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绝的余音

与中国人治史不同，西方学者多从社会现状出发，去分析其中的肌理与脉络，对各种不同社会范畴切割与连接，不断深入，凸显社会结构的构成，以及其中矛盾与冲突的深层原因。中国传统史书则惯于一系列材料的纷然罗列，虽巨细靡遗，却缺乏针对史料的有效整理与分析，难以得出叫人信服、开人眼界的史论。或者说，在整理的方法上缺乏创新性。
初读《叫魂》，立即会想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此二书在叙事手法上有一脉相承之感，都是以切片式的手法呈现某一时间段内中国社会的整体画卷，并就画卷中的人与事，寻找其幽微的关系，结合当时的种种现状，做社会阶层的、政治制度的、经济文化的分析。西方史学作者很早就注意自身身份的“预先设定”，做有意见的观察者，善于从单一角度切入某段历史与社会，围绕此轴深入探析，且沿着枝干不断衍生各种分支，常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协同进行，且研究的区域不断缩小。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围绕疆域广阔时间跨度很大的帝国展开，《中世纪的城市》则围绕一个概念展开，《佛罗伦萨史》是围绕一个城市展开，《蒙塔尤》则围绕一个中世纪的小山村展开，至《街角社会》则围绕波士顿一个意大利贫民区的街道展开。这种研究方法发展至今，遵循从“一个范围”中不断汲取细节，并将之编织起来，形成连贯的网状结构，层次分明，向读者展示某微型社会的权力结构，运行规则，人物状况，及其发展趋势。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应是这种方法在中国较早的应用之一。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江村的实地考察，描述中国农民的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等状况，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并折射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有生动的细节可循，令读者从感官上迅速进入所刻画的社会场景中，引人入胜；缺点在于难免限于琐碎和孤立中去，较难从中抽取可提炼并推之有效的社会规律，以见微知著，毕竟中国太大，结构太复杂。也有观点认为历史可能并无任何规律可循，历史事件具有绝对的唯一性，在那时得出的经验很难在其他时候再利用。但人的存在不免要求有个理由。

1981年，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著述出版《万历十五年》。此书初成，即引起广泛关注。中文版1982年在中国内地出版，直今仍畅销不衰，备受推崇。该书的叙事法颇具颠覆性，将万历十五年中国朝野代表性人物并列叙述，以故事的方式推进，夹杂精微的议论，既张显宏观的视野，又充满个体人物的悲欢离合之细节，层层铺垫，引人入胜，有一气呵成之感。事实上，作者对这一看似平常年份的事件提取和叙述，做了多年的准备，光《明实录》133卷即看了两年，先后做了五年铺垫工作。因此，它的人物选择，叙事角度，前后的衔接，针对细节的串引都用心良苦，一切均围绕隐含的主题服务。这一隐含的主题，即作者从包罗万象的史实细节中观察到而得的时代征兆。文官集团的管理已陷入自我限制的粘滞中，国家正处在风雨欲来的前夕。“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与此同时，“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当时的士大夫文官由于正德皇帝为祖母举办丧礼时免他们在泥水中磕头，因不能在泥水中翻滚挣扎以示对皇室的忠诚，竟然写奏折，引用孔孟之言和皇帝辩论孝道。这些人身披道德的衣裳，成群结伙地限制皇帝，以至于万历皇帝居然有三十多年没有走出紫禁城一步，真乃千古奇事。在这种道德高压的氛围中，戚继光娶妾三人，生子五个，直到儿子长大成人，泼悍的老婆居然毫不知情。当时的思想家李贽的经历也颇具代表性，此人为寻求自由，剃发为僧，据说曾率领僧众到一个寡妇的卧室里化缘。凡此种种，都说明社会制度与个人冲突已积重难返，窒碍难行。

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观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很难觅得踪迹。这本书虽然未采用西方流行的微观分析法，但他却切开一年，从这个时间节点出发，展开叙述，也算走了捷径。不知道孔飞力对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持什么看法，但他们似乎都有“截取”的癖好。《叫魂》的副标题是“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很说明问题。开篇一句话“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与《万历》一书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孔飞力整本书是围绕叫魂这一事件在朝野引起的震动和围绕它发生的种种事件展开，不断从社会现实的繁复细节中抽丝拨茧，寻幽探微，通过地理板块与社会阶层等领域的比较，阐发这一离奇事件中的权力运作与民间生态，寻找当时的社会肌理与种种矛盾。事件是从乞丐游僧工匠等底层民众引发的，不断地被层层放大，以至于从地方到了皇帝那里，开始清剿。江湖与庙堂同时进入一个死循环中，绳子越绕越繁密，以至于上下交困难于解脱，最后以闹剧的惯有方式仓促收场。

