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对之间

在当下的语境中提起甘阳，恐怕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符号，一种政治上的立场。人类的思维有许多惯性的误区，而给人“扣帽子”是很常见的一种，尤其以国人最为擅长。这种思维的流弊是显而易见的，不信看看现在的舆论场，宣传多于讲理，谩骂甚于批评，各种话语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着，但有意义的对话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我认为要全面理解一个人，恐怕最好的方式是读他的著作，而不是看微博段子和快餐式的新闻。因为形成铅字的东西，总归是他思考之后的结果，而且读者能够结合上下语境，不至于断章取义。

这本集子，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作者为报章杂志所写得一些专栏文字的集合。虽所收文章最近的也是距今十来年前的了，但其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社会学等等方面，也可看到作者治学之轮廓了。读这种杂集，有时反而能够轻松的找到作者“念兹在兹”的关注焦点，甚至是其思想变迁的蛛丝马迹。

人们常常津津乐道的是，甘阳从八十年代的自由民主启蒙者变成了为现有体制辩护的“老左”，“人心不古”的调子于是也被人们撩拨起来。其实我以为甘阳在《左与右》一文中已经把其关于政治态度说出来了，“该左就左，该右就右，君子无可无不可”。左派，右派本是西方舶来品，移到中土，是否合用，本来就还是一个疑问，且不说中国语境的左右与西方语境下的左右含义迥殊，就是在西方，左右所指有时甚至也对调了个头。依贫着模糊不清的概念所进行的交流势必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还不如像作者这样来个洒脱，干脆就把概念的枷锁甩掉。

读完本书，最令我较诧异的是，在十多年前居然能有人写出对美国政坛的观察文章，而且大体不差。相比起今天一些知识分子写美国的文章，甘阳无疑更老练成熟，或者说是真正在观察，在思考美国。而不是自己说写的是民主的细节，但实际上更像意识形态教科书。容我夸张地揣测，恐怕当今有些对美国政治大放厥词的人，连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区别都不甚了了。

集子中“芝加哥”这一部分，作者虽然是想介绍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的人与事，但不自觉的自然也会涉及到笔下主人公的反对面。这一正一反简直都可以当成是一副小的美国当代学术界素描了。

正是因为甘阳对中美两国的政治与思想都有着较深的体会，所以才不至于上意识形态的当，在政治上才更成熟，同时思想的视域也更广阔。

书中第一篇文章《病中呓语》一上来就把人刺了一下，似乎在提醒读者，要想继续读下去你要小心了，因为所有的哲学思考都是与人过不去，要让人不自在的东西。要想思考一些其他人不思考的东西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还是多反省一下自己是否有这种承受能力。可不，想一下一群红学专家为曹雪芹是卒于公元1763还是公元1764年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甘阳在旁边冷冷说一句，公元元年本来就弄错了。我想那些专家不止是不自在，连想打人的心恐怕都有了。

轻巧嘲讽过后，甘阳其实有着更深的思考。如果说人是文化的存在，那么《牟宗三与林妹妹》一文则指出了人类的困境所在。对牟宗三，如果其固守儒家伦理，则无法到达“道德形上学”这一超越境界；但儒家的日常伦理，却又让他“欲恕而无所施恕”。这就像一个成熟的孩子面对溺爱自己的母亲时的无能为力，不抗争则无法成长自由，但对圣洁母爱的万般呵护却又无力鞭笞挞伐。

我们想想，今天的所谓文化，有多少不是“将错就错”的累积？解构大潮似乎正是想把这些错纠正过来，但在纠正的过程中自己又被解构着，进入一种无限旋转的状态。而旋转的结果就是眩晕。

甘阳其实早就看到了越来越现代的后果。在其92年写就的《中国的后现代》一文，举“毛泽东热”一例，告诉那些对“毛”究竟应该是歌功颂德还是口诛笔伐互相掐架的知识分子，华夏大地的人们实际早就甩掉“沉重的历史包袱”了。老百姓会给你说，咱们唱个《北京的金山上》就是图个乐，不要给我们讲那些深沉的道理。十多年前过去了，社会无疑是朝着越来越现代化的方向在走，但我不明白知识分子们似乎始终还没跟上时代。君不见，今日所谓的批判者，多半都是举着哈维尔，哈耶克一类人的灵牌，高呼正义良心。没人在意红色娘子军是代表着一种浪漫的理想还是扭曲的邪恶。我只知道有些年轻的朋友一边看着这芭蕾舞剧一边手淫，他们告诉我这是制服诱惑。

甘阳在全书多出都流露出了对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宰制的反感，尤其是多篇文章都谈到了伯林。但在最后却还是露出了”刺猬“的尾巴。作者写到，“对伯林，维护自己的族群尊严乃是维护他自己个人尊严的基础”。这不仅是对伯林的评述，也是作者的自况。在全书最后的“世界大同”一部分，作者终于旗帜鲜明的承认了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有兴趣的人可以探讨一下“通三统”的背景资源与脉络）。这不仅是基于世界政治格局的一种现实成熟的态度，对于一个中国学者，这恐怕也有一种宿命的成分在里面。

如果说，打着自由旗号，对城市进行狂轰滥炸的现实政治固然是一种荒谬的错误，而为了对付这种错误，恐怕又必须要保留另外一些错误；民族主义这种更像是宗教一类的东西在科学至上的今天，也显得错误百出。那么作者恐怕是要“将错就错”下去了。

其实甘阳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能主动意识到应在“政治与学术作某种适当的分际”（见本书序言）上用力，已属不易。更何况其还想替自己的母体——中华文明保留点自己的历史文化意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其那么热衷移译西学，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的主流话语都是用西方的话语结构说出的，并且自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由他者决定的，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是为理清华夏文化的脉络打基础），就凭这些，称他为中国一流的学者也应不算虚妄。

其实这篇文章写到这里也可以结束了，但我还是忍不住多说几句。甘阳愿意“将错就错”下去，那其他人呢？恐怕不一定了。但对这部分人，此书也还能能让他们在对错之间看得更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