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笔杂谈：《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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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笔杂谈：《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
无可否认，现代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它具有无尽的力量，同时也有着弱点。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到2010年，中国人口总量达到了13.3亿，如无意外，中国将继续成为世界人口排行榜之榜首，继续占据世界人口总量五分之一的位置。如此巨大的人口数量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它确实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使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空前发达，另一方面它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沉重负担，拥挤的城市，有限的资源，无不时刻提醒我们依旧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阶段。前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对此曾发表过很精辟的言论，“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十三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十三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此话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点出了中国人口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从何时起，中国的人口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历史学家应负有责任。人口史学者试图对过去中国的人口进行最详细的调查，以便说明中国如此庞大人口数量的来龙去脉，而在这众多的学者中，何炳棣先生（1917——2012）无疑是最优秀的一位，他的著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因其扎实的考证、缜密的分析而被列为中国人口史的学术经典。
何炳棣先生出生于天津，1934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先后师从从蒋廷黻、雷海宗、陈寅恪及冯友兰等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大师。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并于次年赴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1952年以《英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1870—1914》获该校博士学位，从此正式转攻中国史研究。受到此前博士阶段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的何先生主要从事对土地、人口等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从1954年到1956年期间何炳棣先生陆续在美国汉学界的顶级期刊上发表了《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美洲作物传华考》《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史论文。1959年，他出版了中国人口史力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
早年先后求学清华和哥伦比亚两所东西方名校的经历使得何先生不仅身具深厚的中国古典史学素养，同时在从事英国史和西欧史研究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史学研究方法，因而何先生不但深得中西方史学之精华，而且更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特点。从何先生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何炳棣善于使用近代研究方法探索古代中国社会，特别是跨领域的研究方法。在这部书中，何先生从地理变化、制度沿革以及经济发展等多个角度观察明清以来的人口变迁及其影响，这些做法正是马克·布洛赫以来年鉴学派人士所一贯的“整体”主张。同时，何先生没有沾染“西方中心主义者”的陈腐习气，这使他在他的汉学同行中显得格外优秀。在他的这部论著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他对待中国史的立场，不盲目套用西方的研究术语，对中国自身的人口学术语有所分析，不满足于对明清人口整体的静态的分析，而是从动态角度根据各个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以及不同经济和行政因素对明清的人口数据做一细致的考量，侧重中国自身历史逻辑的展开。这一点与在当时动辄以“先进的西方对落后的中国造成冲击，落后的中国被迫应对挑战”的充满偏见的做法相比，更加令人信服。
在何炳棣先生的著作出版之前，其他人口学家或人口史学家上来几乎毫不怀疑地使用明清时期的人口学术语进行人口统计，然而何先生却首先在对户、口、丁等术语的确切含义发起了质询，正是这一概念的考察让他发现了大问题。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中，他发现了在明清时期，所谓的“丁”实际上是一种赋税单位，这种赋税单位既不能表示纳税人数量同样也代表不了成年男子人数，因而此前的西方汉学界使用清朝官方的丁数来重建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期的中国总人口，这种做法实在有失公允。紧接着，他又以地方志为基础对清乾隆以来的历代人口数据进行分期考证（此前学界公认乾隆六年以后的中国人口数据已经包括全部人口），以便找出可靠的人口数据来源。本书上编的第三章至第五章内容主要体现了这一部分内容。根据何炳棣的研究和分析，自1741年以来的人口数据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定位1741年至1775年之间，这一阶段乾隆帝开启了保甲制度负责人口统计工作的改革，改革的初期由于法律条文不具体，官员对之不感兴趣而使得统计工作差强人意；第二阶段在1775年至1851年之间，在此期间由于保甲登记技术的稳步改善和官方的有力推行，人口登记与统计工作陆续展开，在一些省份已经取得比较可靠的数据；第三阶段为1851年至1953年之间，这一段时期国家内忧外患，战乱频仍。保甲制度因战乱解体后，直至1902年中国才出现现代警察系统担任人口登记工作，然而到了1927年又因为拨付给警察资金的有限，人口登记改由保甲进行。国民政府并未能建立起广泛的保甲制度，所谓的保甲只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几个省份起了作用，至于共产党的根据地，则根本没有数据，这使得这段时期的数据也不可靠。最后，在上编的第五章何炳棣先生根据大量地方志得出的结论：自明清以来的人口数据中，只有明太祖时期、清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十年以及1953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较为客观准确。
