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江郎才尽？
余华是有野心的，但又显得力不从心。
今年三月余华出席北师大入校仪式时，余华有些疲倦地说：“不要对我期望很高，我已经很累了”
对《第七天》的失望来源于我们翘首以盼的高期望，我们在与自己印象中的余华搏斗，这种高期望是从《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步一步涓滴成河积累出来的，是《兄弟》掩卷失望之后的不相信，是对他曾经滴滴见血文字天然的信任，更多的是对自己阅读期望的不甘心。
《第七天》的腰封上写着：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拿到手一看，遍地的现实碎片，想看的是中国的《百年孤独》，眼前直播的却是《新闻30分》。想象的眼前繁花似锦，脚下踏着的是黄叶满地，这种被迫的失望让人气闷。
好的作家像避免瘟疫一样避免自我重复，从《活着》开始，余华的野心暴露无遗，他想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他想刻画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史，但从《兄弟》开始，他放弃了从一个角度刻画一个时代的写法，他想写一个宏大史诗，他想写百科全书，但这种尝试在他的笔下显得有心无力，他对他构想的掌控显得疲软，所以我们在《兄弟》里看见的是文字的稀松怪诞，《第七天》里的新闻集锦。
《兄弟》尝试用宏大叙事写下两个时代，当初构思的十万字，也变成了成型的五十万字，余华在《兄弟》后记中写到：前一个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纽约时报的书评曾这样写道：《兄弟》企图记录一个时代。
是的他在突破自己，我们却不太买帐了，余华以先锋作家出道，他的写作一开始就背离了当时文坛主流的写作方式，“叛逆”的标签一直贴在他的身上，可这种叛逆的写作方式逐渐也落入窠臼，变成模式，他的第一次叛逆尘埃落定，获得大家认可，他的这一次背叛，走得更困难，因为他背叛的是自己，背叛的是对他有既定口味的读者，所以毁誉参半也是必然，突破自我是困难的，特别是在曾经驾轻就熟的路上转道。
对《第七天》最大的诟病就在对新闻事件的处理上，如何写出荒诞的现实是最考验一个作家的功力和才华的，前面有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对新闻事件小心翼翼的处理，贴合时代却又稍稍远离，对新闻事件没有零度保鲜，像走钢丝一样没有被鸡零狗碎，慌乱异常的的现实搞乱阵脚，当然这也与马尔克斯担任过记者的经历有关，他有着独到的敏感性。余华的处理更像是炖了一锅杂碎，把他的野心，才情，能想到方方面面都放在这一口大锅里，厨师技艺差之毫厘，味道便谬以千里，结果穷尽了文字的想象力，我们只看见了枯萎粗糙的现实。
小说想表达的是死无葬身之地，我们看见的却是一场拙劣的借尸还魂。
从余华的写作中我越来越看出一个写作者的力不从心，他老了，他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却又不得不无能为力。
余华接受采访时曾说：写作时最好的感觉是感觉不到自己正在写作，完全置身于虚构的世界，在一个个虚构的人物那里灵魂附体，感觉每一个人物都是自己。有时候就是饿了去吃饭仍然不会从里面出来，吃完饭赶紧再去写。但是这样的好时光需要体力和记忆力，随着年纪越大，这样的好时光越短。十多年前曾经有记者问我，是否担心才华枯竭？我说，才华不会枯竭，但是生命会枯竭。不少伟大的作家老态龙钟之后写作退化了，就是这个原因。人老了，虽然才华依旧，可是体力衰退了，记忆力也衰退了，就很难写出好小说。
他老了，他的记忆力和才华已经无法支撑他的野心。
只有年老的写作者的笔下才越来越鬼影重重，我们能看见他杀气四射的开头却不得不迎来虎头蛇尾，曾经写作的华章更像梦魇催眠着自己也逼迫着自己。
写作者总是无法面对自己才华的丧失，晚年的曹禺说：“我最后是个疯子，要不然就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可实际上晚年的曹禺留下了十八年的创作空白，珠玉在前，不敢逾步。一个写作者最幸运也最悲哀地就是过早地写了自己最好的作品。
除了精彩的创作没什么真正令一个伟大的写作者满足。
我怀念九十年代的余华，那时他笔下的文字一刀见血，直指人心，杀伐决断，绝不拖泥带水，随意点染之处也如武林高手摘花飞叶，也可伤人。
写到此处，想起余华写作随笔时说自己最喜欢两句话，第一句话来自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哥哥，“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第二句话出自一位古老的希腊人之口“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 。
是啊，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对待这样的一个写作者，他的转变，他是否江郎才尽都需要时间的检验，即使是理想你也要给它点时间。
