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仰视的建设性人格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幼年遭逢的冷遇无疑让鲁迅看清现实，与此类似，李鸿章以主人公身份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里亲身体会到天朝上国坠入炼狱的经历，让他比同时代的许多人更能认清中国的现实。清季虽豪杰辈出，但李实无匹敌。林则徐魏源固然先知先觉，奈何手无权柄不能施展；曾国藩左宗棠中兴之臣居功至伟，但对时局的认识和与西方交往的能力远不及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之流书生意气，耍的一手道德文章，却对实业茫然无知，不及李鸿章实干精神之万一（至于李鸿章和古今中外各政要之比较，请参考本书末尾梁启超的评价），故梁任公作《李鸿章传》时开篇就亮明态度：“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以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梁的经历学识政治立场和李差异巨大，但梁在书中对李的评价确属誉多于毁，赞多于弹。
此书不同于平常以叙事见长的人物传记，也没什么文艺心思突出人物性格，倒像是梁在自己“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的中心思想下写的一篇宏大议论文章，从篇幅上讲已成书，论据扎实（梁基本经历了李的时代，一二手资料翔实），就连的目录也全是不同面向的分论点，条分缕析，内文则是历史事件和多种评价的相互穿插。梁学问深厚巨笔如椽，是晚清改良派的旗手，写政论做新闻本是份内事，因此评李之作，清新明快，深具说服力，史料剪裁详略得当，有《史记》神韵，这部《李鸿章传》，交融新闻政论特色和传统史作的风格，也反映出梁作为大师的文章功力。
评李的书籍汗牛充栋，倒不如李鸿章晚年对自己的总结来得简练：“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他一生的主要状态是到处救火收拾残局，江南剿了长毛北方又出了捻军，刚处理了天津教案日本人又来侵台，背着甲午卖国的帽子还要北上庚子议和。清季中国的命运实操在慈禧、曾国藩、李鸿章三个恰好都属羊的人手中，曾国藩开辟中兴局面退隐去世，慈禧垂帘听政只谙政争，真正在前台办实事的只有李鸿章一人。他虽然出身科举，但与传统官僚不同，不求文饰，对著书立言兴趣不大，但追求办实事求事功。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唐胥铁路、开平矿务局、北洋水师等洋务运动里他主导兴建的项目，是中国艰难迈进现代化时代的基础。当时的中国，外有列强压榨，内有顽固派掣肘，想办点接触现代文明的实事殊为不易，在这种条件下，李鸿章身上认真做事的实干家精神、建设性的人格和做事灵活的态度就分外闪光，他推动铁路建设一事较为典型（书中未提及）：
李鸿章办洋务之后深知修筑铁路的重要性，1875年他上表修铁路的建议被主事的恭亲王和文祥否定，于是他暗度陈仓，1881年自行在治下直隶地区修建了唐胥铁路，做采矿之用。当时民间认为火车轰鸣会破坏祖坟风水，铁路建成他便让驴拉火车而不设车头，反对者也无话说，遂成世界铁路史上的奇观。此后他和法国人说动慈禧，在宫里修了一小段实验性质的铁路，没有火车头，找太监拉，慢慢取得了官方对火车理解和支持的态度，官僚上行下效，铁路阻力才慢慢消失。1884年“甲申易枢”醇亲王上台后，李鸿章又做他的工作，开始铁路规划，虽然规划案因各种利益集团搅扰时常变更，但客观上也开启了中国近代的铁路建设。
除了慈禧和曾国藩，和李同等地位的晚清重臣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龢相比，李鸿章身上的实干精神依旧突出。自诩与孔明比肩的左宗棠晚年的主要工作就是逢人便说自己西征收复新疆的光辉岁月，永远活在过去；清流出身的张之洞文章经世，能写《劝学篇》印行几百万册，但好大喜功沽名钓誉，大干快上的汉阳铁厂成了洋务败笔，最后还是李鸿章系的人马收拾局面，故有云“李鸿章张目而卧，张之洞闭目而奔”；翁同龢则更等而下之，以“帝师”和“南派清流”领袖自居（“北派清流”领袖是李鸿藻），逞书生意气处处刁难李鸿章的实业运动，甲午开战身为户部主管，居然因为早年和李鸿章的一点小小个人恩怨而不积极调拨军费（著名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是两人互相讽刺之句），眼里只有个人名誉和儒教纲常，没有国家利益和大局观念。