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安妮日记》写作地：永远的 15 岁少女
6月，突然接到一个老友的邀请，于是匆匆踏上了前往阿姆斯特丹的旅程。
刻板印象中，从这座城市联想到的除了郁金香，自行车和运河，就只有大麻和红灯区。
却没有联想到，这里还拥有大量梵高，林布兰特，哈尔斯等艺术巨匠的传世之作；这里还是那本家喻户晓的《安妮日记》的真实还原地。那段中国青少年反反复复翻阅了无数次的故事，就发生于此。
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王子运河大街，鳞次栉比坐落着色彩缤纷的房子，安妮•弗兰克 （Anne Frank）等8名犹太人躲藏了两年的阁楼，就掩藏其中，若不是门口那永远长达百米的购票队伍，一不留神就会错过。
这里的门牌是267号，曾经的避难所，如今已成为“安妮之家”（Anne Frank Huis）博物馆，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娓娓道来这段“二战”炮火中历史，同时，它也成为当地反战反歧视的教育基地。
《安妮日记》出版于1947年。安妮和家族的其他犹太人，在纳粹逮捕他们前的1942年7月8日至1944年8月4日，一直躲藏在这间屋子内。
6月12日，恰是安妮诞辰85周年纪念日，安妮之家发起了“annefrank2014”网络征文活动，并邀请知名人士造访、发表演说，铭记战争的残酷，呼吁种族平等，世界和平。
“小时候读到《安妮日记》的时候，我与故事里的安妮一样大，如今我已经60岁了，安妮的故事陪伴着我的成长，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努力珍惜生活的美好。”一位荷兰网友留言。
博物馆的一楼与二楼是安妮之父Otto Frank经营的果酱公司，如今摆放着密室模型和历史遗物，滚动播放各类资料，介绍着当年历史和相关当事人背景。
再往上，一个古旧的活动书架微微倾斜，书架上方贴着一张泛黄的世界地图，这便是当年安妮等8人躲藏了2年之久的住所入口。
两层的居室如今空空荡荡，家具已全部撤出，只能通过墙上残留的海报和相关照片遥想当年。居室的空间十分逼仄，难以想象这8个人是如何在如此恶劣条件下生存两年。
窗户被严严实实地盖住，正如日记里所说，“白天，不能打开一丝窗帘，怕别人看见，晚上只能打开一点点窗户透气，但马上就要关上。”
只有二楼尽头上方的小阁楼，隐约可以看见从木头缝隙里透出的阳光，这里，就是安妮和彼得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奢望着鸟语花香的地方。
我注意到安妮卧室的一堵墙上，划着数十条笔迹，旁边标注着日期，这是安妮父母记录安妮姐妹身高的地方，在躲藏的25个月里，安妮一共长高了近10厘米。
8个人大部份时间都无法大声说话和移动，厕所经常堵住，只能使用便盆，连续十几天只有莴苣和快发芽的土豆可供充饥，甚至连一张小桌子也要分时段使用。
走出居室，在博物馆的另一头，贴着8位躲藏人的死亡登记卡。8人中只有安妮的父亲Otto Frank在集中营里活了下来。
安妮后来被盖世太保送到卑亨贝尔森集中营，就在盟军解放荷兰前，不幸因伤寒于1945年3月死亡，那年她15岁。
“如果安妮知道他的父亲还活着，或许她可以坚持下去，她死的时候，距离战争结束只有一个月。”展厅的电视机里滚动播放着安妮故友的叙述，每每听到这一段，总能激起人群里的一阵叹息，“那个时候，安妮告诉我，她已经彻底绝望了。”
当年帮助安妮一家的4位核心人物幸而躲过了德军的责难，他们趁德军搜查之前，偷偷拿走了安妮的日记，并在战争结束后，转交给安妮的父亲。
1947年，安妮遗留的日记付梓出版，这本日记在这60多年间已被转译成70余种文字，销量高达9000多万本。
《安妮日记》也是我年幼时最爱的一本书。她在日记里记录的平凡小事，青春期少女的迷思与悸动，就像是我们身边每一个小女孩那样平常。
“我看见世界正在被变成一片荒野，我听见雷声正在接近。可是，我仰视天空，冥冥中觉得世界还能好转，这场残酷也会告终，和平与安详会重新来临。”
对于大自然的热爱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直支撑着安妮的心灵。然而，这本日记彰显的不仅是一曲悲歌，更在于对人性意志的深层探讨。
在这样一个暗无天日，担惊受怕的环境的环境里，一群失去自由、离开优越生活的犹太人是如何坚持住对生活的希望，几个完全可以置身之外的荷兰人是如何不计风险和回报，尽心尽力给予援助。
