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处不在
那种感觉，像是在柏林墙上剜出一个小洞，从东边朝西边看去。随之袭来的，便是深深背负的羞耻。羞耻中蕴藏着对于国家的迷茫、政策的质疑、他人心思的琢磨，以及自身命运无恒常之解读。
2007年夏天，以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Siegfried Lokatis ）、英格里德·宗塔格（Ingrid Sonntag）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齐聚莱比锡。他们或为东德秘密阅读的亲历者，或为那段历史的研究者，用一幅幅没有死角却暗含无穷想象空间的叙事性画面，演奏出战后东德四十年波澜壮阔而又润物无声的“萨密兹达之歌”（注：萨密兹达（Samizdat）：非官方许可下的非法、秘密出版物的编辑、出版、传播、复制等行为（系统）的总称。本词源于俄语，一般用来指称战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独立于官方出版行为的地下秘密出版行为，它是反对派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视作官方审查制度的对立面）。
说它“波澜壮阔”，是因为东德民众面对政府机构的禁书审查，所采取的令人惊叹的五花八门的逃避措施，当然也包括审查部门查禁收缴的行为、反对派在自办的艺术及文学类刊物上的冷嘲热讽、教会力量在这一博弈中的作用等；说它“润物无声”，乃是由于秘密读者们私底下获取禁书之小心、传播之谨慎，还有夜幕降临后的小圈子论坛，察觉到自己应该为国家做出点什么的时候的奇特使命感，云云。
我更愿意将此书视作一部特殊的工具书，研读它最理想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邀请同样对民主德国历史感兴趣的若干朋友，每人选取几个章节读完，然后彼此交流心得。譬如，我就是那位隐匿在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里的管理员，我每天会站在柜台前给许多读者办理借阅手续，其中的一小部分又会在我和同事们怀疑的目光下，出示某位大学教授的工作证明，告诉我：“我来自某某学院，因为要撰写某某方面的博士论文，需要阅读这些书籍。”最后我放行，盯着他消失在转角的楼梯里——他离“毒草柜”越来越近（注：毒草柜：用来收藏不能正常借阅的图书的场所之形象化称谓。一般见于各博物馆、档案馆及图书馆。因为这些图书以某种特定方式来看都是具有危险性或被禁止的。1961年起，毒草柜在柏林国家图书馆里拥有委婉的名称“特殊科研文献部”（ASF）。[本书P287]）。我想他此刻的心情，一定类似于柏拉图笔下被锁在洞穴里的囚徒们，当他们背转过身、跑出洞外，才发现一切都与众不同。
至于我的好友你，可能是开往东柏林火车上的检查员，你走到一个年轻小伙子面前，看到他的脸与他的上身的比例不那么协调。职业敏感的你，把他带到车厢连接处搜身，哦，他的内衣口袋里装着一小本“耶和华见证人”（1870年代成立于美国的宗教团体，在东德传播过程中遭受当局长期迫害，本书P428）的《守望台》。你看到小伙子的眼神里充满了无奈和一丝丝的绝望，仿佛在暗自苦恼：“我干嘛没有把它装进饼干筒里呢？”你呼唤来警察，等待的过程中，还随便翻了翻杂志，正好瞅见黑白色的“上帝”诡异地凝视着你。
最后，我那位鼻梁凸出、又有点秃顶的朋友，梦见自己成为了屡遭统一社会党打压的异议分子领袖罗伯特·哈费曼（Robert Havemann）先生。他无数次在洪堡大学演讲，却逐步滑向当权者眼中“百分百不信任”的异类。当局禁止他在境内出版任何作品，然而他不放弃，甚至临终前还要托人为探望他的已被开除东德国籍的比尔曼先生同自己合影，以此作为对统一社会党文化霸权的终极痛斥。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然而从禁书的审查与萨密兹达两者间微妙的关系，我们仍然能够提炼出几十位作者要共同表达的核心观点——它们和东德的意识形态管控规则有关，和秘密读者违抗禁令所展现的对策有关，也和萨密兹达从地下转入台前的历程有关。首先，专制体制所设计的秩序，恰恰带来一种无秩序。