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者的文明之路
继《米格尔街》之后，奈保尔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守夜人记事簿》、《模仿者》、《游击队员》等一系列小说中进一步深切地展示了宗主国家下移民者的生存困惑与文化挣扎，从普通民众到智识分子，再到政权人物，所有人最终都无法于流放者的桎梏里突围，无处安放的精神直指家园的虚无。而这其中集大成者当属1979年出版的《大河湾》，它以一个文化漂泊者的视角再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真相”。
1965年奈保尔首次造访非洲，之后写就了两部以非洲为题材的重要小说，《自由国度》和《大河湾》，并留下了两篇随笔，收录于《我们的普世文明》，其中《大河湾》是以刚果的真实历史为背景的作品。小说主人公萨林姆是一位出生在非洲东海岸地区的印度裔移民，这里是一个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葡萄牙人混杂的地方，在地理位置属于非洲的外围，居民却多是印度洋人，这点恰与奈保尔身世极为相似，某种程度上萨林姆确实正如奈保尔自己的投影，只是对无根性的逃离，作者本人选择了能够容纳并且使之发声的欧洲国家英国，却把小说的主人公安排在了第三世界的非洲国家刚果。
刚果旧称“扎伊尔”，是当地语言中“河流”一词的葡萄牙语变体，又被用来指代货币，所以它具有了三重意义：国家、河流和货币。这个曾经隶属于比利时殖民地的国家1960年独立，小说的故事就是起始于独立后首次动乱之后的恢复期。对于一个来自古老民族却把历史遗留在时间隧道的移民者来说，萨林姆为了远离自身的虚无决定深入到非洲腹地，在一处位于大河河湾处的内陆小镇开启新的生活，却没想到最终陷入进更大的虚无中。在小说中，奈保尔以细腻而独具韵律性的语言刻画出形形色色的人物，不安于现状一直在寻找出路也是把河湾杂货铺卖给萨林姆的外乡人纳扎努西，移居到河湾后面对风起云涌却不为所动的印度夫妇舒芭和马赫什，因为战乱投奔萨林姆的已由仆人反客为主的梅迪，在变革中成长起来的新非洲人费迪南，对非洲古老文明执著而敬畏的惠斯曼斯神父，到欧洲找寻出口却失望而归的萨林姆旧时友人因达尔，以及他所代表的“领地”和大人物身边的白人宠信：作家雷蒙德和他的妻子椰苇特。虽然大人物在小说《大河湾》中并未亲自登场，却为情节的推波助澜起着重要作用，他的人物原型是刚果新王蒙博托，一个普通百姓的儿子，在军变中登台，奈保尔在前面提到的《我们的普世文明》中专门的章节中形容“他是公民、酋长、国王、革命家；他是非洲的自由斗士，他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各个位置，其王权基础不容置疑”，但是事实上，蒙博托在排斥与践踏西方文明痕迹后重建的非洲新文明不过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模仿，如同刚果一直以来的历史书写，他们总是以断裂的方式跳过殖民者的历史，试图把非洲还给非洲，但是却忽视了非洲的历史唯有在西方的文明下才得以保存，才能不断的前行，这即是惠斯曼斯神父关于小镇的重建和欧洲人回归的先见性预言，更是奈保尔一直以来在政治立场上被人诟病的所在，他在《大河湾》中再次借由惠斯曼斯神父之口为之盖棺定论“对于未来，抱有一种很宏大的看法，他认为自己站在这一切的终点，觉得自己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幸运的一个见证人。”
惠斯曼斯神父所谓的见证是奈保尔对非洲及第三世界国家历史进程的预见，他在1975年对蒙博托政权虚无主义的定性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验证被证实确如其所言，而在《大河湾》中奈保尔也借由因达尔之口为困扰他和许多后殖民主义移民者的精神出路问题给出了一种答案“要学会践踏过去”，从文明的边缘走向中心，在这场文明的迁徙中寻找到普世文明的真谛，这也正是奈保尔自我人生的写照。