战争的可怕之处不在于英雄的流血牺牲，不在于炮火连天，而在于它对于个体精神的消耗，直到最后一丝希望都消磨殆尽。
可是他们足足坚持了两年。
他们在封闭的日子里靠学习和阅读度日，范夫妇看传记读小说，弗兰克夫妇学英语拉丁语，杜先生学习英法西荷四门语言，而3个青少年——安妮、彼得、玛格——均在封闭的日子里孜孜不倦地学习着文学、数理、历史、经济等课程，涉猎广泛。
他们分析局势，将收音机调到最小，贴着耳朵了解战事的最近进展，在地图上画着红线，追逐盟军的步伐，通过外界的巧妙协助维系着2年的生计，并一次次化险为夷。他们也时不时幻想着，当重获自由时，好好泡个澡，喝上一杯真正的咖啡亦或是和久别的朋友相拥。
安妮记录了他们在这两年里无数次的争吵，即使是再平淡不过的语言，也不难理解，他们当时所经历的一切是如何消磨着人的意志和耐心，但爱与包容却不曾泯灭。
记得在最后，日记戛然而止，德军上门逮捕，安妮发抖的双手系不了鞋带，平日与其争吵最凶的杜先生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帮她系上了鞋带。
8个人轻轻地踏出密室，面对久违的世界，他们甚至来不及对彼此道一声再见。
博物馆里循环播放着对安妮父亲的采访，满脸沟壑的老人，平静地叙述着他是如何得到安妮的日记，如何一步一步联系到出版商，让这段故事走向世界。
当时，他们从收音机里得知盟军步步获胜，以为离自由已经不远，却在最后时刻梦碎。这种希望与绝望之间的瞬间转变，至今仍抨击着人们内心的最深处。
“她告诉我爱从未消亡，因为爱早已镌刻于灵魂，她的灵魂亦将永存，无论身处怎样的黑夜。”在纪念安妮诞辰85周年的“annefrank2014”网络征文活动中，一位网友写道。
毗邻博物馆的西教堂前，摆放着安妮的塑像，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这里与她合影，并时不时有人送上鲜花。
门前的运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两岸开满了鲜花，载着游人欢笑的船只不时经过，那些途经的人们可曾想到，这一切，正是几十年前，躲在河边小屋里那个小女孩心底最强烈的愿望。
刻板印象中，从这座城市联想到的除了郁金香，自行车和运河，就只有大麻和红灯区。
却没有联想到，这里还拥有大量梵高，林布兰特，哈尔斯等艺术巨匠的传世之作；这里还是那本家喻户晓的《安妮日记》的真实还原地。那段中国青少年反反复复翻阅了无数次的故事，就发生于此。
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王子运河大街，鳞次栉比坐落着色彩缤纷的房子，安妮•弗兰克 （Anne Frank）等8名犹太人躲藏了两年的阁楼，就掩藏其中，若不是门口那永远长达百米的购票队伍，一不留神就会错过。
这里的门牌是267号，曾经的避难所，如今已成为“安妮之家”（Anne Frank Huis）博物馆，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娓娓道来这段“二战”炮火中历史，同时，它也成为当地反战反歧视的教育基地。
《安妮日记》出版于1947年。安妮和家族的其他犹太人，在纳粹逮捕他们前的1942年7月8日至1944年8月4日，一直躲藏在这间屋子内。
6月12日，恰是安妮诞辰85周年纪念日，安妮之家发起了“annefrank2014”网络征文活动，并邀请知名人士造访、发表演说，铭记战争的残酷，呼吁种族平等，世界和平。
“小时候读到《安妮日记》的时候，我与故事里的安妮一样大，如今我已经60岁了，安妮的故事陪伴着我的成长，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努力珍惜生活的美好。”一位荷兰网友留言。
博物馆的一楼与二楼是安妮之父Otto Frank经营的果酱公司，如今摆放着密室模型和历史遗物，滚动播放各类资料，介绍着当年历史和相关当事人背景。
再往上，一个古旧的活动书架微微倾斜，书架上方贴着一张泛黄的世界地图，这便是当年安妮等8人躲藏了2年之久的住所入口。
两层的居室如今空空荡荡，家具已全部撤出，只能通过墙上残留的海报和相关照片遥想当年。居室的空间十分逼仄，难以想象这8个人是如何在如此恶劣条件下生存两年。
窗户被严严实实地盖住，正如日记里所说，“白天，不能打开一丝窗帘，怕别人看见，晚上只能打开一点点窗户透气，但马上就要关上。”
