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的】《清诗考证》中的学生们
浙江大学朱则杰先生的《清诗考证》一书，有很多突出的特点，有的还别有趣味，引人深思。笔者阅读之际，就发现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即书中出现的学生格外多。这些学生，在层次上有博士研究生，也有硕士研究生，甚至还有不少本科生。他们既有朱先生的门下弟子，又有朱先生所在学校的其他学生，还有其他高校的各类学生。这众多的学生，共同在书中形成了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清诗考证》出现这些学生，主要当然是直接引用他们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例如：第一辑之六《钱锺书〈谈艺录〉涉及清代诗歌的若干疏忽》第七部分《关于长诗字数》，引及苏州大学赵杏根先生硕士学位论文《论晚清诗人姚燮的诗歌创作》。第二辑之四《清诗总集佚著序跋辑考》第十六条“悼俪集”，引及安徽大学范伟军先生博士学位论文《黄生及其〈杜诗说〉研究》。第三辑之三十《陈维崧〈摸鱼儿·听白生琵琶〉与吴伟业〈琵琶行〉》，引及华东师范大学陈雪军先生博士学位论文《明清之际嘉兴梅里词派研究》；之五十《“长安十子”》第三部分《“长安十子”的成员混淆》，引及山东大学姚金笛先生硕士学位论文《清初诗人颜光敏研究》；之五十七《钱凤纶亲属及关系》第二部分《伯兄--钱元修》，引及北京大学郭蓁先生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女诗人研究》。这反映出朱先生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重视。所有具体引用到的研究生学位论文，都像其他正式出版的著作一样，列入附录之一《主要征引书目》，同时还注出他们的导师。
如果说研究生学位论文属于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一般网站上可以查阅得到，引用它们只是一种普通的学术行为，那么，《清诗考证》中另外有些引用学生相关研究成果的做法，就格外值得注意了。例如第一辑之四《〈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第六十九条“姚莹俊”，在叙及来裕恂《匏园诗集》卷十五所标年份错误的时候，说“此事为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对外汉语专业本科2000级叶燕丹同学在跟笔者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发现”，这就是局外读者所不可能知道的，而朱先生却特地予以交代，并称赞这个发现“深可嘉许”。同样如第二辑之六《清诗总集版本丛考》第一条“《前八大家诗选》《今乐府》影印本拼版错误”，叙及《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本《前八大家诗选》的一处拼版错误，也说：“此系所在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对外汉语专业本科2002级刘丹同学发现，特此予以说明。”像这样的情况，假如朱先生不作说明，而模糊地将它当作自己的研究发现，那么不仅一般读者不可能知道，而且当事的学生也不一定会知道，即使知道了一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从这里，正见出朱先生不掠他人之美的君子精神。而对于本科学生来说，这不只是一般的肯定、嘉奖，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清诗考证》所引学生成果，就朱先生而言并非都来自正面，而不少可以说属于批评的性质。例如第三辑之四十九《王士祯宋荦卒期先后及其他》，提到上海师范大学2008级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刘万华先生曾发电子邮件告诉朱先生另外一种相关的理解；朱先生对此不但没有抵制，反而认为“其理解很有道理”，还“谨录此以供读者参考，并向万华先生致谢”。这样的学术态度，的确十分难能可贵。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第三辑之二十九《汪琬〈月下演东坡语〉所演何语》，在考察汪琬《月下演东坡语》绝句二首之一内“江山风月”两句的典故时，朱先生提到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本科2003级攸兴超同学曾来信指出该典故并非出自苏轼《前赤壁赋》，而是源于苏轼《东坡志林》。朱先生不仅诚恳地接受了攸兴超同学的指正，并且在该篇最末特立一段专门表达了对攸兴超同学的感谢和赞扬：“兴超同学作为一个刚读本科三年级的学生，其读书如此认真仔细，的确令人敬佩。特别是他能够将发现的错误诚恳地直接告诉作者，这更是许多读者所做不到的。即如该函，在此条之外，还曾指出拙编所选屈大均《读陈胜传》‘注释’之二‘今河北密云’，‘河北’应当改作‘北京’。今一并附记于此，谨向兴超同学致谢。”攸兴超同学这种认真的学习态度和诚恳的商榷方式，着实值得我等效仿。而朱先生作为著名学者，对待一位本科生的指正持如此谦逊的态度，同样令人钦佩不已。