此文为一篇约稿的节选，专门写的大河湾一书，关于本文其他部分可参见：http://www.douban.com/note/407680592/
1965年奈保尔首次造访非洲，之后写就了两部以非洲为题材的重要小说，《自由国度》和《大河湾》，并留下了两篇随笔，收录于《我们的普世文明》，其中《大河湾》是以刚果的真实历史为背景的作品。小说主人公萨林姆是一位出生在非洲东海岸地区的印度裔移民，这里是一个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葡萄牙人混杂的地方，在地理位置属于非洲的外围，居民却多是印度洋人，这点恰与奈保尔身世极为相似，某种程度上萨林姆确实正如奈保尔自己的投影，只是对无根性的逃离，作者本人选择了能够容纳并且使之发声的欧洲国家英国，却把小说的主人公安排在了第三世界的非洲国家刚果。
刚果旧称“扎伊尔”，是当地语言中“河流”一词的葡萄牙语变体，又被用来指代货币，所以它具有了三重意义：国家、河流和货币。这个曾经隶属于比利时殖民地的国家1960年独立，小说的故事就是起始于独立后首次动乱之后的恢复期。对于一个来自古老民族却把历史遗留在时间隧道的移民者来说，萨林姆为了远离自身的虚无决定深入到非洲腹地，在一处位于大河河湾处的内陆小镇开启新的生活，却没想到最终陷入进更大的虚无中。在小说中，奈保尔以细腻而独具韵律性的语言刻画出形形色色的人物，不安于现状一直在寻找出路也是把河湾杂货铺卖给萨林姆的外乡人纳扎努西，移居到河湾后面对风起云涌却不为所动的印度夫妇舒芭和马赫什，因为战乱投奔萨林姆的已由仆人反客为主的梅迪，在变革中成长起来的新非洲人费迪南，对非洲古老文明执著而敬畏的惠斯曼斯神父，到欧洲找寻出口却失望而归的萨林姆旧时友人因达尔，以及他所代表的“领地”和大人物身边的白人宠信：作家雷蒙德和他的妻子椰苇特。虽然大人物在小说《大河湾》中并未亲自登场，却为情节的推波助澜起着重要作用，他的人物原型是刚果新王蒙博托，一个普通百姓的儿子，在军变中登台，奈保尔在前面提到的《我们的普世文明》中专门的章节中形容“他是公民、酋长、国王、革命家；他是非洲的自由斗士，他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各个位置，其王权基础不容置疑”，但是事实上，蒙博托在排斥与践踏西方文明痕迹后重建的非洲新文明不过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模仿，如同刚果一直以来的历史书写，他们总是以断裂的方式跳过殖民者的历史，试图把非洲还给非洲，但是却忽视了非洲的历史唯有在西方的文明下才得以保存，才能不断的前行，这即是惠斯曼斯神父关于小镇的重建和欧洲人回归的先见性预言，更是奈保尔一直以来在政治立场上被人诟病的所在，他在《大河湾》中再次借由惠斯曼斯神父之口为之盖棺定论“对于未来，抱有一种很宏大的看法，他认为自己站在这一切的终点，觉得自己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幸运的一个见证人。”
惠斯曼斯神父所谓的见证是奈保尔对非洲及第三世界国家历史进程的预见，他在1975年对蒙博托政权虚无主义的定性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验证被证实确如其所言，而在《大河湾》中奈保尔也借由因达尔之口为困扰他和许多后殖民主义移民者的精神出路问题给出了一种答案“要学会践踏过去”，从文明的边缘走向中心，在这场文明的迁徙中寻找到普世文明的真谛，这也正是奈保尔自我人生的写照。
此文为一篇约稿的节选，专门写的大河湾一书，关于本文其他部分可参见：http://www.douban.com/note/407680592/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