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羌为镜”寻本真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以羌为镜”寻本真
——读王明珂《寻羌——羌乡田野杂记》
2010年旧作，发表于《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8辑
王明珂这本《寻羌——羌乡田野杂记》的出版正值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或许王明珂正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祭悼所有汶川地震中的死难者。这本书不是一本典范的民族志，在书里，我们能读到情感、欢声笑语、抑或悲伤，能读到活生生的人。
机缘巧合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美国的传教士兼文化人类学家葛维汉行走于羌族之间进行田野调查。1933年，他目击了惨绝人寰的“叠溪大地震”，而后他在书中悲痛地写道：“这场地震使许多的峭壁垮塌，完全摧毁了叠溪这座古城，并造成了那里的人们全部死亡”，“瘟疫引起人们生病和死亡，人们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挣扎，艰难地生活。” 而后不久，葛维汉出版了他关于羌族研究的书《羌族的习俗与宗教》。
时隔75年，两位学者，似乎都将一种特殊的情感注入了各自的书中，用这种“学术的仪礼”来感谢他们的研究对象羌族。特别是王明珂在震后发出了“我们的知识除了‘学术贡献’外，到底还能贡献些什么？”的诘问。地震之后，羌族面临着“文化的抢救与传承”，数以千万的资金源源不断流入羌区，可是，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个典范的羌族文化让大家去抢救和传承呢？至少王明珂的心里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在此之际我整理这些老记忆出版，并非为了建构一个‘传统羌族社会’以作为重建的参考模式——我认为即使没有这次地震，灾前的羌族社会文化也将成为过去。我十余年的‘寻羌’之旅所找到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 在他的眼里，羌族没有一个典型的文化，他们散布在岷江上游的高山峡谷之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历史中沉浮。羌族的这种“非典范”在一定程度上给王明珂了很大的启发，让他也成为一个特殊的学者，游历在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之间。
关于“典范”的思考
“羌族”是王明珂从硕士就开始研究的一个民族。在正式进入田野之前，他先是做了十几年的“文献田野”，通读了有关羌族研究的文献读物，并且进行了详细的文本分析，尝试读出这些文献背后的东西来。在《寻羌》一书的自序中，他回忆起1994年他首次见到羌族的情形，“突然，前面那些历史臆想以及我二十年来的羌族研究成为一场空幻梦境。面对真真实实的羌族，我觉得自己对人、社会、民族、历史等等的知识贫乏得可笑。” 正是从1994年开始，他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每年都会去羌族地区住上一两个月，在这种“旅居式”的田野中重新展开对古之羌人和今之羌族的研究。
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田野调查”被誉为研究基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的田野调查为现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树立了典范。至此以后，各类民族志辈出，其大多遵循了马氏的“同吃、同住、同睡”且在某一个调查点长居一年以上的典范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在撰写民族志的时候，为了学术规范，其间活生生的人物都会被抹杀，而成为一种表征。在王明珂的《寻羌》里，他无时无刻不在对这些典范进行反思和重新探索。
此书一共由八部分组成，除了导言和后记以外，其他六个部分是由发生在羌族地区六个县城的小故事串合而成。王明珂的足迹遍布岷江上游的松潘、北川、茂县、汶川、理想、黑水等地区，他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了他在羌乡田野的经历，图片优美，故事生动且娓娓道来，就如一位长者的回忆录。或许更多的人会说《寻羌》是介于游记和民族志之间的一种题材，这也许正是王明珂想达到的“边缘”效果吧。
