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读书摘记
《历史是什么》是一本暧昧的历史理论著作，其中有令人击节叫好的精彩段落，也有让人纠结和保留的若干论述，这样的一本书对于读者而言就像美食家面对鲜美的河豚肉，又在踌躇它的毒素。
作者卡尔并不是一位职业的历史学者，他长期从事的职业大多与国际关系领域有关，但这本1960年特里威廉讲座演讲结集的《历史是什么》不是一位“历史票友”所写的抒发幽思之作，相反书的野心是颇大的，它要解决的是“因果关系与偶然性、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个人与社会、主观性与客观性”之类历史形而上的历史哲学追问，这样的内容，卡尔分六次演讲侃侃而谈。
《第一章 历史学者和历史学者的事实》中作者是这样说的“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通，现在是由过去铸造的，然而又不断地再现过去。历史学者制造历史，同样真实的是历史一直在制造历史学者。”尽管意大利历史学者克罗齐有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前，但这段阐释也算史学少有的见解金句。历史学者有着不同于史料收集者的使命感，他认为满足于叙述一件接着一件事情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提出一件事情导致另一件事情的主张，重要的是概括历史的一般规律，重要的是发现历史在当下的意义。这种历史脉络的“理清”，必然夹杂着学者的历史见解和解释，还有与历史事实解释、当下思想争论纠结不清的价值判断。努力想要独立客观的历史学者会发现自己陷入了无可逃避的一个境地：必须带着有色眼镜来观察历史，史论的进步仅在于认识到这个眼镜，这是一个历史学上的“加州旅馆”。
历史学者像一个巫师决定哪些事实可以被纳入历史的视野，哪些无关紧要可以被忽略，事实如何说话，重要的顺序如何排列，都由历史的叙述者决定，如果历史的叙述是一座法庭，那么法官当属历史学者。但简单的认为作者会作出“历史学者创造历史”或是中国人熟知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论断，那就太过于无视维多利亚晚期那自信的史学到后现代历史之间的发展。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双向的交通，当代的视野改变着对历史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又影响着现实的发展，现实感与历史感是相互的发现与重构的关系。就如同服用百忧解的抑郁患者，药物是由人制造出来的，但药物也改变了人的身体和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类似于一种历史学者制造出来的弗兰根斯坦，制造者甚至不能控制被制造者的走向。“历史从不曾死去，它甚至没有过去”，就像从来不存在完全“客观独立”的观察者一样，也从来也不存在过“纯粹的历史”，在历史学上研究主体和客体的模糊，就像庄周梦蝶，叙述历史本身也被历史所叙述。“历史是历史学者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历史依赖于当代赋予它的意义，这种依赖具体的时空的史观，又容易走上另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的极端，山固然依据人的观察有不同的形态，但就此推论山不存在或者有许多不同形态的山就属于头脑混乱，在这里山也好历史也好类似一种康德所言的“物自体”，人无法看到“真正的山”“纯粹的历史”，不代表人不可以通过观察山和历史的各种属性得到某种“不是一个观察而是许多观察（核对无误），论据的逻辑是否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能否被足够广泛的接受，被那些宣称自己的主张是专家意见的人亲自以自己的经验加以检测而接受”的客观性，认识到客观性的有限和局限恰恰是历史学发展的一个前提，认为已经“拥有全部事实全都可供处理的狂妄”恰恰最损伤历史学的事业 。
