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德•索托《资本的秘密》有感

这本书之前读过一遍，疑惑甚多，甚至引起了我对欧美国家历史的兴趣，不过本学期以来事务繁忙，心意惫怠，看书计划一再搁浅，空藏了一箱书，趁着间隙偷个闲心整理整理自己的思考，然后把借来的书还了吧。
一、带着疑惑去重读
1、建立“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是一个手段还是一个目标？如果它是作者心目中的目标，那么达到手段是什么呢？作者在这一方面是否分析的不到位呢？
如果它是手段，那么该手段可行的背景或者说基础条件是什么呢，它应该怎么被实施呢？通过该手段有多大的概率达到作者所希望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始终尊重人们的愿望和信念的资本主义制度（P192）”呢？如果达不到目标那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答：作者一开始就说“资本主义的鼎盛之日，就是它的危机爆发之时。柏林墙的倒塌，结束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个世纪的政治对抗。资本主义一枝独秀，成为合理组织现代经济唯一可行的选择。”（P1）后面，作者又写道：“我将在本书中证明：阻挡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面前，使之无法从资本主义制度获益的巨大障碍，在于它们无法创造资本。”在第一章的最后部分，作者总结道：“为什么资本在西方获得了成功，在其他地区却陷入了泥潭——解决掉这一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既然所有貌似合理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无一不遭到失败并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就有必要静下心来，客观而认真地研究资本的秘密。”
可见，作者认为，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只是一个达成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这个目标的手段和基础，而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也可以看作是达成最终目标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目标，类似于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传导体系。如果把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看做一个中间目标，那么，达成这个中间目标的手段就是作者在第五章评述美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时所说的：“关键性的改革在于调整法律，使之适应大多数公民的社会和经济需要。”
不得不说，在阅读美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时，我不仅惊讶于美国历史早期的野蛮，更对美国最终走向规范的文明制度感到惊奇不已。作者的叙述不可谓不详细，但是对于经验和教训的最终总结，却不敢完全苟同。“承认和接纳不合法所有权，是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经济大国和资本输出国的关键因素”（P124），对这一论断姑且认同，但是我却不能认同作者对于法律调整过程的技术细节的态度。毕竟法律调整不是一个单方面的行动，是一个民众与政府部门博弈互动的过程，美国法律制度获得生命力，固然是因为“这种法律建筑在底层人民的经验以及他们创造的不合法协议的基础上，同时摒弃了并不适应美国特色的那些英国习惯法原则”（P125），但是这只是调整法律的结果，个人认为其错综复杂的民众与政府部门的博弈互动过程更值得研究和聚焦，而这，正是作者认为不重要和没有详述的方面。
美国历史上，在民众和政府部门博弈的过程中，民众可以选举州代表来代替自己的利益向法院和联邦政府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自发组织权利要求协会联合维权，还可以高价聘请律师来为自己与政府部门打官司……试问这些条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有哪一条可以复制？要放在中国，人大代表不代表人民，自发组织协会维权那就得按非法集会论处，高价聘请律师一没钱、二没司法独立难敌政府部门，偏偏这种状况民众又只有抱怨泄愤的份，有心吐槽无力改变，基本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只能希望明君清官主政施舍一点仁政了。
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而言，关键问题不在于没有意志力，没有动力，而在于缺乏一条可行的诉求渠道。缺了这条渠道，就没办法有秩序地把压力传导到政府部门，结果是要么“沉默”、要么就是爆发。而对于中国的政府部门而言，关键问题是没有足够的压力敦促它们按照老百姓希望的那样去办事，所有人都知道政府应该怎么做，所有人也都知道中国政府是目前世界上执行力最强的政府，但是没有足够的压力和约束，那么就只能往最倾向于的方向走了。比如一个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闹了那么多事，老百姓快绝望到无力吐槽了，但是仍没听说过哪个官员因此失职而被追责，也没见到各政府部门联合出台有效的办法解决问题，甚至关于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和完善的互动讨论也鲜有耳闻。老百姓一不能向有关部门和官员追责，二无法决定这些部门的财政开支和人员任免，甚至连最起码的执政信息公开都没法要到手，乐观点说是任重道远，悲观点说是暗无天日。
