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书看虹影的成长史、爱情观、人性观

虹影在一次采访中说:《饥饿的女儿》写的是我的成长史,《K》是我对爱情婚姻的理解,而《阿难》是我对人性善恶、宗教信仰的思考。
《饥饿的女儿》:
故事由女主人公六六的身世之谜展开,六六是一名高二女生,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总能感觉到被一个神秘的陌生人跟踪,她并没有告诉父母。她的家住在重庆贫困破败的南岸,这里有往来的轮船汽笛,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雾气,长江里时常沉浮漂流着死尸,生活在贫民区的小市民斤斤计较,是藏污纳垢的是非之地。家里兄弟姐妹共六个,六六最小,全家挤在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父亲因为眼睛有病,不能出去干活,全家靠母亲干体力活挣钱养家。父亲老实木讷,母亲因为常年干活,身材样貌早已变了样,不像个女人。父亲看六六的眼神充满无奈,母亲则总觉得她是一个多余的人,“我似乎是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界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家里贫穷拥挤,六六和姐姐挤在阁楼里,生活拥挤、没有隐私,随时面临着辍学的风险,和母亲关系紧绷,和兄弟姐妹因为贫困时常产生怨恨,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六六少言寡语、渴望自己的空间,她有普通女孩成长的烦恼,也有其他人不具备的敏锐的爱恨。母亲在怀她时正处在三年饥荒时期,母亲奇迹般地保住了六六、将她生了下来,她天生有一种饥饿感。
在家人和众人怪异的态度中,六六开始觉察出自己身世的与众不同,产生了弄清身世的念头:“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什么,但都不肯告诉我,他们有意组成一个巨大的阴谋,我就这么悲框定在沉默之中。也许人人都落在别人‘不言’的囚笼里,别人不说的正式我急切想知道的真相。”在她为父亲争取补贴时,似乎找到了整个事情的突破口,单位的人说父亲眼睛不好是梅毒的后遗症,老实巴交的父亲不可能做过这样的事情。在对大姐追问的过程中,六六发现了大姐的身世,在母亲嫁给父亲之前,曾经嫁给过一个恶霸头子,生下了大姐。那么六六的身世呢?在学校里,六六和历史老师走得很近,他有才华、爱看书,曾经受过政治运动的迫害,避免谈及政治,他的许多看法、观点吸引六六,也启发她,向她介绍了平时里在课本中不可能接触到的文学世界,他像是六六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她和历史老师越走越近,超过师生之情,男女之情逐渐成熟。六六仍旧终日被那个神秘的目光跟踪,他并不伤害她、也从不露面,她甚至渴望在这样的生活中制造一些意外。所有的事情在她十八岁生日时真相大白,她将有人跟踪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向六六坦白,她是私生女,那个跟踪她的人正是她的生父。在养父行船出事时,母亲打工认识了六六的生父,他帮母亲找工作、支撑这个家,他们逐渐产生感情。非婚生女在六十年代是最丢脸的事情,但他们仍旧决定生下我,生父后来去别的地方,结婚成家,但他心里一直记挂着母亲和六六,不管他过得多么艰苦仍旧每个月送来粮食,这样六六才在灾荒的年月保了下来。但和生父见面时,六六的冷漠、少言拒绝了生父的歉疚和卑微的爱。她说:“这所谓的父爱,太迟了,我已经不需要。”她和历史老师发生关系并怀了孩子,但历史老师自身也背负着沉重的政治负担,不久他因为害怕历史清算而自杀。生父死后,六六逃离了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家庭,杀死了腹中没有父亲的孩子,开始了流浪、放纵的人生。
《饥饿的女儿》被看做是虹影“灵魂的纪录片”,在这部自传体的小说中,虹影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身世和苦难,并将个人的经历融合到时代的大背景中,主人公六六的成长是表层的故事,那个动荡的年代则是整本书的潜文本。