这一点尤其表现在禁书的分类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上。一本书，也许能通过这个海关的检查，却不一定通得过那个海关的盘问；某位知名作家写于几十年前的小说，首版能够在德意志图书馆公开上架，但第二版就需要进毒草柜了；也或者，你在此时此处读这样的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在彼时彼处读同样的书，就难免被监视和没收的命运。宪法之规定、涉及禁书审查的法律条文、特定时期的特定政策、国安部（或海关、邮政系统等权力部门）的执行标准，并不在统一稳定的框架内。由此导致无论是国安人员，还是秘密读者，都遵从于主观意志的判断，出版物的命运并不为内容所定，也不为作者的思想立场所定，甚至都和它有没有紧跟眼下的官方政策无关，而只出于具体执行人的好恶。我们清晰地发现，统一社会党精心设计的庞杂的出版管制体系，连同它所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在难以计数的禁书海洋当中，整体失效了。一本没有通过边境检查的书籍，可能暗示着同时有十本轻松偷运成功的书籍（作者表示没有相关数据的支撑，但这一定是一个事实）。审查方与被审查方都在其中获益和失利，且益损之比在宏观上是动态变化的，无法用进出口贸易的公式计量（尽管对于某个个体而言，私带《1984》过境被扣，比携带一本低俗刊物所面临的惩罚更重，他也许因此坐牢而牺牲最好的青春时光）。
其次，萨密兹达的目的是要求从无秩序中建立全新的秩序。作者之一的安德里亚·格内斯特（Andrea Genest）叙述了波兰反对派对东德反对力量形成所造成的影响，他说：“波兰的各种出版物不仅形式更加多样化，这种为政治服务的独立出版业本身也是政治反对派合法行动的范例。编辑们尽可能利用波兰的审查法中允许的自由式措辞，他们公开坦率的行为方式获得成功也赋予了他们这样做的权利。”（P524）东德人显然比波兰人更晚才发现反对派从事活动所应具备的条件，但他们已经在奋起直追了，终于在柏林墙被推到的前几年出现了定期出版和影响广泛的萨密兹达刊物。当然，这些都要归功于几十年来秘密读者在面对国安系统的审查时，所形成的千奇百怪的应对方式。那是许多种心理战术的应用，为“合法的反对力量”的聚集做足了时空铺垫。我相信历史发展遵循因果律，波兰人尽管在很多学者眼里更具备革命精神和公民意识，而德国人的严谨守规同样也是“美妙秩序”的形象诠释（我忽然想起《窃听风暴》里的一个片段：国安部特工看上去更喜欢采用心理压迫，而不是过于残暴的刑讯逼供来给“犯人”强调合作的重要性。似乎“犯人”也容易合作，他们往往成为政府的“通报合作者”）。故此，我认为只要有一种独立于官方构架存在的“第二体系”（书中也称为“第二文化”），那么这种抗衡力量本身就会削弱前述身披“秩序”外衣的“无秩序”，从而带领社会转型（构建全新秩序）。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抗衡力量时常先出现于文艺界（或采用文学和艺术的手段表达抗衡的诉求），即“文学类的萨密兹达”。至于国民性格，它似乎只是这种秩序诞生或早或晚的因素之一，我们还需要分析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背景、经济政策、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偏好等等。
马丁·路德曾说：“如果地球明天就要毁灭，我今天还要去种一棵苹果树。”这句话彰显出的是一种责任感与担当。两德统一后，官方解禁了史塔西（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档案资料，许多东德人才知道在过去那特殊的年代里，自己究竟是怎样被跟踪、被调查的，以至于连私生活都不被放过。
无论是对禁书的审查，还是秘密读者对墙那边的渴望，都隐含着一股浓烈的恐惧感。值得庆幸的是，专制本身就是专制覆亡的杀手锏，加之日耳曼民族有对历史负责任的意识，我们方才有机会捧着这本长达六百页的大部头，以局外人的身份审视东德的沧桑变迁。
“我们无处不在（WIR SIND UBERAL）”——它是史塔西的标语，也是一个时代肮脏灵魂的写照。如今，它却分明在说：没有任何人可以无处不在，除了他的思想，以及他对自由的追索，对良心的拷问。