抱怨的话说多了也没用，美国的经验不可复制，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美国走的路是调整法律—>建立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实现资本主义强国富民的繁荣之路；中国怕是得首先实现法治化，才有可能通过调整法律来建立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至于最终姓资姓社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概念而已，实质同样是民富国强就无妨了。而关于如何走向法治化社会的问题，网上已经有太多的意见了，个人自认为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但不得不表露的一点忧虑是：在这个自我发展惯性这么大的染缸社会里，引进的东西如何能够不被异化？
我国的法律与美国明显的一点不同是，美国的法律主要是为了维护和实现美国人民的权利，而我们的法律是更多是为了方便肉食者统治。就连我们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对宪法和权利无甚认知，对法律、规则也不甚认真严肃总想钻空子，就更别提普通的老百姓了，哪一天这种情况改善了，大家都不拿红宝书跟看不惯的人比比谁的真理更真，而是拿宪法出来跟政府较真的时候，或许这个国家就会慢慢地走向法治化了，然后其他法律可能会按照老百姓的意愿去调整，建立起一套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

2、作者在“美国的经验和教训”这一章中是否过分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美国是如何通过独特的立法和司法程序去达到建立一套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的目标的呢？如果忽略了美国法律的制度和历史传统，其结论的可靠度和置信度是否会大打折扣？
答：重读过程中，发现作者确实叙述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些乱象和由乱入治的过程，但是具体到如何通过独特的立法和司法程序去达到建立一套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的目标，作者确实写得不多，对于人民与政府博弈的政治过程，基本上都是一笔带过。正如在寻找第1个问题答案所写的那样，在涉及到人民选举州代表、自发组织权力要求协会以及高薪聘请律师替自己维权这些博弈过程时，作者只是点到为止而已。

3、“一种人能够战胜法律，而另一种人不能战胜法律”是否也是美国在建立合法所有权制度过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呢？如果这种状况不先改善，公权力缺乏民主监督的背景下，建立和维护所谓的“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会不会成为另一种特权阶层理直气壮地剥削下层阶层的形式呢？
答：我想，“一种人能够战胜法律，而另一种人不能战胜法律”是我们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英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所以约瑟夫•里德才会认为“旧秩序之所以瓦解，是因为普遍的贪污现象渗透到它的各个机构中，并把公民分为两种人——一种人能够战胜法律，而另一种人不能战胜法律”。但是就美国历史而言，可能会很少存在，也许在某些方面法律存在空白导致社会出现问题。作者这书中也没有关于美国法律不公正方面的叙述，而是用相当大的篇幅来叙述美国历史上不合法现象的野蛮和复杂。而且那些不合法现象的野蛮和复杂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分赃不均的扯皮。
美国发展的历史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性，从建国到扩张，都具有与其他西方殖民国家不同的特点。在建国阶段和领土扩张的初期阶段，美国人民获得了大批的土地和矿产，但是法律又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从天而降的财产如何分配的问题，于是，奔着财富和美国梦的人民便靠不合法的契约或者行为来占有财富，等到联邦政府立法的时候，发现所有财产几乎都已经被瓜分殆尽，甚至一项财产还有不止一份所有权，比如好几个人声称对同一块土地拥有所有权。所有权不清晰之下是野蛮的财产争夺与维权的乱象。有人借助联邦法律来维护或者争夺财产权利，而有人则凭借私人契约和暴力来维护或者争夺财产权利。这种情景多么像一帮强盗在分赃，而且还因为分赃规则没协调好导致不均、不公、不服！
好在“一种人能够战胜法律，而另一种人不能战胜法律”的现象似乎是不存在的，美国人民通过选举州代表、自发组织权力要求协会以及高薪聘请律师替自己维权等等手段，最终达成了所有有关方面都甘心妥协的几个法案。很难想象，如果当时美国也普遍存在“一种人能够战胜法律，而另一种人不能战胜法律”的现象，却还能将法律建筑在底层人民的经验以及他们创造的不合法协议的基础上，并最终走向规范文明的资本主义强国。

4、作者深刻地指出——“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虽已涉足全球化进程，但由于没有为人民提供创造资本的手段，与其说它们类似于美国当年的情形，不如说更像是重商主义时代不合法活动过分猖獗的拉丁美洲地区”（P175）。并写道：“这些国家仍需要完成这样的工作——务必推动以完善的货币和投资系统的为重要辅助条件的综合性所有权制度完全到位。（P177）”提出这样高屋建瓴的建议却没有详述如何做到，难道说试图通过呼吁政府官僚倾听乡野的狗的叫声这种主动修行一般的方式去改革，不是太天真了吗？政府官僚有什么特点难道作者会不知道？政府政策经过层层传达和布置，最终政策施行的结果会被缺乏监督的官僚扭曲是概率较高的事情，难道作者也不知道？
答：其实，我个人觉得，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已涉足的全球化进程，与美国当年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更别说类似了。当年美国的情形是，大批掠夺或购买而来的土地和矿产等财富还没有主人，于是人民便一窝蜂上去分赃，最后导致分赃不公互相扯皮。而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涉足全球化进程，不是去分赃的，而是去创造财富的。
