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指向性显现主体性的内时间哲学
这本书是舍勒《一种生命哲学的尝试》《论人的理念》《女性运动的意义》《论悲剧性现象》《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知识形式与教育》《“协调时代”中的人》共七篇由不同的译者翻译的文章的文集,选自《舍勒全集》卷三《价值的颠覆》、卷九《晚期著作》。这些文章中多次提到了舍勒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即《舍勒全集》卷二)一书,阅读本书如果有可能,最好先看《价值伦理学》。舍勒的哲学人类学是他的价值伦理学的逻辑自然延伸。因为是节选的文集,所以可能会有这样一种结果:整体的布局缺少清晰的透明性,这种透明性通常为那些连续不断而写成的著作所具有。但这七篇文章显而易见都是围绕着哲学人类学而谈。 舍勒认为,他的哲学人类学首先与“元人类学”(Meta-Anthropologie)相绞缠,是交叉领域的研究,是所有“元科学”的联合体。因此哲学人类学的研究首先不可能与各门“元科学”、从而不能与各门实证科学完全脱钩,但同时它又绝非奠基在这些实证科学或“元科学”之上,因而是处于第一层的形而上学与第二层的形而上学之间的。因此,哲学人类学将要为处理人的问题的所有个别科学,如生物学、医学、史前学、人种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提供坚实的基础。 他所规划中的“哲学人类学”从下面这些问题开始: 1引论——人类关于自己的自身意识的类型学; 2人的本质存在论; 3人与动物之区别的系统比较; 4在生与死之间的人类生活的时间流(zeitlichen Ablauf)学说; 5人的起源学说; 6作为社会和历史生物的人的哲学; 7人的未来; 8比较人类学的本质建基; 9人与世界根据的关系。 舍勒在这里与康德是一致的,即所有哲学问题都在“人是谁?人是什么?”的问题上相交汇,哲学甚至只有作为哲学人类学才是可能的。但由于舍勒的突然去世,他并没有能够为他的规划提供充分的说明。简单来说,上述九条中已经得到初步展开的是第(1)和第(3)条。也就是说,舍勒业已展开的只是考察历史上对人的本质的探讨(比如“理性人”、“工具人”等 ),在人与有机界的其他生物的系统比较中界定人的本质——即精神与生命冲动的不断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的生成存在。《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作为哲学人类学的宣言书,它所阐述的精神与生命冲动的理论只是整个哲学人类学构架的一个部分,尽管是极其重要、极其基础的部分。哲学人类学在舍勒这里是一项未竟事业。 哲学人类学中最基础的是关于人格的理论,在生与死之间的人类生活的时间流(zeitlichen Ablauf)学说。《一种生命哲学的尝试》即是探讨这个问题,对想要了解柏格森哲学而言,这是一篇佳作。 他(柏格森)说“直觉”方法极具个人特色,依赖于他的思想所特有的艺术家式的想象力,因而,他会有真正的门徒和轻浮的东施,但绝不会有优良的学生。他的中心学说即关于temps durée(时间绵延)的学说,并未切中时间问题的要害;这一学说吞吞吐吐地说些不仅知性不思考(甚至其学说本身的连贯性也无法理解)、而且直观也无法清晰地显示的东西。 柏格森这位搞哲学的人既无那种畏怯(正是这种畏怯孕育出现代性的算计和对事物的盘算意志),(舍勒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因为怀疑论而陷入恐惧,为了躲避这种恐惧而陷入科学主义的错误)也没有“思维芦苇”的骄傲主权(在笛卡儿和康德那里这一主权是一切理论的本源,即情感上的先验)。相反,存在之涌流贯注他全身,直浸透入他的精神根须,犹如一种自然而然东西(撇开内容不谈),存在流本身像是一种令人舒畅的因素。在这里,给每一思想贯注灵性的,不是“控制”、“组织”、“明确的规定性”和固定化的意志,而是同情感、生活热情、向上升的充实致候的精神动荡——在他那投入般的认识目光中,世界蕴含一再摆脱一切人的知性的捕捉并越出概念的界限。真实的世界肯定不比我们自然直观的世界简单,前者比后者更丰富多彩。 然而,又是什么保证、或担保哲学家在“直觉”中感受到了存在本身,与存在拥抱呢?这里或许是至关紧要的关结点,“生命哲学”以此反对一切“批判哲学”、一切“批判主义”。恰恰在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上,德意志的“现象学”知道自己与柏格森是一致的。德国现象学有意识地把存在本身的给予性摆在判断的真理之前(是存在先于本质,不是本质先于存在——萨特)。同样,柏格森则把在拥有存在中的明证性,把在体验到的与实事的此在接触中的明证性,摆到所有关于“标准”或“效用”的问题之前。