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对王绍光《民主四讲》的批判
节选自许纪霖《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
在新左派当中，对民主问题有系统思考和论述的，当属王绍光。2008年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民主四讲》，是一个相当另类的民主方案。所谓另类，乃是相对于竞争性选举民主而言。从西方的民主历史进程来看，古希腊和罗马实行的是古典的直接民主，公民直接参与并决定政治共同体的公共事务，而现代民主则是一种间接的、程序性民主，人民经由竞争性的选举，挑选精英作为自己的代表而间接实现统治。这一由熊彼特所定义的程序性民主，在现代民主的实践中被广泛采纳，比如亨廷顿就是以此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民主，并提出「民主的第三波」理论 。西方现代的代议制民主，遭到了王绍光激烈的批评，斥之为不是民主，而是「选主」，「限制了民主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限制了大多数人参政的机会」、「无法改变选举的『贵族』、『寡头』色彩」 。这些批评虽有言过其实之处，但应该承认有其道理。以政党竞争为中心的选举性民主的弊端，西方当代的公民共和主义、社群主义、激进民主论早就有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指出其削弱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精神、选举容易被金钱势力操控、导致日常政治的官僚化等等。这些代议制民主的批评者们因此而提出了协商民主、参与民主、政治的公共善等多种民主方案，试图弥补代议制民主的内在缺陷。不过，这些民主方案并非要替代乃至推翻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而只是在认同现代民主的制度性建构前提之下，以古典的民主精神拯救现代民主之不足。
然而王绍光所试图做的，乃是提出一个替代性的另类民主方案，即所谓的「真正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而不是被阉割、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民主」 。表面看起来，王绍光想恢复的是古典的直接民主传统，而且将这些民主权利赋予左派心目中的人民――底层的民众。这一理想固然不错，问题在于中国毕竟不是古希腊城邦，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究竟如何实现直接民主？王绍光例举了信息公开、听取民意、吸取民智、实行民决等多项参与机制之后，索性爽快地透出底牌：他所说的「真正的民主」，就是毛泽东当年的「逆向参与模式：群众路线」！
古希腊民主与「群众路线」，表面看起来都是直接民主，但二者之间在性质上迥然有别：古希腊城邦的政治主体是公民，但毛泽东「群众路线」中的政治主体却是统治者；古希腊城邦关心的是谁来进行统治，而「群众路线」在意的只是如何有效地实现统治。在王绍光看来，民主与其说是一种「谁来进行统治」的政权形式，不如说是「如何有效统治」的政府治理形式 。民主是什么？「民众表达意愿，政府做了响应，民主就是这个东西。」 王绍光认为，民主虽然有众多涵义，但最重要的是「政府对人民的响应性，即政府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公民的需求、要求和偏好，这种意义上的民主更贴近民主的真实含义」 。王氏的这种「回应性的民主」，将政治的主体偷偷地从公民置换为统治者，因此民主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古希腊民主的内涵在于如何将被统治者的意志凝聚为共同体的意志，而「响应性民主」所关心的，只是统治者如何响应、采纳和代表被统治者的意志。协商性民主、网络民意、专家献言、公众咨询等这些直接民主的方案，既可能是代议制民主的补充，也有可能成为开明威权的一部分。当王绍光断然排斥了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建构之后，他所能想象的民主的实践空间，只能祈求于毛泽东留下的民粹主义遗产了。
在王绍光的「响应性民主」方案之中，一般民众通过抽签、商议、舆论和参与获得底层民主，民众通过这些方式表达民意，由政府响应吸纳，最后由国家集中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大众民主+威权响应的民主威权模式，无疑是毛泽东「民主集中制」的精神传承，群众的「民主」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形式，而统治者的「集中」才是真正的决断性意志。但「民主」又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可以为「集中」的专断意志提供形式上的合法性。这一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乃是底层大众与上层威权之间，由于缺乏竞争性的选举和制度化的监督问责，上下脱节，民众的利益和意志无法通过体制的保障，有效地转化为政府的意志。在西方的民主架构之中，有议会代表选民监督政府，有司法按照人民的最高意志审查政府是否违宪。但在「响应性民主」之中，政府的权力只要自我声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便可以无所约束，畅通无阻，肆无忌惮地侵犯具体的公民利益。最近频频发生的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拆迁、征地这类政府侵权行为，便是「响应性民主」虚幻化的最好例证。
