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家的终结
我觉得在这本书之前，罗兰巴特应该是和列维-斯特劳斯和叶尔姆斯列夫这些人站在一起的。然而在这本书之后，他却是和巴塔耶和布朗肖甚至于拉康这些人站在一起的。之前是作为一个符号学家，之后的作品那种片段式，梦呓一般的写作让自己又和解构主义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本书的分析方法有点类似列维-斯特劳斯的方法，在进行实际分析的过程中，把大量注意力放在了分类和对立的区分上。很大程度上展现了结构主义的各种方法。首先这本书更像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产物，在于分析时装杂志用语从而研究了流行与时尚之于社会的关系。
之前的《符号学原理》已继承了叶尔姆斯列夫和索绪尔那些语言学家的很多遗产，宣布了自己的符号学方法的基本原理。虽然这本书写作的完成时间和原理一样。有可能是以交叉的方式完成了这两本书（原理里有许多服装符号的例子）
方法上真心很有古典哲学的影子（能指-所指-意指），这种结构很容易让人想起古典的三段式样论证。
如此技术化的一本书，真是让人对巴特的理论构建能力和具体实践能力叹为观止。
原本的构想是分析实际服装的“语言结构”，但由于技术上的问题（服装是个连续体，比较难切割能指）只能退而求其次分析服装杂志的“语言”。也就是杂志描写的衣服，根本上来说这只是个转译，因为语言与存在物之间的界限实在难以磨灭使得这个研究存在这某种不完善。
说到底，这本书讨论的就是人类给予事物意义的系统结构。（也就是符号行为的结构）
具体分析是由两个方面来构成：1.服饰符码 2.修辞系统。
这本书的基本方法是基于叶尔姆斯列夫的表达结构（ERC）E作为表达层，C作为内容层。而R作为关系层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符号系统和表达单元。这就形成了第一系统。在时装符码里，这属于真实符码层。
它如果说作为第二个ERC系统的能指的话，那么第二个系统就属于含蓄意指层，那么反过来它作为第二个ERC系统的所指层的话，第二层就是元语言层，属于术语层。
一般来说在服装系统上，真实符码层构成了术语层的所指面。而术语符码作为杂志言语也就是修辞层的。
比如：
雨衣（和时装无关）
第一层ERC就是雨衣的实体作为能指(SR)而雨衣的避雨功能所指（SD）这个就成为了为真实符码层。
第二层的能指则是“雨衣是用来避雨的”的句子本身（SR）而所指则是由第一层ERC系统（真实符码层）所构成，也就是“雨衣是用来避雨的”这一命题概念，这一层叫元语言层，也属于术语层。
在往上第三层，如果我们在小说中提到雨衣这个词，我们就构成了含蓄意指层。
它的能指是由第二个系统层（术语层）所组成的，也就是说“雨衣”的 SR/SD整体被小说语言表述之后产生了新的所指（因为能指改变了，而能指改变是因为小说语境和小说用语的存在），这个所指的内容可能就为“防御”。于是含蓄意指层因为能指的改变而产生了新的意指关系，从一开始的雨衣-避雨再到雨衣-防御。
正是基于这种语言层的不断变动，使得意义不断改变就像被覆盖了一层一层布一样。只要表达的主体发生改变必定会产生能指的改变，于是乎意义就发生位移了。意义的不断增值就是由于能指的不断改变。
于是为了分析，我们必须必须在系统和符号中做一些转换：
1.修辞层转换为术语层。
2.把术语层转换成真是符码层（由于符号和实物的根本界限，完全 转换是不可能的，巴特提出了一种伪真码，把无意义的语言全部剔除 了出去，只保留产生意义最有价值的东西）又由于1和2最终倾向于伪真码。最终服装语言系统之和修辞系统和服装码系统有关，因此分析分为：1.服装码的分析 2.修辞的分析。