《一种生命哲学的尝试》 康德在晚年反对费希特,发表于1799年文章说他认为近期的哲学发展与他自己的批判哲学无关,“费希特的知识学是个站不住脚的体系”,而且他自己坚决“反对费希特所定义的形而上学”。他呼吁哲学家们不要“走出”批判哲学,而把批判哲学认真的视为他个人的以及一切形而上学问题的最后结论。此举无疑是对哲学界的最后告别。人们对他已经不再期待什么了。(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如果说费希特的哲学是不成功的现象学尝试,柏格森的哲学则可以说是胡塞尔、海德格尔路径之外的另一条现象学进路。舍勒在《一种生命哲学的尝试》中对柏格森的批判以及肯定,如同他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中所说的对康德的批判以及肯定一样,都是为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超越”,为哲学的发展开辟通道,并不是为了否定而否定,这点是舍勒明确申明的(笔者处处都想通过对真实事态的积极揭示来批判他所认为的康德纲领中的错误。他并不想通过一种对康德学说的批判或因为这种批判才获得真实的事态。《价值伦理学》第一版前言)。 这种“生命哲学”我称为“未来指向性显现主体性”的内时间哲学。之所以称为内时间,对应着外时间。康德对时空的先验、经验二分,时空作为先验的观念性,康德给它起了另外一个名字“纯直观”,是存于人内心的,内时间跟康德的“纯直观”是同一所指,内时间是连续的、无限的。而外时间是经验的实在性,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物质指示时空如何弯曲,时空指示物质如何运动”的时空,我们通常也称“宇宙”,外时间是离散的、有限的,一定有一个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称为“卡—丘空间”,不然芝诺悖论没法解决,阿喀琉斯跑不过乌龟了。
http://mp.weixin.qq.com/s/mkDyGDoZRGtRAm8fqVAYYw “内时间”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舍勒同柏格森、胡塞尔一样,接受了奥古斯丁的“内时间”概念。内时间与内容(质料)结合在一起,质料并不在此时间中流动,而是为自身定位。人格的存在是在内时间之中的,由此人格便是恒定的实现流。正如博尔赫斯所写的:“时间是带着我走的一条河,而我就是那条河”。内时间是不能被对象化的,因为一旦对象化,内时间(生成)即会消失,因此,人格亦是不可被对象化的。(不應該把這種對自我的意識(人格、內時間)看成一種新的意識,而應看成使對某物的意識成為可能的唯一存在方式。——薩特) 康德所谓时间是做为先验感性形式出现的,它是用来保证感觉材料的普遍性的,因此它必定是均匀的、独立的(不受感觉材料的影响)。通俗的说,因为有了康德为我们设立的时间形式,昨天的感觉经验才具有与今天之感觉经验的共同性和可比性,昨天的实验结果可以为今天之我所采用来丰富科学知识。没有这个时间形式,不要说科学知识,就连清晰的感觉经验都成问题了。 康德时间的两个特征即均匀性和独立性恰好也是牛顿时间的性质,牛顿名之为绝对时间。牛顿还意识到绝对时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测度时间,相反,它是一切测度时间得以可能的前提。他说:“所有的运动可能都是加速的或减速的,但绝对时间的流逝却不会有所改变。不管其运动是快是慢,或者根本不运动,一切存在物的延续性或持久性总是一样的。因此,应该把这种延续性与其只能被感知的度量区别开来,并用天文学方程把它从可感知的度量中推导出来。为了测定一个表观的时间,这个方程的必要性已在摆钟实验和木星的卫星的蚀象方面得到证明。”这里说得十分清楚,绝对时间只是运动方程内在蕴涵的一个因素,而只有通过运动方程,表观的、通常的时间才能得到测定。由于一切时间测定都要以绝对时间为前提,所以绝对时间本身是不可测的。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点与康德也是完全一致的,即绝对时间不是任何可测量可经验的东西,相反,是一切可测量可经验时间的前提(先验形式)。 牛顿的绝对时间身后遭受着两方面的解释,一是康德的“先验形式”解释,另一是物理学的“实体论”解释,即把时间本身也看成是一个“物理实体”和物理对象,要求一个可操作的定义。这后一解释到爱因斯坦这里达到顶峰。在相对论中,时间不再是一个外在的参量,而本身就是引力场的属性。时间不再独立,其均匀性也不再被先验的设定。在不同的引力场中,时间的均匀性不再保持。 牛顿的绝对时间概念中的确同时含有两种解释的可能性。相对论时代的人们过于轻率的遗弃了牛顿的绝对时间概念。就把时间作为一个物理实体的“对象解释”而言,绝对时间当然应该放弃,但就“先验解释”而言,绝对时间却万万不能放弃。实际上也没有放弃,相对论中的协变性就是某种先验的绝对性。(吴国盛《世界图景悖论——艾舍尔《画廊》的哲学解析》) 康德说,人们要想有稳定的感觉经验,必须要有时间这样的先天感性形式作为先决条件,这个时间是均匀的、连续的。