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有疑
在阅读史料时，若干问题盘旋脑中，现列举一二，请教方家。
（一）新民主义影响有那么大吗？
新民会是1937年12月成立伪临时政府的同时，以组成一个支持伪政府的团体为目的，由在协和会中的小泽开策等日本人秉承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意旨炮制，其纲领如下：（1）发扬新民精神，显示王道；（2）实行反共，复兴文化，确立和平；（3）振兴产业，改善人民生活；（4）通过睦邻友好建设东亚新秩序。
而新民主义便是新民会的理论指导思想，它是日伪从孔孟思想资源中寻找出新的思想武器，其逻辑推演最终点便是王道政治。 其理论在缪斌等人的阐发之下，不仅显得体系完整、内容详尽，而且还因为它吸收了很多中国传统资源而又一定的蛊惑力。但理论归理论，实际归实际。在1938年9月23日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速记录中，伪政权的头脑们讨论到“新民会”时也不甚了了 ：
主席（王克敏）：本京大学之农、工、医、师范各学院均已开课，拟于春假后开办文理等科。南方之黄道会是否政党性质？
陈委员（陈群）：黄道会不是政党性质。
梁委员（梁鸿志）：黄道会与维新政府并无关系。新民会是否有政党性质，但其组织是否健全？
主席：新民会非政党性质。
梁委员：该会经费是否由政府支给？
主席：由政府支给，但性质不甚分明。
梁委员：该会用人之权如何？
主席：由该会自行办理。该会既非政党，又非民众团体，系畸形的组织。
梁委员：该会之工作如何？
主席：其工作注重农事方面，即如散给各县种籽，教导农民播种，着重为农民解除困难。近来工会方面亦渐渐发动领导，但其工作性质总觉不甚分明。
梁委员：据主席委员所说，该会系以劳农为根据，不以政治为根据。
温委员（温宗尧）：本会使命在计划政治之设施，就现在情形而论，不能即召集国民大会。因国民大会须选举，必须候人民心理转变后方能进行，现应从事预备••••••
陈委员：在南方曾闻友邦人士问及中国政治是否应用一种招牌下作政治工作，此点研究并无结果，不知临时政府会否感到应选用招牌与否？
主席：现在北方盛倡新民主义，但是否与国民心理相合，尚待考究。
政治要员对其了解情况如此，更不待言其他人了。建构新民理论体系的日本人大沼原写就长达1000页的巨著《新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连新民会的日本职员都读不下去：“说些什么，根本不明白”。 由此可想见，一般中国人对它又能了解多少呢？
（二）怎样定义汉奸？
汉奸问题可能是抗战史中最复杂最莫测的问题了。如果认为顺从日本统治、作出一些有利于日本的言行就算汉奸，那么在沦陷区的人民可能都可归入“汉奸”行列或至少都有“汉奸”的嫌疑。但实际上不管是战后国民政府的审判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始终还是那些“大汉奸”们，即任一定级别的伪职、出卖国家利益的群体。虽然汉奸有一定的定义标准，现实总是这种情况：符合这种标准的，不一定被定义为汉奸（至少暂时）；不一定和标准相符，却仍被视为汉奸。
由于汉奸定义本身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以及现实政治的复杂莫测，“谁是汉奸”众口不一，人们对那些走进历史中的汉奸人物也始终争议不断。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甚至被人解读为与重庆的蒋介石“唱双簧”，一个扮好人，另一个成了坏人；许多将领在抗战中叛变投敌，抗战胜利后摇身一变，安然无事，如孙良诚、庞炳勋辈；华北伪政权的头脑王克敏，在日本人邀请组织傀儡政府时，还曾致电南京政府的宋子文，转向蒋介石请示，宋复电谓“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维持”。 叔鲁，王克敏字。此事不知确否。
