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负我，亦或我负山河？
亚洲主义这样的话，如今已经不太提起了，而所谓东亚共同体的连带感，今天也几乎早就消失在各国民族主义、国益派的利害争夺中。百年后回首上世纪初还有宫泽滔天这样的胸怀天下的仁义之士，真也只能用恍如梦幻来形容。
最近关于东亚共同体的主题听了几场专家讲座，几节听下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学者其实对东亚共同体这个概念并不是有太大的兴趣。就像某位韩国教授批评的一样，中国人只有天下的概念没有东亚这样的地域概念，某中国老师也承认中国的面积都已经可以媲美欧盟，何必还要东亚共同体？又认为在中国当前的世界视角应该各国一视同仁，不应拘泥于东亚这个范畴，不一定要把周边国家放在第一位重视。我觉得这种话语里面多少还是隐含了天朝大国的傲慢，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脱亚入欧意识的变体，也就是以参与西方大国建立的世界秩序为目标，而不屑于将亚洲周边国家纳入考虑。而日韩的学者提倡东亚共同体，很多也是站在国益的角度，考虑的是这样的共同体能为本国带来多少利益，也很少见到真正的世界主义或者说天下情怀。因此，没有找到坚实的伦理基础，共同体的构想多半也只能流于浮表。
那么，能够成为建立共同体的伦理基础在于何处呢？或者说，为什么要建立共同体呢？也许一百年前的宫崎滔天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三十三年之梦》中，宫崎滔天决意践行革命的理念是如此叙述：“我深信人类有同胞之义，故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深恶痛绝。我信奉四海一家之说，故对现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为憎厌。深恶之事，不可不除，憎厌之事，不能不去。否则，世界大同的理想终是梦想。于是，我认为不靠实力是不行的，所以便以世界革命者自任。”区别于那些打着亚洲主义旗号实则只关心本国利益的“志士”，他是真正以天下、仁爱为己任的。他选择了中国革命，追随孙中山至死不渝，也是不包含任何国别之分的私心，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他嘲笑自己徒然身躯高大，奈何感情却如妇人。然而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妇人之仁，所以才能免于国家主义者的冷酷和功利。以前曾听某日本人说，左翼是理想主义，右翼是现实主义，眼下之意，不切现实的理想主义是不如保守的现实主义。但是如果真正回顾历史，恰恰是这些强调国益、强调现实主义立场的人才将国家和民族拖向一次次灾难。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现实主义者恐怕是无法理解理想主义者的情怀的。同样前面那位中国老师，在阐述共同体的构想时说，如果真要以建立共同体为目标，就必须把对国家的忠诚、主权放弃一部分，给到区域乃至世界。他同时的口气就是认为这是不现实也不值得提倡的，又说如果有人一定要把共同体看得高于国家，哪怕牺牲国家利益也无所谓，一定要当作终极理想，那也没办法。我倒觉得会有这种说法是很短视的，完全将民族国家的利益和共同体的利益对立起来，事实上坚持国家主义的立场到底会给国民带来多少好处我是极度怀疑的。哪怕说在现实的政治层面，提倡超越国家的利益会遇到很多困难，在文化、伦理等意识层面，追求超越国家的立场，追求区域乃至全人类的利益，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何况更多的情况是，那些政治掌控者是不愿意去面对和解决这些困难，甚至从这些困难中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尽管是短时的、肤浅的好处。那么作为政治利益集团之外的普通大众的一员，我们更应该自己去思考和行动，为自己的未来担起责任。
今天好像只会在中日友好的层面来提宫崎滔天、梅屋庄吉等人，把他们的情怀单纯解释为对中国友好的感情，这其实是非常功利的说法。事实上，那个时代最珍贵的遗产，恐怕就是这种超越国界的大同、博爱精神，这种情感并不是指向某个特定的国家，而是指向一切受压迫苦难的人民。所以在书中可以看到，宫崎他们不仅对中国深切关注，对于暹罗、菲律宾、朝鲜等其他亚洲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视同已事，这也可以说是被亚洲共同的危机激发起的连带感。当下最缺少的就是这样理想主义的情怀，而这又是建立区域共同体乃至世界共同体最重要的伦理精神。当然在那个时代，这样亚洲一体的理想某种程度上是被一些政客利用，试图确立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扩大国益，最终导致侵略的现实。所以在今天，亚洲主义和东亚共同体的概念依然没有洗脱战争的阴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这种理想，更重要的应该是从历史的语境中抢救出它的意义，庸俗一点说，叫继承那些真正的理想。
