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两个境界
这是杜著第二十五章原文：
一 历史的两个境界：淑世与致用
数千年来，中国在世界万国丛林中，是最重视历史的国家。数千年设立史官，及时记载天下事，是世界难有的盛况；千年以上的时间，设立史馆，撰修当代史与前代史，是史学上的不朽事业；天子公卿之尊，山林樵夫牧叟之微，皆凛然于历史的尊严；硕学之士，著书立说，英华之才，放言议论，规规然咸以历史为依归。凡此，都说明历史在中国数千年悠久的传统中，占有尊崇的地位。可是，发展到20世纪的今天，情形骤然改观。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失踪了；史馆修史的事业，差不多等于虚文了；上自总统，下至庶人，历史的观念有限；哲士学者，词人骚客，也竞以反历史反传统为能事。最重视历史的国家，沦于极不重视历史的国家(虽然不敢说是最不重视历史的国家)，这是历史上的突变！突变的形成，原因很多，认为历史无用，应是最大的原因之一。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如云烟般消逝，无助于六年国家建设，不能当选票使用，其有其无，没有作用。此类论调流行，历史的地位，自然消沉于天地之间了。
“历史自然没有锄头、摩托车或电流的功用。它不是物质(a material thing)，可以直接使用。不知历史的人，大可以采掘马铃薯，或从牛身上取奶”。“物理科学家的发现，对于物质上的目的，诸如军事上、医学上、工业上以及农业上，有其重要性。历史的发现，则殊少此类价值”。“历史不像物理学一样，有其实际功用，不管其历史知识如何渊深，没有人能用历史知识，发明蒸汽机，或使全城光明，或治癌病，或在北极圈种小麦”。以极现实的眼光，自然看不出历史有什么用处。历史的用处，有待从大处、深处、远处去看。
从大处、深处、远处去看，能发现历史有两个境界，一个是淑世的境界，一个是致用的境界。两个境界配合起来，能使历史的用处，无尽无穷。
二 历史能为世人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领域
首先，历史能为世人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领域，使人的生存时间延长，而神游于万古之上。人生忽忽数十寒暑，瞬即消逝，即使生值一个惊涛骇浪的变动时代，即使躬逢一个灿烂辉煌的文明盛世，所见所闻，仍极有限。唯有历史，能使人生存在无限的时间里面，摆脱现代的羁绊，自由驰骋于人类开辟以来的无数世纪。生于20世纪的今日，我们已知道数千年来，人们已在很真实的生活了，有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极其恬静；有时“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极其奢靡；有时精神焕发，思潮汹涌，创出各种各样的学问；有时慷慨悲歌，意气干云，掀起轰轰烈烈的伟业；惊心动魄的事件，不断发生；特立独行的人物，前后相望。这一些，不是虚幻，而如现在一样的真实，如现代人进入太空、登陆月球一样的神奇；这一些，不是其他学科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有历史才能将其清楚呈现。假如人类有历史的时代，不是数千年，而是数万年或数十万年，那么人所知道的奥秘，必更丰富，人的寿命，无形中由数十年延长到数万年或数十万年，那是如何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呢！考古学家用最科学的方法，考证史前人类的生活，总是流于笼统、呆滞，较之历史的记录，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所以历史在基本上是富有诗情画意的，它能为世人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领域。为逃避现实的嚣尘，可以驰骋于这个领域；为窥探人类的奥秘，可以驰骋于这个领域；为寻求知识的乐趣，也可以驰骋于这个领域。“从机械的当代，进入匠人多而机械少，想像多而科学少的世纪，是一种复苏”。“熟悉历史的人，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生于世界开辟之日”。醉心于历史的世界里，耗毕生美好岁月于繁冗枯燥的历史材料中，往往是为了精神上的解脱，学术上的好奇(intellectual curiosity)，以及知识上的享受(intellectual enjoyment)。“暗砌蛩吟，晓窗鸡唱，细书饮格，夹注跳行，每当目轮火爆，肩山石压，犹且吮残墨而凝神，搦秃豪而忘倦，时复默坐而玩之，缓步而绎之，仰眠床上，而寻其曲折，忽然有得，跃起书之，鸟入云，鱼纵渊，不足喻其疾也。顾视案上，有藜羹一杯，粝饭一盂，于是乎引饭进羹，登春台，飨太牢，不足喻其适也”，即知识上的高度享受。由此说起来，历史如诗一般，能滋润人生，美化人生，开拓人生，其淑世的功用，实非笔墨所能道尽了。
三 启迪思想，增加智慧
启迪思想，增加智慧，是历史有淑世功用的另一呈现。历史的表面，是层出不穷的事件，其背后则涉及种种不同的思想。如以体用来比喻，则思想其体，事件其用。因此历史是思想的最大源泉之一。历史又是人类经验(human experience)的记录，以往人类的经验，适可为来者作参考，智慧因之油然而兴。所以西哲所言：“历史增人智慧”；“一切历史的目的和范围，即在以过去的例证来传授我们，指导我们的欲望和行动的智慧”，说明了历史有增加智慧的功能。“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史学家写历史在于“述往事，思来者”，也充分显示出历史大有作用于启迪思想。
思想的出现，有其时间、空间的条件。静观天地之大，往往思如潮涌。历史则能将时间、空间延长扩大，使人人可以上下数千年，驰骋数万里，此时思潮如风起云涌，岂是偶然？所以历史除了本身为思想的化身，足以启迪思想外，也提供了思想出现的条件。大思想家每精历史，关键在此。(不精历史，则是局促于小的时间空间里，虽有思想，难以成其“大”。思想如不能上通远古，下瞻百代，如何能是大思想？)
智慧的形成，由于多识前言往行。“以铜为境，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能为人类作参考，以增加智慧，在于鉴戒的作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一旦历史上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自可产生免蹈前人覆辙的智慧。秦以苛法而亡，汉兴以后，济以宽大。唐以藩镇而衰，宋兴以后，集权中央，强干弱枝。失败的教训，只能从历史上获得。同时历史能使人类真正了解现在，而为其将来提出概略性的指导。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新问题丛生。世人纷纷回到历史上去，有人想发现解决当代问题的资料，有人存着梦想，期以找回失去的自信(confidence in self)与人性(humanity)，有人奢望得到理想(ideals)，有人仅图觅得慰藉。大凡想对于当代的困惑找答案，对于将来的发展找方向，非乞灵于历史不可。昧于历史，将陷于浑浑噩噩的状态。
