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宋学之争及思考
儒家经学自秦火以后，经历上千年的积淀和打磨，诸家治学，注疏校正，增益补遗，至清代已大放光彩，其学术规模，蔚然大观。远有东汉大儒郑玄遍注群经，解释经义；近有宋明两朝，程朱释儒学为理学，讲求义理，陆王则衍为心学，探求心性，新儒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清代学人上承前学，钻研经义，沉潜求索先贤治学得失，以复古变革的姿态开启了清代朴学的风潮。
钱穆先生所著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记录了中国明清之际至清末近三百年之学术风云，回溯了汉宋学之争。它将学人和学派按时间先后的线索一一追溯，对各人生平经历，学术要旨，著述成就，党派论争等几方面进行了精要介绍，并加之条分缕析。它沿用的清代黄宗羲开创的学案体体式，不能不令人联想为作者对清代学术的致敬。不消说的是，这是一部伟大的学术著作，甚至比前著，与之同名的梁启超所著的学术史水平更高，学术更精。钱公“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的论辩，突破了近代信奉汉宋对立说的传统思路，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时至今日仍振聋发聩，话犹在耳。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穆主要关注了三个学术问题：一、各家的著述和学术渊源，二、各家的思想流变和与他人之论辩，三、学者的汉宋学立场；其中，学者对待汉宋学的态度是书中占据大片篇幅的重要关注点。钱穆在书中引论部分就曾说——“近代学术导源于宋”，他认为，尽管高扬汉学旗帜，清儒与宋学也并非泾渭分明，实际上清儒继承了很多的宋学传统，并不能轻易脱离宋学窠臼。关于清代学术史上这场著名的汉宋学之争，我得到了一些思想上的启发，也想在这个问题上略作探求。
一． 汉宋学之争
（1）清初
清代的汉宋学之争发轫于明末清初，深怀遗民意识的清代学人感于空谈误国之失，开始批判宋明陆王治学，空谈心性，不重经世。顾炎武尝谓天下风俗最坏在于清议，“清议亡而干戈至”，学术上著音书，考据经文，力求以治经而明道，力改陆王蹈虚落空的风气。黄宗羲指出为学要以经术为本源，而求证于史籍，力矫当时蹈虚落空的宋学流弊。。
然而黄宗羲和顾炎武二人并不能算真正反对宋学。顾氏发对的，是空谈心性的心学，和沽名钓誉、脱离经书的理学家，虽然发扬了考据训诂的汉学，但目的依然是明理经世；黄宗羲师承明儒刘蕺山，所学与宋明深有渊源，对理学和心学持有总体推崇而略为修改的态度，晚期虽然态度有所转变，但学术上依然“取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主张兼采汉宋。与顾、黄同时期还有潘用微、陈干初。他们曾批评程朱以道治经学，陆王以佛治经学，染民耳目以致圣学失传，他们都不喜悬空讲心性本体之风气，亦不喜采用宋明以来的讲解，主张以实据推求，然学术观点上如钱穆言“亦终未全脱宋儒窠臼”，并没有与宋学割裂开来。
在清初，反对宋明之学最为激烈的，应只有颜李二人，颜元认为孔孟与程朱关系对立，水火不容，曾论断“必破一分程朱，始进一分孔孟”，甚至认为程朱之祸甚于秦火。然而即使是“发二千年未敢发之声”的他们，对当时的几位理学家却十分敬信。可见清初学者，真正与宋学决裂的并不存在。
虽然并没有真正反宋，但清初的学风确确实实发生了转变，明末的恍惚悬空之病被基本扫光。对此，钱穆推黄宗羲为“新时代学风一先驱”。黄宗羲一生为学，都在走务博尚实之路，平日讲学亦创辟了新局面，不再固守义理心性之说，所谓清初学风，务求“博大”、“弘通”、“致用”，黄宗羲以一己力行，使清代学风都得到了极大扭转。
（2）康熙时期
到了康熙时期，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八卷，推翻了古文尚书的权威。随着“虞廷十六字”被证伪，以之为依据的宋明理学也受到了极大冲击。此后，毛奇龄著《四书改错》，对宋明理学进行了猛烈抨击。
