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门尼德到路德——理性与信仰的沉浮
金观涛在《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一书中将现代社会的形成视为思想系统与政治经济系统耦合的结果，而现代价值之一即理性与信仰的二元分裂，与“分裂”相对的，自然是二者的“融合”。基于此，我认为，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整合状态”在希腊哲学中即有体现，受希腊哲学影响的基督教哲学中也延续了这种融合状态（虽然是以不同的形态），但在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希腊文明和希伯莱文明中，理性与信仰之间并非是高度耦合的状态，其中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张力，这种张力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进而改变哲学的内容，在近代欧洲，正是由于政治经济系统与思想系统的互动，所以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基质上产生了理性信仰二元分立这一现代价值。本文立足于哲学史，追溯了理性与信仰关系在古希腊到宗教改革这个历史过程中的嬗变。
一、希腊哲学中的信仰与理性
什么是理性精神？理性精神具有多种面向，其指涉必定也是多样化的。我们在此只考察理性的一个面向：理论思维。希腊哲学中的理性精神诞生于早期的自然哲学土壤中，以理论思维对自然进行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早期自然哲学家在追问万物的本原时往往以时间在先出发诉诸具有感性特征的水、火、土、气等，颇有武断宣称的含义，巴门尼德则以逻辑在先出发通过逻辑论证的理性认识的方式认识“存在”（万物的本质）（相较于早期希腊神话以图像思维对自然进行终极关怀）(张志伟, 2004, 页 32-39)(谭仲鷁, 1999)
希腊哲学本身其实存在着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张力，晚期希腊哲学产生了伦理化和宗教化的倾向，究其原因，希腊化时期，社会处于动荡变革的时代，哲学不再是超功利的玄思，更多的是实践智慧，提供心灵家园，寻求个体幸福；哲学的目标不再是追求智慧，而是追求幸福。于是，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开始衰微，古典希腊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变革，哲学思考逐步让位于宗教信仰，世俗的道德价值正让位于宗教关怀（杨冬梅，2005）。
在希腊哲学中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答案。其一，从自然观的角度来看，希腊的自然观是一种静观自然的方式或理论态度，他们并没有企图运用科学去达到什么别的目的，人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认识自然来认识自己，达到人生的至高境界，自然是一个神圣的存在（张志伟，2004，页195），希腊人信仰未知之神（张防震、康杰，2006），理性是神的一种表现（金观涛，2010，页7）。所以，理性与信仰是通融的 。【注一】其二，前文也提到，希腊神话以图像思维对自然进行终极关怀，而希腊哲学则通过逻辑论证的理性方式认识存在，这是思维方式上的一个巨大的飞跃，比较而言，希腊哲学始终散发着理性光辉。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的融合，不仅其理性精神被吸纳进基督教哲学中，而且后期的信仰精神也为基督教哲学化提供了素材。
二、基督教哲学与希腊哲学
中世纪哲学是两希文明（代表基督教的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交融的产物 【注二】，西方思想的两大传统——希腊哲学中的信仰精神与基督教的信仰精神，由此保存在了中世纪哲学当中【注三】，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中世纪哲学的发展的一条线索，这在经院哲学中表现为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
共相是代表普遍的概念，殊相是代表特殊对象，唯实论和唯名论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承认共相实际存在。唯实论认为共相是实在的，这里有两种情况，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极端唯实论，认为共相先于殊相存在，独立于殊相，温和的唯实论则认为共相存在于殊相之中，且共相的存在依赖于殊相的存在；唯名论认为共相并不实际存在，只是名称，共相存在于对象之后，先有殊相，再有共相的名称，概念存在于意识之中，但不独立。这三者的特点可以简称为：共存存在于殊相之前、之中、之后（希尔贝克，2012）。
唯实论本身便是理性主义的，因其最基本的立场就是试图通过理性证明上帝，虽然理性的地位一直在上升，但是这个基本立场却是始终不变的 【注四】。保罗传教时试图过思辨的方式指出信仰的对象；奥古斯丁主张“信仰寻求理解”，倡导用理性解释信仰，但对他来说更根本的却是“信仰为了理解”，信仰是一切认识的先决条件、方法和途径；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信仰与理性都是通向天堂的道路”，在信仰的基础上对理性进行了肯定。唯实论在中世纪哲学中一直处于正统地位【注五】 。