在这样的数据基础上，何先生继而展开了相关问题的研究。通过对1741年至1953年以来可靠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百年的时间里，尽管存在着天灾人祸，但中国人口却整体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这种人口的快速增长将毫无疑问地对农业产生影响。为此在下编第六章中他继续使用考证方法，从制度沿革的角度对土地进行了一番数据上的考察。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自1368至1953年五百年间来自官方的土地数据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之间的关系。不过有幸的是，在官方的记载里，留下了许多关于新作物传播和人口从稠密区域到稀疏区域迁移的记载，这些记载虽不能做定性分析，但依然可供我们用作考察明清人口与农业资源关系的材料。因而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何炳棣先生从超省际的人口迁移和粮食生产两个角度为我们展示了人口增长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第七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明到清，经济利益因素逐渐成为了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无论是湖广填四川，汉水流域的开发，太平天国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建，还是民间口口相传的“闯关东、下南洋”，其直接原因都是由于原有地区内人口过于稠密，土地、粮食资源紧张，从而引发了人口迁移。何炳棣先生在这一章中也曾暗示，这种人口数量增多与人均资源减少的紧张，使得平均生活水平降低，从而引发了叛乱，这种观点对于我们理解晚清历史有重要意义。除了人口迁移以外，粮食的增加同样也是解决人口危机的一个办法，在第八章，何炳棣先生从新作物的引进角度再次审视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影响，他指出自唐以后，中国发生了两次巨大的农业革命，正是这两次农业革命使得中国可耕种土地面积迅速扩大，人口不断繁殖，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局面。第一次农业革命，是占城稻的引进和早熟品种的试种成功，使得中国的粮食产量迅速提高，人口出现增长。第二次农业革命，是玉米、甘薯、花生和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的传入，这一次的传入使得原来不能种植作物的山岭、沙洲、沼泽被开辟为农田。可耕种土地面积的扩大再次使养活众多的人口成为了可能，再加上清中期赋税减轻，工商业发展等一些有利因素（第九章），因此，到道光年间，中国的人口总量攀升达到了传统中国社会的顶峰，然而此时，蛰伏已久的人口危机也渐渐凸显出来，而且变得越来越难解决了。
其实按照现代的标准，人口多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人口虽然不等于人力，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上的人力资源必然也会增多，会对社会经济建设，特别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有巨大的好处。然而，嘉庆、道光年间的传统中国却并没有这样的选择。尽管现在关于中国明清时期的社会性质有着诸多的争论，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19世纪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小农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国家。处在人口巅峰状态的这个传统中国，由于人口膨胀，农业资源被开发到了极限。在一些不适宜农耕的地区进行农作破坏了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使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不断加剧（从嘉庆到宣统年间，汉水的洪水频率从4年6次加剧到1年1次）；传统农耕区的农作物产量也因过度耕作的报酬递减规律开始走向下滑的道路——人口在一天天的快速增长，资源在一点点的消失，人均生活水平不断降低，中国的天朝盛世转眼变成了过眼云烟——在这人与地、人与粮的紧张中，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爆发了。
与自然灾害对中国人口所造成的影响相比，人祸的威胁更大。如果仔细观察康雍乾盛世时期的地方志，我们会发现即便是所谓的“盛世”也有频繁的自然灾害，但那时中国的人口却依旧着快速增长的势头。然而爆发于乾隆朝以后的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西北回民的叛乱却使很多地方人口锐减，对区域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在本书的第十章中，何先生指出，曾经是中国经济中心的江南地区在经过太平天国之乱后持续衰退，该地区的人口总数直到1953年7月还只有19,200,000，比道光三十年的人口还少14%；江西义宁县在咸丰五年的时候尚有十万人口，但在经过21天的战斗之后，幸存者不足一万。大规模的战斗与反复屠杀使得原本人口稠密的地区如今反成为了人口稀疏的地区，大量移民涌入这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紧张的人地关系。然而，在全国范围内，人地关系的紧张依然存在，问题似乎没有得到解决。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何先生并没有给出很明确的答案，只是在文末结论部分如此写道：“历史是重演，还是新中国能取得比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还有待分晓。”