《第二章 社会与人》中，卡尔认为个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存在，但人的自由意志又不是机械臣属于社会或者政权，问题在于历史的叙述何种程度上是个人的身份，何种程度是社会的影响，历史在何种程度上是个人的历史，在何种程度上是社会的历史——归根结底，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但大多数个人的表现却以社会这样的集体面目出现。在任何国家和世界的历史中领袖或首领的作用都是突出的，传统的历史不分中外都是“帝王”或者“权贵”的家谱。所有“富有效果”的成为历史事实记录的运动都是少数领导和大多数追随者共同参与的，领袖被历史学者聚焦，并不意味着大量的追随者不重要，恰恰相反“肮脏的、没有姓名的人民”恰恰是这些领袖被记住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正如恩格尔所说“时代的伟人是能把这个时代意志表达出来的人，告诉这个时代什么是这个时代的意志，并实现这个意志。他所做的一切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与本质；他把这个时代现实化了”。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只有借助过去才能理解现在，能理解社会中的人，才能理解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只有理解过去社会的历史，才能够理解今天社会的力量。
《第三章 历史、科学与道德》中作者认为历史与科学的关系，有着人文科学引入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所导致的紧张。历史的规律本质上是一种忽略特例和细节的注重一般性的概括，不是能被精确重复和预言的定律，甚至历史规律的预言本身就导致预言的“俄狄浦斯”式自实现或失败，又或者金苹果式的目的与结果的相互分离。但就此断言历史是顺心所欲的布朗运动，历史不能提供教训又与日常的经验明显不符。历史固然不可能提供精确的历史特殊事件的预言，但“不意味着自历史得出的关于未来的各种推论毫无价值，也不意味着这些推论不具备特定环境下的有效性”。预言是某种类型的指导，特殊的事件因为各种偶然的因素变得不可预测，但历史发展的归纳，能发现一般性的变化路径，这种经验的行动指南或许欠缺精确性，也仍是有效的。
卡尔对于历史与道德和宗教的关系的论述，更具有个人色彩。他认为历史就是历史不存在世俗历史和神圣历史之分，“历史不应借助外在神灵，它就像一场纸牌游戏，而这副纸牌里没有大王”。而历史与道德的关系更为复杂，历史事实依赖于历史学者对历史的解释，这种解释无可避免的掺杂进历史学者的价值判断，而政治人物的公德和私德的现代划分，更让公共行为的道德判断具有更多的个人色彩。另外，考察政治人物也应更多的考察政治人物的公共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具有道德或不道德的动机目的。在马基雅维利之后，卑鄙的政客可能是伟大的国王，虔信的教徒可能是人民的灾难，完全放弃道德的判断可能陷入道德的虚无主义，强烈坚持道德的批判可能又让历史面目全非，道德的尺度实在是微妙存乎一心。
《第四章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中，作者认为历史学者的宿命就是要做一个回答在当下的情境下提出历史为何如此的人，这也是历史要被赋予的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一种因可能导致多种后果，多种因也可能只导致一种结果，因果关系在层层历史事件的面纱之下，变得尤其的扑朔迷离。人要避免“人性的崩溃”或者“让日常生活可能”，必须由可以确定的原因来决定生活和历史的继续，关键是人在何种程度上是自由选择的，何种程度上是被决定的。卡尔认为只要发生了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必定会发生的，发生不同的历史事件，那必定原因也不同，选择机会由于既成事实而早就结束了，这明显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著名论断“合理的就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合理的”的一个变体。而历史事件的偶然，让历史的进程充满变数和波折，克列奥佩特拉的鼻子、托洛茨基的寒热只是一个历史的比喻——在线性历史发展中必然乱入各种环境偶变量，打破连贯的明确的因果关系，让历史“缺乏意义”。卡尔引用孟德斯鸠、马克思等大牛来佐证排除或消解偶然历史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和意义，他的逻辑是历史已经发生，即使偶然发生的也必然会发生（补足、抵消），可以用理性的方法来解释，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偶然的因素只能排在次要甚至无关紧要的位置，主角还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不如此不能建立一个对于历史学者有意义的历史的模型。卡尔认为偶然原因不能提供教训和结论，干扰了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偶然的发生可能真实“存在”，但并不“合理”因此并不“真实”，有经验的历史学者应该把它尽可能剔除。历史学者书写的是历史，但他着眼的是未来，他写的是为什么，但回答的是何处去。