文中记录到第一次去田野的王明珂，闻着寨子里牛毛毡和羊毛被子的异味，在自己人类学异邦的想象中许久未能成眠。而第二天清晨，一张开眼，他看到天花板上贴着的台湾青春偶像林志颖的大幅海报，让他“感到失望、荒谬、又觉得好笑，在如此的百感交集中，从典范的人类学之梦中惊醒过来。” 这或多或少会让我们联想到大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做田野调查时候所提到的“半原始人——坎冈人”，他们不能适应政府为他们提供的更文明的生活方式，烧掉睡床，任奶牛在森林里游荡，但是他们保留了一些衣服、斧头和缝衣针。这些“原始人”已经不能摆脱外界对他们的影响。而王明珂在黑虎乡拍照时被一名男子索要五块钱报酬的境况更是和列氏给土著女人拍照时被索要报酬的情景如出一辙。现如今，不被外界影响的封闭人群到底还存在吗？他说：“人类学家经常有意忽略‘土著’家重墙角边的可口可乐罐，以此建构一个原始的、未受外界影响且社会结构自称体系的‘土著社会’。” 这种典型的“构建”并没有被王明珂采纳，在刚到羌区有人告诉他应该去某某地方，因为那里的羌文化保留得最好。他并未遵循，而是踏遍了整个羌族地区，这才有了他之前的《羌在汉藏之间》的具有比较性的理论探索，如不然他的著作可能是某某羌族乡的民族志呈现了。
在民族志的书写方面，王明珂也未循规蹈矩。书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黎光明，其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之一，他所撰写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的手稿给了王明珂极大的启发。黎光明的田野杂记式的报告“清新可人”，“他从不隐瞒自己的主观偏见，更难得的是在那年头他可能未曾听过‘社会结构’，因此他不会以社会结构、模式来忽略个人。相反的，在他文中每个大小人物都活跃在纸上。” 王明珂认为在他读过的所有著作中，“没有哪一本著作能如黎光明的报告那样给我一种身在历史中的‘感觉’。” 他如获珍宝，可这本报告存在七十几年也无人问津，直到《寻羌》，王明珂采用了黎光明那种有“历史感”的书写方法，用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情编织了一种新颖生动的民族志。
正如他在后记中所反问的一样，为什么他不在一个典型的羌族村寨中做长时间的深入参与观察；为何研究进行了十年还不会说羌语；为何不钻研西方人类学家所探索的问题以和世界学术接轨？因为他从羌族那里受到了再教育：“没有一个典型的羌族村落，没有一种各地羌族能用来彼此沟通的羌语，也没有一种共同的羌族文化。羌族似乎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嘲弄着刻板学术方法与知识的虚妄。” 王明珂的内心总是有一种潜隐的呐喊，想冲破学术的刻板范式，而将“田野”赋予到生活之中，将生活转化为“田野”，正如他说“生活就是田野”。
关于“异己”
研究异己文化是人类学家的本分职责，以此来反观自我，这条迂回曲折的路线在王明珂这里也得以充分展现。在他的《华夏边缘》一书中，他从“边缘”看“中心”，从而讨论什么是中国人。《寻羌》中，这种视角仍然存在，从处于华夏西边边缘的羌族来看汉族，以及羌族历史上的族群认同及发展来看汉文化的扩张。这种“内外”视角的转换，让羌族成了“内”，以此来看他们对历史的认知及自我的认同经历的复杂的转换过程。
文中饶有趣味的一处记录：50年代民族识别后，北川地区原先一些自我认同为藏族的人群被识别为羌族，可在访谈中他们仍称自己是藏族，王明珂的朋友泽元抱怨道：“跟他们说了好多次了，他们是羌族不是藏族，他们就是记不到！” 以及以往蛮子的食品“荞面”被打造成民族特色食品的转化过程。还有那些以往“一截骂一截”的人们承认自己对过去的无知，不知道大家都是同一个民族，羌族。读起来有点忍俊不禁，但又非常真实地反映了羌族自我认同的转变过程。正是有了“我族”的意识，于是才有了“他族”，抑或反之。
大到“国族”，小到“个人”，都有“自我”和“他者”的区分过程。我们不可忽视的是，书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除了“羌族”之外就是王明珂自己。这本书是以“一元钱的命”开始，讲述他在汶川街头算命，遇到一个小女孩，她的命只值一元钱，而王明珂是“十块钱的命”。正是这“十块钱的命”在羌区游走数十年，而后和羌族的芸芸众生相识相遇，“贴近地感触他们的忧惧与爱憎情感”，于是才有了这些朴实真实的故事。正如王明珂所说：“这不止为了纪念一些骤然消逝的过去，而更希望借着它来呈现羌族独特之处——他们并无奇风异俗，只有如一面诚实的镜子，映照着人们难以察觉的自我本相。”
一个游走在羌族中的台湾学者，一个在生活中做田野的人，他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鲜活的羌族，在引人入胜的《寻羌》中让我们认识了毛老师、杜杰，让我们见到了高山草地美丽的野花以及那些鲜为人知的毒药猫的故事。在字里行间，时间仿佛停驻，而后我们与这些羌族人在房前树下，把酒言欢。也许正是以羌族为镜，王明珂才诘问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人的职责，除了学术的贡献外，自己到底还能贡献什么的人性本真问题。他寻到的不仅是羌族、不仅是历史、还有自我。地震已经过去，重建如火如荼。王明珂的书已经成为羌族文化抢救的重要参考读本。希望如他所期冀的那样，“重建不是复旧而是蜕变，而且羌族的蜕变能为整体中国民族关系与构成带来新的局面。” 那么，他这本“非典范”的民族志《寻羌》也就实现了它真正的价值。