在他看来，似乎新中国的经济向前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了，人口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然而我想这样的论述还不够具体。下面我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近代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人多地少的社会。人地的矛盾越来越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威胁（这点看一下我们居高不下的房价就能深有体会）。而要解决这个矛盾，最根本的手段只有两种，一种是让地变多，一种是让人变少。在近代化刚刚起步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口的大量繁殖，中国人口从国家的中心向边疆和偏远地区迁移，最后走向全球，出现了海外华人圈，在原有土地上，人口由于迁移之后确实减少了，然而这种人口迁移毕竟受到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最终迁移速度还是会放缓，假以时日，生丁日繁，问题还是会出现；另外一种近代早期的做法就是在原有农耕区不断的精耕细作，并在原来不能耕作的地方种植作物，直接或间接的扩大耕种面积和粮食产量，以养活更多的人口，然而因报酬递减规律，当投入达到一定程度后，产出反而呈下降趋势，并且由于对生态造成的严重破坏，地力下降的会更加严重。因此，在近代这两条老路，历史证明了都走不通。
那么新路在哪里呢？由于土地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做法再多耕种土地，只能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试求提升作物的产量，这就要求我们发展工业和信息产业，走上产业革命的道路，同时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当现代的工厂、企业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岗位，世代在土地上耕作的劳动力才有了被解放可能，当国民经济整体获得大发展，人均生活水平的上升才可以为人口繁殖提供更多的空间。
何炳棣先生以他严谨的考证、深入的分析，为我们重建了一个中国明清以来的人口史轮廓。首先，他回答了我们在开篇时所提出的问题，通过对可靠人口数据的寻找，他发现中国的人口在明清时期就开始快速增长，在五百年的时间内，人口翻了几番，最终演变成了今天这个局面；其次，透过他缜密的分析，我们得知了这庞大的人口数量所带来的结果——庞大的人口数量一方面使得土地持续开垦，最终达到了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使得有限资源条件下人均生活水平下降到最低水平，于是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暴乱。暴乱造成了人口的地区性减少，然而人口增长的总趋势却没有改变，如今，在经济建设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中国依然以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姿态雄立于东亚大陆。
历史不允许假设，但是将会以某种方式重新演绎。当下的中国，由于采用计划生育的政策，原本的高增长率受到了人为的限制，自然增长速度放慢下来。然而却造成了未来劳动力短缺、老龄化社会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又要防止明清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危险后果，我想历史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除了继续改革、推动社会转型，别无他法。
无可否认，现代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它具有无尽的力量，同时也有着弱点。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到2010年，中国人口总量达到了13.3亿，如无意外，中国将继续成为世界人口排行榜之榜首，继续占据世界人口总量五分之一的位置。如此巨大的人口数量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它确实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使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空前发达，另一方面它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沉重负担，拥挤的城市，有限的资源，无不时刻提醒我们依旧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阶段。前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对此曾发表过很精辟的言论，“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十三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十三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此话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点出了中国人口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从何时起，中国的人口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历史学家应负有责任。人口史学者试图对过去中国的人口进行最详细的调查，以便说明中国如此庞大人口数量的来龙去脉，而在这众多的学者中，何炳棣先生（1917——2012）无疑是最优秀的一位，他的著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因其扎实的考证、缜密的分析而被列为中国人口史的学术经典。
何炳棣先生出生于天津，1934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先后师从从蒋廷黻、雷海宗、陈寅恪及冯友兰等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大师。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并于次年赴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1952年以《英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1870—1914》获该校博士学位，从此正式转攻中国史研究。受到此前博士阶段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的何先生主要从事对土地、人口等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从1954年到1956年期间何炳棣先生陆续在美国汉学界的顶级期刊上发表了《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美洲作物传华考》《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史论文。1959年，他出版了中国人口史力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