虹影旅居英国多年,作品经常在国外获奖,近年来文学评论界经常把她与严歌苓等海外华文作家并提,但虹影的独特之处在于,大部分的离散作家是因为离散的经历才导致身份认同的困扰,其中过程是一个无法选择的顺势行为,而虹影截然相反,她曾喟叹:“我们大家生下来就是孤儿。”折射出她创作的最原始动机:私生女的出身,注定的原罪,边缘人的身份。《饥饿的女儿》一书的含义是多样的,其中一层就是主人公由无父到寻父进而拒父的身份的失落。作为对父爱缺失的替代,六六与历史老师产生了爱恋,试图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证明自己是一个有人关爱和保护的存在。历史老师的自杀,将六六刚落定的感情又连根拔起。从此,六六决定离家出走,从情感的离散迈向空间的离散,以空间距离不断延伸来弱化个人对情感寻而不得的痛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作家大多进行私语化描写,而虹影写于1997年的《饥饿的女儿》突破了这一现象,小说中虽也有师生恋、私生女、自杀等一些女性作家文本中经常出现的场景,但是《饥饿的女儿》整本书描写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一段厚重的历史。虹影曾经说过:“我认为中国最好的作家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批作家,血腥的时代,无情的时代,给了作家永远也用不完的财富。”在书中,作者描写了三年饥荒时代带给人们的苦难:三姨浮肿着死去,三姨丈活活饿死,养父因为饿得头晕眼花从船上跌下来至失明,大姐带着弟弟妹妹挖野菜偷菜根,五哥为了一把豆子被推下缆车差点压死。还有“文革”中的武斗更使得亲人们反目成仇,长江的一岸是城中心,而另一岸则是藏污纳垢的南岸,河中经常漂浮着尸体。在《饥饿的女儿》中,虹影直面苦难,她坦诚、不矫揉造作地叙述,并不用诙谐幽默来调侃、化解苦难,也没有太多对命运不公的控诉。《饥饿的女儿》描写了女主人公的生命体验、成长经验,她比一般的女孩成长得更为艰难,她的出生可以说是三年饥荒的一个奇迹,饥饿埋在她的血液里,她对自我身份不断寻求、认定,对父亲进行追寻而又失落,这些不同一般的成长经验又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相结合,写出了主人公成长过程倔强的发声,又写出了时代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
《K——英国情人》
故事采用倒叙的手法,由一封遗书展开,1937年西班牙布鲁奈特战役,国际纵队的裘利安•贝尔身亡,护士取来他的遗物,发现一条黄手帕,摸着有股舒服的厚实感,很东方情调,边角有个K字,还有一封早就写好的遗书,1935年写于中国。
故事以裘利安•贝尔为视角,他是布鲁姆斯勃里的“第二代”诗人,母亲是画家范奈莎•贝尔,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是他的阿姨,受布鲁姆斯勃里的影响,他继承了家族的自由主义和放荡不羁,他对二战前欧洲的沉闷感到失望,决定到中国来参加革命。于是,他接受国立青岛大学的聘请,来到了中国,教英国文学。
在外文系的饭局上,他被系主任郑的夫人闵所吸引,闵三十多岁,家在北京,样貌清秀、才华横溢,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是新月派的成员和诗人。裘利安和闵相互吸引,两人之间似乎产生了别样而强烈的情愫,但闵始终端庄矜持,不肯和裘利安发生关系。在和裘利安的这一段感情中,闵更像是个导演,她大概知晓裘利安惧怕责任,所以在青岛时举重若轻,邀约和回避都恰到好处。在裘利安失望之时,闵对裘利安发出邀请:我在北京等你。并提供给裘利安她用英文写的小说,供他在火车上阅读。到了北京之后,裘利安见到了闵富裕而传统的家庭,闵穿着出嫁前的传统服装,美丽婉约,充满魅力,虽然三十多岁仍旧保持得很好,不像西方的女人过了短暂的青春后便没有任何吸引力。到北京后,闵完全展现了她的另一面,她不再是戴着眼镜的、矜持的教授夫人,而是一个修习房中术的、妩媚的、带着浓郁而古典的东方美的女性。在北京期间,闵带着裘利安吃火锅、登香山、逛鸦片馆,并体验了“到死都忘不了”的性,虽然裘利安自诩是性爱好手,但闵带给她的性体验是他从未体验过的、新的巅峰。闵带着裘利安一起修行房中术,这对于男女均有好处,但裘利安是外国人,不能完全体会到道家房中术的精髓。