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理性与中国思想
在七十年代末，李泽厚完成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后，开始将视角转向中国，开始了美学和思想史研究，分别写出了《美的历程》和三部中国思想史论。如果用康德的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的结构分析的话，《批判哲学的批判》属于认识论，三部思想史论属于伦理学，而美学三书自然是美学研究。李泽厚的所有研究，都是围绕着康德的三大批判为基本结构完成的，因此他的三部思想史论和美学三书也都延续了康德研究中的术语，最主要的还是两个基本概念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来作为康德哲学中国化的基本概念。
从这个角度，李泽厚其实与他批判的牟宗三有着非常类似的地方，就是用康德哲学作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先验观念，并以此为基础来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这也是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研究最为普遍的研究方法，首先是李泽厚首开其源，然后新儒家借助杜维明被大陆再认识，最后是余英时的中国传统的现代性诠释。这三条中国传统的研究路径，构成了我们理解传统的当下先验理论结构。虽然，对于这三家学术研究方法，有着各式各样的批评，但是总体上看中国思想/哲学史研究并没有超越他们所开启的道路。
回到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上，他对于中国传统的研究，更像是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或者他称为转化性创造。即通过启蒙理性对于中国传统中的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及其宋明理学进行全面的批判，寻求其中有价值的部分，批判其中有毒的成分。通过人类学历史本体论，重新梳理传统文化，分析文化积淀，从而扬弃文化中的劣根性。当然，这种批判并非一味的否定，而是有着具体的分判。比如，他对于儒家的评析。
儒家与中国古老传统有更深的现实联系，它不是一时崛起的纯理论主张或虚玄空想，而是以具有极为久远的氏族血缘的宗法制度为其深厚根基，从而能在以家庭小生产农业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中，始终保持现实的力量和传统的有效性。即使进入专制帝国时期，也仍然需要它来维系社会。P145
这就是通过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儒家传统的文化功能与价值，认为儒家来源于氏族血缘制度，能够为传统社会提供基本的制度和结构，帮助其维系社会组织。这就是肯定了儒家的社会功能与价值，而不是仅仅从启蒙理性角度进行一味否定，而是在此基础上肯定了其实用性价值。这样的分析同样被运用在对墨家的分析上。
农民起义中的宗教信仰和博爱精神主要是当做统一意志、发动群众的行动纲领和组织力量，并直接地具体地落实在集团的战斗行动之中，与儒家讲的仍不相同，而毋宁说与墨家的特色相接近。P67
谈完社会稳定的结构因素，那么立刻就会谈社会革命的文化因子，李泽厚看来，通过平等博爱的方式来统一和协调政治集团的利益，从而获得推翻政治的力量，这与儒家相反，而更加接近于墨家。当然，后来刘小枫批评这一点，专门写出了《儒家革命源流考》，来论证儒家的革命意识。
董仲舒的贡献就在于，他最明确地把儒家的基本理论（孔孟讲的仁义等等）与战国以来风行不衰的阴阳家的五行宇宙论，具体地配置安排起来，从而使儒家的伦常政治纲领有了一个系统论的宇宙图式作为基石，使《易传》、《中庸》以来儒家所向往的“人与天地参”的世界观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完成了自《吕氏春秋•十二纪》起始的、以儒为主、融合各家以建构体系的时代要求。P151
当然，革命后自然是结构重建，这时候李泽厚通过分析董仲舒，这位汉儒的代表，认为他是将儒家制度建构与战国诸子的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落实儒家《易传》《中庸》以来个人与天地关系的外王学说。这是战国后期，融汇儒家与诸子学说的重要发明。难怪乎李泽厚批评新儒家的三期说，一定要将汉儒作为儒家的二期，而将宋明儒学视作儒学的三期发展。这是与他肯定董仲舒为首的汉儒脱离不开关系的。
