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本·印刷·及其他
一百多年前,章太炎先生在《教育新语杂志》(1910.vol3)中说: 不晓得中国声音,怎么能晓得中国的训诂?既然不是从师讲授,仍旧不能冰释理解,所以日本人看段注《说文》、王氏《经传释词》,和《康熙字典》差不多。几个老博士,翻腾几句文章学说,不是支离,就是汗漫。
一百多年前,章太炎先生在《教育新语杂志》(1910.vol3)中说:
不晓得中国声音,怎么能晓得中国的训诂?既然不是从师讲授,仍旧不能冰释理解,所以日本人看段注《说文》、王氏《经传释词》,和《康熙字典》差不多。几个老博士,翻腾几句文章学说,不是支离,就是汗漫。
这次影印的底本,前三篇为日本小畑行简的批语的和刻本。后面的用日本早稻田大学藏、同治苏州保息局补刻段注本补足。简单说,就是个莫名其妙的拼本。
论道理说,《说文解字注》的经韵楼原刊本,并不希见,到清末翻印旋多,已经是户置一册了。但是这次中华出书,底本简直让人崩溃。本来料想,选择一个经韵楼藏版的初刻本影印,不改避讳而影印,未尝是件难事。但收到此书,竟是和刻本+后印本的混杂体,长叹。
说起日本学者的批注的价值,并不精审,每每写下漏个“也”字之类的,无关痛痒,弃之不惜。
(上古本刓改过避讳字,将郑元回改为郑玄等等,当时校勘、标点极细致,为今学界引用时主要用的本子,虽然每次重印加价、改封面的颜色,依旧好用)
关于印刷用纸和墨色,这套中华新的《说文》系列,令人诟病的就是选纸了。《系传》新版、大字本《说文解字》和这本都是用较薄的铜版纸影印的,这样的纸质,看书时铜版纸反光极为致命,对于需要批注的童鞋来说,不啻是个噩耗。用水笔易渗到背面不说,铅笔的笔记也不容易着色。基本上就是铅笔画了线即反光、水笔记的笔记就渗。这一点,供需要细读、在书上记笔记的同学参考。 另外,由于拼版与上古有些有不同,页码也有变化了,引用起来需要注意。
此书之序,是武大万献初老师所作,加上了注音。万先生我极敬佩,注音亦于阅读颇有帮助。
段氏《说文注》本身,借用师长的话,艺高人胆大。读到后来,前后贯通,才觉得如醴酒般,喜欢,与无奈同在。随处的发凡起例,以及对《说文》、经书的熟悉,让人觉得亲切与喜欢。在与清代其他学人相比,段氏之路数,正是标准的小学和经学互通的路数,借用后人的话,就是皖派的作风。段氏懂小学,也懂经学,注说文,论尚书、论周礼、论诗经,都是勇猛无敌。
治训诂,他给刘台拱写信,说阮宫保主编的《经籍纂诂》,不过是一屋散钱,他的《说文》注成后,才是串铜钱的绳串。
同治古音的江有诰,段氏极为欣赏,但和他讨论起许氏及小徐形声之误,就被段氏一通驳回,说,此事谈何容易。就此三字,足下所言皆非,可不慎乎?
同任校勘的顾千里,与他又有一大段笔墨官司。说到底,《王制》那段到底怎么理解,谁也说不准,最后的落脚点,也无非是到底该不该改。
至于段注理校说文之处,今人看,是有得有失,不乏億必之说,也多有精妙间接,到最后,也许哪天就会念起“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样的句子。不知段之改为许君之真与,许君之书非段氏之改与,无是无非矣。 2015年: 中华重印,第3版纸质已经改为普通纸质,不再是铜版纸,特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