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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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部有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它似乎经常脱离逻辑的领域，跳进朦胧的宗教世界。在那里，海神成了上帝，马汉成了先知（Prophet），美国海军成了唯一真正的教会。”
—— 亨利·史汀生 美国陆军部长
这段文字出自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对马汉的评价之中。可见马汉的“海权论”在美国影响之深，几乎已经上升到了宗教的角度。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马汉从未写过一部为《海权论》为名的专著，他的海权理论和海权思想全部体现在著名的“海权论”三部曲之中，而《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则为“海权论"三部曲的首部代表作。
本书基本概念和特色
一、“海权”与“制海权”
本书是“海权论”三部曲的首部代表作，在全世界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马汉在书中主张国家应拥有并运用优势海军和其它海上力量确立对海洋的控制权力和实现国家战略目的，并提出了海权的三大环节和影响海权的六个因素。全书通过讲述欧洲和美洲的历史，特别是海上战争史，揭示了海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但在阅读本书时，我们必须区分清两个相似的概念——“海权”与“制海权”。
尽管“海权”（Sea Power）的概念最早可以追述到古希腊时期，但是其作为一个严格的术语而言，却是出于美国著名海军战略理论家、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之中。其后“海权”虽然在此后历代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话语中，已成为一个通俗词汇，但迄今人们仍很难准确界定海权的确切含义。即使首先使用“海权”这个词汇的马汉本人也没有明确界定过海权的内涵，相反，他更愿意用各种形式的历史范例和评论来揭示海权的性质。如果仔细阅读马汉著作中的文句，我们可以发现，其著作中频繁使用的“海权”一词主要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狭义上的海权，就是指通过各种优势海上力量来实现对海洋的控制，即人们常说的“制海权”（Command of Sea）；另一种是广义上的海权，它既包括那些以武力方式统治海洋的海上军事力量，也包括那些与维持国家的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其他海洋要素。值得注意的是，马汉所说的“对海洋的控制”并不意味着对海洋的完全拥有，他认为海洋“就像是一个通向四面八方的广阔公用地，但这片公用地内的一些经常性的航线表明，有许多强制性的理由使人们往往选择某些特定航线而不是其他航线”；如果一国能够从总体上保持自己沿着这些经常使用的航线的交通且同时使敌人无法享受这一特权，那么它就拥有了“对海洋的控制”。马汉认为，这种控制将带来两方面的优势：首先，这种控制将会使一国享受不受来自跨海威胁的安全，且同时具有到达敌人海岸的机动性和能力；其次，“通过控制海洋这片广阔公用地，拥有绝对优势的海上力量实际上也就是关闭了进出敌人海岸的商业通道。”因此，马汉界定的广义上的海权主要是指那些与维持国家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各种海洋要素，他对这些要素的界定主要建立在下述观念的基础上，即“经过水路进行的旅行和贸易总是比经过陆路要方便和便宜。”正是从这个观念出发，马汉认为广义上的海权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具体内容：首先，是以海权的使用为特征的海洋经济，即生产、航运和殖民地，因为它们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繁荣关键的三个要素；其次，还应当包括以海上控制为基础的海上霸权（Maritime Supremacy），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拥有海上霸权对于保护那些同生产、航运、殖民地密切相关的国家利益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二、本书特色
在现代历史上，马汉海权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其突破了以往的纯军事角度，首次力图从国家大战略的角度（即海权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工具的价值和效益）来思考海权的内涵。在他对海权进行的总体思考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关于影响一国海权能力发展的六个主要因素的论述。用马汉的传记作者罗伯特·西格的话说，这一论述在读者中激起了最多的评论和猜想，许多人对马汉海权思想的理解也正是基于这一论述。马汉在书中总结的影响一国海权能力的六个主要因素（海权的构成要素）分别是：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特征。其中前三项因素都是地理性的，因而可以放在一起进行讨论。马汉在他的著作中，通过海权对世界历史（主要是16-19世纪的欧洲各国历史和国际关系史）发展影响的历史分析，阐述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与一个必须时刻准备抗击陆上邻国进犯的国家相比，一个无须在陆地上从事防卫和扩张的国家，实际上处在集中精力发展海权的最佳位置上；一种优越并且同重要海上航线相邻的位置为一国专注海权提供了进一步的优势，那些不会对一国防卫造成太大负担且分布集中的港口和海岸线，同样有利于一国海权能力的增长；贫瘠的土壤和气候通常会鼓励一国居民去从事海外冒险，而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居民则很少愿意这么做。其他三项因素都谈到了“政府和人民”的因素，即人为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马汉在这里所说的人口数量并非指人口总数量，而是指从事海洋职业的人口在一国总人口数量中所占的比例，他们既包括从事海洋商贸和海洋科研的人口，也包括商船海员等随时可以加入海军的潜在人口；民族特点就是指一个民族利用海洋赋予的各种成果（即贸易、航运、殖民地）的总体倾向。马汉对此的建议是建立一个由富有冒险精神和随时准备且能够为海权发展进行长期投资的贸易商和店老板组成的国家；最后，马汉认为政府对发展一国海权能力的态度和支持同样也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在和平时期培育国家的海运潜力和商业潜力，并且通过战争时期对海权的娴熟运用，一国政府就能够确保其胜利的前景，这种胜利反过来又将使国家获得更多的资源和财富，进一步增强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对中国的启示
