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重八
对江南：（原载百家讲坛）
公元1367年，也就是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九月，以盐贩子出身盘踞江浙的张士诚政权在朱元璋部的进攻下宣告灭亡。这标志着环顾海内，朱元璋已几乎没有强大的对手，其统一中国的伟业基本奠定。
苏州城被围长达数月之久，因为之前朱元璋已剪除苏州的羽翼，苏州孤城实处于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之绝境，史籍上描写当时城内“资粮尽罄，一鼠至费百钱，鼠尽至煮履下枯革以食”。但在这种困境中，张士诚仍然拒绝投降，曾谋划多次突围均未成功，最后于城破时上吊自杀，为冲进张府的朱元璋军士所救，然后被作为最大的战利品，送往南京。在凯歌声中，随同张士诚及其文武官员一起被押解去南京的，还有苏州、杭州、嘉兴、松江（今上海）等地的官吏家属和外郡流寓的百姓，计20余万人。在老对手面前，阶下囚张士诚还是颇有骨气的，闭着眼睛，既不说话，也不吃饭，赐给衣冠也不接受，最后被赐死（或曰自杀）。
张士诚原先统治的以苏州、杭州、嘉兴、松江为主的江南地区，现在划入了朱元璋的版图。但江南带给朱元璋的，却不仅仅是胜利者的喜悦。洪武初年，一次微服私访让朱元璋大发感慨：“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天子，此邦（吴地）呼为老头儿。”吴地的奢华让他厌恶，吴地的民风更让他不懂，这样一个江南是他这个新天子所不能容忍的。于是，登基不久，朱元璋对江浙地区的整饬就开始了。
整饬全面而系统，整饬的动机，则不单单是经济上的，更有政治和文化的深谋远虑。什么样的深谋远虑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削弱这一地区的异己意识，铲除对王朝统治可能构成威胁的基础。由于历史视界的狭隘，朱元璋对江南的严厉整饬又带有一种传统的、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道德理想，包含着对于工商业发展而产生的社会变动的恐惧和仇视。
朱元璋对江南的整饬，首先是从经济的压榨开始的。
明初江南重赋之谜
所谓“江南重赋”，是指明朝在江南地区的苏州、松江、湖州、嘉兴四府赋税特别苛重的一种现象。时人议论说：“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可知也已！”
对江南实行重赋，是朱元璋制定的政策，在明代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朝在野的官绅士庶对这一政策都有激烈争论，改革的呼声居高不下，但终明之亡，江南重赋并未有实质性的调整。
在开国奠基后，朱元璋为什么要对江南地区科以重赋？这是个历史学界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即此乃朱元璋个人泄愤的产物。在朱元璋夺鼎的艰辛历程中，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除了元王朝和“以强恃”的陈友谅，就是“以富恃”的张士诚，而苏、松、湖、嘉一带正是张士诚的大本营。朱元璋消灭陈友谅，移师进攻张士诚所占据的苏州城时，向来被视为民风柔弱的苏州人曾作殊死抵抗。所以，前人多认为，为发泄对支持张士诚的江南军民的不满，朱元璋登基后，便故意对张士诚原辖的地方加征重赋以示惩戒。清人所修的《明史》就采信了这一说法。
但这一说法遭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质疑。韦庆远先生是攻治明清史的专家，著有《明清史辨析》、《明清史新析》等著作多种，他所撰写的《明初“江南赋税畸重”原因辨析》就是一篇反驳陈说的论文佳作。韦先生重点从江南赋重的历史渊源、明初社会经济情况等方面入手，力图说明“江南重赋”政策并不是朱元璋个人主观意识决定下的产物，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而韦先生反驳旧说最有力的一个论据是：如果说江南重赋是因为朱元璋对江南军民支持张士诚不满，那么他为什么不对曾经支持陈友谅的江西、武昌军民也一样施以重罚？须知，陈友谅当时对朱元璋的威胁远远超过张士诚，陈才是朱的头号死敌。