反观李鸿章，他是实用主义和以目的为导向的，做事第一。早年练淮勇剿灭太平天国时，就可以坦然和洋人的常胜军洋枪队合作，没有华夷之见，晚年治黄时带领一批外国专家对黄河做了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勘测，他从不设定宏远的计划，没有激进的口号，而在中国保守顽固的帝国政局和敌视现代化的民意当中，日拱一卒式渐进地推动洋务，永远活在当下。基于此，李鸿章是彼时官场为数不多能够直接与西方对话的人，因此洋人对他评价极高，遍游欧美之际成为国际明星。后人固然可以现代眼光抨击李只知道器物革新而不知制度变革（这种观点在本书中概括为梁启超的：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惟枪炮耳……），但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李鸿章的进步意义不能抹杀。他的一生，是办事的一生；他的事业，是拉着古老中国这辆破车艰难前行，而这以当时人的能力而言，注定是件死马当作活马医的苦差。
当年读茅海建先生大作《天朝的崩溃》时，就深感十九世纪的古老中国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西方现代势力时完全是毫无准备和张皇失措的，双方基本不在一个文明程度和话语体系当中，以至于鸦片战争仿佛是两个物种和星球的对战。对李鸿章的评价，也需要有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不能以现代人的见识去苛求一个传统科举出身、对西方处于不断熟悉之中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李鸿章说自己“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他的人生无疑是愤懑苦楚的，一生所签三十多个条约里大部分都是不平等条约，他深知自己命运的无奈：“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1901年，这位大清帝国的裱糊匠拖着老迈之躯北上收拾庚子事变残局时死在任上，临死时还有俄国公使在床头逼他签字。甲午之败，过不全在李鸿章，庚子事变，全由无知清廷和暴民挑起，他只身一人收拾残局，英雄末路让人唏嘘不已。
梁启超此书对李的核心评价有二：
一是“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承认李的能力，惋惜他没有一定程度的见识能力，为他一生遭遇感到悲痛，这算持平之论，较为公允；
二是“然则李鸿章果何等之人物乎？吾予以两言论断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不学无术”指李不具备应付十九世纪中国面临复杂局面之能力和学识，从李鸿章轻易允许朝鲜和列国邦交而后又视其是大清附庸干涉其内政而言，李确实不懂外交，为了联俄治日而进入俄国圈套，也看出来他不具备一流外交家的手腕，算是无术；“不敢破格”指李一生在修补而非改变制度，书中记载洋人戈登在天津说中国无人能收拾局面，李鸿章推翻朝廷取而代之或许能够挽救中国，但李丝毫不敢做此想，这也能看出，作为和曾国藩“师徒父子”关系的李鸿章而言，毕竟是儒家信徒朝廷忠臣，破格这样改变制度的事是绝对不能指望的；“不避劳苦”则全体现在李克服困难兴办洋务；“不畏谤言”，则戳到了传统政治的痛处，保守官僚和言官们对李的洋务横加指责，却不知其对国家的重大意义。正如李鸿章曾对孙纲叹曰：“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借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
诚如书中所附日本文化名人德富苏峰在李去世之际的评论：“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李鸿章在西人眼中约等于中国。当时的全球舆论，清国是落后任人宰割的对象，但李鸿章却是个可沟通、值得尊敬的白发老者，访问欧美之际受到国家元首待遇，美国的广告商也乐得拿他的形象做产品广告，甚而有观点也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人敌日本全国。”