四 促进人类的进化与文明
人类进化与文明的枢纽，操之于历史。世界上最进化最文明的民族，往往是最重历史的民族。印度民族不重历史，以致印度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今天却愚昧而落伍；中国、欧洲最重历史，而各为东西文明的重心。人类的进化，是要有所沿袭的；人类的文明，是由累积而来的。人类所以为万物之灵，便是由于有搜集前代经验的本能，有此本能，便能进化与文明。据说现代人的脑子，不比五千年以前人的脑子大，现代人的天赋思考能力，不比五千年以前人的天赋思考能力高。但是以其所搜集的前代经验多，有些方面，基础已稳固了，有些方面，只要沿袭就可以了。前人殚毕生精力所发现的一项真理，可以得之于旦夕；前人所遭遇的惨痛教训，可以避之而不重犯。以致表面上看，现代人像是比较聪明，像是更富思考能力，其实是累积与沿袭的结果。能够将以往人类进化的情形，以往人类文明的累积情形，一一昭示后世的，是历史。历史是人类进化与文明的枢纽，即此已灿然大白。
人类的进化与文明，进一步系于是否人人能发挥其智慧与力量，是否人心世道日趋于醇美。能鼓舞人群，使人人尽量发挥其智慧与力量的，是历史。因为名垂青史，是人类心理上的一种希望。有形的躯壳，不久将长埋地下，与草木同腐了，声名则可借历史与天地不朽。古今中外凡兢兢于立德、立功、立言者，往往出于留名之一念。由此区区一念，人类即渐几于进化与文明。而历史所留之名，有美有恶，专讲褒贬的历史，自然“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即只作叙事的历史，亦有惩恶劝善的功能。舍名位之赫然者，捃拾沟渠墙壁之间，起酸魂落魄，使其显名青史，为褒奖行为高洁的人物；大奸大恶，详载其行事，传之于后，使千载而下，人人欲加刃其颈，贱之为禽兽，则又何异于刀锯鼎镬之诛？所以人心世道的日趋醇美，历史所发生的作用，愈于宗教。人心世道日趋醇美了，人类才是真正的迈向进化与文明。如此说起来，历史的淑世功用，是昭昭然若揭诸日月了。
五 促使世界有可能走向和平
世界纷扰，战祸弥已，唯有历史有可能促使世界走向和平。西方史学家认为近代文明开始于人类觉悟历史的重要性，而完全进入历史之中，这是真正认识历史的伟论。历史能使人了解自己与自己的国家，更能使人了解他人与他人的国家。中国人不知中国历史，即不足知中国；中国人不知自己所承受于中国历史者，即不足以知自己。英国人所以如此，德国人所以如彼，唯有历史能暴其真相：历史的悠长演进，使国会制度(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与自由，变成了英国人的一切；举国的军事野心，举国人民的向心政府，促使德国在俾斯麦时代(Bismarck’s day)，形成了铁血政策。所以在万国林立的今日世界里，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能否互相了解，历史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科学已使世界的距离极度缩短了，科学也使世界极有可能毁于旦夕。据估计，在1990年代，世界上可能有48个国家拥有核子武器，更恐怖更具摧毁力的生化武器(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在积极发展之中(亦在积极约束之中)。那么今后世界的命运，系于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能否和平相处。以人道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humanity and brotherhood)相标榜，以期减少国际间的仇恨，往往华而不实，难收成效。实际上国际间的不能和平相处，最大的关键，在于彼此缺乏了解，所以历史须在此出现。一旦整个世界都进入历史之中了，对峙的万国，才有可能由互相了解而相安于无事。由此说起来，历史是有最大的淑世功用了，在此也可以说是救世功用了。
六 资治
所谓淑世，用英文来解释，是to refine the world。人世间枯燥、单调、短暂，需要历史滋润人世，美化人世，开拓人世；人世间战争频仍，祸乱相寻，种族的仇恨不断，世界的和平难期，需要历史促使世人互相了解，消除敌意；人类能否进化，能否文明，历史居于枢纽的地位；人类思想的开阔，智慧的闪烁，历史是培育者，开启者。如此说起来，历史是有淑世的功用了。人类较好的将来(a better future)，寄望于历史。所以说历史有一个淑世的境界，不是虚构。这是一个精神的境界，就像一般所讲的形而上的世界一样，不着实际，而却有其作用。谁说历史只是过去的陈迹呢？
淑世的境界以外，历史又有一个致用的境界，这是一个实际的境界，配合着起精神作用的淑世境界，使历史变成像刘知几所说的“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历史所以资治，是历史致用境界的具体表现。中国史学家为历史下定义，立界说，往往以资治为第一义：“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夫史者，所以纪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是故圣人之经纶天下，而不患其或敝者，惟有史以维之也”。“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繇也。则恶用史为？”中国一脉相承的廿五史，凡有关资治的史实，无不备载。律历、礼乐、食货、天文、沟洫、刑法、地理、百官、舆服、选举、兵制、部族诸志，自然无一不与治道相关，即列传也是政治史实的渊薮。如《汉书·贾谊传》载其《治安策》，《贾山传》载其《至言》，《公孙弘传》载其《贤良策》，即是明证。至于《通典》、《文献通考》一类的史籍，则与政书无异。如《通典》凡分八门，计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杜君卿于自序中云：“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日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堕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就作者诠释其编第之旨，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一本经纶天下的政书。所以“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一类的论调，用在中国，比用在西方，尤为适合。西方史学传统中，人人尽知相当注意从历史中寻求当代的政治轨道，定出当代的政治原则。罗马共和时期的希腊史学家波里比乌斯(Polybius，c.200 B.C.—118 B.C.)即认为历史是训练政治人才最好的科目；英国近代史学家仍然认为文官的训练，要靠历史。那么在中国，历史是政治知识与政治智慧(political wisdom)的渊源，更不容置疑。“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中国史书的资治功用，极为明显。从事实际政治者，应知历史，于是不待辨而可知。不知历史，想成为卓越的政治家，无异缘木而求鱼。
