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风西渐的一个小梳理

在法国大革命以前，中国对欧陆造成的影响与冲击，可以简单划分为两个时期：16、17世纪以宗教为主，而18世纪以社会制度为主。虽然本题询问的是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但不提17世纪的铺垫是说不过去的，因为17世纪就像导火索，引爆了18世纪的炸药桶，顺着历史路径，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历史沿革与转折之处。

可以说，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赞美与讴歌，不过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欧洲人雾里看花，对中国只有粗浅的印象，其信息来源全部来自耶稣会教士、商人、海员。尤其在早期，基本上是被耶稣会教士所垄断。

在那个时代，不远万里，不顾生死来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泰半是人中之龙，凝聚着老欧洲的精华所在，见识与学问在整个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思及斯人高贵节操至今令人起敬。但是耶稣会士是有其立场的，为了实现将中国归入天主荣光的理念，耶稣会士就必须向欧洲的资助者证明他们的赞助是有价值的，因此在传回关于中国的资料里，耶稣会士往往掩盖了中国的许多丑陋与黑暗，只宣扬对自己有利的事实。但历史的好玩/吊诡处在于，耶稣会士褒美中国的行为，最后反倒帮助了他们在西欧反对天主教的对手。

大体说来，16到17世纪，中国在欧洲引起的争论在以下三个领域：中国哲学的宗教属性、中国古代编年史对基督教编年史的冲击以及汉字对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传教士为了向欧洲社会证明在中国传教的可行性，于是声称在孔子的理念里就存在了一神的观念，孔子所宣扬的天并非物质意义上的天，其实就是上帝，只是近儒误解了古儒的理念，走向了无神论的异端，于是耶稣会士拼命诋毁理学。至于佛道之学，被耶稣会士出于同样的目的，给无视了，于是在当时欧洲人的知识里，并不知道佛道的存在，就算知道也只以为是群装神弄鬼欺骗底层民众的骗子。

耶稣会士对儒教的译介，在英国与欧陆引起了自然神论者的大讨论。自然神论希望建立由理性而非启示为根基的宗教，耶稣会士对儒学的介绍被天主教的反对者接受过去，以中国作为援引来兹词他们心中的理念。在他们看来，中国证明了一个没有启示宗教的国度，也可以很好地运转下去。不论是孔子，还是理学，都是最好的证据。相对来说，由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因此他们比较亲和孔子，欧陆的理性主义色彩浓重，所以他们更欣赏理学。

而他们对中国古老历史的介绍，则是冲击了传统的基督教编年史。在圣经之中，是不存在中国的，更不存在中国的历史。而欧洲传统的编年史是由基督教主导的，建立在圣经之上，具有很浓重的神学意义，即以圣经的观念来阐释历史。当中国的纪年被证明是真实的时候，传统的观念訇然倒地，因为中国的历史在基督教编年史里根本无处安身，两者之间必然只有一方是真的。

而到了18世纪，虽然宗教的论争依然存在，然后此时社会的主题被置换成对欧陆社会制度的反思。启蒙时代或者说欧陆启蒙主义的主题之一，便在于能否用理性来为人类创建一个新的可欲的社会制度。耶稣会士对中国的褒美，不仅在思想文化上，在政治制度上也予以粉饰，在耶稣会笔下，中国有一位开明“哔—”君主和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而这样值得称道的行政体系以儒家的道德和学问为依据，君王和大臣皆为之效行。这开启了欧陆启蒙主义者对中国的想象和效仿。

自耶稣会士睁眼看世界以来，许多欧陆的观察家认为中国是由一群哲学家治理的美好国度，是真正体现哲学王理念的理想国。因此欧洲非常乐意援引中国来批评欧洲，不仅欧陆如此，其实英国也如此，但与欧陆彼时对中国近乎一面倒的讴歌不同，英国对中国是不以为然的。因为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同时由于有海峡的阻隔战争压力不大，没有欧陆列国加强中央集权的迫切感。

在英国文人笔下，中国彼时并非完全正面形象，恰相反，英国人书写中国往往意含讽刺。由于彼时英国确立了立宪政体，两党党争中有时会拿中国来借题发挥。中国在其中的形象或褒或贬，其目的都是为了攻击对手。比如1738年约翰逊在《君子杂志》上匿名发表赞扬中国谏议制度的一封信，表面上夸奖中国政治清明，官僚制度有人制约，但实地里却是讽刺当时内阁的黑暗。而1740年一个政论性的小册子《一篇非正式的论文，是由读了杜赫德的《中国通志》所引起的，随时可读，除了这个该死的1740年》，作者佚名，大体是在讽刺中国的阴暗面，是非常不可欲的制度，然后笔锋一转，将当时英国的政治制度与之并列，甚至嘲讽首相应该学习中国控制国家的手段。

总体说来，中国在英国人心理更多是一个负面形象，建立立宪政体的英国人越来越认为中国与奥斯曼一样，都是不可欲的“哔”政体，政治腐败，科技落后，文化保守，不值一提。欧洲对中国人的否定与批判也基本上是从英国人开始的，欧洲大陆上接近经验主义思维的学者也往往倾向于英国人的判断，比如孟德斯鸠。我曾在知乎另一个问题下提及这段往事，可惜后来整个问题都被知乎和谐了，说来遗憾我没有保存那个答案。

而在欧陆的笔下，中国人受到称赞并值得模仿之处，除了被相信能够富国强军，保障民生的开明君主“哔—”制以及文官制度以外，还有所谓的宗教宽容、道德教化，以及重农思想。

由于宗教改革以来，欧洲大陆频繁遭受宗教战争之苦，因此呼求宗教宽容的舆论越来越壮大，中国这样一个不以宗教而以道德治理社会的国家，在宗教宽容这一项上倍受赞誉。伏尔泰多次撰文为之夸赞，批评基督徒的自负与傲慢，并因此对中国文学中的道德教化产生兴趣。将《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的故事，如今早已是人所周知的事情了。普鲁士的沃尔夫就中国人的道德发表演讲，称赞中国的道德教化举世无双，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大讨论。

除此外，由于法国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对国内农民进行盘剥，使得农民不堪重负，造成国人反弹。法国于是出现了重农主义，他们不一定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却肯定中国的农业政策。哪怕是一直否定中国的孟德斯鸠，也认为中国对农业的重视是一项善政。法国的启蒙哲人普瓦维尔、卢骚也或多或少肯定中国的农业制度。

作为中国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真的是啼笑皆非，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历史解释之中重叠着历史想象与历史发明，与现在多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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