今年三月余华出席北师大入校仪式时，余华有些疲倦地说：“不要对我期望很高，我已经很累了”
对《第七天》的失望来源于我们翘首以盼的高期望，我们在与自己印象中的余华搏斗，这种高期望是从《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步一步涓滴成河积累出来的，是《兄弟》掩卷失望之后的不相信，是对他曾经滴滴见血文字天然的信任，更多的是对自己阅读期望的不甘心。
《第七天》的腰封上写着：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拿到手一看，遍地的现实碎片，想看的是中国的《百年孤独》，眼前直播的却是《新闻30分》。想象的眼前繁花似锦，脚下踏着的是黄叶满地，这种被迫的失望让人气闷。
好的作家像避免瘟疫一样避免自我重复，从《活着》开始，余华的野心暴露无遗，他想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他想刻画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史，但从《兄弟》开始，他放弃了从一个角度刻画一个时代的写法，他想写一个宏大史诗，他想写百科全书，但这种尝试在他的笔下显得有心无力，他对他构想的掌控显得疲软，所以我们在《兄弟》里看见的是文字的稀松怪诞，《第七天》里的新闻集锦。
《兄弟》尝试用宏大叙事写下两个时代，当初构思的十万字，也变成了成型的五十万字，余华在《兄弟》后记中写到：前一个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纽约时报的书评曾这样写道：《兄弟》企图记录一个时代。
是的他在突破自己，我们却不太买帐了，余华以先锋作家出道，他的写作一开始就背离了当时文坛主流的写作方式，“叛逆”的标签一直贴在他的身上，可这种叛逆的写作方式逐渐也落入窠臼，变成模式，他的第一次叛逆尘埃落定，获得大家认可，他的这一次背叛，走得更困难，因为他背叛的是自己，背叛的是对他有既定口味的读者，所以毁誉参半也是必然，突破自我是困难的，特别是在曾经驾轻就熟的路上转道。
对《第七天》最大的诟病就在对新闻事件的处理上，如何写出荒诞的现实是最考验一个作家的功力和才华的，前面有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对新闻事件小心翼翼的处理，贴合时代却又稍稍远离，对新闻事件没有零度保鲜，像走钢丝一样没有被鸡零狗碎，慌乱异常的的现实搞乱阵脚，当然这也与马尔克斯担任过记者的经历有关，他有着独到的敏感性。余华的处理更像是炖了一锅杂碎，把他的野心，才情，能想到方方面面都放在这一口大锅里，厨师技艺差之毫厘，味道便谬以千里，结果穷尽了文字的想象力，我们只看见了枯萎粗糙的现实。
小说想表达的是死无葬身之地，我们看见的却是一场拙劣的借尸还魂。
从余华的写作中我越来越看出一个写作者的力不从心，他老了，他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却又不得不无能为力。
余华接受采访时曾说：写作时最好的感觉是感觉不到自己正在写作，完全置身于虚构的世界，在一个个虚构的人物那里灵魂附体，感觉每一个人物都是自己。有时候就是饿了去吃饭仍然不会从里面出来，吃完饭赶紧再去写。但是这样的好时光需要体力和记忆力，随着年纪越大，这样的好时光越短。十多年前曾经有记者问我，是否担心才华枯竭？我说，才华不会枯竭，但是生命会枯竭。不少伟大的作家老态龙钟之后写作退化了，就是这个原因。人老了，虽然才华依旧，可是体力衰退了，记忆力也衰退了，就很难写出好小说。
他老了，他的记忆力和才华已经无法支撑他的野心。
只有年老的写作者的笔下才越来越鬼影重重，我们能看见他杀气四射的开头却不得不迎来虎头蛇尾，曾经写作的华章更像梦魇催眠着自己也逼迫着自己。
写作者总是无法面对自己才华的丧失，晚年的曹禺说：“我最后是个疯子，要不然就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可实际上晚年的曹禺留下了十八年的创作空白，珠玉在前，不敢逾步。一个写作者最幸运也最悲哀地就是过早地写了自己最好的作品。
除了精彩的创作没什么真正令一个伟大的写作者满足。
我怀念九十年代的余华，那时他笔下的文字一刀见血，直指人心，杀伐决断，绝不拖泥带水，随意点染之处也如武林高手摘花飞叶，也可伤人。
写到此处，想起余华写作随笔时说自己最喜欢两句话，第一句话来自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哥哥，“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第二句话出自一位古老的希腊人之口“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 。
是啊，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对待这样的一个写作者，他的转变，他是否江郎才尽都需要时间的检验，即使是理想你也要给它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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