韦先生的文章，从学理上讲，是无懈可击的，尤其是那最后一个驳论，更是让旧说无立足之地。不过，分析历史事件，固然需要充足的史料和敏锐的洞察力，但同时应该对事件中的人物心理有深刻的体察，这也就是前人曾经说过的，“论史要能撄人心”。而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韦先生的论文又不免可议之处，因为他对朱元璋在灭陈和灭张这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心理，缺乏分析。从这个角度看，韦庆远先生的论断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诚如韦先生所说，“陈友谅当时对朱元璋的威胁远远超过张士诚，陈才是朱的头号死敌”。其时陈友谅声势极盛，从实力上讲当在朱之上，鄱阳湖双方决战，虽然最终的大赢家是朱元璋，但以斯时形势之险恶，胜负之反复，朱氏实在只是运气好一点，“幸胜”罢了，对这一点，朱元璋本人也毫不掩饰。而到了朱元璋进攻张士诚的时候，形势却迥然不同，这时只要稍有智识者，就会对战局的走向一目了然：消极应战、苟延残存的张士诚哪是如日方升的朱元璋的对手呢？这从朱元璋战前的动作也能窥出端倪：他对张是百般劝诱，指望兵不血刃，而对陈友谅，却根本未存劝降的奢望，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以张士诚的实力，只有向自己投降一途。然而，事实却大大出乎朱元璋意料，张士诚硬是在重兵围困之下，死扛了近一年，张士诚本人对他的招降也表示轻蔑！仅以常情常理分析，朱元璋在灭陈和灭张这两大战役中，其心理是大大不同的。灭陈，因为是“幸胜”，只会有满心的喜悦；灭张，一个为他所藐视的对手却负隅顽抗，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怎不令他恼羞成怒呢？这就好比下棋，一个人面对高手，如果赢了，即使胜来不易，他也会非常畅快，但如果一个向来为自己所瞧不起的对手却偏要战至一兵一卒才肯认输，虽同为胜利，那心理和情绪却显然有天壤之别。从这一视角分析，不是陈友谅，而是张士诚及其所辖江南地区让朱元璋感到羞愤，最后连累江南民众背负重赋，就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了。
对湖湘：
湖南民间自古流传这么一个故事——一天，朱元璋亲率大军，追杀仓惶逃难的老百姓。忽见在他马前不远处，有一个妇人，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手里拖着一个孩子，艰难地行走。那牵着的不过四五岁，一步一跛，嚎啕大哭；那背着的却有十来岁。朱元璋看在眼里，恼在心头，便策马跑到妇人跟前，斥道：“汝妇人，好生无理，为甚背大拖小?!”那妇人见问，抹掉眼泪答道：“大人有所不知，大孩乃妾小叔，他父母，为乱军所杀，唯一的亲人就是贱人，我必须格外关照他；小的却是贱人骨肉……拖小背大，实出无奈!”说罢，泪如雨下。朱元璋听罢，大为感动，便抽出一面杏黄旗，叫妇人插在路旁田里。又传令三军：所插杏黄旗田里，不许军马进入，违者斩首。从此，上下军马，不敢入田。没多久，这丘田便挤满了人。那丘田叫鄂公大丘，朱洪武血洗湖南，就留下这一丘人，湖南土著百姓才被保存下来。
元明之际，湖南被兵最烈，人口顿减（据民间传说朱元璋为剿陈友谅曾“血洗”湖南，将湖南人赶入一丘大田里，就留了这一丘田的人，其余的全杀了，见上文），使得本来人口少的湖南一片荒芜。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招抚流亡、放还奴隶、劝课农桑、鼓励开垦等，并且对湖南进行了大规模移民。这就是所谓的“江西填湖广”，移民主要来自江西，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来自湖北、安徽。浏阳的客家人则是明初朱元璋血洗浏阳后，从江西、广东移民而至的。明初朱元璋血洗浏阳，造成“地广人稀，不见炊烟”的局面。浏阳市现有居民大多系外地迁移而来，形成目前“十里不同音”的语言特色，其中就有从广东梅州迁来的客家人。如今该市客家人已有30多万，分布在浏阳东乡的6个乡镇。尽管已经过去几百年，但他们仍保留了与广东客家人一模一样的客家语言与风俗。现在的湖南人，百分之四十来自江西，也就是10多代以前的湖南人就是江西人。移民到湖南的江西人，亲戚都还在江西，比喻姑姑、姨娘、舅舅等。湖南去江西看亲戚，就是看表哥表弟、表姐表妹，江西人过湖南，当然也就是老表来了。从此，湖南人就称江西人为老表，就是表兄弟，表姐妹的意思。