而在符号层次的分析则要尽量孤立能指和所指。巴特把时装语言表达形式总结为A和B两组，A是“服装-世事”而B是“服装-流行”。不过最终杂志传递的始终是流行。前者作为杂志语言的能指，而后者作为杂志语言的所指。因为要具体为能指和所指进行最具体的分类。
最终系统 系统的分析沿着纵横两个方向进行：
1.纵向沿着能指和所指的结构分析。
2.横向符号关系（能指所指的关系）。
这构成了第一层次服装码的分析
而作者又把修辞的分析分为：修辞系统，能指修辞，所指修辞，符号修辞这样三位一体的逻辑逐一分析。
在实际操作中，巴特主要的精力在于解释分类工作上，在系统分析，也就是服饰码的分析上，首先着眼于服饰码能指结构的分析。
一． 服饰符码的分析
1.能指的结构
巴特首先创造出“母体”概念作为能指单元，而这个单元又分为“对象物（O），支撑物（S），变项（V）”。
对象物作为服饰整体，而支撑物作为意义的支撑物，这是一个产生意义的位置，而变项则是支撑物的不同状态，由于变项的存在，从而支撑物的一变化。例如：敞开/闭合（V）的衣领（S）产生出的不同意义。
由于S与O的混淆，作者把它们归为肯定的项类，从而做出分类，根据互不相容的原则，把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位置的项归为一类，其整体构成一个属。每个S的总是与属类的剩余整体产生对立，因此而发生意指功能。
作者归纳了60个属类，用于分析SO也就是对象物和支撑物。
在V，也就是变项这个元素中，作者也进行了仔细的分类，一共有30个变项，根据性质又分为8组，前五组表示存在的变项；后三组表示方位的变项；追寻的也是横向的二元对立结构。意指作用或者意义就由横向的聚合差异产生，而纵向不产生意指作用，它们的差异并不造成对立，只是术语上的差异。
归类完属项和变项的清单之后，由于，系统意义的产生始终以对立和差异为基础，又深入到系统的层次把上述三十种变项归类分成了三组对立。
但是服装系统有着不可规约的性质，也就是不能像语言一样纯粹规约为二元对立，然而二元对立又是控制着系统秩序的要素。语言始终在限制着服装系统的结构化，为了消除这种语言学的限制，巴特在方法上做出新的尝试，也就是把变项尽量简化到支撑物之上。
以质料和颜色属相为例，以服饰意义为出发点，最大程度避免语言学的影响来对实体进行再一次的分类；在技术上尽可能向实体靠近。
在对系统问题进行尝试性解决之后，我们又很自然地踏入了对上述清单的应用上了——也就是语段组合，即——属（支撑物和对象物）和变项的组合，语段是服装符码的特征变化所在，也是意义变化所在，掌握了清单的组合，也就掌握了时装杂志的一切可能的表述方式。
于是巴特又不厌其烦的进行了表述方式的分类：1.真实的流行时装（正在留流行的可能组合）2.可能的流行时装（这一时期不可能流行的各种组合）3.历史的流行时装（只有经历整个社会的观念和语言的变格才会产生的组合。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又定义了语段产量——一个要素暴露意义的程度（流行的可能性程度）在真实的流行时装这一类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三种分类：1.典型的 2.基本的 3.永久的。
于是，服装符码的能指就基本上穷尽了一切的改变可能。
2.所指的结构
之前，已经把时装产生的意指功能分为了A组（世事）和B组（流行）。按照作者的方法，首先要确定所指的最小单元，他称之为“语义单元”也就是所指的“义素”，又分为：平常单元和独创单元。
平常单元指的是普遍性的世事（如季节，早晚这些已经制度化的用语）而独创单元则带有个别化的世事（如具体的一个地方，没有形成制度化的词汇）当然两者也存在着转换。
而语义单元的结构组合又分为三种组合关系：
1.AUT 2.ET 3.VEL关系
AUT:对立的非此即彼关系
ET:互相补充的关系
VEL:互为选言的关系
