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诚可贵，自由价亦高

       在当今世界，“民主”一词恐怕是最富意识形态色彩，意义也最含混的政治概念。一方面，很少有哪个政府不宣称自己是“民主的”，连金家三代掌权的朝鲜也将国名定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作为民主样板的美国有时也被其他国家批评为不民主甚至反民主的。即使承认民主属于普世价值，人们对它的具体表现形态并没有一致看法。
       冷战之后，对于前苏东国家和其他地区的民主化转型，人们的认识也混乱不清。批评者认为民主化在这些地区导致经济下滑和民族分裂。支持者或是淡化民主化以后的动荡政局，或是辩称“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民主最终会带给民众一个稳定和繁荣的国度。无论支持还是批评民主化，双方阵营常常将两种基本价值混为一谈，这就是民主与自由。
       美国政论家弗瑞德-扎卡瑞亚（Fareed Zakaria）撰写的《自由的未来》一书开宗明义，旨在澄清民主与自由的概念及其对应的社会体制。此书初版于十年前，最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中国大陆地区的中译本。扎卡瑞亚门辨道，民主政治的要义在于通过公开公平的选举，按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志对获胜的候选人授予权力。自由政治的要义在于建设和完善一系列公共制度，以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权利。典型的自由制度包括分权制衡的宪政、有效完善的法治、自由独立的企业、媒体和社团等等。
       在作者看来，民主和自由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但在相当程度上是分立的。民主不一定能够带来自由，自由也不必借助民主才能实现。支持民主的人们常常将两者混为一谈，错误地把自由视作民主。民主化的批评者也存在认识误区——政局恶化等转型问题并不仅仅是民主化导致的，更多源于保障自由权利的制度性缺失。成熟的自由民主政体能够有效地防止这些问题出现，民众既能走向票箱选举领袖，也能走上街头抗议政府。
       两仪生四象。按照一个社会民主化和自由化的程度，扎卡瑞亚将世界各国的政体分作四类。第一类是自由民主政体，包括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稳定运行了几十年，具有成熟完善的宪政体制。第二类是不自由的民主政体，包括很多近几十年新产生的民主国家。这类国家尚能进行较为公正的选举，但独立媒体和社团受到政府打压，民众的人身权利遭到侵犯。民选领导人往往否定宪法对政府的限制，滥用民众授予的权力。第三类是不民主的自由政体，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东亚城市。两者皆不属于西方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但政府廉洁高效，法治昌明有度，公民们享有多项政治和经济自由。最后一类则是既不民主又不自由的政体，如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
       不自由也不民主的极权政体最遭世人痛恨——今天很少有人愿意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或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而对于不自由的民主政体和不民主的自由政体，舆论评价可就人言言殊了。在扎卡瑞亚看来，后者比前者的政治文明程度略高一筹。他举南斯拉夫为例：在铁托的强人统治下，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受到压制，当地民众虽无投票权，可还能享受有限的人身权利。等到米洛舍维奇的民主时代，他们反到饱受分裂和战乱之苦，连生命安全都成了问题。
       如果缺乏保障自由的制度，民主社会很可能选出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或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带给人民的苦难会抵消人民享受的民主红利。不自由的民主国家往往政局动荡，最后大多回到专制独裁政体。反观不民主的自由社会，公民享有较多的人权和福利，只是自由权利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统治者也缺乏合法性基础。扎卡瑞亚在书中列举诸多国家案例，说明已有自由的社会进行民主化，要比已有民主的社会进行自由化容易很多。
       《自由的未来》一书的重大贡献，在于区分了民主和自由各自包含的公共价值，以及每种价值之于社会良性运转的意义。扎卡瑞亚引用政治学大师亨廷顿的著作说：“民主是一种公共之善，但不是唯一的善。”事实上，自由民主政体的设计之妙不在民主选举，而在于许多“不民主”的设计。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已经观察到，美国的民主制度为了防止“多数暴政”，采取了一系列制衡措施。比如，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对多数意志进行了不少限制，即使票数再多也不能否定某些个人权利；美国高等法院的九位大法官由总统任命，而且实行终身制；无论人口多少，联邦每个州都可以选派两名参议员进入国会。这些制度并不是或不完全是按照民主的逻辑设计，却有效地维护了美国公民的自由权利。可见，民主政体应当受到自由制度的节制。
       面对西方国家出现的民主危机，扎卡瑞亚并不认为进一步民主化是正确的发展方向，他更担心“过度民主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后，美国很多公共机构在扩大民主化的呼声下，进行了公开化改革。此举导致决策过程直接暴露在民意测验和游说集团的压力下，反倒引发了民众不满。作者指出，民众需要选举具有公共决策能力的代议人，而不是仅仅让他们充当多数民意的传声筒。
       《自由的未来》还花相当篇幅讨论了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民主化。经济民主腐蚀了职业人士的公共责任感，文化民主则瓦解了文化精英的权威地位。这些因素部分地导致了财务丑闻大量爆发和垃圾文化大行其道。当然，这两大领域的民主概念是政治民主的引申义，并不像政治领域那样简单地应用多数原则。扎卡瑞亚似乎更多地想通过批判民主价值的阴暗面，为西方传统的精英主义召魂。
       无论欢迎与否，民主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天下大势之一。对于尚未民主化和正在民主化的国家，《自由的未来》不啻为一篇富有启示意义的喻世明言。如果后发国家试图建立自由民主政体，它们应当重视自由制度的构建，而不是仅仅举行全民普选了事。这些国家的宪政改革也应全盘考虑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精妙地设计制衡架构和法律细则，不仅反映多数民意，也保护少数团体。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遭受重大挫折后，不少学者开始反思美国的对外政策。如斯坦福大学教授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一书中就指出，“政体变换”（regime change）不等于“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扎卡瑞亚则从民主与自由的关系出发，发出类似的建言。他告诫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建设自由制度比进行民主选举艰难很多，需要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持久切实的努力。倘若只看到新兴民主国家声势浩大的选举活动，西方世界还不该宣布大功告成。
       就具体的民主化路径而言，扎卡瑞亚总结数十国经验教训，主张等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000美元左右，政治经济体制能够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之后，再举行全民普选不迟。过早的民主化很可能走向民族分裂、对外战争，并退回独裁政体。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1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5432美元，扎卡瑞亚在书中不失时机地提醒中国领导人重温马克思主义的精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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