2007年夏天，以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Siegfried Lokatis ）、英格里德·宗塔格（Ingrid Sonntag）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齐聚莱比锡。他们或为东德秘密阅读的亲历者，或为那段历史的研究者，用一幅幅没有死角却暗含无穷想象空间的叙事性画面，演奏出战后东德四十年波澜壮阔而又润物无声的“萨密兹达之歌”（注：萨密兹达（Samizdat）：非官方许可下的非法、秘密出版物的编辑、出版、传播、复制等行为（系统）的总称。本词源于俄语，一般用来指称战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独立于官方出版行为的地下秘密出版行为，它是反对派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视作官方审查制度的对立面）。
说它“波澜壮阔”，是因为东德民众面对政府机构的禁书审查，所采取的令人惊叹的五花八门的逃避措施，当然也包括审查部门查禁收缴的行为、反对派在自办的艺术及文学类刊物上的冷嘲热讽、教会力量在这一博弈中的作用等；说它“润物无声”，乃是由于秘密读者们私底下获取禁书之小心、传播之谨慎，还有夜幕降临后的小圈子论坛，察觉到自己应该为国家做出点什么的时候的奇特使命感，云云。
我更愿意将此书视作一部特殊的工具书，研读它最理想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邀请同样对民主德国历史感兴趣的若干朋友，每人选取几个章节读完，然后彼此交流心得。譬如，我就是那位隐匿在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里的管理员，我每天会站在柜台前给许多读者办理借阅手续，其中的一小部分又会在我和同事们怀疑的目光下，出示某位大学教授的工作证明，告诉我：“我来自某某学院，因为要撰写某某方面的博士论文，需要阅读这些书籍。”最后我放行，盯着他消失在转角的楼梯里——他离“毒草柜”越来越近（注：毒草柜：用来收藏不能正常借阅的图书的场所之形象化称谓。一般见于各博物馆、档案馆及图书馆。因为这些图书以某种特定方式来看都是具有危险性或被禁止的。1961年起，毒草柜在柏林国家图书馆里拥有委婉的名称“特殊科研文献部”（ASF）。[本书P287]）。我想他此刻的心情，一定类似于柏拉图笔下被锁在洞穴里的囚徒们，当他们背转过身、跑出洞外，才发现一切都与众不同。
至于我的好友你，可能是开往东柏林火车上的检查员，你走到一个年轻小伙子面前，看到他的脸与他的上身的比例不那么协调。职业敏感的你，把他带到车厢连接处搜身，哦，他的内衣口袋里装着一小本“耶和华见证人”（1870年代成立于美国的宗教团体，在东德传播过程中遭受当局长期迫害，本书P428）的《守望台》。你看到小伙子的眼神里充满了无奈和一丝丝的绝望，仿佛在暗自苦恼：“我干嘛没有把它装进饼干筒里呢？”你呼唤来警察，等待的过程中，还随便翻了翻杂志，正好瞅见黑白色的“上帝”诡异地凝视着你。
最后，我那位鼻梁凸出、又有点秃顶的朋友，梦见自己成为了屡遭统一社会党打压的异议分子领袖罗伯特·哈费曼（Robert Havemann）先生。他无数次在洪堡大学演讲，却逐步滑向当权者眼中“百分百不信任”的异类。当局禁止他在境内出版任何作品，然而他不放弃，甚至临终前还要托人为探望他的已被开除东德国籍的比尔曼先生同自己合影，以此作为对统一社会党文化霸权的终极痛斥。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然而从禁书的审查与萨密兹达两者间微妙的关系，我们仍然能够提炼出几十位作者要共同表达的核心观点——它们和东德的意识形态管控规则有关，和秘密读者违抗禁令所展现的对策有关，也和萨密兹达从地下转入台前的历程有关。首先，专制体制所设计的秩序，恰恰带来一种无秩序。这一点尤其表现在禁书的分类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上。