然而互为对立的关系又能向上形成一个聚合一个大的所指。从而中性化这种对立
于是作者又提出了函数关系，导致所指关系成一个金字塔结构。（它的顶部就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等等）
在能指结构和所指结构所形成的的符号结构直接，作者又指出了服饰符码的武断性，分析了A组三种符号的意指动机（B组是没有动机的是纯粹武断的）。
于是，服饰符码的分析暂时告一段落。
二．修辞系统的分析
在整个大的修辞系统下有分为三个小的修辞系统：1.服装诗学（能指的） 2.流行的世事（所指的） 3.流行的理性（符号的-能指意指的统一）
而这三种系统的能指则为：服饰写作。 所指为：流行理念
作为能指特征的服饰写作，又被分为两个特征：1.分节特征（相当于词语单元）2.超音段特征（相当于语调单元，但是这个特征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性）
作为所指的流行理念则是潜在的，因表述能指关系到不同人的不同经历和文化而变得复杂纷繁，从而以“星云状”的样态存在着。
1. 服装诗学：
它的能指修辞是相当的贫乏的只能从传统文学或者诗学中借鉴，因为衣服始终是有功能性的物，它避免不了纯粹的描述而向术语靠拢。但在组建服装时又离不开修辞的表达，也就是说服装诗学在术语层和含蓄意指层中变得相当混合，在向前者靠拢的同时又需要后者的存在（例如“小”既属于直接意指又属于含蓄意指）。
服饰诗学的分类有划分成三种：
1.文化模式 2.情感模式 3.细节
（1）文化模式总是使服装的修辞指向某种文化和展示某个时代的特征。文化模式的细分当然更加的繁琐：艺术 历史 地理 等等。
（2）情感模式则总是能把人的感情赋予服装，有熟悉亲密的生活化气息。反应在女性身上总有着某种稚气未脱的性质而与文化的崇高性相对立。
于是衣服重塑了女性：既是崇高的，又是幼稚的。
（3）细节模式被流行给予了极大的权利，流行总是被细节散发出来的，把意义之外的东西变成了意义之内，就像魔法一般。
然而作者又发现了一个规律：直接意指强烈的杂志对应着社会地位较高的读者群，而在文化和情感修辞上发展的的杂志则对应着社会地位较低的读者群体。
这就像梦想和现实的对立一般。（梦想-修辞 现实-直接意指）
2. 流行的世事：
所指修辞主要是通过隐喻和并列结构来进行的。一般是把语义单元转换为偶然性。把某种真实视像转换成某种虚构的社会情境。
因此所指修辞所提及的“世事”指的意义无非是提供给读者由自身或者环境时间所决定的活动穿着。要么是一种特征解读。
于是修辞的所指功能又被分为三类：1.活动和节日情境 2.时间情境
3.地点情境
然而向外拓展的一个大类则是社会职业模式，不同的服装突出的职业性质也大有不同。
服装的所指修辞因此还起到了角色扮演的功能，让人产生某种幻想，于是流行好像在戏弄一个人类最严肃的主题——我是谁？
3. 符号的修辞（能指与所指的统一）
杂志通过修辞改变了能指与所指最露骨的关系，并用其他关系来替代它们。这就是流行的叙事法则。A组的法则是自然与经营而B组的法则则是法定的和制度化的。
结论：
于是在2个层次的分析上，流行的时装体系也就基本完成了基本的结构。
流行在不断给予意义的同时，始终再变成一项文化事物。它控制着语言，变成了叙事，不断异化现实世界的价值，神化了自然物，它不断变异拒绝继承，很大程度上有改变了道德取向，永恒地回归双重个性。
巴特的细心好像是所有符号学家和语言学家所共有的，很难想象一个复杂的体系被分成了七零八落如此多的分支，其复杂程度是难以想象的。然而过于技术化的工作又让这些文化现象变得僵死和无趣，可能符号学这门技术更加偏向于社会学，总之本书不厌其烦的重复着分类的方法和解说，读者只能感叹体系在巴特那的崩塌，这么多细碎的工作可能也标志着巴特后期的解构式和片段式的写作。在这本书上他把自己的技术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体现他卓越的修辞能力的也可能要属《文之悦》了，后者即使难以理解，也能让阅读产生很大的快感，也许这又是他魅力之所在。