正是这个均匀、连续的时间,保证了一个稳定的感觉经验世界向我们呈现。一个人发热、发昏、发烧的时候,脑袋被墙撞了一下或者被门夹了一下的时候,他的时间感就出现问题了,他眼冒金星、天旋地转、思绪像流星一样的急剧而来、骤然而去,但就是形成不了稳定的印象。康德的这个说法有一个先驱就是牛顿。大家都知道,牛顿最早提出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概念。他认为,科学上能够认识和测量的只能是相对时间和相对空间,但我们还是需要设定存在一个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牛顿关于绝对时空的想法,过去研究得不多,不太理解他的用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来之后,人们则多持负面看法,认为这是牛顿犯下的一个错误,是一个神学尾巴。只有康德注意到了牛顿绝对时空的意义和必要性,把它上升到认识论的先决条件的高度。康德意识到,绝对时间是整个物理世界的“出场方式”,正是它维持着一个物理世界、经验世界的存在。由于它是“出场方式”,绝对时间本身就不能作为“出场者”而成为物理学的研究对象。 与康德的思路不同,物理学家总想把时间作为物理学研究的对象来处理。牛顿本人实际上也是这个思路,只是不太成功。比如,他设计了一个水桶实验,以证明绝对空间的存在。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实验以证明绝对时间的存在。奥地利的物理学家马赫首先对牛顿的绝对时间概念和绝对空间概念发难,认为这些概念都没有经验基础,没有办法诉诸物理观测。爱因斯坦也是顺着这个思路,要求物理概念的可操作定义,结果提出了同时性的相对性概念,从而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之后的物理学哲学界,几乎都是顺着爱因斯坦的思路,认为牛顿的绝对时间是一个不必要的东西。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如果非要把时间作为一个物理学的研究对象,那马赫、爱因斯坦等人是对的:绝对时间由于无法诉诸任何经验观测,因而是子虚乌有的。可是牛顿为什么一定设立一个无法诸诉经验观测的绝对时间呢?牛顿的说法是,在牛顿运动方程中已经内在的蕴涵了这样一个绝对均匀的时间,一切用来测量相对时间的物理过程比如单摆、地球的自转等,都必须依靠这个运动方程才能被表述出来。这个说法已经相当接近康德的说法了,那就是,绝对时间是相对时间得以被测量的先决条件。因此,如果把绝对时间看成是牛顿力学得以成立的一个认识论上的先决条件,那牛顿提出绝对时间概念就是合理的、正确的。没有牛顿的这个绝对时间,没有康德的这个先验感性形式,就没有我们的经验世界,就没有牛顿物理学。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个普遍必然的知识,它所涉及的作为物理学研究对象的“时间”,也不可能是康德意义上的时间、哲学意义上的时间。在相对论中,倒是有一些绝对的东西在起着类似“绝对时间”的作用。在狭义相对论中,光速不变原理和相对性原理都在起这个作用,空-时连续体也在起这个作用,即在相对性背后引入不变性。这个不变性,起着类似牛顿“绝对时间”的作用。在相对论中,时间和空间单独看起来,都随参考系而变动,但四维空时却保持不变。在广义相对论中,也有类似的维持不变性的原理,比如引力场与加速场不可区分的“等效原理”。还有人认为,广义相对论宇宙学实际上重新引入了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要是没有一个绝对时间参考系的话,你如何谈论宇宙年龄呢?(吴国盛2012年9月15日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的演讲“世界图景悖论”,根据该院研究生刘念同学提供的现场录音稿整理而成。) 它们把哲学与生活中的“运动”割裂开来,然后才要从这种“运用”中去获得哲学,这表明,即使人们由此在生命上首先想到的并非“生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也仍然与一种生命的哲学了不相干。《一种生命哲学的尝试》 舍勒的这段话不难让人想起叔本华的一段话:以往哲学的误解都在于:他们认为哲学是一门科学,并按照理由律来探索它。你应该从自身出发来理解自然,而不是从自然出发来理解你自己。这就是我的革命性的原则。舍勒的哲学也正是遵循这一原则。 生命在体验本身之中直接展示为一种深刻的创造性行动,每当我们瞥视已活过的生命那死的“体验”,这种行动就已捕捉到另一新的内容。在这种体验中,并且只有在这种体验中生命才闪现,随之颤动的反思才敞开大门。《一种生命哲学的尝试》 过去是通过“向前看”构成的,因此过去是“未来——指向”的。一个人不仅仅是把过去想为曾经是,也把过去想为本来可以(could have been)。