「响应性民主」究其实质，乃是一种「响应性威权」(responsive authoritarianism)。既有「民主」，也有威权，通过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利益与意愿的响应而获得「民主」的美誉，从而加强国家威权的统治正当性。这种看似开明的「响应性威权」，政治的主动性始终掌捏在政府的手中：响应和采纳民众的意见，是统治者开明的表示，不回应、不采纳，你也无可奈何，缺乏任何制度性的约束。这种民主，更接近传统儒家中的民本政治，民本与民主，虽一字之差，却相距千里。民主政治是通过制度性的竞争选举而实现「人民作主」，而民本政治则是统治者作为政治主体「为民作主」。王绍光虽然一再声称要实现人民的当家作主，但在他的「真正的民主」方案之中，人民最终还是陷入了「被代表」、「被采纳」、「被响应」的被动地位，民主与否的主动权始终牢牢地掌控在统治者的手中。
在现代的民主与儒家的民本背后，有着不同的政治理念。潘维在这一点上倒看得比较清楚，他说：「中古以后的西方发展出『权利本位』思想，而中国的『责任本位』思想则延续至今。『责任本位』和『权利本位』两个概念凝聚了中西方思想的基本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中西模式差异的思想渊源」 。「权利政治」的主体是公民，公民在法治的保护下有权捍卫自己正当的权益，也有权向自己选出的官员问责。而「责任政治」的主体是统治者，从儒家民本思想的道德要求来说，官员必须心系百姓、服务民众，但这个民众是抽象的、象征性的图腾之物，民众对官员缺乏制度性的监督，所谓的责任只是软性的道德束缚，官员实际负责的对象，不是下面的民众，而只是他的上司。官僚体系内部，层层向上负责，个个向下问责，好一个中国特色的吏治景象！
民主对于公民共同体来说，是一个社会自治的问题，而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个公民向政府授权的过程。这个授权，不是韦伯所说的一次性权力转移，而是通过议会和司法的间接监督和公众舆论、协商民主乃至全民公决的直接问责，经常性地审查政府决策的正当性。「响应性民主」因为缺乏制度性的授权，而只有自我声称式的代表，所谓的响应只是一个匮乏客观标准和有效监督的开明专制式人治。于是，「回应式民主」从追求民主始，到葬送民主终，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让威权为民作主，最终蜕变为一个自我否定、自我颠覆的「回应性威权」。
「回应性民主」蜕变为「回应性威权」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去政治化的政治过程，也就是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意志不断被代表、被边缘化，而「谁来统治」的问题偷偷转换为「如何统治」的问题，于是是否要民主的问题在近年来的中国嬗变为如何善治(good governance)的问题。当新左派出身的王绍光还不愿放弃民主旗号的时候，其他的国家主义者们索性直接以善治和良政替换了令人心烦的民主。张维为坦率地说：「良政比民主化更为重要。中国拒绝『民主与专制对立』这种老生常谈，认为一个政府的性质，包括其合法性，应由其实质内容，即良政来决定；应由政府能向人民提供了什么来检验。」 不错，善治里面也有很多好东西：法治、参与、公正、透明、责任、有效、稳定、严谨。然而，与「响应性威权」一样，政治的主体依然是政府，而非公民，政治被技术化、非政治化了，政治的过程成为一个公民缺席的政府治理问题。而这个期待着成为良善的政府，却是一个缺乏制度性监督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力。
然而，在国家主义者们看来，中国的国家权力从古至今竟然不是太强了，而实在是太弱了。他们相信，中西之间的实力差距，不是文明的有无，而是国家能力的强弱。吴增定说：「西方现代国家之所以拥有极强的扩张和征服能力，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权力对社会领域具有高度的整合与动员能力。」 韩毓海重新审视500年来的中国与世界历史，认定「这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实际上就在于『国家能力』这一点上。」中国之所以逐步衰落，就是因为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他赞颂1949年以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肇始于中国革命以建立基层组织的方式，极大提高了社会组织能力和国家效率」 。王绍光是最早提出「国家能力」概念的学者，在他看来，除了关心民主这个政权形式之外，还要重视国家能力的问题，许多民主国家因为缺乏有效的政府能力而陷入长期的民主衰败。「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才能实现高质量的民主」 ，「国家是最大、最有效的人权组织」 。王绍光的看法只有一半是对的，一个高质量的民主国家固然离不开强大的国家能力，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并非天然是「最大、最有效的人权组织」。有像菲律宾那样无能处理香港人质事件的民主国家，但也有朝鲜这样的践踏人权、却能打入足球世界杯的极权社会。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既能大善，也能大恶。国家权力说到底与人性相关，人性之中神魔交错，在好的制度下有可能成为天使，在坏的制度下会堕落成魔鬼。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最需要的是民主制度，需要健全的宪政和法治，以防止权力的作恶。能力卓越的国家，既能创造人类的经济奇迹，也有危害人权与人类的可堕落性。西方国家之中，英美之所以强盛而不堕落，乃是有可靠的文明制度加以规约，德国和日本之所以强盛一时而最终败北，正是片面追求国家能力的扩张、背逆人类普世文明的结果。