《第五章 作为进步的历史》中，作者认为历史是某种目的论，它不同于基督教的目的论，科尔的历史观是一种世俗的概念，他认为历史的进步在于一代代获得性技巧的传授和教育，人获得了一种远超过生物进化的进步途径。进步也不是一种限定的开始或者结束，至少历史的终结应该放在遥远的以后，进步是个框架，把历史放入进步的框架中才有可能认识到有意义的历史。历史的进步不是线性的，不是同时的，不是同地的，不是同形态的。财富和科学的进步，不代表社会人的进步（伦理的、认识论的），进步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可以衡量历史事件的分量，进步的目的向也让牺牲有了缘由，而本质上代表了历史方向的进步的历史观才是“根本的客观性”，才是个恰当的历史学者，才是个好的历史学者，才具有深刻的持久洞察过去的能力。只有产生了实际效果的东西才是历史中的判断标准，抽象历史观念谈论历史是一种错误，历史学者不但要在道德上或者理论上思考值得做的事情，而且也要考虑力量的实际情况可以实现当下的目的（不能实现目的的历史事件没有意义），在卡尔看来，螳臂当车毫无历史价值，没有列入历史事实的必要。价值和事实并不能两分，事实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由价值所构成，相同的名词在历史中不断改变概念，对事实的看法为我们的价值观所局限，价值是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的客观性不依靠于也不能依靠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当下的判断标准，只能依靠在将来积累的，随着历史前进而进化的那种标准。只有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持续不断的连贯时，历史才获得意义与客观性。
《第六章扩展中的视野》谈的是历史概念在深度和地理范围的变化。现代世界用革命的方式拓宽了斗争的内涵，理性不但用来理解周围环境，用来理解人自身，也用来意识理性自身。理性让人更充分的控制自身和周围的环境，自信意识到规律法则的能力，“哲学家只是对这个世界作了不同的解释，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理性也从只满足于概括规律，转变到通过教化塑造人塑造实现理性的可持续性。现代人杀死上帝以后，终于坐上了神坛。理性人不但是现代社会人的“合理”的生产，这种工具化也是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须。其次，历史学的发展也在于“历史世界”的范围发生了巨变，局限于两希、罗马或者欧美的历史是远远不充分了，亚非拉的“边缘历史”终于被纳入了历史的视野。哥伦布在500多年前发现了新大陆，在500年后欧美的历史学者终于发现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在思想层面上再次发现了亚非拉的新大陆。从欧洲中心荡漾出来的波澜，在欧洲以外的世界激荡成惊涛骇浪，又回流影响欧洲，这样的状况不能再被忽视。理性的自由的科学的扩张，让欧美历史视野之外的群体和阶级在历史中显现，被侮辱的被伤害的弱势群体终于拥有了某种话语权。历史的进步还在于，人类从地区史到全球史拥有了更宽大的视野，从观察本地区本民族的历史进程，转而考察全世界各个民族对于人类共同命运所做出的贡献和程度。
书中有对权力的崇拜和逻辑循环论证，有对历史价值批判的暧昧和闪躲，有对革命的，彻底的，在一张白纸上书写最美好图画的期待，有对现代理性肉麻甚至是肤浅的崇拜，有对公民教育和臣民教育的混淆，在批判消费主义对人的控制的同时，对共产主义教育吝致一词。他相信在拥有自由和理性两把利剑下，人终于有了改天换地的能力，人在历史进步所展现的伟大宏图中，应该更有所为，于是看的见的手应该替代看不见的手，计划应该替代自由竞争，管理应该替代市场，这多少体现了那种在历史理论即将发生大变革前的那种摇摇欲坠的旧历史观，书的质量正如《入殓师》中老社长对后辈说的“好吃啊，好吃得让人为难”，瑕瑜都是如此让人为难的明显。但不管怎么说卡尔至少有一件事说对了，历史研究就像在两个致命漩涡之间航行的船，只能小心翼翼穿行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必然与偶然之间，历史和现实之间。