“逝去的时间”连续统就由相互纠缠的回忆(已活过的生命那死的“体验”)和解释性活动(这种活动是有限制的,但也不完全受到一个人实际上能够回忆到的内容所决定)(这种行动就已捕捉到另一新的内容)一起所构成。(Vladimir Tasic《数学与后现代思想的根源》) 生命是自身高涨之倾向,其“生成”根本就是“生长”,是在这一生长中才发生的对物质的吸纳。一个生物并不因吸取营养而生长,而是因生长而吸取营养。这样,“强力高涨”便是其最为奥秘的知觉和形而上学的呼吸。宁愿不在,走向灭亡,也不停止高涨倾向而满足于单纯的“此在”和“适应”(无论这“适应”是生命的解答,还是其程序规则)。《一种生命哲学的尝试》 我,没有“现在”,只有“生命瞬间的破碎”。没有我可以谈论的不变的对象,只有“创造性主体”意识的流动。构造过程自身获得一个对象的地位,而不是想象的“最终产品”。这种永恒的向前看,提醒我们想起海德格尔所说的“未来——指向性”(Vorlaufen,先行)。海德格尔对主体(此在,Dasein)的定义:它是这样一种存在,其存在的方式就是关心它的存在。(Vladimir Tasic《数学与后现代思想的根源》) 人类行动学的研究主题,人的行动与人的推理有同样的来源。行动和理性是趋同的、同质的;他们甚至可以被称为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方面。行动的逻辑结构是与我们思考的逻辑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我们乃是根据理性的思考而采取行动的。通过这种生产、开发的过程,人类根据自己的目的塑造并改变了自然环境,而非像动物那样,只是被环境所决定。 谢林把时间视为“分割的统一体”被用来说明时间的连续性:(瞬间)永远不能被绝对的分离出来,因此一个瞬间甚至永远不是单独的自身。相反,它们在分离中被不断的设想为是一个独立单位,恰恰是这一点把它们置于过程的必然性之中;因为如果它们能够被整体的分离出来,那就不会有过程了。 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如Edmund Burke等人对传统的强调,认为当下的现实不能跟过去割裂,完全将既有社会抹成一张白纸然后在上面构建新世界是不可能的,其深刻的哲学蕴含正是谢林的时间哲学:(瞬间)永远不能被绝对的分离出来,因此一个瞬间甚至永远不是单独的自身,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中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类人设想的世界是:世界可以是其劳动的着力点:这类人把世界(包括生命)设想成机械的。他们出于那尽管面颊红润仍要将他们拖向死亡的本能而宁愿要死物,因而也宁愿要减小他们的害怕的可算计的东西,而不愿要生物和不可算计的东西,不愿趋向于“难以置信的东西”(如奥尔巴赫中肯地对“生命”所下的定义);他们变成了怀疑论者,从体质上对英勇和果敢、对强力和夺取意志、对牺牲精神和无“目的”的浩然良善和爱表示怀疑。《一种生命哲学的尝试》 逻辑(如几何和算术)只是对于我们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尼采 连续的“创造性”行动是不能在一种先验的固定语言中被把握的。如果科学、逻辑与数学能捕捉到这种力量,就不会有自由来进行创造性的活动,结果将是一切都进入某种严格决定论的框架之中。哲学家们强调这些不能被理性征服的创造力、想象、美学成份的意义,而科学家们(舍勒文中指的是“现代的机械论生物学深植于功利主义的道德中”)却致力消除它们,并试图用理性的途径来代替。 舍勒这样描述狄尔泰:甚至只要一听到他的话语,便会立刻得知他的风格和写作方式:“你无休无止地观看,看得很多,却不知道怎么去说”。 把心灵从眼睛的专制中解放出来。——S·T·柯尔律治 我们可以从迈克尔·波兰尼的隐性知识那里找到相似的内容,隐性知识是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1958年从哲学领域提出的概念。他在对人类知识的哪些方面依赖于信仰的考查中,偶然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信仰的因素是知识的隐性部分所固有的。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知识。”他把前者称为显性知识,而将后者称为隐性知识,按照波兰尼的理解,显性知识是能够被人类以一定符码系统(最典型的是语言,也包括数学公式、各类图表、盲文、手势语、旗语等诸种符号形式)加以完整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对,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述的知识。 分析心理学则只探求体验单位,即“对某事物的体验”的单位,并按意义蕴含将它们联结起来。而知觉意蕴把体验单位组合为一个有意味的整体。它寻求揭示的,不是客观实在的因果关系,而是体验着的动机关联。