然而宋代经学在这一时期的清儒身上仍未失去影响力。阎若璩虽然采用汉学治经，但并不真正叛离宋学，毛奇龄攻击宋学虽力，但他治经也颇多谬言。皖派的开创者江永，精通三礼，擅考据名物，却不薄宋学，甚至极尊宋学，自谓治三礼因由：“欲卒朱子之志，成礼乐之完书，虽僭妄有不辞也。”汉学的揭竿者戴震曾为江永的学生，深受江氏一派的影响。钱穆认为戴震所学源流本是宋学，虽推汉学，然而其所学与宋学颇有渊源。戴震治学初期曾谓:“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可见他早年亦主张汉宋并举。然而他后来在学术之路上越走越远，就愈加认为宋学不可取，他在《孟子字义疏证》就曾力辩宋儒所言理之非，到后来欲作《七经小记》，就更偏向考据文字的汉学了。至于后来戴震认为所得尽汉，所失尽宋，态度之变钱穆归因于“实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而起”。而自戴震惠栋举起汉学旗帜之后，汉学与宋学壁垒开始分明，门户之见亦随之而来。
（3）乾嘉时期
乾嘉时期，是清代朴学登峰造极的黄金时代，江藩在《国朝宋学师承记》中说：“近今汉学昌明，徧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由于不满宋儒治经凭意猜测，谬误很多，且大谈义理忽略经文，惠栋以来，吴学激进，划分汉宋，只奉汉学为圭臬，全盘否定宋学，凡不诋宋学者就被视为浅陋。这就颇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了。浙东学派章学诚就曾力纠惠栋等人对朱子的诽薄，指出清学与宋学的深厚渊源：“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此语与钱穆在引论中“近代学术导源在于宋”所言相似。钱穆尤为赞赏章学诚，大概跟他能融通汉宋学的思想有关。从书中乾嘉清儒对汉宋学所抒的见解看来，即使在汉学最辉煌的乾嘉时期，不少学者虽治朴学，却依然尊宋学；虽存质疑和纠正，但并不全盘否定宋学：焦循对当时汉学家泥于考据提出过怀疑，并不抑宋。阮元之学虽在训诂，精于治古训，然而也只斥陆王而不薄程朱。程绵庄更是既通考证，又尊宋儒，汉宋齐平视之，钱穆盛赞其”尤为通识可贵”。三人虽为戴震后学，却都并不严守汉宋壁垒。
在乾嘉朴学鼎盛时期，宋明理学架空经文日益被汉学家批判，他们以“训诂明而后义理明”为宗旨，主张做好名物典章考据就可推出孔孟义理，可惜述而不作，流于琐碎，欠缺自己的阐发。对于当时拘泥文字考据之学风，章学诚主张学以经世，曾抨击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针对治学方法论又说：“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则所谓汉学方法者，亦惟治学之一端，不足以竟学问之全体也。”坚守宋学的桐城学派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书林扬觯》两书，对汉学考据方法不以为然，“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可见，汉学主张证实，宋学主张经世，而汉学视宋学离经，宋学嫌汉学繁琐，矛盾之处，也是汉、宋学产生纷争的真正原因之一。
然而这也只是关于治学方法论上的汉宋学争论，后来的汉学发展，学者不仅骂宋学，骂朱子，还骂东汉，骂郑玄，这种基于门户的偏狭纷争、互相贬诋被很多人诟病。对惠栋的流弊，当时已有颇多学者提出异议。可见，清代虽存汉宋纷争，但多数学者对执守门户之见并不赞成。
（4）晚清时期
也因戴、惠以来学术之见过于偏狭，晚清宋学复兴，而学人大多主张兼采汉宋，平息门户之争。此时，治今文经学的常州学派崛起，主张“微言大义”，所治之学最终都归于时政，一改汉学家埋首训诂考索之风，摇撼震荡了当时的学界风气。不过，尽管在此时期宋学复兴而乾嘉汉学遗留的弊端日见，早时声势浩大的汉学还是对后来的理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曾国藩师承桐城学派，固守宋明理学，但他与当时固守汉宋门户而互相诋薄的学人不同，主张汉宋汇合融通，将清儒分考据和义理两门，纽成一股。虽然曾自幼接受的是理学的训导，却一点也没妨碍他对王引之、戴震等大学者推崇备至。当时似朱一新等理学家虽治宋学，也主张汉宋兼采。
晚清时期，还有不可忽略的一位人物，那就是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他反对乾嘉以来的考据学，却又开始了实质荒谬的“新考据”，认为东汉以来的经学都是伪造，把孔孟之言都揽以作为自己改革思想的注脚。钱穆评价他貌似尊孔，实则尊西俗。至此，清代经学已经变味，往日高高在上的孔孟都只成为了改革的外衣，围绕孔孟经学的汉宋学之争也就此告一段落。
