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旁观者
——摘下有色眼镜读巴别尔的《骑兵军》
（刊于《深圳晚报》14-5-11，发表时有删节，仍是长文的草稿）
我想很多人打开伊萨克•巴别尔的代表作《骑兵军》的原始冲动都和我相似，受到一代文学偶像卡尔维诺、博尔赫斯抑或海明威的鼓动，他们的赞歌在耳畔久久不散——去读巴别尔，你会看到如诗一般优美而震撼的小说。然而阅读之旅真正开启时，却显得异常艰辛，因为《骑兵军》里所谓简洁精致的故事大都缺乏情节，巴别尔冷峻的笔锋又大大背离了我期冀在作品中寻找隐含作者立场的阅读惯性。只有等到我把阐释的意图彻底抛下，才真正走进了巴别尔——巴别尔最高明的地方正在于其放下了宏大的道德说教，而读者（尤其是中国的读者）由于历史的关系，无法卸下道德和情感的有色眼镜，从而误解了巴别尔。
最大的误解或许来自于译者戴骢先生，他在译者序中将《骑兵军》的魅力定义为“不但写到他们把献身革命事业作为一切的前提，而且淋漓尽致地刻划了他们身上人性的一面，而这种人性有时是被残酷的战争环境扭曲和病态化了的”。其实骑兵军中不仅没有呈现哥萨克战士投身革命的雄心壮志，而且也从未呈现出被战争扭曲的人性。巴别尔笔下的哥萨克战士几乎没有任何崇高的革命理想，更多的战士热爱战马远甚于热爱革命，例如那个因为战马被师长横刀夺爱愤而提交退党声明的赫列勃尼科夫，他把共产国际的建立看做是“为了快乐”，而今他的“快乐”被剥夺了（《一匹马的故事》）；又或是战马被波兰人的子弹打穿因而怒火中烧，独自在波兰村庄烧杀抢掠的阿弗尼卡•比达，最终大伙儿非但没有斥责他擅自离队，反而啧啧称奇说“是匹好马”，“马挺壮实”（《阿弗尼卡•比达》）。我想，用“革命事业”来称颂他们的行径并不恰当。可巴别尔确有在小说中提到他们脑海中的“革命理想”，也许更恰当的比附应是“有怨报怨，有仇报仇”。《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柯》可以算是《骑兵军》中篇幅较长的小说（有七页），开篇就是激情洋溢的演说词：“乡亲们，同志们，我的骨肉兄弟们！为了人类，你们不妨熟悉一下红军将领马特韦•巴甫利钦柯的传略吧。”可见巴甫利钦柯在前苏联红军招贤纳士时被当做楷模。这个出身牧童的可怜孩子也曾有过和妻子娜斯嘉亲亲热热的幸福日子，可后来妻子被庄园主强行占有，直到他以骑兵军将军的身份重新回到这片罪孽深重的土地，却不愿一枪了结仇人，而是用漫长的折磨解恨，作者如此描摹他的内心感受，“在这段时间内，我彻底领悟了活的滋味。”慷慨的革命召唤与真实的公报私仇构成了强烈的反讽，而反讽才是《骑兵军》的叙事口吻；又如《夜》，小说开头直接挑明：“啊，俄国的共产党党章！你铺设了一条神速的铁路穿越俄国纪事陈腐的泥淖……你之所以使他们成为编辑，就是要他们每天编写出一张充满大无畏的精神和粗俗的笑料的报纸。”这大约是身为第一骑兵军文书的巴别尔的内心独白吧？这部小说的尾声，加林一语道破革命与骑兵军之间的关系——“骑兵军是我们党中央所变的一种社会戏法。革命的弧线把满脑子偏见的哥萨克自由选民抛到了第一线，然而党中央因势利导，用钢铁的梳子将他们梳理……”如若哥萨克人也尝到快意恩仇的滋味，那么革命并非一味利用他们，而是互惠互利。
有了这个前提，不难理解小说中对哥萨克骑兵的残忍和暴戾的赤裸裸的描绘。我想指出，这种血性并不是在战争过程中扭曲的，而是哥萨克民族与身居来的血性，并且，巴别尔笔端时常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向往。吊诡的是，巴别尔是犹太人，而在他的出生地敖德萨，两个民族势同水火，犹太人始终处于弱势，作为一名“受害者”，他的“倒戈”引起了人们的揣测。于是有人认为，又是“革命”，弥合了犹太人与哥萨克人的嫌隙，甚至诱使巴别尔罹患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他们的证据是巴别尔的作品中涌现出了“渎神”的倾向，这无疑是革命思潮侵入犹太信仰的信号。