作者卡尔并不是一位职业的历史学者，他长期从事的职业大多与国际关系领域有关，但这本1960年特里威廉讲座演讲结集的《历史是什么》不是一位“历史票友”所写的抒发幽思之作，相反书的野心是颇大的，它要解决的是“因果关系与偶然性、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个人与社会、主观性与客观性”之类历史形而上的历史哲学追问，这样的内容，卡尔分六次演讲侃侃而谈。
《第一章 历史学者和历史学者的事实》中作者是这样说的“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通，现在是由过去铸造的，然而又不断地再现过去。历史学者制造历史，同样真实的是历史一直在制造历史学者。”尽管意大利历史学者克罗齐有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前，但这段阐释也算史学少有的见解金句。历史学者有着不同于史料收集者的使命感，他认为满足于叙述一件接着一件事情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提出一件事情导致另一件事情的主张，重要的是概括历史的一般规律，重要的是发现历史在当下的意义。这种历史脉络的“理清”，必然夹杂着学者的历史见解和解释，还有与历史事实解释、当下思想争论纠结不清的价值判断。努力想要独立客观的历史学者会发现自己陷入了无可逃避的一个境地：必须带着有色眼镜来观察历史，史论的进步仅在于认识到这个眼镜，这是一个历史学上的“加州旅馆”。
历史学者像一个巫师决定哪些事实可以被纳入历史的视野，哪些无关紧要可以被忽略，事实如何说话，重要的顺序如何排列，都由历史的叙述者决定，如果历史的叙述是一座法庭，那么法官当属历史学者。但简单的认为作者会作出“历史学者创造历史”或是中国人熟知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论断，那就太过于无视维多利亚晚期那自信的史学到后现代历史之间的发展。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双向的交通，当代的视野改变着对历史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又影响着现实的发展，现实感与历史感是相互的发现与重构的关系。就如同服用百忧解的抑郁患者，药物是由人制造出来的，但药物也改变了人的身体和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类似于一种历史学者制造出来的弗兰根斯坦，制造者甚至不能控制被制造者的走向。“历史从不曾死去，它甚至没有过去”，就像从来不存在完全“客观独立”的观察者一样，也从来也不存在过“纯粹的历史”，在历史学上研究主体和客体的模糊，就像庄周梦蝶，叙述历史本身也被历史所叙述。“历史是历史学者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历史依赖于当代赋予它的意义，这种依赖具体的时空的史观，又容易走上另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的极端，山固然依据人的观察有不同的形态，但就此推论山不存在或者有许多不同形态的山就属于头脑混乱，在这里山也好历史也好类似一种康德所言的“物自体”，人无法看到“真正的山”“纯粹的历史”，不代表人不可以通过观察山和历史的各种属性得到某种“不是一个观察而是许多观察（核对无误），论据的逻辑是否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能否被足够广泛的接受，被那些宣称自己的主张是专家意见的人亲自以自己的经验加以检测而接受”的客观性，认识到客观性的有限和局限恰恰是历史学发展的一个前提，认为已经“拥有全部事实全都可供处理的狂妄”恰恰最损伤历史学的事业 。
《第二章 社会与人》中，卡尔认为个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存在，但人的自由意志又不是机械臣属于社会或者政权，问题在于历史的叙述何种程度上是个人的身份，何种程度是社会的影响，历史在何种程度上是个人的历史，在何种程度上是社会的历史——归根结底，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但大多数个人的表现却以社会这样的集体面目出现。在任何国家和世界的历史中领袖或首领的作用都是突出的，传统的历史不分中外都是“帝王”或者“权贵”的家谱。