二． 汉宋学之争背后的思考
由于脱离了那段学术争论纷纷扰扰的年代，钱穆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对待清代学术的态度更显理性冷静。从这段学术争鸣的历史中，钱穆作了详密的疏证，并指出：清代学术近承东林，远接两宋，有深厚的宋学渊源。此外，与汉宋对立的传统思路不同，在清代主张汉宋分家的学者远少于主张汉宋并存者，因而汉宋实质上是融会贯通，不能分家。
由此，我受到了两点启发：
（1）同一渊源的学术经过多年发展嬗变，往往会衍生出不同流派。尽管它们的学术观点看上去有可能南辕北辙，但实质前后贯通，不可相互割裂或对立。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也曾表达这一观点：“大凡一种学术思想之特起，于其前一时期中，无不可寻得其先存之迹象。”同为汉民族儒家文化源头的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虽然治学内容、治学方法上有差异，但不可否认这两者存在学术交集。归根到底，宋学探求的是义理，追求的是形而上，治的是社会和人生哲学；汉学则是求真、求实，尽其力贴近古人，虽说最终目的也是明理，治的却更像是史学。哲学和史学，本是同一文化源头上分支的两条路径，本质上是互相补充的两门学科，如果将它们相互对立，厚此薄彼，岂不是咄咄怪事？事实上，学术既要精研，又要有自己所得之理，方为可取。清代不同学派的学者普遍突破门户之私，不约而同地主张汉宋结合，正是其学术眼光之高瞻远瞩和胸怀气量之博大的生动体现。
事实上，每一个了解自己民族因为党同伐异、固守党派酿成了多少灾祸的中国人，都会明白这种兼容并包的品质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即使时至今日，不止学术，各方各面出于偏狭而造成的悲剧都仍然在不断重演。
（2）此外，还想谈谈的是，纵观清代学术发展脉络，可知汉学崛起的最初起源本自“救世”，矫正宋明理学脱离经学，空谈义理心性的流弊，于是才产生了重视经文，讲求实据的思潮。后来衍生出训诂小学，却只推求经书中的文字考释，儒家推崇的“忠恕反躬”，并不能用之力行，所谓“悲天悯人，担当天下”，也并未实践。述而不作，固守孔孟经文，而无一己所得，致使清代学术虽然繁博而少有创见；原来是要修正宋学的不足，后来却发展到全盘否定、党同伐异。因此当时戴震惠栋对宋学的“揭竿起义”，可谓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矫枉过正，贻害不浅。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学术界的这场“矫枉过正”出人意料地收到了思想解放的效果。惠栋戴震等人发动的偏激和彻底的否定，使宋学的弊端了然于世，打破了人们对学术权威的盲从和迷信，从此各家各派都敢于发声，而发声必求实据，使清代学术走上了一条不断“疑古”和“求真”的道路——从质疑陆王心学，到质疑程朱理学，到质疑东汉郑学，到后来出现了轻孔孟而治诸子的学术趋势，直至近代，质疑一切今文经学，借孔孟托古改制，引发戊戌政变。这样的结果谁也没能预想到：学术上的不断复古，致使思想上的不断解放，甚至推动了国家上层建筑的一场大震荡，真正可以称作是种豆得瓜。
由此也可知，“矫枉过正”在处理特定环境下的特定问题时未必全错。辩证虽然理智，但如果是出于改革的目的也就未免太过温柔，有时为了变易风气，扭转局面，对待某些原应辩证待之的事物完全、彻底地与之否定、抛弃，甚至会是一种权宜之计。
但是，不管是学术上的“矫枉过正”，还是其他一切制度、风俗上的种种偏激否定，当现实发生变化，改革不再成为当务之急的时候，就应当马上重新审视之，辩证之；对待往日误判的旧事物，要迅速反思之，更正之。如钱穆所言：“学术之盛衰，一往一复，历时必变”，而“风尚歇则是非白。”学术，或推衍得更宽泛说，各种领域往往都会经历不断的建立、推倒、重建的循环过程。这是事物前进发展所难以避免，也是不断完善、永葆生机的源泉所在。再悲观的人也应相信，当暂时的狂风骤雨停歇，客观和理性之光就会再次闪现。这也正是晚清通儒身体力行，以及后世钱穆著学术史重新融汇汉宋两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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