政治是最现实的，而历史可以资治，历史的致用功能尽现。
七 国可灭，史不可灭
“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这是中国古代史官为保存历史而弃国出奔的事实。君主昏暴，国事已不可为，而历史不能亡，宁携历史以出奔。历史的被珍重如此。到宋、元之际，于是出现了“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史学观念。宋德祐二年(1276年)宋都临安陷落之时，元将董文炳在临安主留事，曾说：“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于是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首先建议修金史的刘秉忠则云：“国灭史存，古之常道。宜撰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这是在元中统元年(1260年)以前数年提出。元至元元年(1264年)，王鹗请修辽、金二史，其言日：“自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盖前代史册，必代兴者与修，是非与夺，待后人而后公故也。”至正四年(1344年)阿鲁图《进(金史)表》云：“窃惟汉高帝入关，任萧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征以作《隋书》。盖历数归真主之朝，而简编载前代之事，国可灭，史不可灭，善吾师，恶亦吾师。”自宋末至元修宋、辽、金三史，所能见到有关“国可灭，史不可灭”观念的文字记录，大致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元的一位将军，竞有这种观念而保存了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足证这已是宋末极普遍的一种观念，为保存历史而打破了国界！首先建议修金史的刘秉忠是元世祖时代博学多识的一位谏臣；王鹗则为元世祖所礼遇的金遗民，其所谓“自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已有了存故国历史的意味。实际执笔起草《进(金史)表》的欧阳玄(阿鲁图挂名而已)，幼年曾从宋故老习为词章，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他强调“历数归真主之朝，而简编载前代之事，国可灭，史不可灭”，也多少代表了一些宋遗民的意见。如以另外一位金史学家元好问来看，国亡后矢志存故国之史，当时已颇不乏人。《金史·元好问传》云：“金亡不仕，……晚年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已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沮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搆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自此大致可以看出当时为故国而存史的观念，已渐流行。
元亡明兴，明太祖于洪武二年(1369年)谓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于是诏修元史，以李善长为监修，以宋濂、王樟为总裁，并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埙、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傅著、谢征十六人同为纂修，开局于天界寺，取元《经世大典》诸书，以资参考。诸儒至时，明太祖谕之曰：“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这是中国史学上极值注意的一件大事，存胜国之史，而又大量征胜国遗民参与修史，且自在上者发动。从此延聘前朝遗民修前朝史的新传统形成。清以异族入主中国，继承了这种新传统。康熙十八年(1679年)，诏修明史，当时最熟悉明史的明遗民万季野被请至京师，万氏为尽遗民之节，系以布衣参史局，从康熙十八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二十余年的悠长时间，不署衔，不受俸，与人往来，其自署惟曰布衣万斯同，这是纯为故国而存史的。“涂山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竟无成书，其君相之经营创建，与有司之所奉行，学士大夫之风尚源流，今日失考，后来者何所据乎？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祖不难以身殉，为其曾玄，乃不能尽心网罗，以备残略，死尚可以见吾先人地下乎？故自己未以来，迄今二十年间，隐忍史局，弃妻子兄弟不顾，诚欲有所冀也。”万氏自己将隐忍史局的隐情，完全吐露出来了。不肯赴明史馆的明遗民黄梨洲，更屡屡强调“国可灭，史不可灭”的观念。他与明史馆总裁叶方蔼、徐元文屡通款曲，不能解释成向清廷献媚，而实是他想借着这种关系，保存有明三百年的历史。从此看起来，中国史学上的“国可灭，史不可灭”的观念，是极纯的历史观念，消灭了敌国，却不消灭敌国的历史，元修宋辽金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都是存敌国的历史。亡国遗民，矢志以保存故国历史为己任，更是亡国历史能够存下来的关键。历史的被重视如此，历史的保存、比国家的存在更重要如此，可见历史对国家有最大的功用。国家可亡，而历史则不可亡。国家亡了，仍有恢复的希望。历史亡了，则国家将永远沉沦不复了！晚近世界大通，灭人之国，先灭其史，毒辣手段，无过于此。不幸我们的“教育部”，近些年来，对于中国历史，视若仇敌，大量削减中学、大学有关中国历史的课程，这是自己消灭自己的历史。如果不是另有居心，真是匪夷所思了！