前奏是为了引出主题，主题则是重建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孔孟之道。P235
对于宋儒的分析，我想李泽厚其实很简单地将张载、周敦颐的学说视作宇宙论，看做是宋明儒的前奏，是为了将其与人的伦理秩序为本体轴心的孔孟之道相互融合，形成了天道人伦为中心的新儒家。这套学说从宋代起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历史。不过，这条道路比较强调个人道德修养，而往往忽视了外在，因此李泽厚专门为外王学留了一章，专门谈论宋明清以来的经世之学，也就是外王学的发展。
章学诚也正是陈亮、叶适、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人的所谓“外王”路线的伸延和扩展。P311
上述人物就是李泽厚所认为的外王学的系谱，从这个角度出发，李泽厚论证了另外一条不同于宋明理学的思想脉络。这条线索其实与内在化道德的宋明理学相为表里。但是，我觉得李泽厚其实有意识地将这条线索与侯外庐等人的启蒙思想史相比附。强调了这条线所的现代性意义，或者说是现代性思想的萌芽。对此，我觉得李泽厚还是基于启蒙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传统思想观念。既肯定了传统文化的实用价值，又试图用启蒙哲学加以批评和改造。这种解释方法，对于邓晓芒等人的中国传统的启蒙批判起到了范式性的影响。当然，同样为刘小枫的浪漫主义批判，留下了思想史的伏笔。通过浪漫主义对于实用理性进行批判，这正是八十年代后现代思潮的起步。总之，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并非简单地思想重述，而是带有明确的哲学意图。
另外，两部思想史论，近代思想史论中康有为、谭嗣同研究，其实是李泽厚分析近现代思想的核心所在，他后来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其实就隐含在上述研究之中。在李泽厚看来，康有为代表着中国理性改良的道路，而谭嗣同则代表了激进革命的道路。这样的启蒙与革命的二元研究思路，延伸至现代即改良与革命的二重变奏。李泽厚通过肯定改良，否定革命，完成了他近现代思想史的工作。如果说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是他尝试用实用理性来解释中国传统的话，那么近现代思想史论，则是他构建其政治哲学的重要论著。如何理解李泽厚，这就代表着我们如何理解当下的中国，他已经成为了我们当下中国思想的一道底色，不理解李泽厚，就不能理解我们当下的思想世界。
从这个角度，李泽厚其实与他批判的牟宗三有着非常类似的地方，就是用康德哲学作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先验观念，并以此为基础来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这也是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研究最为普遍的研究方法，首先是李泽厚首开其源，然后新儒家借助杜维明被大陆再认识，最后是余英时的中国传统的现代性诠释。这三条中国传统的研究路径，构成了我们理解传统的当下先验理论结构。虽然，对于这三家学术研究方法，有着各式各样的批评，但是总体上看中国思想/哲学史研究并没有超越他们所开启的道路。
回到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上，他对于中国传统的研究，更像是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或者他称为转化性创造。即通过启蒙理性对于中国传统中的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及其宋明理学进行全面的批判，寻求其中有价值的部分，批判其中有毒的成分。通过人类学历史本体论，重新梳理传统文化，分析文化积淀，从而扬弃文化中的劣根性。当然，这种批判并非一味的否定，而是有着具体的分判。比如，他对于儒家的评析。
儒家与中国古老传统有更深的现实联系，它不是一时崛起的纯理论主张或虚玄空想，而是以具有极为久远的氏族血缘的宗法制度为其深厚根基，从而能在以家庭小生产农业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中，始终保持现实的力量和传统的有效性。即使进入专制帝国时期，也仍然需要它来维系社会。P145