唯名论则主张信仰属于形而上的领域，处于理性之外，既不能被理性所证明，也不能被理性所证伪，它为了维护对上帝的信仰而反对从理性上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唯名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视为异端，因为它危胁到了教会的统治地位和基督教的教义（见注5），当阿奎那达到唯实论经院哲学的顶峰后，经院哲学自身也走向衰落，在中世纪后期发生了唯名论革命，唯名论革命被称为“现代性的神学起源”（金观涛，2010，页43），其中的高峰便是宗教改革，不光是基督教哲学面临着巨大的转型，教会权力的实体天主教廷也开始分裂，路德、加尔文创立新教，形成了异于旧有教会哲学的新教伦理，近代社会的价值都可以从中找到雏形（金观涛，2010，页34-44）。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来看，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开始独立于信仰的进程，宗教改革更是让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共生纽带进一步被切断，现代价值之一信仰与理性的二元分裂在这里成型（金观涛，2010，页35）。
三、重新发现理性精神？
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康德将启蒙的精神总结为一句“敢于运用你的理性”，源自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在希腊哲学中经历了兴盛与衰落，后来与基督教哲学结合在唯实论世界观里达到与信仰的通融，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理性精神又在欧洲土地上萌发复兴。不同的是，理性不再像古希腊时期缺乏科学基础、因而仅仅是朴素辩证的，而是演变为近代科学理性；也不像古世纪与信仰共生，宗教开始世俗化历程，（工具）理性获得自身发展的独立性，理性的发展不再会受到信仰的制约（金观涛，2010）。理性精神的这次回归不光是思想史意义上的回归，更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觉醒 【注六】，社会的剧烈大变动，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酝酿着即将到来的科学革命，文艺复兴带来的人性的觉醒和人的主体性的回归，现代政治体制逐渐建立，新航路的开辟带来“世界的发现”。在近代世界成型的历史背景下，理性终于迸发出了巨大的力量。
注一：这里所说的通融状态，更多是一种理想型（ideal type），在希腊，与哲学并行的还有希腊的古代宗教，希腊人的信仰对象还包括奥林匹斯山的众神。这里说的通融，仅仅是指在希腊文明的高峰时期（即城邦政治的高峰时期）希腊哲学内部所体现出来的内在统一，但随着城邦的衰落，哲学所代表的理性精神也逐渐衰微，希腊古代宗教所代表的非理性重新抬头，事实上，苏格拉底之死恰恰反应了理性精神与古代宗教的冲突（金观涛，2010，页35），也昭示着理性精神的衰落。
注二： 交融发生的可能性有两点，其一是上文所述的晚期希腊哲学的宗教化，其二是基督教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基督教最初只是一种宗教实践活动，并不具备一套抽象的神学体系，为了与罗马其它宗教抗衡，基督教借助了哲学的反思，逐渐走了上理论化的道路，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督教吸收了希腊哲学中大量伦理道德观念作为其教义，如把斯多亚派的禁欲主义发展为基督教的道德基督；第二，基督教哲学家们借用了希腊哲学中的理性思考方式来论证基督教的教义，力图用冷静的分析推理来阐释教义、神学的可知性、合理性，略图克服早期教义的原始、粗糙、反理性。在基督教哲学发展的历程中，先是基督教的早期传播者——教父们用新柏拉图主义解释论证基督，奥古斯丁为基督教建立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完整体系，以新柏拉图主义系统论述了全部教义；而后随着亚里士多德著作在欧洲的回传，亚氏的理性证明精神、也影响到基督教，代表是阿奎那•托马斯力图对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基督教哲学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调和。（杨冬梅，2005）但值得注意的是，二者与基督教耦合的基础并不相同，在推理论证方法上，亚里士多德是权威，逻辑推理的方法普遍被中世纪哲学家用作对上帝和教义的证明，如阿奎那的“五法”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体系在体系结构方面似乎更符合基督教神学的需要，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柏拉图的“理念论”。
注三：中世纪哲学贯穿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整个欧洲中世纪，其分野是以时间为标准的，前承希腊哲学。此处为了论述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之间的互动方便，特将中世纪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作一个区分，不考虑基督教哲学与中世纪哲学之间的重叠之处，而把中世纪哲学作为一个符号来表征二者之间的互动产物。