乾隆年间，中国的经济状况看上去一派生机勃勃。事实上与任何时代一样，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众多危机。1768年，在欧洲，同时代的英国正进入改变世界进程的工业革命，欧洲大陆则发生着法国大革命，德国古典哲学正要取代经验哲学的统治地位，美国正在经历脱离大不列颠的独立战争。世界版图正进入急速前行的近现代史中。而中国依然慢条斯理地在传统中亦步亦趋，在理性和科学进入人类文明史的剧变阶段，整个社会居然陷入对“叫魂”妖术的集体恐慌中，真可谓荒诞反讽。选择这么一个离奇而荒唐的事件，剖析社会的症状，也算别有用心。
当时中国已有密集的商业网络，“那种在今天的中国作为对由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的补充而显得特别重要的‘小道消息’，在帝制晚期已经有了发展。”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白银大量流入，物价飞涨，移民和流民很多，也为谣言的漫天飞提供了土壤。而统治将近三亿人口的满族人还不足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且是异族。所以谋反与汉化是满族统治者极为忌讳和惧怕的。清朝的皇帝们深知没有辨识力的“愚民”很容易被煽动，于是在控制社会时十分注意切断可能“惑众”的讯息通道。对于清醒有志的士人若不能笼络，则痛加鞭挞，文字狱从未间断。引起叫魂危机的江南地区文化发达，惯不听话，令粗鲁落后的满人既羡又恨，任何蛛丝马迹都会上达天听。叫魂正是从江南引发的，待向北蔓延后，引起了皇帝注意。这里边有个细节，即妖术实施的方式，用迷药往人面前一扑，乘其不备迅速剪掉对方的辫稍，这样可以摄取此人的魂魄。众所周知，辫子是满族要求汉族臣服的重要标志，妖术故意剪人鞭子，其中是否暗含着谋反寓意，对乾隆而言自不待言了。
孔飞力说：“近代前夜的中国（其实也是今天的中国——只是在多大的程度上我们还不知道）就像一个巨大的角斗场。”这一点至少在有关迷信方面，倒是很一致的。比如书中谈当时的招魂术今天的农村仍然沿用，孩子吓着了，就拿着扫帚去喊“回来吧，回来吧。” 在建造房子的时候讲究风水，“上梁”在某些地区非常隆重，有仪式。国家对僧道的态度主要在于防范影响意识形态的竞争者出现，如今依然。当时一些下层衣食无着的人到寺院里出家，又没有度牒，成为丐僧，四处游走，与乞丐一同成为不稳定的因素。以至于叫魂危机最重时，这类人成了被人认作实施妖术的主要嫌疑人。浙江德清县的石匠被误作妖人最早被记录在案，后来则主要抓捕乞丐和僧人。这一形式一发不可收拾，蔓延至山东省为最。其后，皇帝亲自主持清剿工作。这时候，作者脱离叙事线索，围绕帝制的权力中枢运作，又回到了官僚制度上进行探讨。这一点与黄仁宇很相似。在乾隆与各地官员的信息互动中，体现了中国司法取悦皇帝的目的性和官僚责任制在信息控制中运作的面貌。
清剿过程中发现了偷盗者，奸情者，什么人都有，但未能发现“妖首”。这时候多疑猜忌的乾隆开始与自己的廷臣拉锯，认为属下不尽心竭力，惩罚了几位省级大员。他“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的办案力度和速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则刻薄训斥。”此时对办案不力的惩罚已成为宣示权力的借口，他不能忍受自己的命令不能得到有效贯彻，正好借机整饬吏治。权力是从上至下的衍生的，效忠才是本分、规则。但皇帝对官僚的管理和控制十分讲求技术性，“需要对于犯罪和行政失误做出明确区分。”这在今天是不难想象的。
当最后的庭审发现几乎所有被抓者都是屈打成招时，皇帝的台依然得下。这时候，官僚制度的另一个特点发挥作用，帝王与官僚集团的相互平衡凸显出来。刘统勋与傅恒劝诫乾隆结束了这场闹剧。

孔飞力的引人之处不在于对这个故事的精巧叙述，而是它引出的结论。 “除了维持帝国的秩序以外，政府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即对官僚君主制的运作提供象征性的资源。正如官僚君主制靠中国社会的经济剩余为生一样，它要以社会中的‘事件’为原料来推动制度内各种关系的运作。官僚君主制的内在机制则对所有这些事件进行加工，使它们转换为权力和地位。”
而中国的民众之所以愿意投身这场官僚运作的游戏中，不断发现和抓捕乞丐游僧，在助纣为虐中集体狂欢，除愚昧外，在孔飞力看来是“受困扰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冤冤相报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由叫魂事件可以看出，“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这很像文学家的口吻，但无论如何，看看如今网络世界的种种现状，此话听来都叫人心惊胆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