所有“富有效果”的成为历史事实记录的运动都是少数领导和大多数追随者共同参与的，领袖被历史学者聚焦，并不意味着大量的追随者不重要，恰恰相反“肮脏的、没有姓名的人民”恰恰是这些领袖被记住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正如恩格尔所说“时代的伟人是能把这个时代意志表达出来的人，告诉这个时代什么是这个时代的意志，并实现这个意志。他所做的一切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与本质；他把这个时代现实化了”。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只有借助过去才能理解现在，能理解社会中的人，才能理解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只有理解过去社会的历史，才能够理解今天社会的力量。
《第三章 历史、科学与道德》中作者认为历史与科学的关系，有着人文科学引入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所导致的紧张。历史的规律本质上是一种忽略特例和细节的注重一般性的概括，不是能被精确重复和预言的定律，甚至历史规律的预言本身就导致预言的“俄狄浦斯”式自实现或失败，又或者金苹果式的目的与结果的相互分离。但就此断言历史是顺心所欲的布朗运动，历史不能提供教训又与日常的经验明显不符。历史固然不可能提供精确的历史特殊事件的预言，但“不意味着自历史得出的关于未来的各种推论毫无价值，也不意味着这些推论不具备特定环境下的有效性”。预言是某种类型的指导，特殊的事件因为各种偶然的因素变得不可预测，但历史发展的归纳，能发现一般性的变化路径，这种经验的行动指南或许欠缺精确性，也仍是有效的。
卡尔对于历史与道德和宗教的关系的论述，更具有个人色彩。他认为历史就是历史不存在世俗历史和神圣历史之分，“历史不应借助外在神灵，它就像一场纸牌游戏，而这副纸牌里没有大王”。而历史与道德的关系更为复杂，历史事实依赖于历史学者对历史的解释，这种解释无可避免的掺杂进历史学者的价值判断，而政治人物的公德和私德的现代划分，更让公共行为的道德判断具有更多的个人色彩。另外，考察政治人物也应更多的考察政治人物的公共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具有道德或不道德的动机目的。在马基雅维利之后，卑鄙的政客可能是伟大的国王，虔信的教徒可能是人民的灾难，完全放弃道德的判断可能陷入道德的虚无主义，强烈坚持道德的批判可能又让历史面目全非，道德的尺度实在是微妙存乎一心。
《第四章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中，作者认为历史学者的宿命就是要做一个回答在当下的情境下提出历史为何如此的人，这也是历史要被赋予的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一种因可能导致多种后果，多种因也可能只导致一种结果，因果关系在层层历史事件的面纱之下，变得尤其的扑朔迷离。人要避免“人性的崩溃”或者“让日常生活可能”，必须由可以确定的原因来决定生活和历史的继续，关键是人在何种程度上是自由选择的，何种程度上是被决定的。卡尔认为只要发生了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必定会发生的，发生不同的历史事件，那必定原因也不同，选择机会由于既成事实而早就结束了，这明显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著名论断“合理的就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合理的”的一个变体。而历史事件的偶然，让历史的进程充满变数和波折，克列奥佩特拉的鼻子、托洛茨基的寒热只是一个历史的比喻——在线性历史发展中必然乱入各种环境偶变量，打破连贯的明确的因果关系，让历史“缺乏意义”。卡尔引用孟德斯鸠、马克思等大牛来佐证排除或消解偶然历史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和意义，他的逻辑是历史已经发生，即使偶然发生的也必然会发生（补足、抵消），可以用理性的方法来解释，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偶然的因素只能排在次要甚至无关紧要的位置，主角还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不如此不能建立一个对于历史学者有意义的历史的模型。卡尔认为偶然原因不能提供教训和结论，干扰了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偶然的发生可能真实“存在”，但并不“合理”因此并不“真实”，有经验的历史学者应该把它尽可能剔除。历史学者书写的是历史，但他着眼的是未来，他写的是为什么，但回答的是何处去。