梁启超开篇有言：“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李鸿章一生成就显赫，也注定了骂声一片：剿太平天国时背信弃义杀死八位降王，洋人教官戈登不能忍受他的恶劣行为，险些提枪寻仇；处理朝鲜问题时缺乏外交常识，给日本可乘之机，后与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条约，态度倨傲，激化矛盾；甲午一战，李鸿章身败名裂，就此成了人皆可杀的国贼，即便自己因为马关签约时遇刺险些丧命才让下不来台的日本在谈判中少做让步，也没有稍解国人之恨——但李鸿章从没逃避过，他出现在各种风口浪尖，有所承担。相形之下，曹操眼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的袁绍堪为懦夫，李的一生都在担责任干实事，就连作为他对手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也说：“彼从不畏避责任，是彼之不可及也，此其所以数十年为清廷最要之人，濒死则犹有绝大关系，负中外之望也。或曰：彼自视如无责任，故虽如何重大之责任，皆当之而不辞。”
韩寒在《后会无期》里面有句抖机灵般的台词“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讲利弊”，此言话糙理不糙，是非当然要讲，但过分讲是非辨对错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虚耗之中，当然眼里也不能光有利弊，但利弊才是不可不察的死生之地，李鸿章做事，多讲利弊而少论是非。他的授业恩师曾国藩是理学大家，原则性极强做事谨慎，因而也不能放开手脚出世而为，剿灭太平天国之后急流勇退，无为处事，他曾有评价：“李少荃（李鸿章字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就是一个讲究实际的积极入世者，只求事功不好争论，这样的一种积极实践的务实精神，往往能够在敌视和顽固的环境中打开局面——这种强目的性导向的实用主义在一百年后的邓小平身上，则以“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形式再一次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1843年，20岁的李鸿章北上乡试，少年裘马意气风发，挥笔写就“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背诵了后两句），日后的生平作为也实践了他诗句里描绘的豪情壮志；1901年，走到生命尽头的李鸿章做临终诗一首“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描绘出世纪之交中国无比险恶的境遇，寄托了自己的无奈和对后人的期许。李鸿章本不以诗文著名，这两首诗前后也是心境悬殊，但其中共通的是一个具有建设性人格和实干家精神的灵魂，足以铭世。他的精神或存于清廷为他建的十座祠堂中（清代汉人官员北京建祠者仅他一人，定期祭祀），或存于梁启超、吴汝纶、约翰·濮兰德等人所作传记里，或存于各种研究史料和洋务历史遗迹当中，所有他的闪光点，都是读史之人可资自励的财富、需要仰视的标杆。
此书不同于平常以叙事见长的人物传记，也没什么文艺心思突出人物性格，倒像是梁在自己“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的中心思想下写的一篇宏大议论文章，从篇幅上讲已成书，论据扎实（梁基本经历了李的时代，一二手资料翔实），就连的目录也全是不同面向的分论点，条分缕析，内文则是历史事件和多种评价的相互穿插。梁学问深厚巨笔如椽，是晚清改良派的旗手，写政论做新闻本是份内事，因此评李之作，清新明快，深具说服力，史料剪裁详略得当，有《史记》神韵，这部《李鸿章传》，交融新闻政论特色和传统史作的风格，也反映出梁作为大师的文章功力。
评李的书籍汗牛充栋，倒不如李鸿章晚年对自己的总结来得简练：“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他一生的主要状态是到处救火收拾残局，江南剿了长毛北方又出了捻军，刚处理了天津教案日本人又来侵台，背着甲午卖国的帽子还要北上庚子议和。清季中国的命运实操在慈禧、曾国藩、李鸿章三个恰好都属羊的人手中，曾国藩开辟中兴局面退隐去世，慈禧垂帘听政只谙政争，真正在前台办实事的只有李鸿章一人。他虽然出身科举，但与传统官僚不同，不求文饰，对著书立言兴趣不大，但追求办实事求事功。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唐胥铁路、开平矿务局、北洋水师等洋务运动里他主导兴建的项目，是中国艰难迈进现代化时代的基础。当时的中国，外有列强压榨，内有顽固派掣肘，想办点接触现代文明的实事殊为不易，在这种条件下，李鸿章身上认真做事的实干家精神、建设性的人格和做事灵活的态度就分外闪光，他推动铁路建设一事较为典型（书中未提及）：
