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并不一定只会……如此这般” BY 李公明 《东方早报》
作者 李公明
原载于《东方早报》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4/20/1144019.shtml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自我颠覆的倾向》（贾拥民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在国内知识界引起的反响是可以预料的，该书第一章“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首先就引起了读者强烈共鸣，其深刻而精彩的历史分析充满了思想的魅力和现实经验的洞见。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理解退出与呼吁机制是如何从相互排斥到出乎意料地协同起来的，或者仅仅满足于感受这幕壮观的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理性和道德情感的话，恐怕我们还会错过很多本应用心体会的细节。正如作者所说，“故事本身的细节是本章的核心和实质精华所在”（第49页），而这些细节恰好与我们的经验有很多关联。
比如，与“用脚投票”的“退出”不同的是“思想退出”，这个过程是如何出现，以及有何意义呢？赫希曼谈到“现代通讯技术的进步还使某种精神上的退出有了实现的可能（这种‘精神离境’也许是短暂的），主要的途径是通过西德的电视节目”（第23页）。接下来他在试图说明为什么“德累斯顿想脱离东德的人特别多”的时候，认为归于德累斯顿市因“所在的区域地势太低，接收不到西德电视节目信号”的解释不无道理：“一方面，当地人因为看不到西德电视节目，所以不知道西德人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说失业、工作强度高所导致的疲累，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相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广播电视节目所宣传的那些东西。”（第35页）这个细节应该成为信息管治研究的重要案例，可以说明信息管治如何必然走向反面。而“精神离境”这个概念看似新鲜，实际上早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知青，从收听境外电台到偷渡潮，与赫希曼所描述的历史细节正相呼应。
又比如，当东德政府不得不同意把挤满东欧其他国家的西德大使馆的东德难民用火车运往西德的时候，“东德政府为了挽回最后一点颜面而想方设法争得的唯一一个让步是：这些火车必须驶经东德。这样一来，东德政府就可以把这件事说成是自己主动把这些离心离德的人驱逐出境的”（第33页）。这种极端可笑而又可怜的“面子政治”并不陌生，但是令我们难以想象的另一个极端是，在柏林墙建成之后到八十年代中期，东德政府竟然有组织地把国内的异见分子以每人高达四万西德马克的价格“出售”给愿意支付大笔赎金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且还成为了东德政府特别有价值的硬通货来源（第28页）。这种“不要面子”的举措在我们看来当然是匪夷所思的。
赫希曼认为真正令人着迷的是这样的问题：“公共因素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渗透进私人领域的？公共因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什么方式压倒了当事人的初始动机的？答案只能存在于我们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历史进程当中。”（第45页）当然，这只是历史研究的答案。而对于现实生活中和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人们来说，“它告诉我们，‘事情并不一定只会如此这般’”（第51页）。这是历史的全部细节与复杂性给予人们的最好忠告。
关于经济与政治的均衡与非均衡发展问题是赫希曼很早就研究的主题，而令他感到震惊的是在政变中上台的阿根廷强权政治竟然以其理论来为发展经济与压制民主辩护（第81页）。对此他极其深刻地指出：“一旦独裁主义政权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该政府就会变得自我感觉良好，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更受民众爱戴了，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硬、更加不愿意改弦更张，这样一来，它向更多元化、更重视人权的方向演化的压力就会下降。如果这样一个政府公开许诺说，‘最终’它一定会向更多元化、更重视人权的方向转变，但是当前这样做‘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人们必定会怀疑它的诚意。”（第82页）他认为这是必须警惕的非均衡状态进一步恶化的力量，最后他强调的是，“各种各样的发展问题千差万别，如果一味地强求某种统一的解决方法，反而会将我们引入歧途。”因此他一方面反对任何“势在必行”的说法，另一方面反对强行推迟某些必须完成的任务；他说“我一贯拒绝确定‘一条最好的道路’”（第88页）。与不相信存在“最好道路”紧密相连的是，赫希曼反对那种认为只有当全社会已经达成了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遍共识之后才能成功地建立民主体制的观点。他分别引用了政治学家伯纳德·克里克和丹克沃特·罗斯托的分析，说明不是先有了“基本价值”上的“共识”才有政治行动，而是通过实践互相认同和接纳（第274-275页）。赫希曼以均衡与非均衡问题的视角破除了“道路”神话、“共识”神话，同时祛除了对社会冲突的恐惧心理或恐吓宣传，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在于清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历史转折过程中的顺序、时机等问题上的决定论思想。路在脚下，不再相信“预测”，不以“定律”欺人，无畏地实践，无惧于冲突——“事情并不一定只会如此这般”，这是赫希曼对历史进程最深刻的洞察。
“自我颠覆的倾向”是赫希曼思想生涯最重要的特征，他认为这带来的是思想的活力、自我超越的途径，由此可以发现新的复杂性。因此，他呼吁大家克服对自我颠覆的抵触情绪（第107页）。在大众的语义记忆中，“颠覆”曾是最高级别的指控，也可以是警告。而“倾向”本来只是用来表述任何一种“倾向”，但是一旦把“倾向”作为一面旗帜来展开，“倾向”就会向异质的、质疑的、反抗的等方面倾斜，如《倾向》。在赫希曼那里，他的自我颠覆与自我更新紧密相连。
