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记
今天，那种想要认识一切的骄傲以及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主人，从而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的妄自尊大叩响了所有的大门。但与此同时，这类骄傲与自高自大所遭到的挫折又引起了一种可怕的虚弱感。人该怎样适应这种情况而不受其影响？
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
法国革命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它经历了一个向自身对立面的转变，让人获得自由的决心演变为破坏自由的恐怖。
毫无疑问，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人的行动是毫无结果的，一切都已成为可疑的，人的生活中没有任何可靠的东西，生存无非是一个由意识形态造成的欺骗与自我欺骗不断交替的大漩涡。这样，时代意识就同存在分离了，并且只关注其自身。
这种生活秩序的普遍化将导致这样的后果，即把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的人的生活变成单纯的履行功能。
人作为个体，拒绝让自己被一种生活秩序消化掉，这种秩序只会使他成为为维持整体而起作用的一种功能。当然，他可以借助于一千种关系而生活在这架机器中，他依赖这架机器并参与其中的活动，但是，既然他已经成为一只齿轮上可被替换的单纯的轮齿而与其个性无关，那么，若无其他方法可以表现他的个体自我，他就要反抗。
在普遍的生活机器与一个真正的人的世界之间的张力就是不可避免的。
力图控制与力图反抗，这两者将继续他们之间的相互打击，它们彼此误解，虽然它们都有效地促进了对方。彼此误解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在作为谋生推动力的自我保存于处于自身的绝对性中的实存[即对更高形式的自我表现的渴望]之间存在着冲突。
当一般水平上的执行功能的能力成为成就的标准时，个人就无足轻重了。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必不可少的。他不是他自己，他除了是一排插销中的一根插销以外，除了是有着一般有用性的物体以外，不具有什么真正的个性。这些被最强有力地预置在这种生活中的人都没有任何认真地想要成为他们自己的愿望。这样的人有一种优越性：似乎这个世界必定要交给平庸的人，交给这样一些没有一条人生道路、没有等位或差别、没有真正属于人的品质的人。
看来，如此被贬抑、被拉到物的水平上的人，已经失去了人性的实质。没有什么东西是由于具有实存的真实性而吸引着他的。无论是愉悦还是不适，是奋发努力还是疲劳倦怠，他仍然不过是执行着他的日常任务而已。他日复一日地活下去，惟一可以刺激他超出完成日常任务的范围的欲望，是占据在这架机器中可能达到的最好位置的欲望。那些始终停留在自己的被指定的地位上的人同那些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的人不一样。前者是消极的，安于他们所是的状况，在闲暇时间里追求快乐。后者则是积极的，为野心和权力意志所推动，焦躁不安地盘算着升迁的种种机会，使尽他们最大的精力。
甚至性生活都要技术化，即符合卫生学的安排以及遵循各种旨在巧妙地掌握其过程的规则，以使性生活尽可能地带来快乐和避免冲突。
工作中的快乐来自人的实存与从事工作的人所无条件地献身于其中的活动之间的和谐，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被完成的。一旦普遍的秩序所起的作用是将这个整体肢解成诸种局部功能，而这些功能的执行者可以无差别地替换，那么，在工作中的这种快乐就被毁掉了。
“群众”这个词愚弄了我们，就是说，我们会被它误引到以数量的范畴来思考人类的方向上去：好像人类就是一个单一的无名整体，但是，群众在任何可能的定义上都不可能是那使人如其所是的本质的乘荷者。每一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可能的实存，都不仅仅是群众的单纯成员，都对自身拥有不能让渡的权利，都不能以丧失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独立实存的权利为代价而被融化到群众中去。诉诸群众概念，是一种诡辩的手段，为的是维护空洞虚夸的事业，躲避自我，逃脱责任，以及放弃趋向真正的人的存在的努力。
这些套话冒充知识，以便证明由法律来解释的政治法令是正当的，证明刑法典中的某些段落是正当的。
这类套话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其实际陈述的内容无关紧要，它的价值标准在于一种维护秩序、掩盖任何会使秩序受到怀疑的事物的决心。