想使国家永久存在下去，必须保存历史，历史与国家的兴亡关系密切如此，历史的致用功能可见。说历史于淑世的精神境界之外，另有一个致用的实际境界，其谁曰不然。
八 中国当代的轻视历史
中国立国数千年，迄今屹立不堕，应拜历史之赐。《春秋》所揭示的大一统之义，促使秦汉大一统的局面出现；秦汉以后，中国绝而复续者屡，也受《春秋》大一统之义的影响；《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则维持中国文明于不堕；继《春秋》而写的《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使“干戈贼乱之世”的五代，进至有宋的文明；明末清初出现的《日知录》、《读通鉴论》，严夷夏之防，持名教之论，中华赖以再造，世道借之复苏。历史大有造于中国者如此，所以到唐中叶，刘子玄便这样立论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这是明快精当之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白指出历史有大功用的言论，值得国人深思。
认清历史有大功用，不是偶然的。当太史公转述董仲舒之言时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只是承认《春秋》的大功用，而未普遍扩及到历史的功用；当魏文帝曹丕倡言：“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只是认清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未悟及真有此功用者是历史；文学批评的泰斗同时也精通史学的刘彦和，于齐、梁之际也只能说：“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历史有大功用，而认清历史有大功用者，则为较晚的时代，中外皆如此。不意到了20世纪的今天，有人竟一反常态，鄙视历史，这是令人惊讶的现象，也是令人感慨、叹息，甚至于痛哭流涕的现象！“兴亡有迭代之时，而中华无不复之日”，如果中国的历史飘零，顾亭林所持的信念，将是虚幻！
九 历史的弊害
历史能淑世，能致用，其大功用，略如上述。但是当其功用不能发挥时，则弊害丛生。人类的仇恨，国家民族的战争，往往肇端于历史。当历史为野心家所利用，而变成宣传性的武器时，则大灾难将由之以起。1870年的战争，大半由于梯也尔(L．A．Thiers，1797—1877)的历史作品，20世纪以来世界更大的祸变，应归因于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的史学“创”作。史学家沉淫于盲目的爱国主义(blind patriotism)，以错误的历史观念，引导全国完成历史使命(historic mission)，其不为现实政治中的野心家所利用者几希，其不导致血流成渠、尸骨遍野的惨剧者几希；史学家只知为政治服务，从实用主义出发，以狭隘的眼光，套用现实政治状况，解释所有的历史，其不引起人间仇恨者几希，其不导致人类完全丧失人性而趋于毁灭者几希。即使史学家无心自欺及欺世，仅以激动的笔调，叙述自认为正确的历史故事，如慷慨悲歌的英雄故事，如凄惨苍凉的殉道故事(stories of martyrdom)，皆有可能引起不良的影响。“读项羽之破王离，则须眉皆奋而杀机动；览田延年之责霍光，则胆魄皆张而戾气生”，《史记》、《汉书》的过分其词，其所产生的后果，实非原作者所能想像。荷马(Homer)的史诗《伊利亚特》(Iliad)所创的典型英雄人物亚奇里斯(Achilles)及亚加门诺(Agamemnon)，也为世界带来无穷困扰，以后所有劣史学家，从荷马所学者，为渲染此类英雄人物的事迹，而促成战争的不断发生。所以人类所珍贵的史书及其他典籍，毁于战争，自极不幸，更不幸者，为此类典籍，为战争所引出，尤不幸者，为此类典籍，为战争作了前驱！历史！历史！斯世以有你而绚丽，斯世亦因你而黯淡！
十 良史与劣史
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tield，1901—1979)于其《历史与人类关系》(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一书中，曾深感历史为一危险的学科，罪恶人物(sinister people)，像马克维利(Machiavelli)、拿破仑(Napoleon)等，皆自其中得其“奸邪之策”(tricks of the trade)，因此怀疑人类如忘尽所有的过去，如完全没有记忆，如仅面对将来而不回首过去，世界会否较好？但是“人是历史的动物”，血液中充满了历史的思想，想避历史，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人类如想蒙历史之利，借鉴历史教训而不受其害，只能寄望于良史(good history)的不断出现。历史所以产生弊害，由于劣史(bad history)充斥。良史未必能如科学那样，对人类百般服务，劣史却与科学同样具有摧毁人类的力量。所以巴特菲尔德最后还是积极的主张要教历史与研究历史，最大的理由，即是感觉存在于世界上的劣史太多了！
劣史充斥，良史不现，尸其疚者，是史学家。“照相机与胶卷没有意向，用之者则可使其有意向。”“沾着墨水，任何人可以写任何事。”史学家如存心欺骗，为宣传而写历史，则所写成的即是劣史；如没有美善的观念，不分良莠地登录所有的史实，则所写成的也极可能流于劣史。史学家有时确是很危险的人物(dangerous people)，能颠倒是非，混淆事实，能夸张人间的丑恶，输送可怕的毒液。因此史学家不但要有一套精确的方法，以寻求历史之真，而且要有求真的诚意，所谓学术的诚笃(intellectual honesty)。端正的心术，纯真的精神，于是对于史学家极为重要。史学家如不诚意的不顾一切的求真，则历史上的真，将杳无影踪。历史而不真，则历史即无任何功用可言。但是史学家在求真的大前提下，必须进一步求美与求善，然后历史的大功用始显。真善美三者兼备的历史，才能使世界由野蛮逐渐走向文明。所以说“真历史(true history)所贻于世者，尽是好影响”，是不完全正确的。真历史如果缺乏“浩阔的人类的同情”(broad human sympathy)，则产生弊害的可能性极大。
在世界性灾难迫于眉睫的今天，期望历史对于人类发挥大功用，莫过于世界史的撰写了。有人认为“没有世界史，历史无意义可言。”是有灼见的至言。超越西方，跳出东方，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以写全人类上下古今数千年的历史，将仇恨外族(hatred of foreigners)的心理，变成爱国家(the love of country)、爱人类(the love of mankind)的高贵情操，历史自然是祥和的福音，而不再是掀起人间仇恨的号角。