只有二楼尽头上方的小阁楼，隐约可以看见从木头缝隙里透出的阳光，这里，就是安妮和彼得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奢望着鸟语花香的地方。
我注意到安妮卧室的一堵墙上，划着数十条笔迹，旁边标注着日期，这是安妮父母记录安妮姐妹身高的地方，在躲藏的25个月里，安妮一共长高了近10厘米。
8个人大部份时间都无法大声说话和移动，厕所经常堵住，只能使用便盆，连续十几天只有莴苣和快发芽的土豆可供充饥，甚至连一张小桌子也要分时段使用。
走出居室，在博物馆的另一头，贴着8位躲藏人的死亡登记卡。8人中只有安妮的父亲Otto Frank在集中营里活了下来。
安妮后来被盖世太保送到卑亨贝尔森集中营，就在盟军解放荷兰前，不幸因伤寒于1945年3月死亡，那年她15岁。
“如果安妮知道他的父亲还活着，或许她可以坚持下去，她死的时候，距离战争结束只有一个月。”展厅的电视机里滚动播放着安妮故友的叙述，每每听到这一段，总能激起人群里的一阵叹息，“那个时候，安妮告诉我，她已经彻底绝望了。”
当年帮助安妮一家的4位核心人物幸而躲过了德军的责难，他们趁德军搜查之前，偷偷拿走了安妮的日记，并在战争结束后，转交给安妮的父亲。
1947年，安妮遗留的日记付梓出版，这本日记在这60多年间已被转译成70余种文字，销量高达9000多万本。
《安妮日记》也是我年幼时最爱的一本书。她在日记里记录的平凡小事，青春期少女的迷思与悸动，就像是我们身边每一个小女孩那样平常。
“我看见世界正在被变成一片荒野，我听见雷声正在接近。可是，我仰视天空，冥冥中觉得世界还能好转，这场残酷也会告终，和平与安详会重新来临。”
对于大自然的热爱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直支撑着安妮的心灵。然而，这本日记彰显的不仅是一曲悲歌，更在于对人性意志的深层探讨。
在这样一个暗无天日，担惊受怕的环境的环境里，一群失去自由、离开优越生活的犹太人是如何坚持住对生活的希望，几个完全可以置身之外的荷兰人是如何不计风险和回报，尽心尽力给予援助。
战争的可怕之处不在于英雄的流血牺牲，不在于炮火连天，而在于它对于个体精神的消耗，直到最后一丝希望都消磨殆尽。
可是他们足足坚持了两年。
他们在封闭的日子里靠学习和阅读度日，范夫妇看传记读小说，弗兰克夫妇学英语拉丁语，杜先生学习英法西荷四门语言，而3个青少年——安妮、彼得、玛格——均在封闭的日子里孜孜不倦地学习着文学、数理、历史、经济等课程，涉猎广泛。
他们分析局势，将收音机调到最小，贴着耳朵了解战事的最近进展，在地图上画着红线，追逐盟军的步伐，通过外界的巧妙协助维系着2年的生计，并一次次化险为夷。他们也时不时幻想着，当重获自由时，好好泡个澡，喝上一杯真正的咖啡亦或是和久别的朋友相拥。
安妮记录了他们在这两年里无数次的争吵，即使是再平淡不过的语言，也不难理解，他们当时所经历的一切是如何消磨着人的意志和耐心，但爱与包容却不曾泯灭。
记得在最后，日记戛然而止，德军上门逮捕，安妮发抖的双手系不了鞋带，平日与其争吵最凶的杜先生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帮她系上了鞋带。
8个人轻轻地踏出密室，面对久违的世界，他们甚至来不及对彼此道一声再见。
博物馆里循环播放着对安妮父亲的采访，满脸沟壑的老人，平静地叙述着他是如何得到安妮的日记，如何一步一步联系到出版商，让这段故事走向世界。
当时，他们从收音机里得知盟军步步获胜，以为离自由已经不远，却在最后时刻梦碎。这种希望与绝望之间的瞬间转变，至今仍抨击着人们内心的最深处。
“她告诉我爱从未消亡，因为爱早已镌刻于灵魂，她的灵魂亦将永存，无论身处怎样的黑夜。”在纪念安妮诞辰85周年的“annefrank2014”网络征文活动中，一位网友写道。
毗邻博物馆的西教堂前，摆放着安妮的塑像，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这里与她合影，并时不时有人送上鲜花。
门前的运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两岸开满了鲜花，载着游人欢笑的船只不时经过，那些途经的人们可曾想到，这一切，正是几十年前，躲在河边小屋里那个小女孩心底最强烈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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