一种对教化的敌意已经形成，这种敌意将精神活动的价值贬低为一种技术的能力，贬低为对最低限度上的粗略生活的表达。这种态度是同这个星球上的技术化过程相关联的，也同一切民族中的个人生活与历史传统相脱节的过程相关联。
精神创造的工作必须由那些从内心深处获得主要动力的人来承担。事实上，在全部历史中，孤独是一切真正的能动性的基础。
今天，到处触目可见的似乎是艺术的各种存在物的沉沦。只要艺术在技术性的群众秩序中成为生活的功能，它甚至会作为娱乐的对象退到体育活动一边去。
大众对科学的关心只是由于科学所具有的实用效果。他们学习科学仅仅是为了通过考试，并且获得在这件事情上的成功给他们带来的地位。
今天的人们已不在博学者与探索者之间作出区分，这个事实是科学衰落的一个征兆。
今天，无信仰成了与时代合拍的强大潮流。信仰离开宗教是否可能，这是一个问题。哲学即起源于这个问题。今天的哲学探讨意味着我们试图在一种不依赖于启示而形成的信仰中确证我们自身。
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谕示：人应被看成一种客体，关于这种客体可以形成某种知识，而这种知识将使通过有意识的安排而改变这个客体成为可能。通过这种知识，人们确实知道了一些关于人的事情，但是并没有知道人本身。人，作为一种被赋予自发性的造物所具有的可能性，反对被当作单纯的结果来看待。社会学，或心理学，或人类学都能够把个人转变成某种东西，但是，个人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将这类转变接受下来。他把可认知的实在理解为某种特定的和相对的东西，以此，他便使自己从各门科学对他所确定地形成的知识那里解放出来。
这种英雄是不会因为听到热烈的赞扬之声而沾沾自喜的。他不会受到诱惑去做那众人都能做的并且一切人都会赞成的事情。他也不会被抵抗和反对所干扰。他以坚定的步伐走着他自己选择的道路。这是一条孤独的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由于害怕诽谤、害怕其势汹汹的反对而被迫去做取悦于众人的事。极少有人能够既不执拗又不软弱地去依自己的意愿行事，极少有人能够对于时下的种种谬见置若罔闻，极少有人能够在一旦决心形成之后即无倦无悔地坚持下去。
今天，将全部生活都包容到机器中去的过程再也不能避免，生活已变成一个企业，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工人和雇员。
只有那种在渴求真正实现之可能性的情感的支撑下运用了坚强的自律力的人，才走在一条真正属于作为人的道路之上。
真正的高贵是以人对自己提出的要求的形式而无名地存在的。虚假的高贵则是一种姿态，是对他人提出要求。
人们称为他们之所是，不单纯是经过了出生、哺育和教育，而且经过了每个人以其自我实存为基础的自由。
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
法国革命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它经历了一个向自身对立面的转变，让人获得自由的决心演变为破坏自由的恐怖。
毫无疑问，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人的行动是毫无结果的，一切都已成为可疑的，人的生活中没有任何可靠的东西，生存无非是一个由意识形态造成的欺骗与自我欺骗不断交替的大漩涡。这样，时代意识就同存在分离了，并且只关注其自身。
这种生活秩序的普遍化将导致这样的后果，即把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的人的生活变成单纯的履行功能。
人作为个体，拒绝让自己被一种生活秩序消化掉，这种秩序只会使他成为为维持整体而起作用的一种功能。当然，他可以借助于一千种关系而生活在这架机器中，他依赖这架机器并参与其中的活动，但是，既然他已经成为一只齿轮上可被替换的单纯的轮齿而与其个性无关，那么，若无其他方法可以表现他的个体自我，他就要反抗。
在普遍的生活机器与一个真正的人的世界之间的张力就是不可避免的。
力图控制与力图反抗，这两者将继续他们之间的相互打击，它们彼此误解，虽然它们都有效地促进了对方。彼此误解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在作为谋生推动力的自我保存于处于自身的绝对性中的实存[即对更高形式的自我表现的渴望]之间存在着冲突。
当一般水平上的执行功能的能力成为成就的标准时，个人就无足轻重了。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必不可少的。他不是他自己，他除了是一排插销中的一根插销以外，除了是有着一般有用性的物体以外，不具有什么真正的个性。这些被最强有力地预置在这种生活中的人都没有任何认真地想要成为他们自己的愿望。这样的人有一种优越性：似乎这个世界必定要交给平庸的人，交给这样一些没有一条人生道路、没有等位或差别、没有真正属于人的品质的人。