在我看来，这也是误解。首先，犹太民族根本不信仰《圣经》的《新约》部分；其次，“渎神”的主题更在于隐喻俄罗斯大地上的苦难。“渎神”倾向最明显的两篇小说分别是《潘•阿波廖克》和《萨什卡•耶稣》：阿波廖克把村里的私酒酿造者、放债人或出卖女儿的无耻之徒全画作圣徒的模样，其中抹大拉竟然是“那个父母不明、自己又生有一大群流浪儿的犹太姑娘艾丽卡”；而萨什卡被叫做“耶稣”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个“和气的老实人”。可一旦深究，小说的亵渎意味并不浓厚，阿波廖克成长至今日的原因正在于他自己的父亲冲动之下和在新婚之夜惨遭新郎抛弃的母亲交合，可一夜激情后父亲逃得无影无踪，他于是戏称自己是耶稣之子。萨什卡身世的悲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母亲再嫁，后父粗暴卑劣，他想阻止后父不要将“脏病”传给母亲，后父不听，只是答应让萨什卡去放牲口，就这样，他终于“自由”了。他们的苦难不亚于耶稣基督所遭受的。再者，我认为倘使巴别尔有“渎神”倾向的话，这种倾向更在于在哥萨克民族的血性中寻找补救犹太民族软弱的“解药”。小说中不仅有哥萨克人的惨痛历史，更有犹太人的惨痛现实，《骑兵军》第一篇《泅渡兹勃鲁契河》就白描了波兰人不顾犹太老父亲的跪求，仍在其女儿面前将其残忍杀害的故事，叙事者“我”在此冷冷倾听，不露出丝毫哀伤与同情，简直近乎冷血。不过倘若仔细比对，不难发现被欺凌的哥萨克人全都踏上“以牙还牙”的复仇之路，而巴别尔笔下的犹太人则除了哀声乞求外，别无他法。这或是读懂巴别尔为何服膺哥萨克人的另一条路径。另一方面，巴别尔对犹太民族的“空想”也不乏嘲弄，犹太店主基大利横跨两个小说，他对革命的清晰洞察令人惊叹，可是对他而言更重要的不是自身的选择，而是礼拜六的犹太教会祷告。《拉比》中对祷告仪式也作了实录，可笑的是不仅没有祭酒，拉比的儿子还是个“坏透了的逆子”，而且他们对窗外的炮火声声视而不见，作者有意强调“哥萨克人的呼声”，这些呼声和礼堂内的颓唐形成了多么荒诞的对比。小说最末自诩为“圣人”的拉比一再挽留“我”其实只是为从“我”这儿乞讨几个钱。无怪乎“我”要匆匆离开，因为“我”深知有更重要的事情正等待着自己。
与其用宏大的革命热情来曲解巴别尔不如用伟大的旁观者来看待巴别尔。他作为文书旁观军人，作为犹太人旁观哥萨克人，又作为哥萨克骑兵军里的“柳托夫”旁观犹太民族，正是因为跳出自身身份所形成的窠臼，他的洞察才显得尤为深刻，同时这种洞察也是具有永恒性的，只要读者自己摒除一切先入为主的观念。
（刊于《深圳晚报》14-5-11，发表时有删节，仍是长文的草稿）
我想很多人打开伊萨克•巴别尔的代表作《骑兵军》的原始冲动都和我相似，受到一代文学偶像卡尔维诺、博尔赫斯抑或海明威的鼓动，他们的赞歌在耳畔久久不散——去读巴别尔，你会看到如诗一般优美而震撼的小说。然而阅读之旅真正开启时，却显得异常艰辛，因为《骑兵军》里所谓简洁精致的故事大都缺乏情节，巴别尔冷峻的笔锋又大大背离了我期冀在作品中寻找隐含作者立场的阅读惯性。只有等到我把阐释的意图彻底抛下，才真正走进了巴别尔——巴别尔最高明的地方正在于其放下了宏大的道德说教，而读者（尤其是中国的读者）由于历史的关系，无法卸下道德和情感的有色眼镜，从而误解了巴别尔。
最大的误解或许来自于译者戴骢先生，他在译者序中将《骑兵军》的魅力定义为“不但写到他们把献身革命事业作为一切的前提，而且淋漓尽致地刻划了他们身上人性的一面，而这种人性有时是被残酷的战争环境扭曲和病态化了的”。其实骑兵军中不仅没有呈现哥萨克战士投身革命的雄心壮志，而且也从未呈现出被战争扭曲的人性。巴别尔笔下的哥萨克战士几乎没有任何崇高的革命理想，更多的战士热爱战马远甚于热爱革命，例如那个因为战马被师长横刀夺爱愤而提交退党声明的赫列勃尼科夫，他把共产国际的建立看做是“为了快乐”，而今他的“快乐”被剥夺了（《一匹马的故事》）；又或是战马被波兰人的子弹打穿因而怒火中烧，独自在波兰村庄烧杀抢掠的阿弗尼卡•比达，最终大伙儿非但没有斥责他擅自离队，反而啧啧称奇说“是匹好马”，“马挺壮实”（《阿弗尼卡•比达》）。我想，用“革命事业”来称颂他们的行径并不恰当。可巴别尔确有在小说中提到他们脑海中的“革命理想”，也许更恰当的比附应是“有怨报怨，有仇报仇”。《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柯》可以算是《骑兵军》中篇幅较长的小说（有七页），开篇就是激情洋溢的演说词：“乡亲们，同志们，我的骨肉兄弟们！为了人类，你们不妨熟悉一下红军将领马特韦•巴甫利钦柯的传略吧。”可见巴甫利钦柯在前苏联红军招贤纳士时被当做楷模。