《清诗考证》对待学生，有许多地方主要是向读者进行相关的介绍和推荐。例如前述第三辑之三十《陈维崧〈摸鱼儿·听白生琵琶〉与吴伟业〈琵琶行〉》，就专门补充说：“前面注释所及陈雪军先生博士学位论文《明清之际嘉兴梅里词派研究》，后已正式出版为《梅里词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又四十九《王士祯宋荦卒期先后及其他》，介绍刘万华先生“近年曾编纂《宋荦集辑校》，尚待正式出版”。此外如第二辑之七《清诗总集误作别集举隅》末尾，说浙江大学2006级博士研究生夏勇同学“专门致力于清诗总集研究”，“近曾续写《清人总集误作别集丛考》一文，考订有关总集凡二十种，读者可以并参”；之二《〈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待访书目”考辨》第七条“岁寒集”，说浙江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周于飞同学，“专门研究‘惊隐诗社’”，“有关具体情况，读者到时候可参看其学位论文《惊隐诗社研究》”；之七《清诗总集误作别集举隅》第五条“西湖修禊诗”，另第三辑之七十八《钱载诗集本身佚作》，两次叙及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对外汉语专业本科2003级钱敏同学的毕业论文《鄂敏辑〈西湖修禊诗〉考论》及其后来发表的刊物。这些介绍和推荐，都是直接为学生作宣传，使他们的研究成果乃至学术方向能够早日为读者所知。这用通行的话来说，应该就是提携后进吧。
《清诗考证》中，也记录了不少学生对朱先生的其他各种帮助。例如前述第二辑之四《清诗总集佚著序跋辑考》第十六条“悼俪集”，接下去叙及：“稍后承蒙伟军先生惠赐《一木堂诗稿》自序家刻本复印件一套，因此得以读到该诗全文。”第三辑之六十六《“辽东三老”及其他》最末“补记”，特地提到：“门下2008级博士研究生陈凯玲同学，正在专门致力于清代诗人并称群体研究；日前见告新出《社会科学辑刊》载有张杰先生《清代”辽东三老“新论》一文，叙及‘辽东三老’还有另外一种指称。”第一辑之四《〈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第六十八条“席存慤”，则说自己“曾请所在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7级博士研究生吴肇莉同学至上海图书馆代为查核”席存慤《春雨楼诗词存钞》，并“抄得卷首《弁言》如下”。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朱先生对学生相关劳动的尊重，哪怕在学生可能仅仅是举手之劳。这与前面所说的在学术发现上不掠他人之美，精神正自相通。而这样的师生关系，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可以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无疑是值得提倡，也是令人羡慕的。
《清诗考证》涉及这许多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还反映了学生成长的历程。特别典型的像郑幸同学，从第二辑之十八《读几种新印清人诗文集》第五条“伊恒聪等《耕道堂诗钞》”、第三辑之一百零六《杭州灵峰梁章钜诗歌碑刻》，可以知道她起初是浙江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99级本科生；又从第二辑之十六《〈清尊集〉与“东轩吟社”》第四部分《余论》、第三辑之八十二《杭州西泠印社袁枚诗歌碑刻》，知道她后来成为朱先生2003级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为《丁敬研究》；再从第三辑之八十三《袁枚蒋士铨之订交》最末“补记”，则知道她最后是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为《袁枚年谱新编》。从起初的两处有关叙述中，甚至知道本科阶段的她，曾经随朱先生一起考察杭州相关的名胜古迹、碑文石刻。这样的学习方式，也为学术研究工作增添了几分生趣。
《清诗考证》全书百余万字，看得出写作时间前后跨度很长。书中出现过的这些学生，如今或许仍在继续深造，立志献身学术事业，或许成为人师，也在教书育人，或许已经离开校园，走向社会，然而他们的相关学术成果、科研劳动以及其他有关情况，却被朱先生清楚地铭记在书中。他们本人在看到《清诗考证》的时候，想必也一定十分欣慰。