他们身体上的契合,像是一起展开了一段别样的旅程,让裘利安迷惑,也让他无法自拔。性的契合也逐渐产生了情。闵陷在沉闷的婚姻中,裘利安的出现是她的重生。然而,北京之行结束了,他们必须回到青岛这个“现实世界”,裘利安当然意识到在中国的社会,如果偷情被发现他必须要娶闵,但是他像个孩子,惧怕责任,向往自由。闵说出“自杀”时是认真的。为逃脱情感的纠结和苦闷,并且裘利安想起自己来中国的动机:参加革命,裘利安从青岛出发一路追随红军。但中国的现状让他失望,回到青岛后,他和闵的事情被闵的丈夫发现。裘利安回到了欧洲,加入战场。死时他的话是对闵说的:“她……告诉她,我梦想参加革命,想有个漂亮情人。她都给了我,我现在才明白,我死而无憾……”闵修习房中术,在裘利安死的鬼节的这一天,和他的魂魄发生关系,再次自杀,这一次,似乎成功了。
《K》出版后,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批评,评论界关注的话题主要包括:这部涉及真实历史人物的作品是否把握住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尺度;小说中的性描写是艺术化还是庸俗化;小说中的男女情爱关系是否体现了一种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等。
小说表层故事写的是裘利安和闵之间的情爱诱惑,深层的文化内涵则是中西方文化的彼此吸引、交流,随着两人情感关系的发展,这样的文化交流也处于发展之中。虹影曾说:“其实这个小说并不仅仅是个爱情小说,我的出发点在于:当时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是怎么样的关系?”虹影曾在国内创作,后来到了英国生活、写作,她善于观察和思考东方文化、西方文化。
小说采用的是裘利安的视角,裘利安是布鲁姆斯勃里的第二代,在《英国情人》里,虹影赋予裘利安一双“中国的眼睛”,读者跟随裘利安观察中国的结婚风俗、衣服饰品、绘画雕塑以及他所接触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综合成一种“美好的,中国人的,东方的”文化想象。 “每看一处景观,裘利安那西方中心,他的男性尊严都不断受到挑战”,“闵带给他的文化意义太丰富了,作为布鲁姆斯勃里的宠儿,他自己的文化包袱也太沉重了,他不断把自己和父辈们相比,他有意识地实践布鲁姆斯勃里的自由精神和文化理想。”而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裘利安也给闵输出西方文化,闵去听裘利安所教的英国当代文学,所接受的西方文学是经过裘利安的美学趣味和个人气质所过滤的:他将那个“特立独行”的“老家伙”哈代,“小说将永垂不朽”的普鲁斯特,还有那个爱尔兰人乔伊斯。通过和裘利安的交谈,闵更加直接地感受到了布鲁姆斯伯里精英文化圈的自由精神、个人主义。而闵自己又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随着闵和裘利安情感关系的不断深入,她成为了中国的新月派和英国的布鲁姆斯勃里之间的重要文化沟通符号。
在小说中涉及到大量的性爱描写,在处理这些描写是,虹影采用的是严肃的艺术化处理,使小说免于庸俗的猎奇,在对性爱的描写时,虹影与苏童一样,“写意而不写实”,即更多地描写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内心感受,重视将人物内在心理活动与外在环境氛围的结合。小说的结构也很巧妙,不仅仅局限于裘利安和闵这样的情感故事,而是将故事放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战争环境,小说主人公的情爱感受和对战争的思考相互结合,在裘利安身上,革命的激情和性爱的激情融为一体,这两者又和他布鲁姆斯伯里的文化反叛精神相统一。当情感与战争、孤独相结合时,整本书的内涵也更加厚重。
《阿难》
故事中的“我”是一位职业作家,受好友苏霏的托付,去印度写近年来流行的“行走文学”,真实目的是去印度寻找阿难。好友苏霏是香港传媒界的顶尖级人物,著名新经济女强人。她让我寻找的阿难,中文名字黄亚连,是中国80年代初重金属摇滚乐队的主唱,类似当时“唐朝”、“黑豹”乐队的主唱,红极一时,后逐渐从公众视线中消失。苏霏委托我去印度找阿难,因为我是自由的作家,时间充裕,并且和她一样欣赏阿难的音乐、喜欢阿难。我对于阿难在印度哪里并没有具体的线索,模糊地知道阿难和苏霏曾经是一对情侣。