在《民主四讲》之中，王绍光区别了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二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与制度是否民主相关，后者与国家是否拥有控制力相关 。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政权形式涉及到文明的价值及其建制化，而国家能力取决于政治体制的合理化。合理化的政治体制会提升国家的控制能力和统治效率，比如增强经济竞争力、迅速解救人质等，但也有可能压制人权、野蛮拆迁、非法征地等等。因此，政权形式是否民主，是否符合普世文明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要紧。离开了民主奢谈国家能力，蕴涵着巨大的道德风险和政治危机。当新左派的「回应式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善治主义的开明威权之后，民主对威权的约束便变得非常的虚弱。开明威权是一种高度合理化的行政权力，它具有自我理性化的功能，可以高效率地实现国家的最高意志。理性化的威权只是以具体的政绩目标作为其行动的依据，凌驾于普世文明的价值之上，在伦理观上它是虚无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而一种好的民主必定是有价值的，其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所谓的「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能够扬善抑恶，体现出更高的文明价值。
这里说的好的民主，乃是指能够保障人的自由本性的民主。从民主制度的历史实践来说就是宪政民主，即以自由为最高伦理原则的宪政所规范的民主。王绍光最讨厌对民主的修饰和限制，在他看来，「真正的民主」是不受限制的、人民直接当家作主的民主。果真有这样纯粹的民主吗？假如不受更高伦理价值的规约，即使直接体现了绝大多数公民的意志，民主也有可能堕落成可怕的暴政。苏格拉底便是民主暴政的牺牲品。民主不是只有一种形态，它仅仅表明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或者同意，民主可以与各种主义相结合：宪政主义的民主、威权主义的民主或者民粹主义的民主。
在新左派当中，对民主问题有系统思考和论述的，当属王绍光。2008年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民主四讲》，是一个相当另类的民主方案。所谓另类，乃是相对于竞争性选举民主而言。从西方的民主历史进程来看，古希腊和罗马实行的是古典的直接民主，公民直接参与并决定政治共同体的公共事务，而现代民主则是一种间接的、程序性民主，人民经由竞争性的选举，挑选精英作为自己的代表而间接实现统治。这一由熊彼特所定义的程序性民主，在现代民主的实践中被广泛采纳，比如亨廷顿就是以此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民主，并提出「民主的第三波」理论 。西方现代的代议制民主，遭到了王绍光激烈的批评，斥之为不是民主，而是「选主」，「限制了民主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限制了大多数人参政的机会」、「无法改变选举的『贵族』、『寡头』色彩」 。这些批评虽有言过其实之处，但应该承认有其道理。以政党竞争为中心的选举性民主的弊端，西方当代的公民共和主义、社群主义、激进民主论早就有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指出其削弱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精神、选举容易被金钱势力操控、导致日常政治的官僚化等等。这些代议制民主的批评者们因此而提出了协商民主、参与民主、政治的公共善等多种民主方案，试图弥补代议制民主的内在缺陷。不过，这些民主方案并非要替代乃至推翻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而只是在认同现代民主的制度性建构前提之下，以古典的民主精神拯救现代民主之不足。
然而王绍光所试图做的，乃是提出一个替代性的另类民主方案，即所谓的「真正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而不是被阉割、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民主」 。表面看起来，王绍光想恢复的是古典的直接民主传统，而且将这些民主权利赋予左派心目中的人民――底层的民众。这一理想固然不错，问题在于中国毕竟不是古希腊城邦，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究竟如何实现直接民主？王绍光例举了信息公开、听取民意、吸取民智、实行民决等多项参与机制之后，索性爽快地透出底牌：他所说的「真正的民主」，就是毛泽东当年的「逆向参与模式：群众路线」！