这就是通过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儒家传统的文化功能与价值，认为儒家来源于氏族血缘制度，能够为传统社会提供基本的制度和结构，帮助其维系社会组织。这就是肯定了儒家的社会功能与价值，而不是仅仅从启蒙理性角度进行一味否定，而是在此基础上肯定了其实用性价值。这样的分析同样被运用在对墨家的分析上。
农民起义中的宗教信仰和博爱精神主要是当做统一意志、发动群众的行动纲领和组织力量，并直接地具体地落实在集团的战斗行动之中，与儒家讲的仍不相同，而毋宁说与墨家的特色相接近。P67
谈完社会稳定的结构因素，那么立刻就会谈社会革命的文化因子，李泽厚看来，通过平等博爱的方式来统一和协调政治集团的利益，从而获得推翻政治的力量，这与儒家相反，而更加接近于墨家。当然，后来刘小枫批评这一点，专门写出了《儒家革命源流考》，来论证儒家的革命意识。
董仲舒的贡献就在于，他最明确地把儒家的基本理论（孔孟讲的仁义等等）与战国以来风行不衰的阴阳家的五行宇宙论，具体地配置安排起来，从而使儒家的伦常政治纲领有了一个系统论的宇宙图式作为基石，使《易传》、《中庸》以来儒家所向往的“人与天地参”的世界观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完成了自《吕氏春秋•十二纪》起始的、以儒为主、融合各家以建构体系的时代要求。P151
当然，革命后自然是结构重建，这时候李泽厚通过分析董仲舒，这位汉儒的代表，认为他是将儒家制度建构与战国诸子的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落实儒家《易传》《中庸》以来个人与天地关系的外王学说。这是战国后期，融汇儒家与诸子学说的重要发明。难怪乎李泽厚批评新儒家的三期说，一定要将汉儒作为儒家的二期，而将宋明儒学视作儒学的三期发展。这是与他肯定董仲舒为首的汉儒脱离不开关系的。
前奏是为了引出主题，主题则是重建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孔孟之道。P235
对于宋儒的分析，我想李泽厚其实很简单地将张载、周敦颐的学说视作宇宙论，看做是宋明儒的前奏，是为了将其与人的伦理秩序为本体轴心的孔孟之道相互融合，形成了天道人伦为中心的新儒家。这套学说从宋代起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历史。不过，这条道路比较强调个人道德修养，而往往忽视了外在，因此李泽厚专门为外王学留了一章，专门谈论宋明清以来的经世之学，也就是外王学的发展。
章学诚也正是陈亮、叶适、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人的所谓“外王”路线的伸延和扩展。P311
上述人物就是李泽厚所认为的外王学的系谱，从这个角度出发，李泽厚论证了另外一条不同于宋明理学的思想脉络。这条线索其实与内在化道德的宋明理学相为表里。但是，我觉得李泽厚其实有意识地将这条线索与侯外庐等人的启蒙思想史相比附。强调了这条线所的现代性意义，或者说是现代性思想的萌芽。对此，我觉得李泽厚还是基于启蒙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传统思想观念。既肯定了传统文化的实用价值，又试图用启蒙哲学加以批评和改造。这种解释方法，对于邓晓芒等人的中国传统的启蒙批判起到了范式性的影响。当然，同样为刘小枫的浪漫主义批判，留下了思想史的伏笔。通过浪漫主义对于实用理性进行批判，这正是八十年代后现代思潮的起步。总之，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并非简单地思想重述，而是带有明确的哲学意图。
另外，两部思想史论，近代思想史论中康有为、谭嗣同研究，其实是李泽厚分析近现代思想的核心所在，他后来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其实就隐含在上述研究之中。在李泽厚看来，康有为代表着中国理性改良的道路，而谭嗣同则代表了激进革命的道路。这样的启蒙与革命的二元研究思路，延伸至现代即改良与革命的二重变奏。李泽厚通过肯定改良，否定革命，完成了他近现代思想史的工作。如果说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是他尝试用实用理性来解释中国传统的话，那么近现代思想史论，则是他构建其政治哲学的重要论著。如何理解李泽厚，这就代表着我们如何理解当下的中国，他已经成为了我们当下中国思想的一道底色，不理解李泽厚，就不能理解我们当下的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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