我无意中在德里的一家商店里看到阿难一个月前开演唱会的海报,寻找到演唱会现场,在这里遇到一个来自加尔各答的护士,她也是阿难的歌迷,她提供给我一个信息:阿难有可能在婆罗尼斯。我向孟浩求助,问他有没有阿难的线索,孟浩给了明确的回复:去婆罗尼斯找辛格上校。晚上,苏霏告诉我阿难的身世,阿难是孤儿,叔叔婶婶将他养大,十六岁时正值文革,叔叔婶婶相继去世,阿难因放火烧了英国大使馆,被关押一年,出来以后申请去云南插队,一待就是八年。
苏霏给了我辛格上校的地址,我找到了辛格上校,他是一位修行的“圣者”。这个时间印度正在举行每十二年一次的昆巴美拉节,七千多万人来到这里,在恒河中沐浴,洗去罪孽和灾祸。晚上和苏霏联络时,她告诉了我她的母亲去世,由此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她的父亲管先生其实是养父,生父是英国人莫里森。二战期间,她母亲是西南联大英文系高材生,和英国军官莫里森结婚生子,缅甸失守后英军退入印度。后来莫里森失踪,母亲回到香港,嫁给了苏霏的养父。
在婆罗尼斯,我被三个人跟踪,其中一个是我在德里遇到的护士,他们是国际刑警印度分部的警察,孟浩把我从问讯室中救出。其实孟浩是纪检委特别小组的负责人,我除了是个作家以外,还是孟浩小组的成员,负责追查阿难,从乐坛消失后他下海经商,和苏霏一起牵扯到多项巨大的经济犯罪案件,是特大贪污腐败案的逃犯,黄亚连成为一个类似“赖昌星”式的人物,印度警方已经关注他很久。
一天晚上,辛格上校给我讲了阿难的身世,阿难的父亲黄慎之是中国远征军的随军翻译,到印度后,和辛格上校的妹妹库尔玛相爱,因黄慎之不是印度教,家里不同意他们。黄慎之和库尔玛私奔,并且结婚,黄慎之经常遭到军官莫里森的跟踪,库尔玛怀孕八个月时,他们一起去见莫里森,没想到出来碰到激烈种族仇杀,打斗中黄慎之和库尔巴惨死,阿难被保了下来。莫里森事先知道,故意将阿难父母带到有宗教打斗的地方。苏霏的生父莫里森就是导致阿难父母惨死的英国间谍。
昆巴拉美节的一天,我跟随辛格上校来到恒河边,恒河水里站着的正是阿难,辛格上校在岸边坐化圆寂,阿难走向河中自杀,苏霏突然出现,也没能阻止阿难。回到香港两个月后,苏霏自杀。
关于“阿难”,小说中有两处释名:一处是阿难父亲在他出生前就赋予他的“艰难时世中唯一的欢喜”,还有一处是阿难死后,“我”看完佛经后明白的,阿难本指释迦摩尼身旁的堂弟,他是易受俗世影响又极富女人缘的美男子,因为他的聪明才智,佛陀对他格外赏识,但也最放心不下他,阿难被摩登伽女引诱差点破了道行。书中阿难之生,以父母生命作为代价,他生于艰难时世,长在动荡年代,这一切都藏在他的血液中;同时,他与苏霏的爱情又是摧毁他的直接原因,从前他们二人是相爱的,阿难内心对爱情的纯度要求,使他越来越鄙视自己与苏霏之间的利益往来,加上苏霏对金钱的贪婪将他不断逼上绝路。最后在舅舅的指引下,跳进恒河,洗清自己的罪孽。
在创作《阿难》时,虹影正面临着《K》的官司,她说:“我决定用写作来抵抗这场官司所带来的外人不可想象的压力。每天清早坐在桌前,心平气和,心静如水,试图跨越人世污浊的河,超越生死间的种种苦难。”《阿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两难的身份、对立和统一,似乎从他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他是阿难,是黄亚连,作为摇滚艺术家,是阿难,作为商人、在逃的经济案件嫌疑人则是黄亚连,在“我”眼里他是阿难,最后走入恒河水的那个人也是阿难,他是圣者,是佛陀身旁的阿难,而一旦受了隐忧堕落俗世便成了黄亚连。在早年作为摇滚明星的日子里,阿难面临着做重金属摇滚,还是自己喜欢的、震撼人灵魂的音乐,前者为他带来收入,后者却更符合他的心境,他选择了后者,最后连做唱片的钱也没有。他下海经商,本以为赚钱以后就可以继续从事音乐,可又面临两难:从事纯粹的音乐,还是继续靠庸俗刊物挣钱。物质的诱惑让他尽一切可能赚更多的钱,可他并不开心,他的音乐泄露了他的内心,他的音乐越是纯净,表明他在现实生活里越难以自拔。从他对苏霏的爱中也可以体现这一点,在感情上他爱苏霏甚至是依赖苏霏,但是他对他们之间的利益往来越来越痛恨,他从苏霏对物质的贪婪中也看到了自己的软弱。最后,阿难面临着生与死的两难,他一直逃避着,试图回归,在辛格上校这位苦修者面前,他明白这种两难的境地该结束了。在“我”惊呼:“辛格上校死了!他死了!”时,阿难像得到命令一样,投入恒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饥饿的女儿》:
故事由女主人公六六的身世之谜展开,六六是一名高二女生,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总能感觉到被一个神秘的陌生人跟踪,她并没有告诉父母。她的家住在重庆贫困破败的南岸,这里有往来的轮船汽笛,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雾气,长江里时常沉浮漂流着死尸,生活在贫民区的小市民斤斤计较,是藏污纳垢的是非之地。家里兄弟姐妹共六个,六六最小,全家挤在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父亲因为眼睛有病,不能出去干活,全家靠母亲干体力活挣钱养家。父亲老实木讷,母亲因为常年干活,身材样貌早已变了样,不像个女人。父亲看六六的眼神充满无奈,母亲则总觉得她是一个多余的人,“我似乎是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界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家里贫穷拥挤,六六和姐姐挤在阁楼里,生活拥挤、没有隐私,随时面临着辍学的风险,和母亲关系紧绷,和兄弟姐妹因为贫困时常产生怨恨,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六六少言寡语、渴望自己的空间,她有普通女孩成长的烦恼,也有其他人不具备的敏锐的爱恨。母亲在怀她时正处在三年饥荒时期,母亲奇迹般地保住了六六、将她生了下来,她天生有一种饥饿感。
在家人和众人怪异的态度中,六六开始觉察出自己身世的与众不同,产生了弄清身世的念头:“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什么,但都不肯告诉我,他们有意组成一个巨大的阴谋,我就这么悲框定在沉默之中。也许人人都落在别人‘不言’的囚笼里,别人不说的正式我急切想知道的真相。”在她为父亲争取补贴时,似乎找到了整个事情的突破口,单位的人说父亲眼睛不好是梅毒的后遗症,老实巴交的父亲不可能做过这样的事情。在对大姐追问的过程中,六六发现了大姐的身世,在母亲嫁给父亲之前,曾经嫁给过一个恶霸头子,生下了大姐。那么六六的身世呢?在学校里,六六和历史老师走得很近,他有才华、爱看书,曾经受过政治运动的迫害,避免谈及政治,他的许多看法、观点吸引六六,也启发她,向她介绍了平时里在课本中不可能接触到的文学世界,他像是六六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她和历史老师越走越近,超过师生之情,男女之情逐渐成熟。六六仍旧终日被那个神秘的目光跟踪,他并不伤害她、也从不露面,她甚至渴望在这样的生活中制造一些意外。所有的事情在她十八岁生日时真相大白,她将有人跟踪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向六六坦白,她是私生女,那个跟踪她的人正是她的生父。在养父行船出事时,母亲打工认识了六六的生父,他帮母亲找工作、支撑这个家,他们逐渐产生感情。非婚生女在六十年代是最丢脸的事情,但他们仍旧决定生下我,生父后来去别的地方,结婚成家,但他心里一直记挂着母亲和六六,不管他过得多么艰苦仍旧每个月送来粮食,这样六六才在灾荒的年月保了下来。但和生父见面时,六六的冷漠、少言拒绝了生父的歉疚和卑微的爱。她说:“这所谓的父爱,太迟了,我已经不需要。”她和历史老师发生关系并怀了孩子,但历史老师自身也背负着沉重的政治负担,不久他因为害怕历史清算而自杀。生父死后,六六逃离了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家庭,杀死了腹中没有父亲的孩子,开始了流浪、放纵的人生。
《饥饿的女儿》被看做是虹影“灵魂的纪录片”,在这部自传体的小说中,虹影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身世和苦难,并将个人的经历融合到时代的大背景中,主人公六六的成长是表层的故事,那个动荡的年代则是整本书的潜文本。