注四：如前所述，基督教自身的理论缺陷使得它必然要为超验的信仰通过理性寻求实证的“形而下”的证明。
注五：唯实论正统地位的确立可如下理解：其一，唯实论认为代表普遍性的共相是真实存在的（这里的存在并不是指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存在），所以上帝作为一个普遍性的代表，是真实存在的，因其真实性所以可以被理性所把握、论证；其二，教会亦代表着普遍性，唯实论与唯名论之间的争斗也视作教权与王权之间的争斗，在经院哲学时期，中世纪教会力量强大，所以唯实唯名之争可视作王权教权之争在哲学领域的体现，我们也可以从后期王权逐渐超过教权的历史中看到宗教革命的兴起与唯名论革命；其三，唯实论被认为是与基督教的教义相协调，在唯实论的框架下我们能理解原罪说、圣餐式、三位一体说和神人合和说等，比如三位一体，如果共相不是独立存在的，那么圣父、圣子、圣灵三者就不可能是同一个实体上帝的三种不同位格，这个基本教义将受到危胁。
注六：人的主体性其实也潜藏在基督教哲学中，基督教的教义是以人为中心的，自然是第二位的（相较于古希腊的神圣自然观），这就是为什么日心说动摇了基督教的理论基础，因为它宇宙的中心不再是地球威胁到了人的中心地位，实际上是借尸（复兴古希腊传统）还魂（人类开发自然的合法性）。（张志伟，2004）
参考书目
金观涛. (2010).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谭仲鷁. (1999). 希腊科学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探源. 自然辩证法研究, 4.
王凡帆. (2013年3月). 试论中世纪共相争论的原因. 学习月刊, 页 137-138.
希尔贝克. (2012). 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杨冬梅.(2005). 中世纪哲学的形成：理性与信仰的调和. 阴山学刊, 页46-48
张防震、康杰. (2006年1月). 基督教的理性内核与其在文艺复兴时衰落的原因.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页 74-77.
张志伟. (2004). 西方哲学十五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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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这是我正正经经写的第一篇读书笔记，老师说要主题明确并贯彻全文。很显然很多地方文字不通且衔接不畅且拼凑文献痕迹严重，但是还是不要脸地贴在这里供批评。
这次写读书笔记的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一边读书一边记录的重要性；如何阅读文献；怎样才算是读懂了一本书（哪怕只是一小部分）。总之，要能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自以为是地认为”理解“不算是真正的理解，往往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意淫，只有当心中有个理想读者为他写作的时候，才会暴露出自己真正的不足。
一、希腊哲学中的信仰与理性
什么是理性精神？理性精神具有多种面向，其指涉必定也是多样化的。我们在此只考察理性的一个面向：理论思维。希腊哲学中的理性精神诞生于早期的自然哲学土壤中，以理论思维对自然进行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早期自然哲学家在追问万物的本原时往往以时间在先出发诉诸具有感性特征的水、火、土、气等，颇有武断宣称的含义，巴门尼德则以逻辑在先出发通过逻辑论证的理性认识的方式认识“存在”（万物的本质）（相较于早期希腊神话以图像思维对自然进行终极关怀）(张志伟, 2004, 页 32-39)(谭仲鷁, 1999)
希腊哲学本身其实存在着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张力，晚期希腊哲学产生了伦理化和宗教化的倾向，究其原因，希腊化时期，社会处于动荡变革的时代，哲学不再是超功利的玄思，更多的是实践智慧，提供心灵家园，寻求个体幸福；哲学的目标不再是追求智慧，而是追求幸福。于是，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开始衰微，古典希腊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变革，哲学思考逐步让位于宗教信仰，世俗的道德价值正让位于宗教关怀（杨冬梅，2005）。
在希腊哲学中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答案。其一，从自然观的角度来看，希腊的自然观是一种静观自然的方式或理论态度，他们并没有企图运用科学去达到什么别的目的，人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认识自然来认识自己，达到人生的至高境界，自然是一个神圣的存在（张志伟，2004，页195），希腊人信仰未知之神（张防震、康杰，2006），理性是神的一种表现（金观涛，2010，页7）。所以，理性与信仰是通融的 。【注一】其二，前文也提到，希腊神话以图像思维对自然进行终极关怀，而希腊哲学则通过逻辑论证的理性方式认识存在，这是思维方式上的一个巨大的飞跃，比较而言，希腊哲学始终散发着理性光辉。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的融合，不仅其理性精神被吸纳进基督教哲学中，而且后期的信仰精神也为基督教哲学化提供了素材。
