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孤陋和误解蒙住双眼——谈《物种起源》编辑体会

       最初接到《物种起源》的编辑任务时，心中不是没有疑问的：“这本毫无新鲜感的‘老书’，国内有那么多译本，还有必要重新出版吗？”当获悉该书是我们的副社长和其他编辑人员几经周折，终于请到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苗德岁执笔翻译时，我的疑问更是加深了。然而在经过一系列编辑、宣传，以及衍生工作之后，我不禁感叹当时的自己竟如此功利地看待这大有潜力可挖的经典著作，当真是“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愚人呀！

　　对国内的很多读者而言，苗德岁这个名字或许相当陌生。但他在国内外的古生物学界，却是赫赫有名：他是唯一获得古脊椎动物学界的最高奖——“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罗美尔奖”的亚裔。由于苗德岁本人是古生物学专家，又是一位资深的中英文编辑，所以《物种起源》的编辑工作进展得可谓异常顺利。更多的时候，我这位“责编”只是像小学生听苗先生“上课”，在他的指点下进行工作，并时不时地为自己的孤陋和误解而羞赧。

　　第一课是“版本研究”。众所周知，《物种起源》在国内已经有了诸多译本，多是以原文第六版，即达尔文生前的最后一版为母本的。那么再重译一次，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苗先生在动笔翻译前，做了大量的“版本学”研究工作，最终选择了从未被国内翻译引进的原文第二版。这样做的原因是：达尔文生前由于其“四惧”——宗教迫害、与人争论、夫妻不睦、财产安全，以及当时的科学局限，不得不在《物种起源》出版后一遍遍地修改自己的观点，不断地做出妥协和退让。以致到了第六版，虽然书的内容比第一版增加了四分之一，但其观点却变得支离破碎，甚至出现了不小的倒退，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便是对“造物主之神力”的承认。相比之下，与初版相隔一个多月面世的第二版不仅改动极少，而且修订了第一版的不少拼写和印刷错误，反倒更能诠释达尔文原本的思想。

　　第二课是解释“世人对达尔文的误解”。在编辑苗先生的译稿时，我发现有很多重要的概念，苗先生的译法与我们熟知的说法相异，例如“进化”被译为“演化”，著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变成了毫无煽动性的“自然选择”。我原以为这种变化只是苗先生对文字的雕琢，却没想到，站在科学的角度，这里面可是大有文章：“进化”是单行道，朝着更高的方向变化；而“演化”是多条线发散进行的，有利的演化存活下来，不利的演化则死亡消失。至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则根本不是达尔文的观点，他只提出了“自然选择”。虽然从第五版开始，达尔文引用了斯宾塞的“适者生存”一语，但“他对此却是不无警戒的，还感到非常后悔”。当《物种起源》传到中国后，由于清末国势积弱，为了救亡图存，译者严复又加上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八个字，将纯粹适用于生物界的达尔文主义引入了社会学的范畴——这便是国人对他的另一大误解了。

　　如果说前两课是苗先生以生物学家的身份，对我这个因“跨行”而两眼一抹黑的编辑进行科普的话，那么这第三课，苗先生却实打实地以一位老编辑的身份告诉我，编辑工作容不得半点“想当然”。在《物种起源》的第十一章中，达尔文讲到了种子是如何被鸟类从一个大陆带到另一个大陆上的：鸟类吞下的谷粒在未进入砂囊之前，先存储在嗉囊之中，它们在迁徙的途中被猛禽撕裂，嗉囊中的谷粒便落在了途经的大陆上。看稿时，我见“嗉囊”一词反复出现，而“砂囊”则只出现了一次，便想当然地将“砂囊”统一改成了“嗉囊”。这一处误改被苗先生敏锐地发现，他不仅指出了我的错误，还详细地讲解了鸟类消化的原理。他说，凭借多年的编辑经验，可以猜到我为何会这样改，但是科学容不得半点偏差，若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下笔改动之前一定要多查多问，否则将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羞愧如我，怎能不将这一课牢牢记在心上呢？

　　译林版《物种起源》面世之后，收获了生物学界和读者的诸多好评，并且很快加印。作为责编，我不敢居功，亦不敢掠美，唯有钦佩前辈的眼光，以及苗先生的博学和严谨。唯一可以自喜的，通过编辑该书，学会了不要让孤陋和误解蒙住编辑的双眼，也让自己又朝“杂家”和“合格编辑”的目标更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