以曹汝霖、唐绍仪的情况而言，日本人在组织伪政权时曾试图拉他们下水。日本人计划以靳云鹏或吴佩孚为总统，以曹汝霖为总理。曹汝霖与日人不断往来，对参加伪组织问题，既不敢公然拒绝，又不敢公开赞成，只与日人周旋。举棋不定之时，蒋介石给他写信，对他多加勉励，嘱其不必离开北平。因此曹才决定不在伪政府担任实际职务。然而伪政府成立之后，曹仍被聘为最高顾问，月赠公费两千元。日本投降后，由于蒋介石的关照，曹汝霖被捕后旋即被释放。 日本策动唐绍仪出山，事未成，唐绍仪被刺杀。在其中，日本还曾试图拉章士钊、张东荪等人下水，事未成。
那么，判定汉奸与否，最主要的就是看最终事实了——最后被拉下水就是汉奸。不过周作人对他的下水就曾有过辩解，更何况有些“汉奸”不仅消极做事，还暗中对抗日工作有所贡献呢。把他们的所作所为一一判定是不现实的，正因如此，汉奸的认定也就不是那么“板上钉钉”了。
（三）抗战史怎能与前后历史割裂？
抗战史日益成为研究群体庞大的专门领域，其成果之多、涉及范围之广也是有目共睹。然而抗战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些不良的倾向——许多事情仅仅就抗战这一时间段而谈而不论其他。研究专门化本无可厚非，怎奈有时就事论事有割裂历史的危险。
例如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张自忠，众人眼里的他一直是抗日为国捐躯的国民将领，很少人知道他在1937年4月至5月在天津市长任上访日；北平沦陷后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和北平市长。更是很少人知道，这其中有宋哲元和张自忠的矛盾，而这矛盾涉及到29军高级将领之间的利益纠葛。 由于张自忠将军为国牺牲的光环太亮，从而掩盖了之前的许多事实，有时更是有意无意为其开脱辩解。29军是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被张学良整编的西北军的一部分。如果不清楚29军的历史及其内部情况，抗日战争中的许多事实都不能明瞭。
再如，伪蒙疆政府成立不仅有日本的阴谋在其内，也有一些是历史上的因素。不可否认，由于历史上一贯的民族政策，蒙汉回各民族之间是有对立矛盾的。鉴于蒙古族对汉族的长期不满，日本用“摆脱中国统治进而蒙古独立”的诱饵进行分裂活动有了可乘之机。 一味地以卖国、“蒙奸”等评价他们，未免失之片面，也不是历史的客观的态度。
（一）新民主义影响有那么大吗？
新民会是1937年12月成立伪临时政府的同时，以组成一个支持伪政府的团体为目的，由在协和会中的小泽开策等日本人秉承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意旨炮制，其纲领如下：（1）发扬新民精神，显示王道；（2）实行反共，复兴文化，确立和平；（3）振兴产业，改善人民生活；（4）通过睦邻友好建设东亚新秩序。
而新民主义便是新民会的理论指导思想，它是日伪从孔孟思想资源中寻找出新的思想武器，其逻辑推演最终点便是王道政治。 其理论在缪斌等人的阐发之下，不仅显得体系完整、内容详尽，而且还因为它吸收了很多中国传统资源而又一定的蛊惑力。但理论归理论，实际归实际。在1938年9月23日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速记录中，伪政权的头脑们讨论到“新民会”时也不甚了了 ：
主席（王克敏）：本京大学之农、工、医、师范各学院均已开课，拟于春假后开办文理等科。南方之黄道会是否政党性质？
陈委员（陈群）：黄道会不是政党性质。
梁委员（梁鸿志）：黄道会与维新政府并无关系。新民会是否有政党性质，但其组织是否健全？
主席：新民会非政党性质。
梁委员：该会经费是否由政府支给？
主席：由政府支给，但性质不甚分明。
梁委员：该会用人之权如何？
主席：由该会自行办理。该会既非政党，又非民众团体，系畸形的组织。
梁委员：该会之工作如何？
主席：其工作注重农事方面，即如散给各县种籽，教导农民播种，着重为农民解除困难。近来工会方面亦渐渐发动领导，但其工作性质总觉不甚分明。
梁委员：据主席委员所说，该会系以劳农为根据，不以政治为根据。
温委员（温宗尧）：本会使命在计划政治之设施，就现在情形而论，不能即召集国民大会。因国民大会须选举，必须候人民心理转变后方能进行，现应从事预备••••••
陈委员：在南方曾闻友邦人士问及中国政治是否应用一种招牌下作政治工作，此点研究并无结果，不知临时政府会否感到应选用招牌与否？
主席：现在北方盛倡新民主义，但是否与国民心理相合，尚待考究。