《一种生命哲学的尝试》 一旦把意愿与判断力联系起来,决定论或必然论议题就可以靠边站了,因为这种心理活动不能以机械因果条件来理解,而必须被看成是自成一类的。当我们谈论能动性时,“因果”只是一个错误的范畴。(努德·哈孔森《自然法与道德哲学》托马斯·里德章节) 生命哲学被称为“非理性主义”,那么对应的“理性主义”是什麽呢?从生命哲学对其的批判来看,这“理性主义”是哈耶克所谓的“理性的自负”的科学主义、是迈克尔·波兰尼批判的“误导性”的实证主义(the fallacy of conceptual realism),是塞拉斯(Wilfrid Stalker Sellars)所谓的“所予神话”,是威廉姆斯(Bernard A. O. Williams)称作““道德上缺乏想象力”的还原论者”,这恰恰是伪科学。生命哲学“非理性主义”恰恰是一种正确的理性主义,来反对科学主义这伪科学。正因为历史经验的现象是复杂的,比藉助正确的理论来评价一种错误的理论来,经验与这种错误的理论相矛盾在揭示这种理论的不适当性上效率更低。(米塞斯)因为生命哲学被冠上“非理性主义”而遭到的误解:神秘主义、反对科学也就不能成立,生命哲学得到的结论恰恰与科学得到的结论不谋而合,这并不是偶然。在我们对人的研究过程中对科学主义进行恰当的谴责时,我们不应该犯一并摒弃科学的错误。因为如果我们那样做,我们就太看得起科学主义了,按其字面自诩的接受它为唯一的科学方法。如果科学主义、如我们所认为的是不恰当的方法,那么它就不会是真正的科学。科学归根到底意味着scientia,即正确的知识;它比实证——实用主义者垄断这个术语的企图更加悠久和智慧。(罗斯巴德《科学的外衣》) 醒者知道自己醒着,而且知道他不时在作梦、梦见些什么;他的世界包含着梦的世界;只有做梦的人才不知道自己在作梦而自以为醒着,他的世界没有包含着醒的世界。只有做梦之人而非醒者才需要一种用于梦态和醒态的“标准”。 舍勒的这段话可以回答庄子的梦蝶,普特南的缸中之脑。正如光明之显示自身并显示黑暗;真理即是真理自身的标准,又是错误的标准。——Spinoza《伦理学》第二部分,命题43附释 体现了一种明证性、反身性的哲学来拒绝怀疑论无法避免的自相矛盾。 在我们看来,作为理论的形式体系必然表现为公理体系。 由于“归纳问题”不可克服,因此任何科学的理论体系必然是逻辑演绎体系。但哪里才是逻辑演绎恰当的起点呢?答案是: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一切科学的理论,归根结底都是由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广义地统称为公理假设)、逻辑推导、逻辑结论三个部分有机构成的公理体系。牛顿的物理学是公理体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公理体系,经济学的阿罗—德布鲁体系是公理体系……事实上,我们是找不到不是公理体系的科学理论的。(谢作诗、李平《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缘起、内容及再解读》) 波普尔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本质主义的系统复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P68页注②)。波普尔说的没有错,但通过舍勒这本书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这本质主义的复活是经过“存在先于本质”重构了的本质主义,即未来指向性诠释主体性,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典的“静态善业客观主义”完全不同,波普尔混淆了两者,这导致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描述论据完全正确,证成结论完全错误。 如果不是舍勒早逝,现象学的最后的也是集大成的大师可能就不是海德格尔而是舍勒了。海德格尔对哲学发展的伟大贡献:在此在自身对本真生存和非本真生存的自由选择中,人作为一个其“本质”就是“生存”的东西的特征最终完全得到揭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真正的任务也就明朗了,那就是“人类自由的自我解放”。从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问题和纯粹逻辑传统开始,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的“人格主义”冲动被严格的与胡塞尔“科学的”现象学整合在一起,两者又都与历史主义和生命哲学整合在一起。结果是对20世纪初精神和哲学困境的极为原创的探索。(迈克尔·弗里德曼《分道而行》)在舍勒这里也完全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