朱元璋为报复当初湖南百姓对陈友谅的支持,血洗三湘。结果,湘潭人口由元时的10万剩下仅2.5万人。小小的一个常宁县，早在宋代崇宁五年(1106)已有 99031人。一场“洪武血洗”，到明朝永乐十年（1412）只剩下5887人，还包括屯兵户在内。只得来个扯江西填湖南，换了一次人种。
浏阳石牛寨，是一座极其险要的红砂岩石山，因从侧面看酷似一头卧伏的大石牛而得名。此山于平地突兀隆起，四壁陡峭险峻。上山只有险径一条，沿途有道状若鲤鱼脊背，凹凸不平的窄径两侧，笔立着“万丈”悬崖。石牛寨虽不过300米高，但地形极其险要，专家呼其为“长沙境内第一险峰”。传说当年朱元璋血洗浏阳时，四十八寨只有石牛寨未克，少数上了山的当地人凭借其险要得以幸存。昔日营垒、哨所等军事设施，如今仍有遗迹可寻。公元1368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大战数月的古战场金牛山，当年朱元璋血洗浏阳48寨，唯在这金牛寨被陈友谅凭借着天险突围而出。综观金牛山，山势险峻，道路复杂，怪石嶙峋，天然溶洞更是寨内奇观，将军插旗孔，金牛独角等一批险峻山岭，更是仿佛将人带到了金戈铁马，壮士独行的古战场。
朱元璋血洗湖南时，陈友谅兵败，一支残部败退至安化大峰山落草。为躲避朱元璋的追杀，后都削发成僧，在大峰山造岳峰寺日日念经向佛，以了残生。不料有细作通敌，和尚们仍被追杀。一场恶战持续了数天数夜，最终和尚们力不能敌，纷纷从寺后悬崖一一坠下。那悬崖就是有名的“舍生崖”。至今，大蜂山仍有“响鼓仑”、“星期仑”、“磨刀坪”、“莲花寨”等一系列与当年那场厮杀有关的山头和山谷，每个地名似乎记录着从前的烽烟岁月，无声地述说着一个个惨烈的传奇。
当年朱元璋血洗湘潭，尸横遍野，某和尚收尸时为防疫则口嚼槟榔，自此，湘潭嚼槟榔渐成习俗，以致于由当年的小打小闹发展为一大产业。
安陆市德慧寺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当年三次血洗德安府，以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有良知的臣子为此冒死劝谏，朱元璋于是决定在德安府（今安陆市）修建德慧寺以超度战乱中惨遭屠杀的亡灵。
公元1367年，也就是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九月，以盐贩子出身盘踞江浙的张士诚政权在朱元璋部的进攻下宣告灭亡。这标志着环顾海内，朱元璋已几乎没有强大的对手，其统一中国的伟业基本奠定。
苏州城被围长达数月之久，因为之前朱元璋已剪除苏州的羽翼，苏州孤城实处于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之绝境，史籍上描写当时城内“资粮尽罄，一鼠至费百钱，鼠尽至煮履下枯革以食”。但在这种困境中，张士诚仍然拒绝投降，曾谋划多次突围均未成功，最后于城破时上吊自杀，为冲进张府的朱元璋军士所救，然后被作为最大的战利品，送往南京。在凯歌声中，随同张士诚及其文武官员一起被押解去南京的，还有苏州、杭州、嘉兴、松江（今上海）等地的官吏家属和外郡流寓的百姓，计20余万人。在老对手面前，阶下囚张士诚还是颇有骨气的，闭着眼睛，既不说话，也不吃饭，赐给衣冠也不接受，最后被赐死（或曰自杀）。
张士诚原先统治的以苏州、杭州、嘉兴、松江为主的江南地区，现在划入了朱元璋的版图。但江南带给朱元璋的，却不仅仅是胜利者的喜悦。洪武初年，一次微服私访让朱元璋大发感慨：“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天子，此邦（吴地）呼为老头儿。”吴地的奢华让他厌恶，吴地的民风更让他不懂，这样一个江南是他这个新天子所不能容忍的。于是，登基不久，朱元璋对江浙地区的整饬就开始了。
整饬全面而系统，整饬的动机，则不单单是经济上的，更有政治和文化的深谋远虑。什么样的深谋远虑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削弱这一地区的异己意识，铲除对王朝统治可能构成威胁的基础。由于历史视界的狭隘，朱元璋对江南的严厉整饬又带有一种传统的、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道德理想，包含着对于工商业发展而产生的社会变动的恐惧和仇视。
朱元璋对江南的整饬，首先是从经济的压榨开始的。
明初江南重赋之谜