政治要员对其了解情况如此，更不待言其他人了。建构新民理论体系的日本人大沼原写就长达1000页的巨著《新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连新民会的日本职员都读不下去：“说些什么，根本不明白”。 由此可想见，一般中国人对它又能了解多少呢？
（二）怎样定义汉奸？
汉奸问题可能是抗战史中最复杂最莫测的问题了。如果认为顺从日本统治、作出一些有利于日本的言行就算汉奸，那么在沦陷区的人民可能都可归入“汉奸”行列或至少都有“汉奸”的嫌疑。但实际上不管是战后国民政府的审判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始终还是那些“大汉奸”们，即任一定级别的伪职、出卖国家利益的群体。虽然汉奸有一定的定义标准，现实总是这种情况：符合这种标准的，不一定被定义为汉奸（至少暂时）；不一定和标准相符，却仍被视为汉奸。
由于汉奸定义本身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以及现实政治的复杂莫测，“谁是汉奸”众口不一，人们对那些走进历史中的汉奸人物也始终争议不断。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甚至被人解读为与重庆的蒋介石“唱双簧”，一个扮好人，另一个成了坏人；许多将领在抗战中叛变投敌，抗战胜利后摇身一变，安然无事，如孙良诚、庞炳勋辈；华北伪政权的头脑王克敏，在日本人邀请组织傀儡政府时，还曾致电南京政府的宋子文，转向蒋介石请示，宋复电谓“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维持”。 叔鲁，王克敏字。此事不知确否。
以曹汝霖、唐绍仪的情况而言，日本人在组织伪政权时曾试图拉他们下水。日本人计划以靳云鹏或吴佩孚为总统，以曹汝霖为总理。曹汝霖与日人不断往来，对参加伪组织问题，既不敢公然拒绝，又不敢公开赞成，只与日人周旋。举棋不定之时，蒋介石给他写信，对他多加勉励，嘱其不必离开北平。因此曹才决定不在伪政府担任实际职务。然而伪政府成立之后，曹仍被聘为最高顾问，月赠公费两千元。日本投降后，由于蒋介石的关照，曹汝霖被捕后旋即被释放。 日本策动唐绍仪出山，事未成，唐绍仪被刺杀。在其中，日本还曾试图拉章士钊、张东荪等人下水，事未成。
那么，判定汉奸与否，最主要的就是看最终事实了——最后被拉下水就是汉奸。不过周作人对他的下水就曾有过辩解，更何况有些“汉奸”不仅消极做事，还暗中对抗日工作有所贡献呢。把他们的所作所为一一判定是不现实的，正因如此，汉奸的认定也就不是那么“板上钉钉”了。
（三）抗战史怎能与前后历史割裂？
抗战史日益成为研究群体庞大的专门领域，其成果之多、涉及范围之广也是有目共睹。然而抗战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些不良的倾向——许多事情仅仅就抗战这一时间段而谈而不论其他。研究专门化本无可厚非，怎奈有时就事论事有割裂历史的危险。
例如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张自忠，众人眼里的他一直是抗日为国捐躯的国民将领，很少人知道他在1937年4月至5月在天津市长任上访日；北平沦陷后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和北平市长。更是很少人知道，这其中有宋哲元和张自忠的矛盾，而这矛盾涉及到29军高级将领之间的利益纠葛。 由于张自忠将军为国牺牲的光环太亮，从而掩盖了之前的许多事实，有时更是有意无意为其开脱辩解。29军是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被张学良整编的西北军的一部分。如果不清楚29军的历史及其内部情况，抗日战争中的许多事实都不能明瞭。
再如，伪蒙疆政府成立不仅有日本的阴谋在其内，也有一些是历史上的因素。不可否认，由于历史上一贯的民族政策，蒙汉回各民族之间是有对立矛盾的。鉴于蒙古族对汉族的长期不满，日本用“摆脱中国统治进而蒙古独立”的诱饵进行分裂活动有了可乘之机。 一味地以卖国、“蒙奸”等评价他们，未免失之片面，也不是历史的客观的态度。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