一 历史的两个境界：淑世与致用
数千年来，中国在世界万国丛林中，是最重视历史的国家。数千年设立史官，及时记载天下事，是世界难有的盛况；千年以上的时间，设立史馆，撰修当代史与前代史，是史学上的不朽事业；天子公卿之尊，山林樵夫牧叟之微，皆凛然于历史的尊严；硕学之士，著书立说，英华之才，放言议论，规规然咸以历史为依归。凡此，都说明历史在中国数千年悠久的传统中，占有尊崇的地位。可是，发展到20世纪的今天，情形骤然改观。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失踪了；史馆修史的事业，差不多等于虚文了；上自总统，下至庶人，历史的观念有限；哲士学者，词人骚客，也竞以反历史反传统为能事。最重视历史的国家，沦于极不重视历史的国家(虽然不敢说是最不重视历史的国家)，这是历史上的突变！突变的形成，原因很多，认为历史无用，应是最大的原因之一。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如云烟般消逝，无助于六年国家建设，不能当选票使用，其有其无，没有作用。此类论调流行，历史的地位，自然消沉于天地之间了。
“历史自然没有锄头、摩托车或电流的功用。它不是物质(a material thing)，可以直接使用。不知历史的人，大可以采掘马铃薯，或从牛身上取奶”。“物理科学家的发现，对于物质上的目的，诸如军事上、医学上、工业上以及农业上，有其重要性。历史的发现，则殊少此类价值”。“历史不像物理学一样，有其实际功用，不管其历史知识如何渊深，没有人能用历史知识，发明蒸汽机，或使全城光明，或治癌病，或在北极圈种小麦”。以极现实的眼光，自然看不出历史有什么用处。历史的用处，有待从大处、深处、远处去看。
从大处、深处、远处去看，能发现历史有两个境界，一个是淑世的境界，一个是致用的境界。两个境界配合起来，能使历史的用处，无尽无穷。
二 历史能为世人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领域
首先，历史能为世人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领域，使人的生存时间延长，而神游于万古之上。人生忽忽数十寒暑，瞬即消逝，即使生值一个惊涛骇浪的变动时代，即使躬逢一个灿烂辉煌的文明盛世，所见所闻，仍极有限。唯有历史，能使人生存在无限的时间里面，摆脱现代的羁绊，自由驰骋于人类开辟以来的无数世纪。生于20世纪的今日，我们已知道数千年来，人们已在很真实的生活了，有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极其恬静；有时“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极其奢靡；有时精神焕发，思潮汹涌，创出各种各样的学问；有时慷慨悲歌，意气干云，掀起轰轰烈烈的伟业；惊心动魄的事件，不断发生；特立独行的人物，前后相望。这一些，不是虚幻，而如现在一样的真实，如现代人进入太空、登陆月球一样的神奇；这一些，不是其他学科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有历史才能将其清楚呈现。假如人类有历史的时代，不是数千年，而是数万年或数十万年，那么人所知道的奥秘，必更丰富，人的寿命，无形中由数十年延长到数万年或数十万年，那是如何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呢！考古学家用最科学的方法，考证史前人类的生活，总是流于笼统、呆滞，较之历史的记录，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所以历史在基本上是富有诗情画意的，它能为世人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领域。为逃避现实的嚣尘，可以驰骋于这个领域；为窥探人类的奥秘，可以驰骋于这个领域；为寻求知识的乐趣，也可以驰骋于这个领域。“从机械的当代，进入匠人多而机械少，想像多而科学少的世纪，是一种复苏”。“熟悉历史的人，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生于世界开辟之日”。醉心于历史的世界里，耗毕生美好岁月于繁冗枯燥的历史材料中，往往是为了精神上的解脱，学术上的好奇(intellectual curiosity)，以及知识上的享受(intellectual enjoyment)。“暗砌蛩吟，晓窗鸡唱，细书饮格，夹注跳行，每当目轮火爆，肩山石压，犹且吮残墨而凝神，搦秃豪而忘倦，时复默坐而玩之，缓步而绎之，仰眠床上，而寻其曲折，忽然有得，跃起书之，鸟入云，鱼纵渊，不足喻其疾也。顾视案上，有藜羹一杯，粝饭一盂，于是乎引饭进羹，登春台，飨太牢，不足喻其适也”，即知识上的高度享受。由此说起来，历史如诗一般，能滋润人生，美化人生，开拓人生，其淑世的功用，实非笔墨所能道尽了。
三 启迪思想，增加智慧
启迪思想，增加智慧，是历史有淑世功用的另一呈现。历史的表面，是层出不穷的事件，其背后则涉及种种不同的思想。如以体用来比喻，则思想其体，事件其用。因此历史是思想的最大源泉之一。历史又是人类经验(human experience)的记录，以往人类的经验，适可为来者作参考，智慧因之油然而兴。所以西哲所言：“历史增人智慧”；“一切历史的目的和范围，即在以过去的例证来传授我们，指导我们的欲望和行动的智慧”，说明了历史有增加智慧的功能。“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史学家写历史在于“述往事，思来者”，也充分显示出历史大有作用于启迪思想。
思想的出现，有其时间、空间的条件。静观天地之大，往往思如潮涌。历史则能将时间、空间延长扩大，使人人可以上下数千年，驰骋数万里，此时思潮如风起云涌，岂是偶然？所以历史除了本身为思想的化身，足以启迪思想外，也提供了思想出现的条件。大思想家每精历史，关键在此。(不精历史，则是局促于小的时间空间里，虽有思想，难以成其“大”。思想如不能上通远古，下瞻百代，如何能是大思想？)
智慧的形成，由于多识前言往行。“以铜为境，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能为人类作参考，以增加智慧，在于鉴戒的作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一旦历史上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自可产生免蹈前人覆辙的智慧。秦以苛法而亡，汉兴以后，济以宽大。唐以藩镇而衰，宋兴以后，集权中央，强干弱枝。失败的教训，只能从历史上获得。同时历史能使人类真正了解现在，而为其将来提出概略性的指导。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新问题丛生。世人纷纷回到历史上去，有人想发现解决当代问题的资料，有人存着梦想，期以找回失去的自信(confidence in self)与人性(humanity)，有人奢望得到理想(ideals)，有人仅图觅得慰藉。大凡想对于当代的困惑找答案，对于将来的发展找方向，非乞灵于历史不可。昧于历史，将陷于浑浑噩噩的状态。