看来，如此被贬抑、被拉到物的水平上的人，已经失去了人性的实质。没有什么东西是由于具有实存的真实性而吸引着他的。无论是愉悦还是不适，是奋发努力还是疲劳倦怠，他仍然不过是执行着他的日常任务而已。他日复一日地活下去，惟一可以刺激他超出完成日常任务的范围的欲望，是占据在这架机器中可能达到的最好位置的欲望。那些始终停留在自己的被指定的地位上的人同那些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的人不一样。前者是消极的，安于他们所是的状况，在闲暇时间里追求快乐。后者则是积极的，为野心和权力意志所推动，焦躁不安地盘算着升迁的种种机会，使尽他们最大的精力。
甚至性生活都要技术化，即符合卫生学的安排以及遵循各种旨在巧妙地掌握其过程的规则，以使性生活尽可能地带来快乐和避免冲突。
工作中的快乐来自人的实存与从事工作的人所无条件地献身于其中的活动之间的和谐，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被完成的。一旦普遍的秩序所起的作用是将这个整体肢解成诸种局部功能，而这些功能的执行者可以无差别地替换，那么，在工作中的这种快乐就被毁掉了。
“群众”这个词愚弄了我们，就是说，我们会被它误引到以数量的范畴来思考人类的方向上去：好像人类就是一个单一的无名整体，但是，群众在任何可能的定义上都不可能是那使人如其所是的本质的乘荷者。每一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可能的实存，都不仅仅是群众的单纯成员，都对自身拥有不能让渡的权利，都不能以丧失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独立实存的权利为代价而被融化到群众中去。诉诸群众概念，是一种诡辩的手段，为的是维护空洞虚夸的事业，躲避自我，逃脱责任，以及放弃趋向真正的人的存在的努力。
这些套话冒充知识，以便证明由法律来解释的政治法令是正当的，证明刑法典中的某些段落是正当的。
这类套话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其实际陈述的内容无关紧要，它的价值标准在于一种维护秩序、掩盖任何会使秩序受到怀疑的事物的决心。
一种对教化的敌意已经形成，这种敌意将精神活动的价值贬低为一种技术的能力，贬低为对最低限度上的粗略生活的表达。这种态度是同这个星球上的技术化过程相关联的，也同一切民族中的个人生活与历史传统相脱节的过程相关联。
精神创造的工作必须由那些从内心深处获得主要动力的人来承担。事实上，在全部历史中，孤独是一切真正的能动性的基础。
今天，到处触目可见的似乎是艺术的各种存在物的沉沦。只要艺术在技术性的群众秩序中成为生活的功能，它甚至会作为娱乐的对象退到体育活动一边去。
大众对科学的关心只是由于科学所具有的实用效果。他们学习科学仅仅是为了通过考试，并且获得在这件事情上的成功给他们带来的地位。
今天的人们已不在博学者与探索者之间作出区分，这个事实是科学衰落的一个征兆。
今天，无信仰成了与时代合拍的强大潮流。信仰离开宗教是否可能，这是一个问题。哲学即起源于这个问题。今天的哲学探讨意味着我们试图在一种不依赖于启示而形成的信仰中确证我们自身。
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谕示：人应被看成一种客体，关于这种客体可以形成某种知识，而这种知识将使通过有意识的安排而改变这个客体成为可能。通过这种知识，人们确实知道了一些关于人的事情，但是并没有知道人本身。人，作为一种被赋予自发性的造物所具有的可能性，反对被当作单纯的结果来看待。社会学，或心理学，或人类学都能够把个人转变成某种东西，但是，个人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将这类转变接受下来。他把可认知的实在理解为某种特定的和相对的东西，以此，他便使自己从各门科学对他所确定地形成的知识那里解放出来。
这种英雄是不会因为听到热烈的赞扬之声而沾沾自喜的。他不会受到诱惑去做那众人都能做的并且一切人都会赞成的事情。他也不会被抵抗和反对所干扰。他以坚定的步伐走着他自己选择的道路。这是一条孤独的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由于害怕诽谤、害怕其势汹汹的反对而被迫去做取悦于众人的事。极少有人能够既不执拗又不软弱地去依自己的意愿行事，极少有人能够对于时下的种种谬见置若罔闻，极少有人能够在一旦决心形成之后即无倦无悔地坚持下去。
今天，将全部生活都包容到机器中去的过程再也不能避免，生活已变成一个企业，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工人和雇员。
只有那种在渴求真正实现之可能性的情感的支撑下运用了坚强的自律力的人，才走在一条真正属于作为人的道路之上。
真正的高贵是以人对自己提出的要求的形式而无名地存在的。虚假的高贵则是一种姿态，是对他人提出要求。
人们称为他们之所是，不单纯是经过了出生、哺育和教育，而且经过了每个人以其自我实存为基础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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