对比很多从支持革命转向支持政府和战争的日本人，宫崎滔天最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着道德人格的独立，一生穷困潦倒也不肯接受官方的接济，宁可去当浪花节艺人卖唱也不愿接受不利中国的日本右翼势力的笼络。这大概和他从小生长在崇尚自由民权思想的家庭有关。他从小就认定所有带“官”字的都是坏事，而凡称“贼军”、“谋反”者都视为英雄豪杰，因此很厌恶身边同学以当官为吏为目标，又为身边乡邻穷苦生活所刺激，得出要以教育、教化的重要性，而要实行教育必须实行整个社会的的变革，因此决定要成为革命者，这些又和他从基督教里接受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人道主义精神结合，最后变成了世界公民、世界革命的理想，而且这份赤子之心终生未渝的。宫崎滔天希望建立一个“四海兄弟皆自由，万国和平自由乡”的大同世界，始终不肯接受日本国益大于其他亚洲国家人民利益的思想。对比之下，如福泽渝吉的文明论则显得野蛮得多，他虽然也看到了欧美国家奉行基督教平等博爱的表面信条之下行的是弱肉强食之实，却认为这也是当时无可选择的现实，因此鼓吹日本脱亚入欧，最后变成侵略路线。从时局而言，又一次是现实主义打败了理想主义，但是从历史的结果来评价，却颠转了二者的位置。
再回到之前，为什么要建立东亚共同体和共同体的伦理基础何在的问题。我认为，区域共同体是迈向世界共同体的一个步骤，世界共同体寄托了人类社会千百年的理想。大同的理想，就是人们不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借口彼此厮杀、伤害，也不再有等级和压迫，所有人都能在一个更和平更自由的世界里生活。要迈向这个目标，就是要一层层打破国家、民族的狭隘视野，能够把自己想象成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看做自己的事，并为了改变这种境况而努力。而迈出的第一步，就应该是从身边做起，从区域共同体的联合开始。比起政治上的改变，观念上的觉悟我认为是更重要的。如果一个区域的人都没有结成共同体的意识，亦或说这种共同体的意识要建立在排斥甚至仇视某个成员的基础上，亦或是在仇视另一种文明的基础上，那这种共同体就不是迈向人类大同，而是另一个层面上的种族主义。
其次，从文化和历史的亲缘性上，也容易倾向于区域性共同体的建立。尤其是当今世界的环境里，文化相近的国家结成共同体也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多元化发展。
最后，不得不承认，在私人感情层面也深深被这些东西所吸引。也许是被召唤吧，因为存在过像宫崎滔天他们这样的人，存在过他们亚洲主义和世界大同的理想，也许在我生长的文化环境中也潜藏着同样的基因，因此深深被这种理想打动。我相信也还会有很多同样的人，存在在中国和日本，还有其他的亚洲国家。因此这种在历史上曾经失败过的理想主义，也许会被我们继承，在这个时代重新焕发出生机。
最近关于东亚共同体的主题听了几场专家讲座，几节听下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学者其实对东亚共同体这个概念并不是有太大的兴趣。就像某位韩国教授批评的一样，中国人只有天下的概念没有东亚这样的地域概念，某中国老师也承认中国的面积都已经可以媲美欧盟，何必还要东亚共同体？又认为在中国当前的世界视角应该各国一视同仁，不应拘泥于东亚这个范畴，不一定要把周边国家放在第一位重视。我觉得这种话语里面多少还是隐含了天朝大国的傲慢，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脱亚入欧意识的变体，也就是以参与西方大国建立的世界秩序为目标，而不屑于将亚洲周边国家纳入考虑。而日韩的学者提倡东亚共同体，很多也是站在国益的角度，考虑的是这样的共同体能为本国带来多少利益，也很少见到真正的世界主义或者说天下情怀。因此，没有找到坚实的伦理基础，共同体的构想多半也只能流于浮表。
那么，能够成为建立共同体的伦理基础在于何处呢？或者说，为什么要建立共同体呢？也许一百年前的宫崎滔天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三十三年之梦》中，宫崎滔天决意践行革命的理念是如此叙述：“我深信人类有同胞之义，故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深恶痛绝。我信奉四海一家之说，故对现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为憎厌。深恶之事，不可不除，憎厌之事，不能不去。否则，世界大同的理想终是梦想。于是，我认为不靠实力是不行的，所以便以世界革命者自任。”区别于那些打着亚洲主义旗号实则只关心本国利益的“志士”，他是真正以天下、仁爱为己任的。他选择了中国革命，追随孙中山至死不渝，也是不包含任何国别之分的私心，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他嘲笑自己徒然身躯高大，奈何感情却如妇人。然而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妇人之仁，所以才能免于国家主义者的冷酷和功利。以前曾听某日本人说，左翼是理想主义，右翼是现实主义，眼下之意，不切现实的理想主义是不如保守的现实主义。但是如果真正回顾历史，恰恰是这些强调国益、强调现实主义立场的人才将国家和民族拖向一次次灾难。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现实主义者恐怕是无法理解理想主义者的情怀的。