所谓“江南重赋”，是指明朝在江南地区的苏州、松江、湖州、嘉兴四府赋税特别苛重的一种现象。时人议论说：“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可知也已！”
对江南实行重赋，是朱元璋制定的政策，在明代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朝在野的官绅士庶对这一政策都有激烈争论，改革的呼声居高不下，但终明之亡，江南重赋并未有实质性的调整。
在开国奠基后，朱元璋为什么要对江南地区科以重赋？这是个历史学界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即此乃朱元璋个人泄愤的产物。在朱元璋夺鼎的艰辛历程中，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除了元王朝和“以强恃”的陈友谅，就是“以富恃”的张士诚，而苏、松、湖、嘉一带正是张士诚的大本营。朱元璋消灭陈友谅，移师进攻张士诚所占据的苏州城时，向来被视为民风柔弱的苏州人曾作殊死抵抗。所以，前人多认为，为发泄对支持张士诚的江南军民的不满，朱元璋登基后，便故意对张士诚原辖的地方加征重赋以示惩戒。清人所修的《明史》就采信了这一说法。
但这一说法遭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质疑。韦庆远先生是攻治明清史的专家，著有《明清史辨析》、《明清史新析》等著作多种，他所撰写的《明初“江南赋税畸重”原因辨析》就是一篇反驳陈说的论文佳作。韦先生重点从江南赋重的历史渊源、明初社会经济情况等方面入手，力图说明“江南重赋”政策并不是朱元璋个人主观意识决定下的产物，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而韦先生反驳旧说最有力的一个论据是：如果说江南重赋是因为朱元璋对江南军民支持张士诚不满，那么他为什么不对曾经支持陈友谅的江西、武昌军民也一样施以重罚？须知，陈友谅当时对朱元璋的威胁远远超过张士诚，陈才是朱的头号死敌。
韦先生的文章，从学理上讲，是无懈可击的，尤其是那最后一个驳论，更是让旧说无立足之地。不过，分析历史事件，固然需要充足的史料和敏锐的洞察力，但同时应该对事件中的人物心理有深刻的体察，这也就是前人曾经说过的，“论史要能撄人心”。而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韦先生的论文又不免可议之处，因为他对朱元璋在灭陈和灭张这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心理，缺乏分析。从这个角度看，韦庆远先生的论断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诚如韦先生所说，“陈友谅当时对朱元璋的威胁远远超过张士诚，陈才是朱的头号死敌”。其时陈友谅声势极盛，从实力上讲当在朱之上，鄱阳湖双方决战，虽然最终的大赢家是朱元璋，但以斯时形势之险恶，胜负之反复，朱氏实在只是运气好一点，“幸胜”罢了，对这一点，朱元璋本人也毫不掩饰。而到了朱元璋进攻张士诚的时候，形势却迥然不同，这时只要稍有智识者，就会对战局的走向一目了然：消极应战、苟延残存的张士诚哪是如日方升的朱元璋的对手呢？这从朱元璋战前的动作也能窥出端倪：他对张是百般劝诱，指望兵不血刃，而对陈友谅，却根本未存劝降的奢望，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以张士诚的实力，只有向自己投降一途。然而，事实却大大出乎朱元璋意料，张士诚硬是在重兵围困之下，死扛了近一年，张士诚本人对他的招降也表示轻蔑！仅以常情常理分析，朱元璋在灭陈和灭张这两大战役中，其心理是大大不同的。灭陈，因为是“幸胜”，只会有满心的喜悦；灭张，一个为他所藐视的对手却负隅顽抗，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怎不令他恼羞成怒呢？这就好比下棋，一个人面对高手，如果赢了，即使胜来不易，他也会非常畅快，但如果一个向来为自己所瞧不起的对手却偏要战至一兵一卒才肯认输，虽同为胜利，那心理和情绪却显然有天壤之别。从这一视角分析，不是陈友谅，而是张士诚及其所辖江南地区让朱元璋感到羞愤，最后连累江南民众背负重赋，就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了。
对湖湘：