原载于《东方早报》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4/20/1144019.shtml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自我颠覆的倾向》（贾拥民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在国内知识界引起的反响是可以预料的，该书第一章“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首先就引起了读者强烈共鸣，其深刻而精彩的历史分析充满了思想的魅力和现实经验的洞见。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理解退出与呼吁机制是如何从相互排斥到出乎意料地协同起来的，或者仅仅满足于感受这幕壮观的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理性和道德情感的话，恐怕我们还会错过很多本应用心体会的细节。正如作者所说，“故事本身的细节是本章的核心和实质精华所在”（第49页），而这些细节恰好与我们的经验有很多关联。
比如，与“用脚投票”的“退出”不同的是“思想退出”，这个过程是如何出现，以及有何意义呢？赫希曼谈到“现代通讯技术的进步还使某种精神上的退出有了实现的可能（这种‘精神离境’也许是短暂的），主要的途径是通过西德的电视节目”（第23页）。接下来他在试图说明为什么“德累斯顿想脱离东德的人特别多”的时候，认为归于德累斯顿市因“所在的区域地势太低，接收不到西德电视节目信号”的解释不无道理：“一方面，当地人因为看不到西德电视节目，所以不知道西德人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说失业、工作强度高所导致的疲累，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相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广播电视节目所宣传的那些东西。”（第35页）这个细节应该成为信息管治研究的重要案例，可以说明信息管治如何必然走向反面。而“精神离境”这个概念看似新鲜，实际上早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知青，从收听境外电台到偷渡潮，与赫希曼所描述的历史细节正相呼应。
又比如，当东德政府不得不同意把挤满东欧其他国家的西德大使馆的东德难民用火车运往西德的时候，“东德政府为了挽回最后一点颜面而想方设法争得的唯一一个让步是：这些火车必须驶经东德。这样一来，东德政府就可以把这件事说成是自己主动把这些离心离德的人驱逐出境的”（第33页）。这种极端可笑而又可怜的“面子政治”并不陌生，但是令我们难以想象的另一个极端是，在柏林墙建成之后到八十年代中期，东德政府竟然有组织地把国内的异见分子以每人高达四万西德马克的价格“出售”给愿意支付大笔赎金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且还成为了东德政府特别有价值的硬通货来源（第28页）。这种“不要面子”的举措在我们看来当然是匪夷所思的。
赫希曼认为真正令人着迷的是这样的问题：“公共因素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渗透进私人领域的？公共因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什么方式压倒了当事人的初始动机的？答案只能存在于我们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历史进程当中。”（第45页）当然，这只是历史研究的答案。而对于现实生活中和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人们来说，“它告诉我们，‘事情并不一定只会如此这般’”（第51页）。这是历史的全部细节与复杂性给予人们的最好忠告。
关于经济与政治的均衡与非均衡发展问题是赫希曼很早就研究的主题，而令他感到震惊的是在政变中上台的阿根廷强权政治竟然以其理论来为发展经济与压制民主辩护（第81页）。对此他极其深刻地指出：“一旦独裁主义政权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该政府就会变得自我感觉良好，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更受民众爱戴了，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硬、更加不愿意改弦更张，这样一来，它向更多元化、更重视人权的方向演化的压力就会下降。如果这样一个政府公开许诺说，‘最终’它一定会向更多元化、更重视人权的方向转变，但是当前这样做‘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人们必定会怀疑它的诚意。”（第82页）他认为这是必须警惕的非均衡状态进一步恶化的力量，最后他强调的是，“各种各样的发展问题千差万别，如果一味地强求某种统一的解决方法，反而会将我们引入歧途。”因此他一方面反对任何“势在必行”的说法，另一方面反对强行推迟某些必须完成的任务；他说“我一贯拒绝确定‘一条最好的道路’”（第88页）。与不相信存在“最好道路”紧密相连的是，赫希曼反对那种认为只有当全社会已经达成了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遍共识之后才能成功地建立民主体制的观点。他分别引用了政治学家伯纳德·克里克和丹克沃特·罗斯托的分析，说明不是先有了“基本价值”上的“共识”才有政治行动，而是通过实践互相认同和接纳（第274-275页）。赫希曼以均衡与非均衡问题的视角破除了“道路”神话、“共识”神话，同时祛除了对社会冲突的恐惧心理或恐吓宣传，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在于清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历史转折过程中的顺序、时机等问题上的决定论思想。路在脚下，不再相信“预测”，不以“定律”欺人，无畏地实践，无惧于冲突——“事情并不一定只会如此这般”，这是赫希曼对历史进程最深刻的洞察。
“自我颠覆的倾向”是赫希曼思想生涯最重要的特征，他认为这带来的是思想的活力、自我超越的途径，由此可以发现新的复杂性。因此，他呼吁大家克服对自我颠覆的抵触情绪（第107页）。在大众的语义记忆中，“颠覆”曾是最高级别的指控，也可以是警告。而“倾向”本来只是用来表述任何一种“倾向”，但是一旦把“倾向”作为一面旗帜来展开，“倾向”就会向异质的、质疑的、反抗的等方面倾斜，如《倾向》。在赫希曼那里，他的自我颠覆与自我更新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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