二、基督教哲学与希腊哲学
中世纪哲学是两希文明（代表基督教的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交融的产物 【注二】，西方思想的两大传统——希腊哲学中的信仰精神与基督教的信仰精神，由此保存在了中世纪哲学当中【注三】，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中世纪哲学的发展的一条线索，这在经院哲学中表现为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
共相是代表普遍的概念，殊相是代表特殊对象，唯实论和唯名论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承认共相实际存在。唯实论认为共相是实在的，这里有两种情况，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极端唯实论，认为共相先于殊相存在，独立于殊相，温和的唯实论则认为共相存在于殊相之中，且共相的存在依赖于殊相的存在；唯名论认为共相并不实际存在，只是名称，共相存在于对象之后，先有殊相，再有共相的名称，概念存在于意识之中，但不独立。这三者的特点可以简称为：共存存在于殊相之前、之中、之后（希尔贝克，2012）。
唯实论本身便是理性主义的，因其最基本的立场就是试图通过理性证明上帝，虽然理性的地位一直在上升，但是这个基本立场却是始终不变的 【注四】。保罗传教时试图过思辨的方式指出信仰的对象；奥古斯丁主张“信仰寻求理解”，倡导用理性解释信仰，但对他来说更根本的却是“信仰为了理解”，信仰是一切认识的先决条件、方法和途径；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信仰与理性都是通向天堂的道路”，在信仰的基础上对理性进行了肯定。唯实论在中世纪哲学中一直处于正统地位【注五】 。
唯名论则主张信仰属于形而上的领域，处于理性之外，既不能被理性所证明，也不能被理性所证伪，它为了维护对上帝的信仰而反对从理性上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唯名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视为异端，因为它危胁到了教会的统治地位和基督教的教义（见注5），当阿奎那达到唯实论经院哲学的顶峰后，经院哲学自身也走向衰落，在中世纪后期发生了唯名论革命，唯名论革命被称为“现代性的神学起源”（金观涛，2010，页43），其中的高峰便是宗教改革，不光是基督教哲学面临着巨大的转型，教会权力的实体天主教廷也开始分裂，路德、加尔文创立新教，形成了异于旧有教会哲学的新教伦理，近代社会的价值都可以从中找到雏形（金观涛，2010，页34-44）。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来看，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开始独立于信仰的进程，宗教改革更是让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共生纽带进一步被切断，现代价值之一信仰与理性的二元分裂在这里成型（金观涛，2010，页35）。
三、重新发现理性精神？
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康德将启蒙的精神总结为一句“敢于运用你的理性”，源自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在希腊哲学中经历了兴盛与衰落，后来与基督教哲学结合在唯实论世界观里达到与信仰的通融，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理性精神又在欧洲土地上萌发复兴。不同的是，理性不再像古希腊时期缺乏科学基础、因而仅仅是朴素辩证的，而是演变为近代科学理性；也不像古世纪与信仰共生，宗教开始世俗化历程，（工具）理性获得自身发展的独立性，理性的发展不再会受到信仰的制约（金观涛，2010）。理性精神的这次回归不光是思想史意义上的回归，更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觉醒 【注六】，社会的剧烈大变动，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酝酿着即将到来的科学革命，文艺复兴带来的人性的觉醒和人的主体性的回归，现代政治体制逐渐建立，新航路的开辟带来“世界的发现”。在近代世界成型的历史背景下，理性终于迸发出了巨大的力量。
注一：这里所说的通融状态，更多是一种理想型（ideal type），在希腊，与哲学并行的还有希腊的古代宗教，希腊人的信仰对象还包括奥林匹斯山的众神。这里说的通融，仅仅是指在希腊文明的高峰时期（即城邦政治的高峰时期）希腊哲学内部所体现出来的内在统一，但随着城邦的衰落，哲学所代表的理性精神也逐渐衰微，希腊古代宗教所代表的非理性重新抬头，事实上，苏格拉底之死恰恰反应了理性精神与古代宗教的冲突（金观涛，2010，页35），也昭示着理性精神的衰落。