四 促进人类的进化与文明
人类进化与文明的枢纽，操之于历史。世界上最进化最文明的民族，往往是最重历史的民族。印度民族不重历史，以致印度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今天却愚昧而落伍；中国、欧洲最重历史，而各为东西文明的重心。人类的进化，是要有所沿袭的；人类的文明，是由累积而来的。人类所以为万物之灵，便是由于有搜集前代经验的本能，有此本能，便能进化与文明。据说现代人的脑子，不比五千年以前人的脑子大，现代人的天赋思考能力，不比五千年以前人的天赋思考能力高。但是以其所搜集的前代经验多，有些方面，基础已稳固了，有些方面，只要沿袭就可以了。前人殚毕生精力所发现的一项真理，可以得之于旦夕；前人所遭遇的惨痛教训，可以避之而不重犯。以致表面上看，现代人像是比较聪明，像是更富思考能力，其实是累积与沿袭的结果。能够将以往人类进化的情形，以往人类文明的累积情形，一一昭示后世的，是历史。历史是人类进化与文明的枢纽，即此已灿然大白。
人类的进化与文明，进一步系于是否人人能发挥其智慧与力量，是否人心世道日趋于醇美。能鼓舞人群，使人人尽量发挥其智慧与力量的，是历史。因为名垂青史，是人类心理上的一种希望。有形的躯壳，不久将长埋地下，与草木同腐了，声名则可借历史与天地不朽。古今中外凡兢兢于立德、立功、立言者，往往出于留名之一念。由此区区一念，人类即渐几于进化与文明。而历史所留之名，有美有恶，专讲褒贬的历史，自然“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即只作叙事的历史，亦有惩恶劝善的功能。舍名位之赫然者，捃拾沟渠墙壁之间，起酸魂落魄，使其显名青史，为褒奖行为高洁的人物；大奸大恶，详载其行事，传之于后，使千载而下，人人欲加刃其颈，贱之为禽兽，则又何异于刀锯鼎镬之诛？所以人心世道的日趋醇美，历史所发生的作用，愈于宗教。人心世道日趋醇美了，人类才是真正的迈向进化与文明。如此说起来，历史的淑世功用，是昭昭然若揭诸日月了。
五 促使世界有可能走向和平
世界纷扰，战祸弥已，唯有历史有可能促使世界走向和平。西方史学家认为近代文明开始于人类觉悟历史的重要性，而完全进入历史之中，这是真正认识历史的伟论。历史能使人了解自己与自己的国家，更能使人了解他人与他人的国家。中国人不知中国历史，即不足知中国；中国人不知自己所承受于中国历史者，即不足以知自己。英国人所以如此，德国人所以如彼，唯有历史能暴其真相：历史的悠长演进，使国会制度(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与自由，变成了英国人的一切；举国的军事野心，举国人民的向心政府，促使德国在俾斯麦时代(Bismarck’s day)，形成了铁血政策。所以在万国林立的今日世界里，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能否互相了解，历史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科学已使世界的距离极度缩短了，科学也使世界极有可能毁于旦夕。据估计，在1990年代，世界上可能有48个国家拥有核子武器，更恐怖更具摧毁力的生化武器(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在积极发展之中(亦在积极约束之中)。那么今后世界的命运，系于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能否和平相处。以人道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humanity and brotherhood)相标榜，以期减少国际间的仇恨，往往华而不实，难收成效。实际上国际间的不能和平相处，最大的关键，在于彼此缺乏了解，所以历史须在此出现。一旦整个世界都进入历史之中了，对峙的万国，才有可能由互相了解而相安于无事。由此说起来，历史是有最大的淑世功用了，在此也可以说是救世功用了。
六 资治
所谓淑世，用英文来解释，是to refine the world。人世间枯燥、单调、短暂，需要历史滋润人世，美化人世，开拓人世；人世间战争频仍，祸乱相寻，种族的仇恨不断，世界的和平难期，需要历史促使世人互相了解，消除敌意；人类能否进化，能否文明，历史居于枢纽的地位；人类思想的开阔，智慧的闪烁，历史是培育者，开启者。如此说起来，历史是有淑世的功用了。人类较好的将来(a better future)，寄望于历史。所以说历史有一个淑世的境界，不是虚构。这是一个精神的境界，就像一般所讲的形而上的世界一样，不着实际，而却有其作用。谁说历史只是过去的陈迹呢？
淑世的境界以外，历史又有一个致用的境界，这是一个实际的境界，配合着起精神作用的淑世境界，使历史变成像刘知几所说的“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历史所以资治，是历史致用境界的具体表现。中国史学家为历史下定义，立界说，往往以资治为第一义：“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夫史者，所以纪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是故圣人之经纶天下，而不患其或敝者，惟有史以维之也”。“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繇也。则恶用史为？”中国一脉相承的廿五史，凡有关资治的史实，无不备载。律历、礼乐、食货、天文、沟洫、刑法、地理、百官、舆服、选举、兵制、部族诸志，自然无一不与治道相关，即列传也是政治史实的渊薮。如《汉书·贾谊传》载其《治安策》，《贾山传》载其《至言》，《公孙弘传》载其《贤良策》，即是明证。至于《通典》、《文献通考》一类的史籍，则与政书无异。如《通典》凡分八门，计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杜君卿于自序中云：“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日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堕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就作者诠释其编第之旨，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一本经纶天下的政书。所以“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一类的论调，用在中国，比用在西方，尤为适合。西方史学传统中，人人尽知相当注意从历史中寻求当代的政治轨道，定出当代的政治原则。罗马共和时期的希腊史学家波里比乌斯(Polybius，c.200 B.C.—118 B.C.)即认为历史是训练政治人才最好的科目；英国近代史学家仍然认为文官的训练，要靠历史。那么在中国，历史是政治知识与政治智慧(political wisdom)的渊源，更不容置疑。“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中国史书的资治功用，极为明显。从事实际政治者，应知历史，于是不待辨而可知。不知历史，想成为卓越的政治家，无异缘木而求鱼。