拿当前的中国来与前西方殖民国家对比，差异就很明显了，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进程造成了贫富不均，而且这种贫富不均很大一部分还真不是由于技能和贡献造成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贫富不均也算是一种分赃，只不过这是一种内斗式的分赃，你富裕是我贫穷的原因。最生动的例子就是经济学家华生先生前不久发表的一篇博文所说的旧式城镇化——“这些年所有人都知道，升值最快的其实是城镇土地。但我们要想一想，土地的升值是什么带来的？其实是人口和投资集聚带来的。北京的土地会升值，是因为北京人口从几百万增加到几千万，是因为这么多外地人口到北京来就业、居住、消费带来的。按理说，这些土地升值的部分应该用在他们身上。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钱被别人用掉了。一是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用来做了些基础设施，但也做了许多不该干的，比如修大广场，盖豪华办公楼；第二是热点城市城中村和城郊的农民，不少人在拆迁过程中一夜暴富；第三是开发商，他们靠囤地、捂盘、升值拿走了很大一块；第四部分是社会各界精英，靠囤房子获利，在中国一线城市囤一套房子比美国中产阶级干一辈子能存下来的钱还多，这绝对不正常。”这就是一种分赃式的城镇化。而前西方殖民国家大多表现出一种殖民扩张的侵略性，是一种对外掠夺式的分赃，当然前西方殖民国家和美国不同，但美国只是手段文明了点，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个依靠霸权具有掠夺性的国家，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美元霸权。
“推动以完善的货币和投资系统的为重要辅助条件的综合性所有权制度完全到位”这一任务，要放在美国，就是人民和政府互动博弈的过程，而要放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就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出台和实施的过程。如何做到，这是一个无法简单回答的问题，能不能做到倒似乎是可以猜测和推测的。寄希望于明君和清官上台并施行仁政，显然无法完成一个大国的综合性所有权制度的建设任务，因为明君和清官总是少数，而少数明君和清官面对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总会力不从心的，更别说可持续了。在政策经过层层传达和布置之后，出现政策扭曲现象的概率，经过实践证明，总是不小的。而所谓的政策扭曲，以我看来，无非就是肉食者中的有心人挂羊头卖狗肉，借执行政策之名攫取或顺手牵羊攫取私人利益。以政客之功利和精明，完全有可能在信息不对称的执政环境中找到以公谋私的途径，如此，就只差一个人格操守——敢不敢和要不要以公谋私的问题。
无数的实践都证明了一条真理——意愿和实现意愿的途径这两个内外条件如果同时成立，那么意愿成真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二、《资本的秘密》到底是什么秘密？
作者在第三章资本的秘密中详细阐述了所有权的六大效应——
1、确定资产的经济潜能；
2、将分散的信息纳入一种制度；
3、建立责任和信用体系；
4、使资产具有可交换性；
5、建立人际关系网络
6、保护交易。
系统性所有权制度的这六大效应，换一个角度来看，是否就是建立一个陌生人广泛交通互动的公平有序社会的基础？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个狭小固定的地理范围内，那是一个熟人组成的社会，熟人社会与安土重迁观念联系在一起，让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维持着一个个信息充分流动的小社会，互相之间知根知底，长年累月的相处生活也培养了深厚的乡邻情谊。当走向城镇化，大批农民离开家乡，进入分工更专业和细化的城镇，接触到的陌生人不计其数。人口流动规模和频率均不可同日而语，互相之间的了解也十分有限。陌生人之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拥有什么资产，人品信用如何，有什么样的人际社会关系网络知之甚少，不仅道德风险增加，而且生活的各方面的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
而系统性所有权制度却是一个将陌生人社会里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的制度，通过所有权信息的记录和披露，将分散的信息纳入一种制度，不仅可以让陌生人之间轻松地了解一项资产及其所有人的详细信息，还能通过所有权的交易记录判断一个人的责任、信用程度和人际关系网络，同时由于连续记录在案所以可以起到保护交易的作用。此外，公平公正的所有权制度还能为陌生人之间公平地合作竞争、整合资源、交易资产等提供最便利的平台，刺激社会的创新和创造热情。
说到底，《资本的秘密》所倡导的综合性的所有权制度就是一个让人在一个系统的公平市场中创造和交易财富并凭借贡献各得其所的制度。而之所以要调整法律来建筑一个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出现财富或者损失降临到不该得到的人身上这种现象，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合法财产和促进合法财产的公平交易。
当然，作者在《资本的秘密》这本书中已经将秘密将得很清楚，我只是按照我自己的理解重新阐释了一遍。总的来说，这本书可读性强，但是论点论证难免引发争议和讨论，很多观点难以依靠逻辑和实践经验去验证，而这也是大多数社科类图书的弊病了。
                                                                               2013/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