一、海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按照马汉的海权理论来分析，中国在漫长的古代时期不可能发展成海权国家。首先从中国的地理位置上看，中国位于亚洲大陆东部，欧亚大陆和太平洋交界地带，其东边和南边是广袤无垠的海洋，在近代海军出现之前，在古代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跨过这片海域威胁中国本土安全[ 除了明代中后期一度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日本倭寇之外，其对当时中国的生存发展尚不构成根本威胁]，海洋实际上构成了保护中国大陆的天然屏障和“护城河”。而中国西边是高山和高原，同样没有外敌能够跨越形成威胁。真正对中国历代王朝生存发展构成威胁的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所以为了保护长城以南的中原农耕文明和农业社会，历代统治者都注重北部边防，而忽视海洋方向的发展。与古代西方地中海地区的航海商业国家相对，古代中国这种大陆农耕型社会因为强烈的土地意识和含蓄内敛的儒家文化，造就了其在军事领域的派生物——陆权主义。近代的俄罗斯、普鲁士以及中国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所以，中国虽然有着18000公里的海岸线，但由于农耕文明的性质，形成了长期奉行陆权主义的历史传统，以及以步兵兵种为主的军事组织特点。根据马汉的理论，以商业经济和海上贸易为主要生存背景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很难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萌发出来，这种经济类型的社会从根本上排斥建立海军的必要性，就像从根本上排斥成吉思汗式的草原游牧经济和文化为基础的大规模骑兵兵种一样。
而一度辉煌的中国古代水师从生存状态和文化类型上看，显然不属于西方意义上的“地中海型”的海军，姑且称之为“东方亚细亚型”的海军，其同西方海军的根本差异在于：它是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生存基础，其性质是农耕社会专制型政治权力向海上的延伸，是传统礼制观念在海外的军事体现。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海上力量是商业行为在军事领域的延续，一旦有事则偶尔为之，动用农业社会的资源，勃然兴起，一旦事平，即销声匿迹。归根到底，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缺乏发展海军的持续而根本的驱动力，历史早已表明：海上贸易是发展海权的最原始，也是最强大的动力。
二、中国海权转型
那么，冷战后中国海权的崛起，原因何在呢？答案很简单，正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促进了中国海权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正式开始了现代化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现代海权是国家向现代化转型时的必要选择，也是一个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必然现象，同时也是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之所以没有能力发展海上力量，主要在于没有“外向型”经济基础的内在驱动力。现在，虽然中国的地理位置没有改变，但是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经通过经济全球化进程改变了，使得中国经济的“外向型”色彩不断加深，最终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经济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和海洋发生了密切联系，其进程不可逆。当代中国的生存、发展和繁荣愈发依赖海洋、海外贸易和海外能源，这一现象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不曾出现的。
此外，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解体，中国北方的陆上威胁消失。除了印度之外，中国与陆上邻国的边界基本上划分完毕，长期困扰中国的陆上边界问题基本解决。这在客观上也使得中国有能力拿出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海洋方向和海权发展中去。此外，信息时代的到来，计算机和网络在中国社会中的迅速普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信息流动的速度、范围和程度，使得海权意识有可能通过信息网络迅速传播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从政府、企业、高校、媒体到民众，海权意识可能通过媒体和网络完成其社会化的过程，形成全民族范围内的海权思考和互动。
因此，冷战后中国海权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中国对马汉海权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具体体现。随着中国日益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本国有史以来没有过的“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时代”——一个传统的陆地大国开始走向海洋的现象出现和发展，这不仅仅在于验证马汉的海权理论，更是对于这种理论的一大发展。可以说，正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赋予了冷战后中国海权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和外在影响力，而中国海权的实践，也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蕴含了新要素的马汉海权理论的正确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新回顾马汉“海权论”三部曲，对于今天中国的海权实践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该译本的特点
自马汉“海权论三部曲”问世100多年来，先后有多种版本被译成各国文字出版。然而对于首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来说，其中译本的出版时间却比较晚。该书最早的中文全译本，1990年由台湾海军总司令部所属的“海军学术月刊社”翻译出版。大陆的译本，在1998年由解放军出版社翻译出版（2005年再版），海洋出版社在2013年也曾出版过“海权三部曲”全译本。现在时代文艺出版社再次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翻译出版，与前两个版本相比，时代文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有以下特点：
一、在内容方面，时代文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由译者冬初阳先生一人翻译，这样就避免了多人翻译时经常出现的译文前后不一致的情况。由于三个版本都是根据马汉英文原著翻译，所以在具体内容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当然，由于时代文艺版的不附带《亚洲问题》，所以对于已经拥有《亚洲问题》一书的读者来说，可以直接选购时代文艺版的，而不必再买海洋版的。
二、在翻译校对方面，可以说是该版本的最大特点。译者冬初阳先生在翻译时不仅保留了原作者的注释，还根据书中具体内容添加了多处译注，以便于读者阅读。此外，译者在翻译本书时，在涉及人名和重要事件的时候核对得非常认真。例如，先前的解放军版和海洋版在“英荷海战”的相关章节中提到的一位“戴吉尚伯爵”，实际上与后来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法国海军将领戴吉尚姓名拼写并不相同，故冬初阳先生将前者译为“德·吉什”，以便加以区分。另外，书中提到，特拉法加海战结束之际，纳尔逊临终前，副司令官柯林伍德并不在他身边。而解放军版和海洋版的翻译，容易让人误认为两人当时在一起。冬初阳先生为此专门查阅马汉著的《纳尔逊传》英语原版，在翻译时明确了这一点。
三、在装帧方面，时代文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是目前国内出版的马汉“海权论三部曲”系列唯一精装本。出版社方面为此经历一年多时间精心打造，精译、精校、精装，保证该版本翻译质量与价格达到最佳性价比。
何岸 2014.5 转载请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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