古希腊民主与「群众路线」，表面看起来都是直接民主，但二者之间在性质上迥然有别：古希腊城邦的政治主体是公民，但毛泽东「群众路线」中的政治主体却是统治者；古希腊城邦关心的是谁来进行统治，而「群众路线」在意的只是如何有效地实现统治。在王绍光看来，民主与其说是一种「谁来进行统治」的政权形式，不如说是「如何有效统治」的政府治理形式 。民主是什么？「民众表达意愿，政府做了响应，民主就是这个东西。」 王绍光认为，民主虽然有众多涵义，但最重要的是「政府对人民的响应性，即政府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公民的需求、要求和偏好，这种意义上的民主更贴近民主的真实含义」 。王氏的这种「回应性的民主」，将政治的主体偷偷地从公民置换为统治者，因此民主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古希腊民主的内涵在于如何将被统治者的意志凝聚为共同体的意志，而「响应性民主」所关心的，只是统治者如何响应、采纳和代表被统治者的意志。协商性民主、网络民意、专家献言、公众咨询等这些直接民主的方案，既可能是代议制民主的补充，也有可能成为开明威权的一部分。当王绍光断然排斥了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建构之后，他所能想象的民主的实践空间，只能祈求于毛泽东留下的民粹主义遗产了。
在王绍光的「响应性民主」方案之中，一般民众通过抽签、商议、舆论和参与获得底层民主，民众通过这些方式表达民意，由政府响应吸纳，最后由国家集中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大众民主+威权响应的民主威权模式，无疑是毛泽东「民主集中制」的精神传承，群众的「民主」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形式，而统治者的「集中」才是真正的决断性意志。但「民主」又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可以为「集中」的专断意志提供形式上的合法性。这一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乃是底层大众与上层威权之间，由于缺乏竞争性的选举和制度化的监督问责，上下脱节，民众的利益和意志无法通过体制的保障，有效地转化为政府的意志。在西方的民主架构之中，有议会代表选民监督政府，有司法按照人民的最高意志审查政府是否违宪。但在「响应性民主」之中，政府的权力只要自我声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便可以无所约束，畅通无阻，肆无忌惮地侵犯具体的公民利益。最近频频发生的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拆迁、征地这类政府侵权行为，便是「响应性民主」虚幻化的最好例证。
「响应性民主」究其实质，乃是一种「响应性威权」(responsive authoritarianism)。既有「民主」，也有威权，通过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利益与意愿的响应而获得「民主」的美誉，从而加强国家威权的统治正当性。这种看似开明的「响应性威权」，政治的主动性始终掌捏在政府的手中：响应和采纳民众的意见，是统治者开明的表示，不回应、不采纳，你也无可奈何，缺乏任何制度性的约束。这种民主，更接近传统儒家中的民本政治，民本与民主，虽一字之差，却相距千里。民主政治是通过制度性的竞争选举而实现「人民作主」，而民本政治则是统治者作为政治主体「为民作主」。王绍光虽然一再声称要实现人民的当家作主，但在他的「真正的民主」方案之中，人民最终还是陷入了「被代表」、「被采纳」、「被响应」的被动地位，民主与否的主动权始终牢牢地掌控在统治者的手中。
在现代的民主与儒家的民本背后，有着不同的政治理念。潘维在这一点上倒看得比较清楚，他说：「中古以后的西方发展出『权利本位』思想，而中国的『责任本位』思想则延续至今。『责任本位』和『权利本位』两个概念凝聚了中西方思想的基本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中西模式差异的思想渊源」 。「权利政治」的主体是公民，公民在法治的保护下有权捍卫自己正当的权益，也有权向自己选出的官员问责。而「责任政治」的主体是统治者，从儒家民本思想的道德要求来说，官员必须心系百姓、服务民众，但这个民众是抽象的、象征性的图腾之物，民众对官员缺乏制度性的监督，所谓的责任只是软性的道德束缚，官员实际负责的对象，不是下面的民众，而只是他的上司。官僚体系内部，层层向上负责，个个向下问责，好一个中国特色的吏治景象！
民主对于公民共同体来说，是一个社会自治的问题，而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个公民向政府授权的过程。这个授权，不是韦伯所说的一次性权力转移，而是通过议会和司法的间接监督和公众舆论、协商民主乃至全民公决的直接问责，经常性地审查政府决策的正当性。「响应性民主」因为缺乏制度性的授权，而只有自我声称式的代表，所谓的响应只是一个匮乏客观标准和有效监督的开明专制式人治。于是，「回应式民主」从追求民主始，到葬送民主终，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让威权为民作主，最终蜕变为一个自我否定、自我颠覆的「回应性威权」。