虹影旅居英国多年,作品经常在国外获奖,近年来文学评论界经常把她与严歌苓等海外华文作家并提,但虹影的独特之处在于,大部分的离散作家是因为离散的经历才导致身份认同的困扰,其中过程是一个无法选择的顺势行为,而虹影截然相反,她曾喟叹:“我们大家生下来就是孤儿。”折射出她创作的最原始动机:私生女的出身,注定的原罪,边缘人的身份。《饥饿的女儿》一书的含义是多样的,其中一层就是主人公由无父到寻父进而拒父的身份的失落。作为对父爱缺失的替代,六六与历史老师产生了爱恋,试图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证明自己是一个有人关爱和保护的存在。历史老师的自杀,将六六刚落定的感情又连根拔起。从此,六六决定离家出走,从情感的离散迈向空间的离散,以空间距离不断延伸来弱化个人对情感寻而不得的痛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作家大多进行私语化描写,而虹影写于1997年的《饥饿的女儿》突破了这一现象,小说中虽也有师生恋、私生女、自杀等一些女性作家文本中经常出现的场景,但是《饥饿的女儿》整本书描写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一段厚重的历史。虹影曾经说过:“我认为中国最好的作家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批作家,血腥的时代,无情的时代,给了作家永远也用不完的财富。”在书中,作者描写了三年饥荒时代带给人们的苦难:三姨浮肿着死去,三姨丈活活饿死,养父因为饿得头晕眼花从船上跌下来至失明,大姐带着弟弟妹妹挖野菜偷菜根,五哥为了一把豆子被推下缆车差点压死。还有“文革”中的武斗更使得亲人们反目成仇,长江的一岸是城中心,而另一岸则是藏污纳垢的南岸,河中经常漂浮着尸体。在《饥饿的女儿》中,虹影直面苦难,她坦诚、不矫揉造作地叙述,并不用诙谐幽默来调侃、化解苦难,也没有太多对命运不公的控诉。《饥饿的女儿》描写了女主人公的生命体验、成长经验,她比一般的女孩成长得更为艰难,她的出生可以说是三年饥荒的一个奇迹,饥饿埋在她的血液里,她对自我身份不断寻求、认定,对父亲进行追寻而又失落,这些不同一般的成长经验又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相结合,写出了主人公成长过程倔强的发声,又写出了时代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
《K——英国情人》
故事采用倒叙的手法,由一封遗书展开,1937年西班牙布鲁奈特战役,国际纵队的裘利安•贝尔身亡,护士取来他的遗物,发现一条黄手帕,摸着有股舒服的厚实感,很东方情调,边角有个K字,还有一封早就写好的遗书,1935年写于中国。
故事以裘利安•贝尔为视角,他是布鲁姆斯勃里的“第二代”诗人,母亲是画家范奈莎•贝尔,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是他的阿姨,受布鲁姆斯勃里的影响,他继承了家族的自由主义和放荡不羁,他对二战前欧洲的沉闷感到失望,决定到中国来参加革命。于是,他接受国立青岛大学的聘请,来到了中国,教英国文学。
在外文系的饭局上,他被系主任郑的夫人闵所吸引,闵三十多岁,家在北京,样貌清秀、才华横溢,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是新月派的成员和诗人。裘利安和闵相互吸引,两人之间似乎产生了别样而强烈的情愫,但闵始终端庄矜持,不肯和裘利安发生关系。在和裘利安的这一段感情中,闵更像是个导演,她大概知晓裘利安惧怕责任,所以在青岛时举重若轻,邀约和回避都恰到好处。在裘利安失望之时,闵对裘利安发出邀请:我在北京等你。并提供给裘利安她用英文写的小说,供他在火车上阅读。到了北京之后,裘利安见到了闵富裕而传统的家庭,闵穿着出嫁前的传统服装,美丽婉约,充满魅力,虽然三十多岁仍旧保持得很好,不像西方的女人过了短暂的青春后便没有任何吸引力。到北京后,闵完全展现了她的另一面,她不再是戴着眼镜的、矜持的教授夫人,而是一个修习房中术的、妩媚的、带着浓郁而古典的东方美的女性。在北京期间,闵带着裘利安吃火锅、登香山、逛鸦片馆,并体验了“到死都忘不了”的性,虽然裘利安自诩是性爱好手,但闵带给她的性体验是他从未体验过的、新的巅峰。闵带着裘利安一起修行房中术,这对于男女均有好处,但裘利安是外国人,不能完全体会到道家房中术的精髓。他们身体上的契合,像是一起展开了一段别样的旅程,让裘利安迷惑,也让他无法自拔。性的契合也逐渐产生了情。闵陷在沉闷的婚姻中,裘利安的出现是她的重生。然而,北京之行结束了,他们必须回到青岛这个“现实世界”,裘利安当然意识到在中国的社会,如果偷情被发现他必须要娶闵,但是他像个孩子,惧怕责任,向往自由。闵说出“自杀”时是认真的。为逃脱情感的纠结和苦闷,并且裘利安想起自己来中国的动机:参加革命,裘利安从青岛出发一路追随红军。但中国的现状让他失望,回到青岛后,他和闵的事情被闵的丈夫发现。裘利安回到了欧洲,加入战场。死时他的话是对闵说的:“她……告诉她,我梦想参加革命,想有个漂亮情人。她都给了我,我现在才明白,我死而无憾……”闵修习房中术,在裘利安死的鬼节的这一天,和他的魂魄发生关系,再次自杀,这一次,似乎成功了。