早年先后求学清华和哥伦比亚两所东西方名校的经历使得何先生不仅身具深厚的中国古典史学素养，同时在从事英国史和西欧史研究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史学研究方法，因而何先生不但深得中西方史学之精华，而且更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特点。从何先生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何炳棣善于使用近代研究方法探索古代中国社会，特别是跨领域的研究方法。在这部书中，何先生从地理变化、制度沿革以及经济发展等多个角度观察明清以来的人口变迁及其影响，这些做法正是马克·布洛赫以来年鉴学派人士所一贯的“整体”主张。同时，何先生没有沾染“西方中心主义者”的陈腐习气，这使他在他的汉学同行中显得格外优秀。在他的这部论著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他对待中国史的立场，不盲目套用西方的研究术语，对中国自身的人口学术语有所分析，不满足于对明清人口整体的静态的分析，而是从动态角度根据各个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以及不同经济和行政因素对明清的人口数据做一细致的考量，侧重中国自身历史逻辑的展开。这一点与在当时动辄以“先进的西方对落后的中国造成冲击，落后的中国被迫应对挑战”的充满偏见的做法相比，更加令人信服。
在何炳棣先生的著作出版之前，其他人口学家或人口史学家上来几乎毫不怀疑地使用明清时期的人口学术语进行人口统计，然而何先生却首先在对户、口、丁等术语的确切含义发起了质询，正是这一概念的考察让他发现了大问题。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中，他发现了在明清时期，所谓的“丁”实际上是一种赋税单位，这种赋税单位既不能表示纳税人数量同样也代表不了成年男子人数，因而此前的西方汉学界使用清朝官方的丁数来重建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期的中国总人口，这种做法实在有失公允。紧接着，他又以地方志为基础对清乾隆以来的历代人口数据进行分期考证（此前学界公认乾隆六年以后的中国人口数据已经包括全部人口），以便找出可靠的人口数据来源。本书上编的第三章至第五章内容主要体现了这一部分内容。根据何炳棣的研究和分析，自1741年以来的人口数据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定位1741年至1775年之间，这一阶段乾隆帝开启了保甲制度负责人口统计工作的改革，改革的初期由于法律条文不具体，官员对之不感兴趣而使得统计工作差强人意；第二阶段在1775年至1851年之间，在此期间由于保甲登记技术的稳步改善和官方的有力推行，人口登记与统计工作陆续展开，在一些省份已经取得比较可靠的数据；第三阶段为1851年至1953年之间，这一段时期国家内忧外患，战乱频仍。保甲制度因战乱解体后，直至1902年中国才出现现代警察系统担任人口登记工作，然而到了1927年又因为拨付给警察资金的有限，人口登记改由保甲进行。国民政府并未能建立起广泛的保甲制度，所谓的保甲只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几个省份起了作用，至于共产党的根据地，则根本没有数据，这使得这段时期的数据也不可靠。最后，在上编的第五章何炳棣先生根据大量地方志得出的结论：自明清以来的人口数据中，只有明太祖时期、清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十年以及1953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较为客观准确。
在这样的数据基础上，何先生继而展开了相关问题的研究。通过对1741年至1953年以来可靠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百年的时间里，尽管存在着天灾人祸，但中国人口却整体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这种人口的快速增长将毫无疑问地对农业产生影响。为此在下编第六章中他继续使用考证方法，从制度沿革的角度对土地进行了一番数据上的考察。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自1368至1953年五百年间来自官方的土地数据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之间的关系。不过有幸的是，在官方的记载里，留下了许多关于新作物传播和人口从稠密区域到稀疏区域迁移的记载，这些记载虽不能做定性分析，但依然可供我们用作考察明清人口与农业资源关系的材料。因而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何炳棣先生从超省际的人口迁移和粮食生产两个角度为我们展示了人口增长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第七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明到清，经济利益因素逐渐成为了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无论是湖广填四川，汉水流域的开发，太平天国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建，还是民间口口相传的“闯关东、下南洋”，其直接原因都是由于原有地区内人口过于稠密，土地、粮食资源紧张，从而引发了人口迁移。何炳棣先生在这一章中也曾暗示，这种人口数量增多与人均资源减少的紧张，使得平均生活水平降低，从而引发了叛乱，这种观点对于我们理解晚清历史有重要意义。除了人口迁移以外，粮食的增加同样也是解决人口危机的一个办法，在第八章，何炳棣先生从新作物的引进角度再次审视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影响，他指出自唐以后，中国发生了两次巨大的农业革命，正是这两次农业革命使得中国可耕种土地面积迅速扩大，人口不断繁殖，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局面。第一次农业革命，是占城稻的引进和早熟品种的试种成功，使得中国的粮食产量迅速提高，人口出现增长。第二次农业革命，是玉米、甘薯、花生和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的传入，这一次的传入使得原来不能种植作物的山岭、沙洲、沼泽被开辟为农田。可耕种土地面积的扩大再次使养活众多的人口成为了可能，再加上清中期赋税减轻，工商业发展等一些有利因素（第九章），因此，到道光年间，中国的人口总量攀升达到了传统中国社会的顶峰，然而此时，蛰伏已久的人口危机也渐渐凸显出来，而且变得越来越难解决了。
