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的掌握、考据的严谨和论证

素材的掌握、考据的严谨和论证的缜密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的深厚功力和治学风范；现在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大部头系统著作已经很少见啦，吃快餐长大的越来越浮躁，找几张老照片，加上一些不疼不痒的“评说”都可以拼凑一部花里胡哨的“力作”。不过本书的指导思想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主流观点，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极左的政治色彩渗透到樊先生的每一页心血，阅读过程中有时会迷茫：这到底是历史著作还是洗脑说教？这从根本上限制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公正客观的介绍和评价，素材的罗织也都是有选择性的，反正在其笔下清季除了不知所云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根本没有一个好人，就是一门心思地要卖国；全书还充斥着事后诸葛亮的假设性论断：“如果他能如何如何，又将如何如何”的公式比比皆是，罔顾当时现实条件，对古人苛求过高。如果登上历史舞台的精英人物都对国际事务懵懂无知，一错再错，那么被樊先生当做正义、先进力量的“人民群众”中又有谁的见识更高明、有更加务实的手段改变这一切？要真有这样的人，那他们当时又都在干什么？这其实是全民族最黑暗、耻辱的一页，“广大人民群众”也难辞其咎，甚至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简单地把所有历史责任推到几个“历史罪人”头上并不能合乎逻辑地解释历史进程：人民群众是“腐朽制度”的基础，与外国的封建制度不同，科举制度决定了统治精英当时都是来自“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他们改变不了中西对撞后必然出现的后遗症，寄望于人民群众改变历史进程就象是痴人说梦了。另外，本书行文中用语粗俗，语病颇多，以樊先生的学术造诣当不至如此，很可能是当时“又红又专”、工农兵结合的治学标准使然，对此就不应当苛求樊先生了。总之瑕不掩瑜，本书还是颇值一读，至于如何扬弃就看读者见仁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