《K》出版后,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批评,评论界关注的话题主要包括:这部涉及真实历史人物的作品是否把握住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尺度;小说中的性描写是艺术化还是庸俗化;小说中的男女情爱关系是否体现了一种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等。
小说表层故事写的是裘利安和闵之间的情爱诱惑,深层的文化内涵则是中西方文化的彼此吸引、交流,随着两人情感关系的发展,这样的文化交流也处于发展之中。虹影曾说:“其实这个小说并不仅仅是个爱情小说,我的出发点在于:当时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是怎么样的关系?”虹影曾在国内创作,后来到了英国生活、写作,她善于观察和思考东方文化、西方文化。
小说采用的是裘利安的视角,裘利安是布鲁姆斯勃里的第二代,在《英国情人》里,虹影赋予裘利安一双“中国的眼睛”,读者跟随裘利安观察中国的结婚风俗、衣服饰品、绘画雕塑以及他所接触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综合成一种“美好的,中国人的,东方的”文化想象。 “每看一处景观,裘利安那西方中心,他的男性尊严都不断受到挑战”,“闵带给他的文化意义太丰富了,作为布鲁姆斯勃里的宠儿,他自己的文化包袱也太沉重了,他不断把自己和父辈们相比,他有意识地实践布鲁姆斯勃里的自由精神和文化理想。”而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裘利安也给闵输出西方文化,闵去听裘利安所教的英国当代文学,所接受的西方文学是经过裘利安的美学趣味和个人气质所过滤的:他将那个“特立独行”的“老家伙”哈代,“小说将永垂不朽”的普鲁斯特,还有那个爱尔兰人乔伊斯。通过和裘利安的交谈,闵更加直接地感受到了布鲁姆斯伯里精英文化圈的自由精神、个人主义。而闵自己又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随着闵和裘利安情感关系的不断深入,她成为了中国的新月派和英国的布鲁姆斯勃里之间的重要文化沟通符号。
在小说中涉及到大量的性爱描写,在处理这些描写是,虹影采用的是严肃的艺术化处理,使小说免于庸俗的猎奇,在对性爱的描写时,虹影与苏童一样,“写意而不写实”,即更多地描写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内心感受,重视将人物内在心理活动与外在环境氛围的结合。小说的结构也很巧妙,不仅仅局限于裘利安和闵这样的情感故事,而是将故事放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战争环境,小说主人公的情爱感受和对战争的思考相互结合,在裘利安身上,革命的激情和性爱的激情融为一体,这两者又和他布鲁姆斯伯里的文化反叛精神相统一。当情感与战争、孤独相结合时,整本书的内涵也更加厚重。
《阿难》
故事中的“我”是一位职业作家,受好友苏霏的托付,去印度写近年来流行的“行走文学”,真实目的是去印度寻找阿难。好友苏霏是香港传媒界的顶尖级人物,著名新经济女强人。她让我寻找的阿难,中文名字黄亚连,是中国80年代初重金属摇滚乐队的主唱,类似当时“唐朝”、“黑豹”乐队的主唱,红极一时,后逐渐从公众视线中消失。苏霏委托我去印度找阿难,因为我是自由的作家,时间充裕,并且和她一样欣赏阿难的音乐、喜欢阿难。我对于阿难在印度哪里并没有具体的线索,模糊地知道阿难和苏霏曾经是一对情侣。