同样前面那位中国老师，在阐述共同体的构想时说，如果真要以建立共同体为目标，就必须把对国家的忠诚、主权放弃一部分，给到区域乃至世界。他同时的口气就是认为这是不现实也不值得提倡的，又说如果有人一定要把共同体看得高于国家，哪怕牺牲国家利益也无所谓，一定要当作终极理想，那也没办法。我倒觉得会有这种说法是很短视的，完全将民族国家的利益和共同体的利益对立起来，事实上坚持国家主义的立场到底会给国民带来多少好处我是极度怀疑的。哪怕说在现实的政治层面，提倡超越国家的利益会遇到很多困难，在文化、伦理等意识层面，追求超越国家的立场，追求区域乃至全人类的利益，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何况更多的情况是，那些政治掌控者是不愿意去面对和解决这些困难，甚至从这些困难中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尽管是短时的、肤浅的好处。那么作为政治利益集团之外的普通大众的一员，我们更应该自己去思考和行动，为自己的未来担起责任。
今天好像只会在中日友好的层面来提宫崎滔天、梅屋庄吉等人，把他们的情怀单纯解释为对中国友好的感情，这其实是非常功利的说法。事实上，那个时代最珍贵的遗产，恐怕就是这种超越国界的大同、博爱精神，这种情感并不是指向某个特定的国家，而是指向一切受压迫苦难的人民。所以在书中可以看到，宫崎他们不仅对中国深切关注，对于暹罗、菲律宾、朝鲜等其他亚洲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视同已事，这也可以说是被亚洲共同的危机激发起的连带感。当下最缺少的就是这样理想主义的情怀，而这又是建立区域共同体乃至世界共同体最重要的伦理精神。当然在那个时代，这样亚洲一体的理想某种程度上是被一些政客利用，试图确立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扩大国益，最终导致侵略的现实。所以在今天，亚洲主义和东亚共同体的概念依然没有洗脱战争的阴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这种理想，更重要的应该是从历史的语境中抢救出它的意义，庸俗一点说，叫继承那些真正的理想。
对比很多从支持革命转向支持政府和战争的日本人，宫崎滔天最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着道德人格的独立，一生穷困潦倒也不肯接受官方的接济，宁可去当浪花节艺人卖唱也不愿接受不利中国的日本右翼势力的笼络。这大概和他从小生长在崇尚自由民权思想的家庭有关。他从小就认定所有带“官”字的都是坏事，而凡称“贼军”、“谋反”者都视为英雄豪杰，因此很厌恶身边同学以当官为吏为目标，又为身边乡邻穷苦生活所刺激，得出要以教育、教化的重要性，而要实行教育必须实行整个社会的的变革，因此决定要成为革命者，这些又和他从基督教里接受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人道主义精神结合，最后变成了世界公民、世界革命的理想，而且这份赤子之心终生未渝的。宫崎滔天希望建立一个“四海兄弟皆自由，万国和平自由乡”的大同世界，始终不肯接受日本国益大于其他亚洲国家人民利益的思想。对比之下，如福泽渝吉的文明论则显得野蛮得多，他虽然也看到了欧美国家奉行基督教平等博爱的表面信条之下行的是弱肉强食之实，却认为这也是当时无可选择的现实，因此鼓吹日本脱亚入欧，最后变成侵略路线。从时局而言，又一次是现实主义打败了理想主义，但是从历史的结果来评价，却颠转了二者的位置。
再回到之前，为什么要建立东亚共同体和共同体的伦理基础何在的问题。我认为，区域共同体是迈向世界共同体的一个步骤，世界共同体寄托了人类社会千百年的理想。大同的理想，就是人们不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借口彼此厮杀、伤害，也不再有等级和压迫，所有人都能在一个更和平更自由的世界里生活。要迈向这个目标，就是要一层层打破国家、民族的狭隘视野，能够把自己想象成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看做自己的事，并为了改变这种境况而努力。而迈出的第一步，就应该是从身边做起，从区域共同体的联合开始。比起政治上的改变，观念上的觉悟我认为是更重要的。如果一个区域的人都没有结成共同体的意识，亦或说这种共同体的意识要建立在排斥甚至仇视某个成员的基础上，亦或是在仇视另一种文明的基础上，那这种共同体就不是迈向人类大同，而是另一个层面上的种族主义。
其次，从文化和历史的亲缘性上，也容易倾向于区域性共同体的建立。尤其是当今世界的环境里，文化相近的国家结成共同体也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多元化发展。
最后，不得不承认，在私人感情层面也深深被这些东西所吸引。也许是被召唤吧，因为存在过像宫崎滔天他们这样的人，存在过他们亚洲主义和世界大同的理想，也许在我生长的文化环境中也潜藏着同样的基因，因此深深被这种理想打动。我相信也还会有很多同样的人，存在在中国和日本，还有其他的亚洲国家。因此这种在历史上曾经失败过的理想主义，也许会被我们继承，在这个时代重新焕发出生机。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