其实按照现代的标准，人口多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人口虽然不等于人力，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上的人力资源必然也会增多，会对社会经济建设，特别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有巨大的好处。然而，嘉庆、道光年间的传统中国却并没有这样的选择。尽管现在关于中国明清时期的社会性质有着诸多的争论，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19世纪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小农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国家。处在人口巅峰状态的这个传统中国，由于人口膨胀，农业资源被开发到了极限。在一些不适宜农耕的地区进行农作破坏了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使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不断加剧（从嘉庆到宣统年间，汉水的洪水频率从4年6次加剧到1年1次）；传统农耕区的农作物产量也因过度耕作的报酬递减规律开始走向下滑的道路——人口在一天天的快速增长，资源在一点点的消失，人均生活水平不断降低，中国的天朝盛世转眼变成了过眼云烟——在这人与地、人与粮的紧张中，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爆发了。
与自然灾害对中国人口所造成的影响相比，人祸的威胁更大。如果仔细观察康雍乾盛世时期的地方志，我们会发现即便是所谓的“盛世”也有频繁的自然灾害，但那时中国的人口却依旧着快速增长的势头。然而爆发于乾隆朝以后的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西北回民的叛乱却使很多地方人口锐减，对区域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在本书的第十章中，何先生指出，曾经是中国经济中心的江南地区在经过太平天国之乱后持续衰退，该地区的人口总数直到1953年7月还只有19,200,000，比道光三十年的人口还少14%；江西义宁县在咸丰五年的时候尚有十万人口，但在经过21天的战斗之后，幸存者不足一万。大规模的战斗与反复屠杀使得原本人口稠密的地区如今反成为了人口稀疏的地区，大量移民涌入这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紧张的人地关系。然而，在全国范围内，人地关系的紧张依然存在，问题似乎没有得到解决。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何先生并没有给出很明确的答案，只是在文末结论部分如此写道：“历史是重演，还是新中国能取得比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还有待分晓。”在他看来，似乎新中国的经济向前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了，人口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然而我想这样的论述还不够具体。下面我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近代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人多地少的社会。人地的矛盾越来越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威胁（这点看一下我们居高不下的房价就能深有体会）。而要解决这个矛盾，最根本的手段只有两种，一种是让地变多，一种是让人变少。在近代化刚刚起步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口的大量繁殖，中国人口从国家的中心向边疆和偏远地区迁移，最后走向全球，出现了海外华人圈，在原有土地上，人口由于迁移之后确实减少了，然而这种人口迁移毕竟受到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最终迁移速度还是会放缓，假以时日，生丁日繁，问题还是会出现；另外一种近代早期的做法就是在原有农耕区不断的精耕细作，并在原来不能耕作的地方种植作物，直接或间接的扩大耕种面积和粮食产量，以养活更多的人口，然而因报酬递减规律，当投入达到一定程度后，产出反而呈下降趋势，并且由于对生态造成的严重破坏，地力下降的会更加严重。因此，在近代这两条老路，历史证明了都走不通。
那么新路在哪里呢？由于土地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做法再多耕种土地，只能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试求提升作物的产量，这就要求我们发展工业和信息产业，走上产业革命的道路，同时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当现代的工厂、企业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岗位，世代在土地上耕作的劳动力才有了被解放可能，当国民经济整体获得大发展，人均生活水平的上升才可以为人口繁殖提供更多的空间。
何炳棣先生以他严谨的考证、深入的分析，为我们重建了一个中国明清以来的人口史轮廓。首先，他回答了我们在开篇时所提出的问题，通过对可靠人口数据的寻找，他发现中国的人口在明清时期就开始快速增长，在五百年的时间内，人口翻了几番，最终演变成了今天这个局面；其次，透过他缜密的分析，我们得知了这庞大的人口数量所带来的结果——庞大的人口数量一方面使得土地持续开垦，最终达到了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使得有限资源条件下人均生活水平下降到最低水平，于是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暴乱。暴乱造成了人口的地区性减少，然而人口增长的总趋势却没有改变，如今，在经济建设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中国依然以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姿态雄立于东亚大陆。
历史不允许假设，但是将会以某种方式重新演绎。当下的中国，由于采用计划生育的政策，原本的高增长率受到了人为的限制，自然增长速度放慢下来。然而却造成了未来劳动力短缺、老龄化社会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又要防止明清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危险后果，我想历史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除了继续改革、推动社会转型，别无他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