碍于格式，注释就不附了
——读王明珂《寻羌——羌乡田野杂记》
2010年旧作，发表于《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8辑
王明珂这本《寻羌——羌乡田野杂记》的出版正值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或许王明珂正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祭悼所有汶川地震中的死难者。这本书不是一本典范的民族志，在书里，我们能读到情感、欢声笑语、抑或悲伤，能读到活生生的人。
机缘巧合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美国的传教士兼文化人类学家葛维汉行走于羌族之间进行田野调查。1933年，他目击了惨绝人寰的“叠溪大地震”，而后他在书中悲痛地写道：“这场地震使许多的峭壁垮塌，完全摧毁了叠溪这座古城，并造成了那里的人们全部死亡”，“瘟疫引起人们生病和死亡，人们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挣扎，艰难地生活。” 而后不久，葛维汉出版了他关于羌族研究的书《羌族的习俗与宗教》。
时隔75年，两位学者，似乎都将一种特殊的情感注入了各自的书中，用这种“学术的仪礼”来感谢他们的研究对象羌族。特别是王明珂在震后发出了“我们的知识除了‘学术贡献’外，到底还能贡献些什么？”的诘问。地震之后，羌族面临着“文化的抢救与传承”，数以千万的资金源源不断流入羌区，可是，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个典范的羌族文化让大家去抢救和传承呢？至少王明珂的心里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在此之际我整理这些老记忆出版，并非为了建构一个‘传统羌族社会’以作为重建的参考模式——我认为即使没有这次地震，灾前的羌族社会文化也将成为过去。我十余年的‘寻羌’之旅所找到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 在他的眼里，羌族没有一个典型的文化，他们散布在岷江上游的高山峡谷之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历史中沉浮。羌族的这种“非典范”在一定程度上给王明珂了很大的启发，让他也成为一个特殊的学者，游历在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之间。
关于“典范”的思考
“羌族”是王明珂从硕士就开始研究的一个民族。在正式进入田野之前，他先是做了十几年的“文献田野”，通读了有关羌族研究的文献读物，并且进行了详细的文本分析，尝试读出这些文献背后的东西来。在《寻羌》一书的自序中，他回忆起1994年他首次见到羌族的情形，“突然，前面那些历史臆想以及我二十年来的羌族研究成为一场空幻梦境。面对真真实实的羌族，我觉得自己对人、社会、民族、历史等等的知识贫乏得可笑。” 正是从1994年开始，他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每年都会去羌族地区住上一两个月，在这种“旅居式”的田野中重新展开对古之羌人和今之羌族的研究。
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田野调查”被誉为研究基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的田野调查为现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树立了典范。至此以后，各类民族志辈出，其大多遵循了马氏的“同吃、同住、同睡”且在某一个调查点长居一年以上的典范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在撰写民族志的时候，为了学术规范，其间活生生的人物都会被抹杀，而成为一种表征。在王明珂的《寻羌》里，他无时无刻不在对这些典范进行反思和重新探索。
此书一共由八部分组成，除了导言和后记以外，其他六个部分是由发生在羌族地区六个县城的小故事串合而成。王明珂的足迹遍布岷江上游的松潘、北川、茂县、汶川、理想、黑水等地区，他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了他在羌乡田野的经历，图片优美，故事生动且娓娓道来，就如一位长者的回忆录。或许更多的人会说《寻羌》是介于游记和民族志之间的一种题材，这也许正是王明珂想达到的“边缘”效果吧。
