大林无此幻想，他的规划有实际的功效。虽说他主持对希特勒的战事时的领导力量受到无数学者指 责，苏联在第二次大战时之作为与帝俄在第一次大战时之作为不同，有目共睹，而且当中相距只20年，斯大林能实际建设的时间更短。所以新体制有它的作用，无法一笔勾销。只是下层之义务全由上级指派，上级只能出现为一种专制独裁的体制。而中层的官僚机构作风也与原始共产主义理想的自由与解放相去甚远。列宁的“民主集中”的真髓所在。其民主是以人民为主体，而必须集中，则只有优秀分子能了解，只有共产党由上致下的纪律才能掌握。这些说法都不曾出现于马克思的思想系统中。”
三、个人心得体会
中国：最后的部分，是黄仁宇先生对中国的革命史的阐释。他仍将中国的革命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改造的表现，其最终得以结束的条件，必须是私人财产权的固定，在此之前一切的手段与状态，将互相交换的原由战时体制粗率组成，分配体制上以政治权力代替商业交换，也是出于此要求的必然演进，只属于过渡阶段。我们是否可以说，黄认为中国最终仍将走向一个商业社会呢？无论其名目是什么，是“资本主义”也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罢，在本书出版后近二十载后的今天，我们是否看到了一些自己生活的变化，恰好作为这一结论的例证呢？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社会的关系、利益和理性是影响中国人行动的几个因素，如果把它从历史角度来分析，这象征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传统中国一直到现在都是关系社会，中国人重视社会关系甚于其他，人们的行动是基于人际关系的。这可以从心理构建、社会结构和上层结构反映出来，这也是三重关卡。中国儿童之间的游戏，往往是大的让着小的，如果是下棋、打牌，那么规则都是不重要的，这造成了中国人的关系重于规则的心理建构。中国历来强调父慈子孝、爱有差等，均强化了对于关系的重视。这是第一层关卡。某人如果没有受到儿时教育的影响，那么在第二重关卡也难过，就是社会结构。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很难不重视关系，即使是靠个人努力成功，也需同上级建成良好个人关系，即所谓上面“有人”，才能出头。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稀缺，社会服务提供者就有选择的余地，如要享受也需关系。这时需指出一点，在痛恨各行各业均讲小团体利益，都需走后门的时候，也要从自己做起。事实上，讲“关系”是社会资源相对稀缺、大陆性大国的必然，也是历史形成，难以怪罪某人。以个人之力扭转社会，如同朱熹、王阳明所谓修身之学，或者如同雷锋一样以行动带动社会，都需要极大毅力，并非普通人可以为之，而且只能是间接作用于精神，其影响要到很久之后才能显现。第三重关卡则是上层结构，包括政策、立法等等。传统中国的立法是有身份之分的。即使在当代强调人人平等，司法实践也同个人身份和社会关系有关。想通以上几点，则可以对中国当前司法的问题释然。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体现国家人格意志的突出表现，在实践中中国十分重视关系，其次才是利益、原则，因此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十分适用于中国。
我希望关系时代是过去式，事实上仍然是现在式，但是已经逐渐被利益型社会侵蚀。 传统的行帮、村落、家族均体现关系社会，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人现在对于感情、关系不如以往重视，特别是商人，利益当前即可放弃关系。所以中国正在从关系社会向利益社会过渡。中国人也在从传统的关系人变成理性经济人。但是这种理性经济人，是传统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他们是不考虑社会责任的，只考虑自我利益最大化的。
我希望未来的中国社会是理性社会，个人能够拥有内心的理性和良知，在照顾自我利益的同时，平衡社会利益，促进群体发展，避免相互攻击，从心底真正尊重秩序，这样才能实现法治，弃绝人治。近来的工作我发现，这一愿景仍然任重道远，中国人的小圈子仍然根深蒂固。事实上，关系和利益是密不可分的，而理性离这二者要远得多。如果不能通过这一个门槛，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廉价的前途。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内涵和外延及其所反映的实际社会发展形态，是历史演绎出来的，而黄仁宇先生试图通过对错误认识的纠正，对各个不同国家最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体的分析，来向我们阐释，“资本主义”意义的完整性——它无法与国家历史事件发展本身割裂，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逻辑。中国学者在“资本主义”滥用的时代里，更需要找到自己的价值和认同，这就需要追根溯源对资本主义本身进行批判性地思考，而我认为，这就是黄仁宇先生试图通过他对历史的论证对我们表达的最深层次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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