政治是最现实的，而历史可以资治，历史的致用功能尽现。
七 国可灭，史不可灭
“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这是中国古代史官为保存历史而弃国出奔的事实。君主昏暴，国事已不可为，而历史不能亡，宁携历史以出奔。历史的被珍重如此。到宋、元之际，于是出现了“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史学观念。宋德祐二年(1276年)宋都临安陷落之时，元将董文炳在临安主留事，曾说：“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于是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首先建议修金史的刘秉忠则云：“国灭史存，古之常道。宜撰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这是在元中统元年(1260年)以前数年提出。元至元元年(1264年)，王鹗请修辽、金二史，其言日：“自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盖前代史册，必代兴者与修，是非与夺，待后人而后公故也。”至正四年(1344年)阿鲁图《进(金史)表》云：“窃惟汉高帝入关，任萧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征以作《隋书》。盖历数归真主之朝，而简编载前代之事，国可灭，史不可灭，善吾师，恶亦吾师。”自宋末至元修宋、辽、金三史，所能见到有关“国可灭，史不可灭”观念的文字记录，大致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元的一位将军，竞有这种观念而保存了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足证这已是宋末极普遍的一种观念，为保存历史而打破了国界！首先建议修金史的刘秉忠是元世祖时代博学多识的一位谏臣；王鹗则为元世祖所礼遇的金遗民，其所谓“自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已有了存故国历史的意味。实际执笔起草《进(金史)表》的欧阳玄(阿鲁图挂名而已)，幼年曾从宋故老习为词章，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他强调“历数归真主之朝，而简编载前代之事，国可灭，史不可灭”，也多少代表了一些宋遗民的意见。如以另外一位金史学家元好问来看，国亡后矢志存故国之史，当时已颇不乏人。《金史·元好问传》云：“金亡不仕，……晚年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已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沮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搆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自此大致可以看出当时为故国而存史的观念，已渐流行。
元亡明兴，明太祖于洪武二年(1369年)谓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于是诏修元史，以李善长为监修，以宋濂、王樟为总裁，并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埙、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傅著、谢征十六人同为纂修，开局于天界寺，取元《经世大典》诸书，以资参考。诸儒至时，明太祖谕之曰：“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这是中国史学上极值注意的一件大事，存胜国之史，而又大量征胜国遗民参与修史，且自在上者发动。从此延聘前朝遗民修前朝史的新传统形成。清以异族入主中国，继承了这种新传统。康熙十八年(1679年)，诏修明史，当时最熟悉明史的明遗民万季野被请至京师，万氏为尽遗民之节，系以布衣参史局，从康熙十八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二十余年的悠长时间，不署衔，不受俸，与人往来，其自署惟曰布衣万斯同，这是纯为故国而存史的。“涂山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竟无成书，其君相之经营创建，与有司之所奉行，学士大夫之风尚源流，今日失考，后来者何所据乎？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祖不难以身殉，为其曾玄，乃不能尽心网罗，以备残略，死尚可以见吾先人地下乎？故自己未以来，迄今二十年间，隐忍史局，弃妻子兄弟不顾，诚欲有所冀也。”万氏自己将隐忍史局的隐情，完全吐露出来了。不肯赴明史馆的明遗民黄梨洲，更屡屡强调“国可灭，史不可灭”的观念。他与明史馆总裁叶方蔼、徐元文屡通款曲，不能解释成向清廷献媚，而实是他想借着这种关系，保存有明三百年的历史。从此看起来，中国史学上的“国可灭，史不可灭”的观念，是极纯的历史观念，消灭了敌国，却不消灭敌国的历史，元修宋辽金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都是存敌国的历史。亡国遗民，矢志以保存故国历史为己任，更是亡国历史能够存下来的关键。历史的被重视如此，历史的保存、比国家的存在更重要如此，可见历史对国家有最大的功用。国家可亡，而历史则不可亡。国家亡了，仍有恢复的希望。历史亡了，则国家将永远沉沦不复了！晚近世界大通，灭人之国，先灭其史，毒辣手段，无过于此。不幸我们的“教育部”，近些年来，对于中国历史，视若仇敌，大量削减中学、大学有关中国历史的课程，这是自己消灭自己的历史。如果不是另有居心，真是匪夷所思了！