李鸿章办洋务之后深知修筑铁路的重要性，1875年他上表修铁路的建议被主事的恭亲王和文祥否定，于是他暗度陈仓，1881年自行在治下直隶地区修建了唐胥铁路，做采矿之用。当时民间认为火车轰鸣会破坏祖坟风水，铁路建成他便让驴拉火车而不设车头，反对者也无话说，遂成世界铁路史上的奇观。此后他和法国人说动慈禧，在宫里修了一小段实验性质的铁路，没有火车头，找太监拉，慢慢取得了官方对火车理解和支持的态度，官僚上行下效，铁路阻力才慢慢消失。1884年“甲申易枢”醇亲王上台后，李鸿章又做他的工作，开始铁路规划，虽然规划案因各种利益集团搅扰时常变更，但客观上也开启了中国近代的铁路建设。
除了慈禧和曾国藩，和李同等地位的晚清重臣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龢相比，李鸿章身上的实干精神依旧突出。自诩与孔明比肩的左宗棠晚年的主要工作就是逢人便说自己西征收复新疆的光辉岁月，永远活在过去；清流出身的张之洞文章经世，能写《劝学篇》印行几百万册，但好大喜功沽名钓誉，大干快上的汉阳铁厂成了洋务败笔，最后还是李鸿章系的人马收拾局面，故有云“李鸿章张目而卧，张之洞闭目而奔”；翁同龢则更等而下之，以“帝师”和“南派清流”领袖自居（“北派清流”领袖是李鸿藻），逞书生意气处处刁难李鸿章的实业运动，甲午开战身为户部主管，居然因为早年和李鸿章的一点小小个人恩怨而不积极调拨军费（著名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是两人互相讽刺之句），眼里只有个人名誉和儒教纲常，没有国家利益和大局观念。反观李鸿章，他是实用主义和以目的为导向的，做事第一。早年练淮勇剿灭太平天国时，就可以坦然和洋人的常胜军洋枪队合作，没有华夷之见，晚年治黄时带领一批外国专家对黄河做了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勘测，他从不设定宏远的计划，没有激进的口号，而在中国保守顽固的帝国政局和敌视现代化的民意当中，日拱一卒式渐进地推动洋务，永远活在当下。基于此，李鸿章是彼时官场为数不多能够直接与西方对话的人，因此洋人对他评价极高，遍游欧美之际成为国际明星。后人固然可以现代眼光抨击李只知道器物革新而不知制度变革（这种观点在本书中概括为梁启超的：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惟枪炮耳……），但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李鸿章的进步意义不能抹杀。他的一生，是办事的一生；他的事业，是拉着古老中国这辆破车艰难前行，而这以当时人的能力而言，注定是件死马当作活马医的苦差。
当年读茅海建先生大作《天朝的崩溃》时，就深感十九世纪的古老中国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西方现代势力时完全是毫无准备和张皇失措的，双方基本不在一个文明程度和话语体系当中，以至于鸦片战争仿佛是两个物种和星球的对战。对李鸿章的评价，也需要有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不能以现代人的见识去苛求一个传统科举出身、对西方处于不断熟悉之中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李鸿章说自己“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他的人生无疑是愤懑苦楚的，一生所签三十多个条约里大部分都是不平等条约，他深知自己命运的无奈：“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1901年，这位大清帝国的裱糊匠拖着老迈之躯北上收拾庚子事变残局时死在任上，临死时还有俄国公使在床头逼他签字。甲午之败，过不全在李鸿章，庚子事变，全由无知清廷和暴民挑起，他只身一人收拾残局，英雄末路让人唏嘘不已。
梁启超此书对李的核心评价有二：
一是“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承认李的能力，惋惜他没有一定程度的见识能力，为他一生遭遇感到悲痛，这算持平之论，较为公允；