这个出身牧童的可怜孩子也曾有过和妻子娜斯嘉亲亲热热的幸福日子，可后来妻子被庄园主强行占有，直到他以骑兵军将军的身份重新回到这片罪孽深重的土地，却不愿一枪了结仇人，而是用漫长的折磨解恨，作者如此描摹他的内心感受，“在这段时间内，我彻底领悟了活的滋味。”慷慨的革命召唤与真实的公报私仇构成了强烈的反讽，而反讽才是《骑兵军》的叙事口吻；又如《夜》，小说开头直接挑明：“啊，俄国的共产党党章！你铺设了一条神速的铁路穿越俄国纪事陈腐的泥淖……你之所以使他们成为编辑，就是要他们每天编写出一张充满大无畏的精神和粗俗的笑料的报纸。”这大约是身为第一骑兵军文书的巴别尔的内心独白吧？这部小说的尾声，加林一语道破革命与骑兵军之间的关系——“骑兵军是我们党中央所变的一种社会戏法。革命的弧线把满脑子偏见的哥萨克自由选民抛到了第一线，然而党中央因势利导，用钢铁的梳子将他们梳理……”如若哥萨克人也尝到快意恩仇的滋味，那么革命并非一味利用他们，而是互惠互利。
有了这个前提，不难理解小说中对哥萨克骑兵的残忍和暴戾的赤裸裸的描绘。我想指出，这种血性并不是在战争过程中扭曲的，而是哥萨克民族与身居来的血性，并且，巴别尔笔端时常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向往。吊诡的是，巴别尔是犹太人，而在他的出生地敖德萨，两个民族势同水火，犹太人始终处于弱势，作为一名“受害者”，他的“倒戈”引起了人们的揣测。于是有人认为，又是“革命”，弥合了犹太人与哥萨克人的嫌隙，甚至诱使巴别尔罹患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他们的证据是巴别尔的作品中涌现出了“渎神”的倾向，这无疑是革命思潮侵入犹太信仰的信号。
在我看来，这也是误解。首先，犹太民族根本不信仰《圣经》的《新约》部分；其次，“渎神”的主题更在于隐喻俄罗斯大地上的苦难。“渎神”倾向最明显的两篇小说分别是《潘•阿波廖克》和《萨什卡•耶稣》：阿波廖克把村里的私酒酿造者、放债人或出卖女儿的无耻之徒全画作圣徒的模样，其中抹大拉竟然是“那个父母不明、自己又生有一大群流浪儿的犹太姑娘艾丽卡”；而萨什卡被叫做“耶稣”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个“和气的老实人”。可一旦深究，小说的亵渎意味并不浓厚，阿波廖克成长至今日的原因正在于他自己的父亲冲动之下和在新婚之夜惨遭新郎抛弃的母亲交合，可一夜激情后父亲逃得无影无踪，他于是戏称自己是耶稣之子。萨什卡身世的悲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母亲再嫁，后父粗暴卑劣，他想阻止后父不要将“脏病”传给母亲，后父不听，只是答应让萨什卡去放牲口，就这样，他终于“自由”了。他们的苦难不亚于耶稣基督所遭受的。再者，我认为倘使巴别尔有“渎神”倾向的话，这种倾向更在于在哥萨克民族的血性中寻找补救犹太民族软弱的“解药”。小说中不仅有哥萨克人的惨痛历史，更有犹太人的惨痛现实，《骑兵军》第一篇《泅渡兹勃鲁契河》就白描了波兰人不顾犹太老父亲的跪求，仍在其女儿面前将其残忍杀害的故事，叙事者“我”在此冷冷倾听，不露出丝毫哀伤与同情，简直近乎冷血。不过倘若仔细比对，不难发现被欺凌的哥萨克人全都踏上“以牙还牙”的复仇之路，而巴别尔笔下的犹太人则除了哀声乞求外，别无他法。这或是读懂巴别尔为何服膺哥萨克人的另一条路径。另一方面，巴别尔对犹太民族的“空想”也不乏嘲弄，犹太店主基大利横跨两个小说，他对革命的清晰洞察令人惊叹，可是对他而言更重要的不是自身的选择，而是礼拜六的犹太教会祷告。《拉比》中对祷告仪式也作了实录，可笑的是不仅没有祭酒，拉比的儿子还是个“坏透了的逆子”，而且他们对窗外的炮火声声视而不见，作者有意强调“哥萨克人的呼声”，这些呼声和礼堂内的颓唐形成了多么荒诞的对比。小说最末自诩为“圣人”的拉比一再挽留“我”其实只是为从“我”这儿乞讨几个钱。无怪乎“我”要匆匆离开，因为“我”深知有更重要的事情正等待着自己。
与其用宏大的革命热情来曲解巴别尔不如用伟大的旁观者来看待巴别尔。他作为文书旁观军人，作为犹太人旁观哥萨克人，又作为哥萨克骑兵军里的“柳托夫”旁观犹太民族，正是因为跳出自身身份所形成的窠臼，他的洞察才显得尤为深刻，同时这种洞察也是具有永恒性的，只要读者自己摒除一切先入为主的观念。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