《第五章 作为进步的历史》中，作者认为历史是某种目的论，它不同于基督教的目的论，科尔的历史观是一种世俗的概念，他认为历史的进步在于一代代获得性技巧的传授和教育，人获得了一种远超过生物进化的进步途径。进步也不是一种限定的开始或者结束，至少历史的终结应该放在遥远的以后，进步是个框架，把历史放入进步的框架中才有可能认识到有意义的历史。历史的进步不是线性的，不是同时的，不是同地的，不是同形态的。财富和科学的进步，不代表社会人的进步（伦理的、认识论的），进步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可以衡量历史事件的分量，进步的目的向也让牺牲有了缘由，而本质上代表了历史方向的进步的历史观才是“根本的客观性”，才是个恰当的历史学者，才是个好的历史学者，才具有深刻的持久洞察过去的能力。只有产生了实际效果的东西才是历史中的判断标准，抽象历史观念谈论历史是一种错误，历史学者不但要在道德上或者理论上思考值得做的事情，而且也要考虑力量的实际情况可以实现当下的目的（不能实现目的的历史事件没有意义），在卡尔看来，螳臂当车毫无历史价值，没有列入历史事实的必要。价值和事实并不能两分，事实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由价值所构成，相同的名词在历史中不断改变概念，对事实的看法为我们的价值观所局限，价值是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的客观性不依靠于也不能依靠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当下的判断标准，只能依靠在将来积累的，随着历史前进而进化的那种标准。只有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持续不断的连贯时，历史才获得意义与客观性。
《第六章扩展中的视野》谈的是历史概念在深度和地理范围的变化。现代世界用革命的方式拓宽了斗争的内涵，理性不但用来理解周围环境，用来理解人自身，也用来意识理性自身。理性让人更充分的控制自身和周围的环境，自信意识到规律法则的能力，“哲学家只是对这个世界作了不同的解释，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理性也从只满足于概括规律，转变到通过教化塑造人塑造实现理性的可持续性。现代人杀死上帝以后，终于坐上了神坛。理性人不但是现代社会人的“合理”的生产，这种工具化也是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须。其次，历史学的发展也在于“历史世界”的范围发生了巨变，局限于两希、罗马或者欧美的历史是远远不充分了，亚非拉的“边缘历史”终于被纳入了历史的视野。哥伦布在500多年前发现了新大陆，在500年后欧美的历史学者终于发现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在思想层面上再次发现了亚非拉的新大陆。从欧洲中心荡漾出来的波澜，在欧洲以外的世界激荡成惊涛骇浪，又回流影响欧洲，这样的状况不能再被忽视。理性的自由的科学的扩张，让欧美历史视野之外的群体和阶级在历史中显现，被侮辱的被伤害的弱势群体终于拥有了某种话语权。历史的进步还在于，人类从地区史到全球史拥有了更宽大的视野，从观察本地区本民族的历史进程，转而考察全世界各个民族对于人类共同命运所做出的贡献和程度。
书中有对权力的崇拜和逻辑循环论证，有对历史价值批判的暧昧和闪躲，有对革命的，彻底的，在一张白纸上书写最美好图画的期待，有对现代理性肉麻甚至是肤浅的崇拜，有对公民教育和臣民教育的混淆，在批判消费主义对人的控制的同时，对共产主义教育吝致一词。他相信在拥有自由和理性两把利剑下，人终于有了改天换地的能力，人在历史进步所展现的伟大宏图中，应该更有所为，于是看的见的手应该替代看不见的手，计划应该替代自由竞争，管理应该替代市场，这多少体现了那种在历史理论即将发生大变革前的那种摇摇欲坠的旧历史观，书的质量正如《入殓师》中老社长对后辈说的“好吃啊，好吃得让人为难”，瑕瑜都是如此让人为难的明显。但不管怎么说卡尔至少有一件事说对了，历史研究就像在两个致命漩涡之间航行的船，只能小心翼翼穿行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必然与偶然之间，历史和现实之间。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