湖南民间自古流传这么一个故事——一天，朱元璋亲率大军，追杀仓惶逃难的老百姓。忽见在他马前不远处，有一个妇人，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手里拖着一个孩子，艰难地行走。那牵着的不过四五岁，一步一跛，嚎啕大哭；那背着的却有十来岁。朱元璋看在眼里，恼在心头，便策马跑到妇人跟前，斥道：“汝妇人，好生无理，为甚背大拖小?!”那妇人见问，抹掉眼泪答道：“大人有所不知，大孩乃妾小叔，他父母，为乱军所杀，唯一的亲人就是贱人，我必须格外关照他；小的却是贱人骨肉……拖小背大，实出无奈!”说罢，泪如雨下。朱元璋听罢，大为感动，便抽出一面杏黄旗，叫妇人插在路旁田里。又传令三军：所插杏黄旗田里，不许军马进入，违者斩首。从此，上下军马，不敢入田。没多久，这丘田便挤满了人。那丘田叫鄂公大丘，朱洪武血洗湖南，就留下这一丘人，湖南土著百姓才被保存下来。
元明之际，湖南被兵最烈，人口顿减（据民间传说朱元璋为剿陈友谅曾“血洗”湖南，将湖南人赶入一丘大田里，就留了这一丘田的人，其余的全杀了，见上文），使得本来人口少的湖南一片荒芜。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招抚流亡、放还奴隶、劝课农桑、鼓励开垦等，并且对湖南进行了大规模移民。这就是所谓的“江西填湖广”，移民主要来自江西，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来自湖北、安徽。浏阳的客家人则是明初朱元璋血洗浏阳后，从江西、广东移民而至的。明初朱元璋血洗浏阳，造成“地广人稀，不见炊烟”的局面。浏阳市现有居民大多系外地迁移而来，形成目前“十里不同音”的语言特色，其中就有从广东梅州迁来的客家人。如今该市客家人已有30多万，分布在浏阳东乡的6个乡镇。尽管已经过去几百年，但他们仍保留了与广东客家人一模一样的客家语言与风俗。现在的湖南人，百分之四十来自江西，也就是10多代以前的湖南人就是江西人。移民到湖南的江西人，亲戚都还在江西，比喻姑姑、姨娘、舅舅等。湖南去江西看亲戚，就是看表哥表弟、表姐表妹，江西人过湖南，当然也就是老表来了。从此，湖南人就称江西人为老表，就是表兄弟，表姐妹的意思。
朱元璋为报复当初湖南百姓对陈友谅的支持,血洗三湘。结果,湘潭人口由元时的10万剩下仅2.5万人。小小的一个常宁县，早在宋代崇宁五年(1106)已有 99031人。一场“洪武血洗”，到明朝永乐十年（1412）只剩下5887人，还包括屯兵户在内。只得来个扯江西填湖南，换了一次人种。
浏阳石牛寨，是一座极其险要的红砂岩石山，因从侧面看酷似一头卧伏的大石牛而得名。此山于平地突兀隆起，四壁陡峭险峻。上山只有险径一条，沿途有道状若鲤鱼脊背，凹凸不平的窄径两侧，笔立着“万丈”悬崖。石牛寨虽不过300米高，但地形极其险要，专家呼其为“长沙境内第一险峰”。传说当年朱元璋血洗浏阳时，四十八寨只有石牛寨未克，少数上了山的当地人凭借其险要得以幸存。昔日营垒、哨所等军事设施，如今仍有遗迹可寻。公元1368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大战数月的古战场金牛山，当年朱元璋血洗浏阳48寨，唯在这金牛寨被陈友谅凭借着天险突围而出。综观金牛山，山势险峻，道路复杂，怪石嶙峋，天然溶洞更是寨内奇观，将军插旗孔，金牛独角等一批险峻山岭，更是仿佛将人带到了金戈铁马，壮士独行的古战场。
朱元璋血洗湖南时，陈友谅兵败，一支残部败退至安化大峰山落草。为躲避朱元璋的追杀，后都削发成僧，在大峰山造岳峰寺日日念经向佛，以了残生。不料有细作通敌，和尚们仍被追杀。一场恶战持续了数天数夜，最终和尚们力不能敌，纷纷从寺后悬崖一一坠下。那悬崖就是有名的“舍生崖”。至今，大蜂山仍有“响鼓仑”、“星期仑”、“磨刀坪”、“莲花寨”等一系列与当年那场厮杀有关的山头和山谷，每个地名似乎记录着从前的烽烟岁月，无声地述说着一个个惨烈的传奇。
当年朱元璋血洗湘潭，尸横遍野，某和尚收尸时为防疫则口嚼槟榔，自此，湘潭嚼槟榔渐成习俗，以致于由当年的小打小闹发展为一大产业。
安陆市德慧寺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当年三次血洗德安府，以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有良知的臣子为此冒死劝谏，朱元璋于是决定在德安府（今安陆市）修建德慧寺以超度战乱中惨遭屠杀的亡灵。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