文中记录到第一次去田野的王明珂，闻着寨子里牛毛毡和羊毛被子的异味，在自己人类学异邦的想象中许久未能成眠。而第二天清晨，一张开眼，他看到天花板上贴着的台湾青春偶像林志颖的大幅海报，让他“感到失望、荒谬、又觉得好笑，在如此的百感交集中，从典范的人类学之梦中惊醒过来。” 这或多或少会让我们联想到大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做田野调查时候所提到的“半原始人——坎冈人”，他们不能适应政府为他们提供的更文明的生活方式，烧掉睡床，任奶牛在森林里游荡，但是他们保留了一些衣服、斧头和缝衣针。这些“原始人”已经不能摆脱外界对他们的影响。而王明珂在黑虎乡拍照时被一名男子索要五块钱报酬的境况更是和列氏给土著女人拍照时被索要报酬的情景如出一辙。现如今，不被外界影响的封闭人群到底还存在吗？他说：“人类学家经常有意忽略‘土著’家重墙角边的可口可乐罐，以此建构一个原始的、未受外界影响且社会结构自称体系的‘土著社会’。” 这种典型的“构建”并没有被王明珂采纳，在刚到羌区有人告诉他应该去某某地方，因为那里的羌文化保留得最好。他并未遵循，而是踏遍了整个羌族地区，这才有了他之前的《羌在汉藏之间》的具有比较性的理论探索，如不然他的著作可能是某某羌族乡的民族志呈现了。
在民族志的书写方面，王明珂也未循规蹈矩。书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黎光明，其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之一，他所撰写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的手稿给了王明珂极大的启发。黎光明的田野杂记式的报告“清新可人”，“他从不隐瞒自己的主观偏见，更难得的是在那年头他可能未曾听过‘社会结构’，因此他不会以社会结构、模式来忽略个人。相反的，在他文中每个大小人物都活跃在纸上。” 王明珂认为在他读过的所有著作中，“没有哪一本著作能如黎光明的报告那样给我一种身在历史中的‘感觉’。” 他如获珍宝，可这本报告存在七十几年也无人问津，直到《寻羌》，王明珂采用了黎光明那种有“历史感”的书写方法，用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情编织了一种新颖生动的民族志。
正如他在后记中所反问的一样，为什么他不在一个典型的羌族村寨中做长时间的深入参与观察；为何研究进行了十年还不会说羌语；为何不钻研西方人类学家所探索的问题以和世界学术接轨？因为他从羌族那里受到了再教育：“没有一个典型的羌族村落，没有一种各地羌族能用来彼此沟通的羌语，也没有一种共同的羌族文化。羌族似乎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嘲弄着刻板学术方法与知识的虚妄。” 王明珂的内心总是有一种潜隐的呐喊，想冲破学术的刻板范式，而将“田野”赋予到生活之中，将生活转化为“田野”，正如他说“生活就是田野”。
关于“异己”
研究异己文化是人类学家的本分职责，以此来反观自我，这条迂回曲折的路线在王明珂这里也得以充分展现。在他的《华夏边缘》一书中，他从“边缘”看“中心”，从而讨论什么是中国人。《寻羌》中，这种视角仍然存在，从处于华夏西边边缘的羌族来看汉族，以及羌族历史上的族群认同及发展来看汉文化的扩张。这种“内外”视角的转换，让羌族成了“内”，以此来看他们对历史的认知及自我的认同经历的复杂的转换过程。
文中饶有趣味的一处记录：50年代民族识别后，北川地区原先一些自我认同为藏族的人群被识别为羌族，可在访谈中他们仍称自己是藏族，王明珂的朋友泽元抱怨道：“跟他们说了好多次了，他们是羌族不是藏族，他们就是记不到！” 以及以往蛮子的食品“荞面”被打造成民族特色食品的转化过程。还有那些以往“一截骂一截”的人们承认自己对过去的无知，不知道大家都是同一个民族，羌族。读起来有点忍俊不禁，但又非常真实地反映了羌族自我认同的转变过程。正是有了“我族”的意识，于是才有了“他族”，抑或反之。
大到“国族”，小到“个人”，都有“自我”和“他者”的区分过程。我们不可忽视的是，书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除了“羌族”之外就是王明珂自己。这本书是以“一元钱的命”开始，讲述他在汶川街头算命，遇到一个小女孩，她的命只值一元钱，而王明珂是“十块钱的命”。正是这“十块钱的命”在羌区游走数十年，而后和羌族的芸芸众生相识相遇，“贴近地感触他们的忧惧与爱憎情感”，于是才有了这些朴实真实的故事。正如王明珂所说：“这不止为了纪念一些骤然消逝的过去，而更希望借着它来呈现羌族独特之处——他们并无奇风异俗，只有如一面诚实的镜子，映照着人们难以察觉的自我本相。”
一个游走在羌族中的台湾学者，一个在生活中做田野的人，他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鲜活的羌族，在引人入胜的《寻羌》中让我们认识了毛老师、杜杰，让我们见到了高山草地美丽的野花以及那些鲜为人知的毒药猫的故事。在字里行间，时间仿佛停驻，而后我们与这些羌族人在房前树下，把酒言欢。也许正是以羌族为镜，王明珂才诘问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人的职责，除了学术的贡献外，自己到底还能贡献什么的人性本真问题。他寻到的不仅是羌族、不仅是历史、还有自我。地震已经过去，重建如火如荼。王明珂的书已经成为羌族文化抢救的重要参考读本。希望如他所期冀的那样，“重建不是复旧而是蜕变，而且羌族的蜕变能为整体中国民族关系与构成带来新的局面。” 那么，他这本“非典范”的民族志《寻羌》也就实现了它真正的价值。
碍于格式，注释就不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