这本书的分析方法有点类似列维-斯特劳斯的方法，在进行实际分析的过程中，把大量注意力放在了分类和对立的区分上。很大程度上展现了结构主义的各种方法。首先这本书更像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产物，在于分析时装杂志用语从而研究了流行与时尚之于社会的关系。
之前的《符号学原理》已继承了叶尔姆斯列夫和索绪尔那些语言学家的很多遗产，宣布了自己的符号学方法的基本原理。虽然这本书写作的完成时间和原理一样。有可能是以交叉的方式完成了这两本书（原理里有许多服装符号的例子）
方法上真心很有古典哲学的影子（能指-所指-意指），这种结构很容易让人想起古典的三段式样论证。
如此技术化的一本书，真是让人对巴特的理论构建能力和具体实践能力叹为观止。
原本的构想是分析实际服装的“语言结构”，但由于技术上的问题（服装是个连续体，比较难切割能指）只能退而求其次分析服装杂志的“语言”。也就是杂志描写的衣服，根本上来说这只是个转译，因为语言与存在物之间的界限实在难以磨灭使得这个研究存在这某种不完善。
说到底，这本书讨论的就是人类给予事物意义的系统结构。（也就是符号行为的结构）
具体分析是由两个方面来构成：1.服饰符码 2.修辞系统。
这本书的基本方法是基于叶尔姆斯列夫的表达结构（ERC）E作为表达层，C作为内容层。而R作为关系层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符号系统和表达单元。这就形成了第一系统。在时装符码里，这属于真实符码层。
它如果说作为第二个ERC系统的能指的话，那么第二个系统就属于含蓄意指层，那么反过来它作为第二个ERC系统的所指层的话，第二层就是元语言层，属于术语层。
一般来说在服装系统上，真实符码层构成了术语层的所指面。而术语符码作为杂志言语也就是修辞层的。
比如：
雨衣（和时装无关）
第一层ERC就是雨衣的实体作为能指(SR)而雨衣的避雨功能所指（SD）这个就成为了为真实符码层。
第二层的能指则是“雨衣是用来避雨的”的句子本身（SR）而所指则是由第一层ERC系统（真实符码层）所构成，也就是“雨衣是用来避雨的”这一命题概念，这一层叫元语言层，也属于术语层。
在往上第三层，如果我们在小说中提到雨衣这个词，我们就构成了含蓄意指层。
它的能指是由第二个系统层（术语层）所组成的，也就是说“雨衣”的 SR/SD整体被小说语言表述之后产生了新的所指（因为能指改变了，而能指改变是因为小说语境和小说用语的存在），这个所指的内容可能就为“防御”。于是含蓄意指层因为能指的改变而产生了新的意指关系，从一开始的雨衣-避雨再到雨衣-防御。
正是基于这种语言层的不断变动，使得意义不断改变就像被覆盖了一层一层布一样。只要表达的主体发生改变必定会产生能指的改变，于是乎意义就发生位移了。意义的不断增值就是由于能指的不断改变。
于是为了分析，我们必须必须在系统和符号中做一些转换：
1.修辞层转换为术语层。
2.把术语层转换成真是符码层（由于符号和实物的根本界限，完全 转换是不可能的，巴特提出了一种伪真码，把无意义的语言全部剔除 了出去，只保留产生意义最有价值的东西）又由于1和2最终倾向于伪真码。最终服装语言系统之和修辞系统和服装码系统有关，因此分析分为：1.服装码的分析 2.修辞的分析。
而在符号层次的分析则要尽量孤立能指和所指。巴特把时装语言表达形式总结为A和B两组，A是“服装-世事”而B是“服装-流行”。不过最终杂志传递的始终是流行。前者作为杂志语言的能指，而后者作为杂志语言的所指。因为要具体为能指和所指进行最具体的分类。
最终系统 系统的分析沿着纵横两个方向进行：
1.纵向沿着能指和所指的结构分析。