在现今学术界常常听闻某些负面报道的背景之下，《清诗考证》对待学生的做法，让同样身为学生的我们充满了正面能量。假如学界前辈都能够像朱先生一样，那么我等后学定可以在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好。这将不仅是学生们的幸运，更是整个学术界的幸运。笔者虽非朱先生的门下弟子，却愿意以他为榜样在求学之路上不断进步。若哪天我的相关成果也能被朱先生这样的前辈引用到他们的大著之中，那将是我极大的荣幸！
浙江 吴慧慧
《清诗考证》出现这些学生，主要当然是直接引用他们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例如：第一辑之六《钱锺书〈谈艺录〉涉及清代诗歌的若干疏忽》第七部分《关于长诗字数》，引及苏州大学赵杏根先生硕士学位论文《论晚清诗人姚燮的诗歌创作》。第二辑之四《清诗总集佚著序跋辑考》第十六条“悼俪集”，引及安徽大学范伟军先生博士学位论文《黄生及其〈杜诗说〉研究》。第三辑之三十《陈维崧〈摸鱼儿·听白生琵琶〉与吴伟业〈琵琶行〉》，引及华东师范大学陈雪军先生博士学位论文《明清之际嘉兴梅里词派研究》；之五十《“长安十子”》第三部分《“长安十子”的成员混淆》，引及山东大学姚金笛先生硕士学位论文《清初诗人颜光敏研究》；之五十七《钱凤纶亲属及关系》第二部分《伯兄--钱元修》，引及北京大学郭蓁先生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女诗人研究》。这反映出朱先生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重视。所有具体引用到的研究生学位论文，都像其他正式出版的著作一样，列入附录之一《主要征引书目》，同时还注出他们的导师。
如果说研究生学位论文属于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一般网站上可以查阅得到，引用它们只是一种普通的学术行为，那么，《清诗考证》中另外有些引用学生相关研究成果的做法，就格外值得注意了。例如第一辑之四《〈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第六十九条“姚莹俊”，在叙及来裕恂《匏园诗集》卷十五所标年份错误的时候，说“此事为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对外汉语专业本科2000级叶燕丹同学在跟笔者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发现”，这就是局外读者所不可能知道的，而朱先生却特地予以交代，并称赞这个发现“深可嘉许”。同样如第二辑之六《清诗总集版本丛考》第一条“《前八大家诗选》《今乐府》影印本拼版错误”，叙及《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本《前八大家诗选》的一处拼版错误，也说：“此系所在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对外汉语专业本科2002级刘丹同学发现，特此予以说明。”像这样的情况，假如朱先生不作说明，而模糊地将它当作自己的研究发现，那么不仅一般读者不可能知道，而且当事的学生也不一定会知道，即使知道了一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从这里，正见出朱先生不掠他人之美的君子精神。而对于本科学生来说，这不只是一般的肯定、嘉奖，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清诗考证》所引学生成果，就朱先生而言并非都来自正面，而不少可以说属于批评的性质。例如第三辑之四十九《王士祯宋荦卒期先后及其他》，提到上海师范大学2008级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刘万华先生曾发电子邮件告诉朱先生另外一种相关的理解；朱先生对此不但没有抵制，反而认为“其理解很有道理”，还“谨录此以供读者参考，并向万华先生致谢”。这样的学术态度，的确十分难能可贵。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第三辑之二十九《汪琬〈月下演东坡语〉所演何语》，在考察汪琬《月下演东坡语》绝句二首之一内“江山风月”两句的典故时，朱先生提到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本科2003级攸兴超同学曾来信指出该典故并非出自苏轼《前赤壁赋》，而是源于苏轼《东坡志林》。朱先生不仅诚恳地接受了攸兴超同学的指正，并且在该篇最末特立一段专门表达了对攸兴超同学的感谢和赞扬：“兴超同学作为一个刚读本科三年级的学生，其读书如此认真仔细，的确令人敬佩。特别是他能够将发现的错误诚恳地直接告诉作者，这更是许多读者所做不到的。即如该函，在此条之外，还曾指出拙编所选屈大均《读陈胜传》‘注释’之二‘今河北密云’，‘河北’应当改作‘北京’。今一并附记于此，谨向兴超同学致谢。”攸兴超同学这种认真的学习态度和诚恳的商榷方式，着实值得我等效仿。而朱先生作为著名学者，对待一位本科生的指正持如此谦逊的态度，同样令人钦佩不已。