一本书，也许能通过这个海关的检查，却不一定通得过那个海关的盘问；某位知名作家写于几十年前的小说，首版能够在德意志图书馆公开上架，但第二版就需要进毒草柜了；也或者，你在此时此处读这样的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在彼时彼处读同样的书，就难免被监视和没收的命运。宪法之规定、涉及禁书审查的法律条文、特定时期的特定政策、国安部（或海关、邮政系统等权力部门）的执行标准，并不在统一稳定的框架内。由此导致无论是国安人员，还是秘密读者，都遵从于主观意志的判断，出版物的命运并不为内容所定，也不为作者的思想立场所定，甚至都和它有没有紧跟眼下的官方政策无关，而只出于具体执行人的好恶。我们清晰地发现，统一社会党精心设计的庞杂的出版管制体系，连同它所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在难以计数的禁书海洋当中，整体失效了。一本没有通过边境检查的书籍，可能暗示着同时有十本轻松偷运成功的书籍（作者表示没有相关数据的支撑，但这一定是一个事实）。审查方与被审查方都在其中获益和失利，且益损之比在宏观上是动态变化的，无法用进出口贸易的公式计量（尽管对于某个个体而言，私带《1984》过境被扣，比携带一本低俗刊物所面临的惩罚更重，他也许因此坐牢而牺牲最好的青春时光）。
其次，萨密兹达的目的是要求从无秩序中建立全新的秩序。作者之一的安德里亚·格内斯特（Andrea Genest）叙述了波兰反对派对东德反对力量形成所造成的影响，他说：“波兰的各种出版物不仅形式更加多样化，这种为政治服务的独立出版业本身也是政治反对派合法行动的范例。编辑们尽可能利用波兰的审查法中允许的自由式措辞，他们公开坦率的行为方式获得成功也赋予了他们这样做的权利。”（P524）东德人显然比波兰人更晚才发现反对派从事活动所应具备的条件，但他们已经在奋起直追了，终于在柏林墙被推到的前几年出现了定期出版和影响广泛的萨密兹达刊物。当然，这些都要归功于几十年来秘密读者在面对国安系统的审查时，所形成的千奇百怪的应对方式。那是许多种心理战术的应用，为“合法的反对力量”的聚集做足了时空铺垫。我相信历史发展遵循因果律，波兰人尽管在很多学者眼里更具备革命精神和公民意识，而德国人的严谨守规同样也是“美妙秩序”的形象诠释（我忽然想起《窃听风暴》里的一个片段：国安部特工看上去更喜欢采用心理压迫，而不是过于残暴的刑讯逼供来给“犯人”强调合作的重要性。似乎“犯人”也容易合作，他们往往成为政府的“通报合作者”）。故此，我认为只要有一种独立于官方构架存在的“第二体系”（书中也称为“第二文化”），那么这种抗衡力量本身就会削弱前述身披“秩序”外衣的“无秩序”，从而带领社会转型（构建全新秩序）。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抗衡力量时常先出现于文艺界（或采用文学和艺术的手段表达抗衡的诉求），即“文学类的萨密兹达”。至于国民性格，它似乎只是这种秩序诞生或早或晚的因素之一，我们还需要分析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背景、经济政策、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偏好等等。
马丁·路德曾说：“如果地球明天就要毁灭，我今天还要去种一棵苹果树。”这句话彰显出的是一种责任感与担当。两德统一后，官方解禁了史塔西（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档案资料，许多东德人才知道在过去那特殊的年代里，自己究竟是怎样被跟踪、被调查的，以至于连私生活都不被放过。
无论是对禁书的审查，还是秘密读者对墙那边的渴望，都隐含着一股浓烈的恐惧感。值得庆幸的是，专制本身就是专制覆亡的杀手锏，加之日耳曼民族有对历史负责任的意识，我们方才有机会捧着这本长达六百页的大部头，以局外人的身份审视东德的沧桑变迁。
“我们无处不在（WIR SIND UBERAL）”——它是史塔西的标语，也是一个时代肮脏灵魂的写照。如今，它却分明在说：没有任何人可以无处不在，除了他的思想，以及他对自由的追索，对良心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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