2.横向符号关系（能指所指的关系）。
这构成了第一层次服装码的分析
而作者又把修辞的分析分为：修辞系统，能指修辞，所指修辞，符号修辞这样三位一体的逻辑逐一分析。
在实际操作中，巴特主要的精力在于解释分类工作上，在系统分析，也就是服饰码的分析上，首先着眼于服饰码能指结构的分析。
一． 服饰符码的分析
1.能指的结构
巴特首先创造出“母体”概念作为能指单元，而这个单元又分为“对象物（O），支撑物（S），变项（V）”。
对象物作为服饰整体，而支撑物作为意义的支撑物，这是一个产生意义的位置，而变项则是支撑物的不同状态，由于变项的存在，从而支撑物的一变化。例如：敞开/闭合（V）的衣领（S）产生出的不同意义。
由于S与O的混淆，作者把它们归为肯定的项类，从而做出分类，根据互不相容的原则，把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位置的项归为一类，其整体构成一个属。每个S的总是与属类的剩余整体产生对立，因此而发生意指功能。
作者归纳了60个属类，用于分析SO也就是对象物和支撑物。
在V，也就是变项这个元素中，作者也进行了仔细的分类，一共有30个变项，根据性质又分为8组，前五组表示存在的变项；后三组表示方位的变项；追寻的也是横向的二元对立结构。意指作用或者意义就由横向的聚合差异产生，而纵向不产生意指作用，它们的差异并不造成对立，只是术语上的差异。
归类完属项和变项的清单之后，由于，系统意义的产生始终以对立和差异为基础，又深入到系统的层次把上述三十种变项归类分成了三组对立。
但是服装系统有着不可规约的性质，也就是不能像语言一样纯粹规约为二元对立，然而二元对立又是控制着系统秩序的要素。语言始终在限制着服装系统的结构化，为了消除这种语言学的限制，巴特在方法上做出新的尝试，也就是把变项尽量简化到支撑物之上。
以质料和颜色属相为例，以服饰意义为出发点，最大程度避免语言学的影响来对实体进行再一次的分类；在技术上尽可能向实体靠近。
在对系统问题进行尝试性解决之后，我们又很自然地踏入了对上述清单的应用上了——也就是语段组合，即——属（支撑物和对象物）和变项的组合，语段是服装符码的特征变化所在，也是意义变化所在，掌握了清单的组合，也就掌握了时装杂志的一切可能的表述方式。
于是巴特又不厌其烦的进行了表述方式的分类：1.真实的流行时装（正在留流行的可能组合）2.可能的流行时装（这一时期不可能流行的各种组合）3.历史的流行时装（只有经历整个社会的观念和语言的变格才会产生的组合。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又定义了语段产量——一个要素暴露意义的程度（流行的可能性程度）在真实的流行时装这一类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三种分类：1.典型的 2.基本的 3.永久的。
于是，服装符码的能指就基本上穷尽了一切的改变可能。
2.所指的结构
之前，已经把时装产生的意指功能分为了A组（世事）和B组（流行）。按照作者的方法，首先要确定所指的最小单元，他称之为“语义单元”也就是所指的“义素”，又分为：平常单元和独创单元。
平常单元指的是普遍性的世事（如季节，早晚这些已经制度化的用语）而独创单元则带有个别化的世事（如具体的一个地方，没有形成制度化的词汇）当然两者也存在着转换。
而语义单元的结构组合又分为三种组合关系：
1.AUT 2.ET 3.VEL关系
AUT:对立的非此即彼关系
ET:互相补充的关系
VEL:互为选言的关系
然而互为对立的关系又能向上形成一个聚合一个大的所指。从而中性化这种对立
于是作者又提出了函数关系，导致所指关系成一个金字塔结构。（它的顶部就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等等）