我无意中在德里的一家商店里看到阿难一个月前开演唱会的海报,寻找到演唱会现场,在这里遇到一个来自加尔各答的护士,她也是阿难的歌迷,她提供给我一个信息:阿难有可能在婆罗尼斯。我向孟浩求助,问他有没有阿难的线索,孟浩给了明确的回复:去婆罗尼斯找辛格上校。晚上,苏霏告诉我阿难的身世,阿难是孤儿,叔叔婶婶将他养大,十六岁时正值文革,叔叔婶婶相继去世,阿难因放火烧了英国大使馆,被关押一年,出来以后申请去云南插队,一待就是八年。
苏霏给了我辛格上校的地址,我找到了辛格上校,他是一位修行的“圣者”。这个时间印度正在举行每十二年一次的昆巴美拉节,七千多万人来到这里,在恒河中沐浴,洗去罪孽和灾祸。晚上和苏霏联络时,她告诉了我她的母亲去世,由此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她的父亲管先生其实是养父,生父是英国人莫里森。二战期间,她母亲是西南联大英文系高材生,和英国军官莫里森结婚生子,缅甸失守后英军退入印度。后来莫里森失踪,母亲回到香港,嫁给了苏霏的养父。
在婆罗尼斯,我被三个人跟踪,其中一个是我在德里遇到的护士,他们是国际刑警印度分部的警察,孟浩把我从问讯室中救出。其实孟浩是纪检委特别小组的负责人,我除了是个作家以外,还是孟浩小组的成员,负责追查阿难,从乐坛消失后他下海经商,和苏霏一起牵扯到多项巨大的经济犯罪案件,是特大贪污腐败案的逃犯,黄亚连成为一个类似“赖昌星”式的人物,印度警方已经关注他很久。
一天晚上,辛格上校给我讲了阿难的身世,阿难的父亲黄慎之是中国远征军的随军翻译,到印度后,和辛格上校的妹妹库尔玛相爱,因黄慎之不是印度教,家里不同意他们。黄慎之和库尔玛私奔,并且结婚,黄慎之经常遭到军官莫里森的跟踪,库尔玛怀孕八个月时,他们一起去见莫里森,没想到出来碰到激烈种族仇杀,打斗中黄慎之和库尔巴惨死,阿难被保了下来。莫里森事先知道,故意将阿难父母带到有宗教打斗的地方。苏霏的生父莫里森就是导致阿难父母惨死的英国间谍。
昆巴拉美节的一天,我跟随辛格上校来到恒河边,恒河水里站着的正是阿难,辛格上校在岸边坐化圆寂,阿难走向河中自杀,苏霏突然出现,也没能阻止阿难。回到香港两个月后,苏霏自杀。
关于“阿难”,小说中有两处释名:一处是阿难父亲在他出生前就赋予他的“艰难时世中唯一的欢喜”,还有一处是阿难死后,“我”看完佛经后明白的,阿难本指释迦摩尼身旁的堂弟,他是易受俗世影响又极富女人缘的美男子,因为他的聪明才智,佛陀对他格外赏识,但也最放心不下他,阿难被摩登伽女引诱差点破了道行。书中阿难之生,以父母生命作为代价,他生于艰难时世,长在动荡年代,这一切都藏在他的血液中;同时,他与苏霏的爱情又是摧毁他的直接原因,从前他们二人是相爱的,阿难内心对爱情的纯度要求,使他越来越鄙视自己与苏霏之间的利益往来,加上苏霏对金钱的贪婪将他不断逼上绝路。最后在舅舅的指引下,跳进恒河,洗清自己的罪孽。
在创作《阿难》时,虹影正面临着《K》的官司,她说:“我决定用写作来抵抗这场官司所带来的外人不可想象的压力。每天清早坐在桌前,心平气和,心静如水,试图跨越人世污浊的河,超越生死间的种种苦难。”《阿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两难的身份、对立和统一,似乎从他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他是阿难,是黄亚连,作为摇滚艺术家,是阿难,作为商人、在逃的经济案件嫌疑人则是黄亚连,在“我”眼里他是阿难,最后走入恒河水的那个人也是阿难,他是圣者,是佛陀身旁的阿难,而一旦受了隐忧堕落俗世便成了黄亚连。在早年作为摇滚明星的日子里,阿难面临着做重金属摇滚,还是自己喜欢的、震撼人灵魂的音乐,前者为他带来收入,后者却更符合他的心境,他选择了后者,最后连做唱片的钱也没有。他下海经商,本以为赚钱以后就可以继续从事音乐,可又面临两难:从事纯粹的音乐,还是继续靠庸俗刊物挣钱。物质的诱惑让他尽一切可能赚更多的钱,可他并不开心,他的音乐泄露了他的内心,他的音乐越是纯净,表明他在现实生活里越难以自拔。从他对苏霏的爱中也可以体现这一点,在感情上他爱苏霏甚至是依赖苏霏,但是他对他们之间的利益往来越来越痛恨,他从苏霏对物质的贪婪中也看到了自己的软弱。最后,阿难面临着生与死的两难,他一直逃避着,试图回归,在辛格上校这位苦修者面前,他明白这种两难的境地该结束了。在“我”惊呼:“辛格上校死了!他死了!”时,阿难像得到命令一样,投入恒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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