二是“然则李鸿章果何等之人物乎？吾予以两言论断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不学无术”指李不具备应付十九世纪中国面临复杂局面之能力和学识，从李鸿章轻易允许朝鲜和列国邦交而后又视其是大清附庸干涉其内政而言，李确实不懂外交，为了联俄治日而进入俄国圈套，也看出来他不具备一流外交家的手腕，算是无术；“不敢破格”指李一生在修补而非改变制度，书中记载洋人戈登在天津说中国无人能收拾局面，李鸿章推翻朝廷取而代之或许能够挽救中国，但李丝毫不敢做此想，这也能看出，作为和曾国藩“师徒父子”关系的李鸿章而言，毕竟是儒家信徒朝廷忠臣，破格这样改变制度的事是绝对不能指望的；“不避劳苦”则全体现在李克服困难兴办洋务；“不畏谤言”，则戳到了传统政治的痛处，保守官僚和言官们对李的洋务横加指责，却不知其对国家的重大意义。正如李鸿章曾对孙纲叹曰：“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借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
诚如书中所附日本文化名人德富苏峰在李去世之际的评论：“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李鸿章在西人眼中约等于中国。当时的全球舆论，清国是落后任人宰割的对象，但李鸿章却是个可沟通、值得尊敬的白发老者，访问欧美之际受到国家元首待遇，美国的广告商也乐得拿他的形象做产品广告，甚而有观点也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人敌日本全国。”梁启超开篇有言：“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李鸿章一生成就显赫，也注定了骂声一片：剿太平天国时背信弃义杀死八位降王，洋人教官戈登不能忍受他的恶劣行为，险些提枪寻仇；处理朝鲜问题时缺乏外交常识，给日本可乘之机，后与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条约，态度倨傲，激化矛盾；甲午一战，李鸿章身败名裂，就此成了人皆可杀的国贼，即便自己因为马关签约时遇刺险些丧命才让下不来台的日本在谈判中少做让步，也没有稍解国人之恨——但李鸿章从没逃避过，他出现在各种风口浪尖，有所承担。相形之下，曹操眼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的袁绍堪为懦夫，李的一生都在担责任干实事，就连作为他对手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也说：“彼从不畏避责任，是彼之不可及也，此其所以数十年为清廷最要之人，濒死则犹有绝大关系，负中外之望也。或曰：彼自视如无责任，故虽如何重大之责任，皆当之而不辞。”
韩寒在《后会无期》里面有句抖机灵般的台词“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讲利弊”，此言话糙理不糙，是非当然要讲，但过分讲是非辨对错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虚耗之中，当然眼里也不能光有利弊，但利弊才是不可不察的死生之地，李鸿章做事，多讲利弊而少论是非。他的授业恩师曾国藩是理学大家，原则性极强做事谨慎，因而也不能放开手脚出世而为，剿灭太平天国之后急流勇退，无为处事，他曾有评价：“李少荃（李鸿章字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就是一个讲究实际的积极入世者，只求事功不好争论，这样的一种积极实践的务实精神，往往能够在敌视和顽固的环境中打开局面——这种强目的性导向的实用主义在一百年后的邓小平身上，则以“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形式再一次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1843年，20岁的李鸿章北上乡试，少年裘马意气风发，挥笔写就“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背诵了后两句），日后的生平作为也实践了他诗句里描绘的豪情壮志；1901年，走到生命尽头的李鸿章做临终诗一首“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描绘出世纪之交中国无比险恶的境遇，寄托了自己的无奈和对后人的期许。李鸿章本不以诗文著名，这两首诗前后也是心境悬殊，但其中共通的是一个具有建设性人格和实干家精神的灵魂，足以铭世。他的精神或存于清廷为他建的十座祠堂中（清代汉人官员北京建祠者仅他一人，定期祭祀），或存于梁启超、吴汝纶、约翰·濮兰德等人所作传记里，或存于各种研究史料和洋务历史遗迹当中，所有他的闪光点，都是读史之人可资自励的财富、需要仰视的标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