在能指结构和所指结构所形成的的符号结构直接，作者又指出了服饰符码的武断性，分析了A组三种符号的意指动机（B组是没有动机的是纯粹武断的）。
于是，服饰符码的分析暂时告一段落。
二．修辞系统的分析
在整个大的修辞系统下有分为三个小的修辞系统：1.服装诗学（能指的） 2.流行的世事（所指的） 3.流行的理性（符号的-能指意指的统一）
而这三种系统的能指则为：服饰写作。 所指为：流行理念
作为能指特征的服饰写作，又被分为两个特征：1.分节特征（相当于词语单元）2.超音段特征（相当于语调单元，但是这个特征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性）
作为所指的流行理念则是潜在的，因表述能指关系到不同人的不同经历和文化而变得复杂纷繁，从而以“星云状”的样态存在着。
1. 服装诗学：
它的能指修辞是相当的贫乏的只能从传统文学或者诗学中借鉴，因为衣服始终是有功能性的物，它避免不了纯粹的描述而向术语靠拢。但在组建服装时又离不开修辞的表达，也就是说服装诗学在术语层和含蓄意指层中变得相当混合，在向前者靠拢的同时又需要后者的存在（例如“小”既属于直接意指又属于含蓄意指）。
服饰诗学的分类有划分成三种：
1.文化模式 2.情感模式 3.细节
（1）文化模式总是使服装的修辞指向某种文化和展示某个时代的特征。文化模式的细分当然更加的繁琐：艺术 历史 地理 等等。
（2）情感模式则总是能把人的感情赋予服装，有熟悉亲密的生活化气息。反应在女性身上总有着某种稚气未脱的性质而与文化的崇高性相对立。
于是衣服重塑了女性：既是崇高的，又是幼稚的。
（3）细节模式被流行给予了极大的权利，流行总是被细节散发出来的，把意义之外的东西变成了意义之内，就像魔法一般。
然而作者又发现了一个规律：直接意指强烈的杂志对应着社会地位较高的读者群，而在文化和情感修辞上发展的的杂志则对应着社会地位较低的读者群体。
这就像梦想和现实的对立一般。（梦想-修辞 现实-直接意指）
2. 流行的世事：
所指修辞主要是通过隐喻和并列结构来进行的。一般是把语义单元转换为偶然性。把某种真实视像转换成某种虚构的社会情境。
因此所指修辞所提及的“世事”指的意义无非是提供给读者由自身或者环境时间所决定的活动穿着。要么是一种特征解读。
于是修辞的所指功能又被分为三类：1.活动和节日情境 2.时间情境
3.地点情境
然而向外拓展的一个大类则是社会职业模式，不同的服装突出的职业性质也大有不同。
服装的所指修辞因此还起到了角色扮演的功能，让人产生某种幻想，于是流行好像在戏弄一个人类最严肃的主题——我是谁？
3. 符号的修辞（能指与所指的统一）
杂志通过修辞改变了能指与所指最露骨的关系，并用其他关系来替代它们。这就是流行的叙事法则。A组的法则是自然与经营而B组的法则则是法定的和制度化的。
结论：
于是在2个层次的分析上，流行的时装体系也就基本完成了基本的结构。
流行在不断给予意义的同时，始终再变成一项文化事物。它控制着语言，变成了叙事，不断异化现实世界的价值，神化了自然物，它不断变异拒绝继承，很大程度上有改变了道德取向，永恒地回归双重个性。
巴特的细心好像是所有符号学家和语言学家所共有的，很难想象一个复杂的体系被分成了七零八落如此多的分支，其复杂程度是难以想象的。然而过于技术化的工作又让这些文化现象变得僵死和无趣，可能符号学这门技术更加偏向于社会学，总之本书不厌其烦的重复着分类的方法和解说，读者只能感叹体系在巴特那的崩塌，这么多细碎的工作可能也标志着巴特后期的解构式和片段式的写作。在这本书上他把自己的技术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体现他卓越的修辞能力的也可能要属《文之悦》了，后者即使难以理解，也能让阅读产生很大的快感，也许这又是他魅力之所在。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