注二： 交融发生的可能性有两点，其一是上文所述的晚期希腊哲学的宗教化，其二是基督教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基督教最初只是一种宗教实践活动，并不具备一套抽象的神学体系，为了与罗马其它宗教抗衡，基督教借助了哲学的反思，逐渐走了上理论化的道路，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督教吸收了希腊哲学中大量伦理道德观念作为其教义，如把斯多亚派的禁欲主义发展为基督教的道德基督；第二，基督教哲学家们借用了希腊哲学中的理性思考方式来论证基督教的教义，力图用冷静的分析推理来阐释教义、神学的可知性、合理性，略图克服早期教义的原始、粗糙、反理性。在基督教哲学发展的历程中，先是基督教的早期传播者——教父们用新柏拉图主义解释论证基督，奥古斯丁为基督教建立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完整体系，以新柏拉图主义系统论述了全部教义；而后随着亚里士多德著作在欧洲的回传，亚氏的理性证明精神、也影响到基督教，代表是阿奎那•托马斯力图对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基督教哲学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调和。（杨冬梅，2005）但值得注意的是，二者与基督教耦合的基础并不相同，在推理论证方法上，亚里士多德是权威，逻辑推理的方法普遍被中世纪哲学家用作对上帝和教义的证明，如阿奎那的“五法”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体系在体系结构方面似乎更符合基督教神学的需要，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柏拉图的“理念论”。
注三：中世纪哲学贯穿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整个欧洲中世纪，其分野是以时间为标准的，前承希腊哲学。此处为了论述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之间的互动方便，特将中世纪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作一个区分，不考虑基督教哲学与中世纪哲学之间的重叠之处，而把中世纪哲学作为一个符号来表征二者之间的互动产物。
注四：如前所述，基督教自身的理论缺陷使得它必然要为超验的信仰通过理性寻求实证的“形而下”的证明。
注五：唯实论正统地位的确立可如下理解：其一，唯实论认为代表普遍性的共相是真实存在的（这里的存在并不是指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存在），所以上帝作为一个普遍性的代表，是真实存在的，因其真实性所以可以被理性所把握、论证；其二，教会亦代表着普遍性，唯实论与唯名论之间的争斗也视作教权与王权之间的争斗，在经院哲学时期，中世纪教会力量强大，所以唯实唯名之争可视作王权教权之争在哲学领域的体现，我们也可以从后期王权逐渐超过教权的历史中看到宗教革命的兴起与唯名论革命；其三，唯实论被认为是与基督教的教义相协调，在唯实论的框架下我们能理解原罪说、圣餐式、三位一体说和神人合和说等，比如三位一体，如果共相不是独立存在的，那么圣父、圣子、圣灵三者就不可能是同一个实体上帝的三种不同位格，这个基本教义将受到危胁。
注六：人的主体性其实也潜藏在基督教哲学中，基督教的教义是以人为中心的，自然是第二位的（相较于古希腊的神圣自然观），这就是为什么日心说动摇了基督教的理论基础，因为它宇宙的中心不再是地球威胁到了人的中心地位，实际上是借尸（复兴古希腊传统）还魂（人类开发自然的合法性）。（张志伟，2004）
参考书目
金观涛. (2010).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谭仲鷁. (1999). 希腊科学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探源. 自然辩证法研究, 4.
王凡帆. (2013年3月). 试论中世纪共相争论的原因. 学习月刊, 页 137-138.
希尔贝克. (2012). 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杨冬梅.(2005). 中世纪哲学的形成：理性与信仰的调和. 阴山学刊, 页46-48
张防震、康杰. (2006年1月). 基督教的理性内核与其在文艺复兴时衰落的原因.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页 74-77.
张志伟. (2004). 西方哲学十五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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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这是我正正经经写的第一篇读书笔记，老师说要主题明确并贯彻全文。很显然很多地方文字不通且衔接不畅且拼凑文献痕迹严重，但是还是不要脸地贴在这里供批评。
这次写读书笔记的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一边读书一边记录的重要性；如何阅读文献；怎样才算是读懂了一本书（哪怕只是一小部分）。总之，要能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自以为是地认为”理解“不算是真正的理解，往往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意淫，只有当心中有个理想读者为他写作的时候，才会暴露出自己真正的不足。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