《清诗考证》对待学生，有许多地方主要是向读者进行相关的介绍和推荐。例如前述第三辑之三十《陈维崧〈摸鱼儿·听白生琵琶〉与吴伟业〈琵琶行〉》，就专门补充说：“前面注释所及陈雪军先生博士学位论文《明清之际嘉兴梅里词派研究》，后已正式出版为《梅里词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又四十九《王士祯宋荦卒期先后及其他》，介绍刘万华先生“近年曾编纂《宋荦集辑校》，尚待正式出版”。此外如第二辑之七《清诗总集误作别集举隅》末尾，说浙江大学2006级博士研究生夏勇同学“专门致力于清诗总集研究”，“近曾续写《清人总集误作别集丛考》一文，考订有关总集凡二十种，读者可以并参”；之二《〈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待访书目”考辨》第七条“岁寒集”，说浙江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周于飞同学，“专门研究‘惊隐诗社’”，“有关具体情况，读者到时候可参看其学位论文《惊隐诗社研究》”；之七《清诗总集误作别集举隅》第五条“西湖修禊诗”，另第三辑之七十八《钱载诗集本身佚作》，两次叙及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对外汉语专业本科2003级钱敏同学的毕业论文《鄂敏辑〈西湖修禊诗〉考论》及其后来发表的刊物。这些介绍和推荐，都是直接为学生作宣传，使他们的研究成果乃至学术方向能够早日为读者所知。这用通行的话来说，应该就是提携后进吧。
《清诗考证》中，也记录了不少学生对朱先生的其他各种帮助。例如前述第二辑之四《清诗总集佚著序跋辑考》第十六条“悼俪集”，接下去叙及：“稍后承蒙伟军先生惠赐《一木堂诗稿》自序家刻本复印件一套，因此得以读到该诗全文。”第三辑之六十六《“辽东三老”及其他》最末“补记”，特地提到：“门下2008级博士研究生陈凯玲同学，正在专门致力于清代诗人并称群体研究；日前见告新出《社会科学辑刊》载有张杰先生《清代”辽东三老“新论》一文，叙及‘辽东三老’还有另外一种指称。”第一辑之四《〈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第六十八条“席存慤”，则说自己“曾请所在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7级博士研究生吴肇莉同学至上海图书馆代为查核”席存慤《春雨楼诗词存钞》，并“抄得卷首《弁言》如下”。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朱先生对学生相关劳动的尊重，哪怕在学生可能仅仅是举手之劳。这与前面所说的在学术发现上不掠他人之美，精神正自相通。而这样的师生关系，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可以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无疑是值得提倡，也是令人羡慕的。
《清诗考证》涉及这许多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还反映了学生成长的历程。特别典型的像郑幸同学，从第二辑之十八《读几种新印清人诗文集》第五条“伊恒聪等《耕道堂诗钞》”、第三辑之一百零六《杭州灵峰梁章钜诗歌碑刻》，可以知道她起初是浙江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99级本科生；又从第二辑之十六《〈清尊集〉与“东轩吟社”》第四部分《余论》、第三辑之八十二《杭州西泠印社袁枚诗歌碑刻》，知道她后来成为朱先生2003级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为《丁敬研究》；再从第三辑之八十三《袁枚蒋士铨之订交》最末“补记”，则知道她最后是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为《袁枚年谱新编》。从起初的两处有关叙述中，甚至知道本科阶段的她，曾经随朱先生一起考察杭州相关的名胜古迹、碑文石刻。这样的学习方式，也为学术研究工作增添了几分生趣。
《清诗考证》全书百余万字，看得出写作时间前后跨度很长。书中出现过的这些学生，如今或许仍在继续深造，立志献身学术事业，或许成为人师，也在教书育人，或许已经离开校园，走向社会，然而他们的相关学术成果、科研劳动以及其他有关情况，却被朱先生清楚地铭记在书中。他们本人在看到《清诗考证》的时候，想必也一定十分欣慰。
在现今学术界常常听闻某些负面报道的背景之下，《清诗考证》对待学生的做法，让同样身为学生的我们充满了正面能量。假如学界前辈都能够像朱先生一样，那么我等后学定可以在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好。这将不仅是学生们的幸运，更是整个学术界的幸运。笔者虽非朱先生的门下弟子，却愿意以他为榜样在求学之路上不断进步。若哪天我的相关成果也能被朱先生这样的前辈引用到他们的大著之中，那将是我极大的荣幸！
浙江 吴慧慧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