「回应性民主」蜕变为「回应性威权」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去政治化的政治过程，也就是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意志不断被代表、被边缘化，而「谁来统治」的问题偷偷转换为「如何统治」的问题，于是是否要民主的问题在近年来的中国嬗变为如何善治(good governance)的问题。当新左派出身的王绍光还不愿放弃民主旗号的时候，其他的国家主义者们索性直接以善治和良政替换了令人心烦的民主。张维为坦率地说：「良政比民主化更为重要。中国拒绝『民主与专制对立』这种老生常谈，认为一个政府的性质，包括其合法性，应由其实质内容，即良政来决定；应由政府能向人民提供了什么来检验。」 不错，善治里面也有很多好东西：法治、参与、公正、透明、责任、有效、稳定、严谨。然而，与「响应性威权」一样，政治的主体依然是政府，而非公民，政治被技术化、非政治化了，政治的过程成为一个公民缺席的政府治理问题。而这个期待着成为良善的政府，却是一个缺乏制度性监督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力。
然而，在国家主义者们看来，中国的国家权力从古至今竟然不是太强了，而实在是太弱了。他们相信，中西之间的实力差距，不是文明的有无，而是国家能力的强弱。吴增定说：「西方现代国家之所以拥有极强的扩张和征服能力，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权力对社会领域具有高度的整合与动员能力。」 韩毓海重新审视500年来的中国与世界历史，认定「这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实际上就在于『国家能力』这一点上。」中国之所以逐步衰落，就是因为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他赞颂1949年以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肇始于中国革命以建立基层组织的方式，极大提高了社会组织能力和国家效率」 。王绍光是最早提出「国家能力」概念的学者，在他看来，除了关心民主这个政权形式之外，还要重视国家能力的问题，许多民主国家因为缺乏有效的政府能力而陷入长期的民主衰败。「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才能实现高质量的民主」 ，「国家是最大、最有效的人权组织」 。王绍光的看法只有一半是对的，一个高质量的民主国家固然离不开强大的国家能力，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并非天然是「最大、最有效的人权组织」。有像菲律宾那样无能处理香港人质事件的民主国家，但也有朝鲜这样的践踏人权、却能打入足球世界杯的极权社会。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既能大善，也能大恶。国家权力说到底与人性相关，人性之中神魔交错，在好的制度下有可能成为天使，在坏的制度下会堕落成魔鬼。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最需要的是民主制度，需要健全的宪政和法治，以防止权力的作恶。能力卓越的国家，既能创造人类的经济奇迹，也有危害人权与人类的可堕落性。西方国家之中，英美之所以强盛而不堕落，乃是有可靠的文明制度加以规约，德国和日本之所以强盛一时而最终败北，正是片面追求国家能力的扩张、背逆人类普世文明的结果。
在《民主四讲》之中，王绍光区别了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二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与制度是否民主相关，后者与国家是否拥有控制力相关 。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政权形式涉及到文明的价值及其建制化，而国家能力取决于政治体制的合理化。合理化的政治体制会提升国家的控制能力和统治效率，比如增强经济竞争力、迅速解救人质等，但也有可能压制人权、野蛮拆迁、非法征地等等。因此，政权形式是否民主，是否符合普世文明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要紧。离开了民主奢谈国家能力，蕴涵着巨大的道德风险和政治危机。当新左派的「回应式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善治主义的开明威权之后，民主对威权的约束便变得非常的虚弱。开明威权是一种高度合理化的行政权力，它具有自我理性化的功能，可以高效率地实现国家的最高意志。理性化的威权只是以具体的政绩目标作为其行动的依据，凌驾于普世文明的价值之上，在伦理观上它是虚无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而一种好的民主必定是有价值的，其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所谓的「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能够扬善抑恶，体现出更高的文明价值。
这里说的好的民主，乃是指能够保障人的自由本性的民主。从民主制度的历史实践来说就是宪政民主，即以自由为最高伦理原则的宪政所规范的民主。王绍光最讨厌对民主的修饰和限制，在他看来，「真正的民主」是不受限制的、人民直接当家作主的民主。果真有这样纯粹的民主吗？假如不受更高伦理价值的规约，即使直接体现了绝大多数公民的意志，民主也有可能堕落成可怕的暴政。苏格拉底便是民主暴政的牺牲品。民主不是只有一种形态，它仅仅表明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或者同意，民主可以与各种主义相结合：宪政主义的民主、威权主义的民主或者民粹主义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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