想使国家永久存在下去，必须保存历史，历史与国家的兴亡关系密切如此，历史的致用功能可见。说历史于淑世的精神境界之外，另有一个致用的实际境界，其谁曰不然。
八 中国当代的轻视历史
中国立国数千年，迄今屹立不堕，应拜历史之赐。《春秋》所揭示的大一统之义，促使秦汉大一统的局面出现；秦汉以后，中国绝而复续者屡，也受《春秋》大一统之义的影响；《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则维持中国文明于不堕；继《春秋》而写的《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使“干戈贼乱之世”的五代，进至有宋的文明；明末清初出现的《日知录》、《读通鉴论》，严夷夏之防，持名教之论，中华赖以再造，世道借之复苏。历史大有造于中国者如此，所以到唐中叶，刘子玄便这样立论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这是明快精当之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白指出历史有大功用的言论，值得国人深思。
认清历史有大功用，不是偶然的。当太史公转述董仲舒之言时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只是承认《春秋》的大功用，而未普遍扩及到历史的功用；当魏文帝曹丕倡言：“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只是认清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未悟及真有此功用者是历史；文学批评的泰斗同时也精通史学的刘彦和，于齐、梁之际也只能说：“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历史有大功用，而认清历史有大功用者，则为较晚的时代，中外皆如此。不意到了20世纪的今天，有人竟一反常态，鄙视历史，这是令人惊讶的现象，也是令人感慨、叹息，甚至于痛哭流涕的现象！“兴亡有迭代之时，而中华无不复之日”，如果中国的历史飘零，顾亭林所持的信念，将是虚幻！
九 历史的弊害
历史能淑世，能致用，其大功用，略如上述。但是当其功用不能发挥时，则弊害丛生。人类的仇恨，国家民族的战争，往往肇端于历史。当历史为野心家所利用，而变成宣传性的武器时，则大灾难将由之以起。1870年的战争，大半由于梯也尔(L．A．Thiers，1797—1877)的历史作品，20世纪以来世界更大的祸变，应归因于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的史学“创”作。史学家沉淫于盲目的爱国主义(blind patriotism)，以错误的历史观念，引导全国完成历史使命(historic mission)，其不为现实政治中的野心家所利用者几希，其不导致血流成渠、尸骨遍野的惨剧者几希；史学家只知为政治服务，从实用主义出发，以狭隘的眼光，套用现实政治状况，解释所有的历史，其不引起人间仇恨者几希，其不导致人类完全丧失人性而趋于毁灭者几希。即使史学家无心自欺及欺世，仅以激动的笔调，叙述自认为正确的历史故事，如慷慨悲歌的英雄故事，如凄惨苍凉的殉道故事(stories of martyrdom)，皆有可能引起不良的影响。“读项羽之破王离，则须眉皆奋而杀机动；览田延年之责霍光，则胆魄皆张而戾气生”，《史记》、《汉书》的过分其词，其所产生的后果，实非原作者所能想像。荷马(Homer)的史诗《伊利亚特》(Iliad)所创的典型英雄人物亚奇里斯(Achilles)及亚加门诺(Agamemnon)，也为世界带来无穷困扰，以后所有劣史学家，从荷马所学者，为渲染此类英雄人物的事迹，而促成战争的不断发生。所以人类所珍贵的史书及其他典籍，毁于战争，自极不幸，更不幸者，为此类典籍，为战争所引出，尤不幸者，为此类典籍，为战争作了前驱！历史！历史！斯世以有你而绚丽，斯世亦因你而黯淡！
十 良史与劣史
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tield，1901—1979)于其《历史与人类关系》(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一书中，曾深感历史为一危险的学科，罪恶人物(sinister people)，像马克维利(Machiavelli)、拿破仑(Napoleon)等，皆自其中得其“奸邪之策”(tricks of the trade)，因此怀疑人类如忘尽所有的过去，如完全没有记忆，如仅面对将来而不回首过去，世界会否较好？但是“人是历史的动物”，血液中充满了历史的思想，想避历史，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人类如想蒙历史之利，借鉴历史教训而不受其害，只能寄望于良史(good history)的不断出现。历史所以产生弊害，由于劣史(bad history)充斥。良史未必能如科学那样，对人类百般服务，劣史却与科学同样具有摧毁人类的力量。所以巴特菲尔德最后还是积极的主张要教历史与研究历史，最大的理由，即是感觉存在于世界上的劣史太多了！
劣史充斥，良史不现，尸其疚者，是史学家。“照相机与胶卷没有意向，用之者则可使其有意向。”“沾着墨水，任何人可以写任何事。”史学家如存心欺骗，为宣传而写历史，则所写成的即是劣史；如没有美善的观念，不分良莠地登录所有的史实，则所写成的也极可能流于劣史。史学家有时确是很危险的人物(dangerous people)，能颠倒是非，混淆事实，能夸张人间的丑恶，输送可怕的毒液。因此史学家不但要有一套精确的方法，以寻求历史之真，而且要有求真的诚意，所谓学术的诚笃(intellectual honesty)。端正的心术，纯真的精神，于是对于史学家极为重要。史学家如不诚意的不顾一切的求真，则历史上的真，将杳无影踪。历史而不真，则历史即无任何功用可言。但是史学家在求真的大前提下，必须进一步求美与求善，然后历史的大功用始显。真善美三者兼备的历史，才能使世界由野蛮逐渐走向文明。所以说“真历史(true history)所贻于世者，尽是好影响”，是不完全正确的。真历史如果缺乏“浩阔的人类的同情”(broad human sympathy)，则产生弊害的可能性极大。
在世界性灾难迫于眉睫的今天，期望历史对于人类发挥大功用，莫过于世界史的撰写了。有人认为“没有世界史，历史无意义可言。”是有灼见的至言。超越西方，跳出东方，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以写全人类上下古今数千年的历史，将仇恨外族(hatred of foreigners)的心理，变成爱国家(the love of country)、爱人类(the love of mankind)的高贵情操，历史自然是祥和的福音，而不再是掀起人间仇恨的号角。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