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29
印度佛教史课期中论文,其实我刚看完第一讲,就写了。写着写着就发现这变成了对我现阶段世界观的总结,我一直想总结一下,也发现无论些什么都会拐到这儿来。当然这是一个很庞大而需要耐心的工作,而这篇作文我只写了三个晚上,不完备而不完全前后一致。掛到两千字就迅速结束了,也不去删前面不太完善的东西了,也不去完善没想明白的“无我”了。不过值得记下来,作为我以后若继续总结的一个开端。突然又想,难免变成等待戈多......
我在《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一讲的末尾处读到这样一句话,给了我深深的震撼:“释迦一生很软弱,他的业力说,就是具体的表现。”
我从没看到谁这样描述佛陀,用这样简单的一个陈述句,把我一向以为是大彻大悟的圣者批评为一个平常的人,甚至有些可怜的平常人。若佛陀尚且如此,那世上还有真正大彻大悟达到了涅槃寂灭的人吗?但吕瀓就敢这样说了,这是他的大师风范。我尊敬这一点。
而另一方面,如他开篇所说,这本书“是想提出印度佛学中的主要学说及其发展历史,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加以说明”。吕瀓分析释迦学说时言必称阶级本质、唯心唯物等等,似乎一旦沾染唯心气息这学说就根本上错了,似乎不斗争就是可悲的软弱,这里体现出的时代限制远大于他探讨的释迦学说中的时代限制。吕瀓所依据的观点显然太过武断,如果事先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对,就不可能不导出释迦学说的错。而且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吕瀓讲起印度佛教历史信手拈来,清晰深入,而分析时依据的思想却太过幼稚。这是看这本书时令人遗憾的地方。
回到开头提到的那句话,为什么说业力说体现了佛陀的软弱呢?吕瀓在稍前的部分论述说:“释迦认为爱欲总是得不到满足的,而人又总是要无限地去追求,这就必然产生痛苦。其实,他只看到一种表面现象,没有看到社会的阶级本质,在阶级社会里广大的劳苦人民连最低生活需要都求之不得,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不能也归结为不应有的爱欲。另外,当时奴隶主们贪得无厌的行为,对释迦形成爱欲是痛苦之本这一论点也不无关系。但是他把奴隶主贪婪的行为与受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正当生活要求混为一谈,统看成是爱欲,因而对这个问题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解答。他不得不求助于业力说,把痛苦看成是人们先前所作所为留下的必然结果,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也就是说,肯定现实痛苦的合理性。”吕瀓的意思是,劳苦人民不想要多得的,只想要应有的,这样都求之不得带来的痛苦是谁的错呢?而佛陀无法回答,只能说是前世造的业决定的,这里面含有一种“认了吧”的意思,吕瀓以此说佛陀软弱。
这段话中对“劳苦人民”和“奴隶主”的认识未免流于刻板印象,吕瀓大概和我一样,都没有深入地去了解过劳苦人民的生活。其实或许真正深入日常的大地上的生活,才能对人生究竟何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只钻研佛法无异于空中楼阁。但这是题外话了,假设我们真的面对这样一群无辜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我们当然的确不能把这种苦归结为贪欲。但也不应归于奴隶主的剥削。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群人痛苦地来到世界上,默默承受,又痛苦地离去。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无明”也不能为人们遭罪找到合理性,无知往往不是人的错,生来如此,大多数人也没有机会接触到某种高级的智慧,一生就过去了,处在“无明”当中,大多数人并不能发现自身的处境,更不能想到如何解脱。慧根更像是一种礼物,惠能听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便悟了,大多数人没悟,两者间的区别不是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决定的,而更像是随机的。
所以,如果说人生是苦,那对于现代人来说,那是因为:生而为人,本身就苦,无需缘由。那来自于生活本身的无意义,人的限制,无限的怀疑等等。超脱这种苦,在我看来,或是肯定无意义,像加缪写的那样,找到西西弗的幸福;或是循着佛教的路,否定人生,追求涅槃寂静。
细细一想,无明导致贪欲造成的苦也不是不存在的,可以把上面所说的苦看成是外在的,无力改变的,看清楚了感到的苦更多;而无明的苦是内在的,主观的,我们常说“知足常乐”,知足了还有没有这些苦呢?
我又注意到,人的苦有两种。上面说的劳苦大众的苦是生老病死,柴米油盐,甚或种种厄运,天灾人祸;而历来诗人哲学家的苦则是人生有尽,宇宙无穷,乃至生命的无意义。与之相对应,我觉得佛法似乎也分了两种类型,一种更偏向宗教,人们常求菩萨保佑,从佛教寻的是个慰藉,那些较玄的思想对他们来说不重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做再多善事也不能解脱而他们也不指望着解脱,这是大众化的佛教;另一种,则更像哲学,不谈功德,修再多的佛塔,做再多的善事,全然比不上真如自性的觉悟。这里思辨的东西更多一些,目标是要“悟”的。这是精英的佛教。
我们也可以在别的宗教中找到相似之处,我见过很多农村的基督教徒,对他们来说上帝就是个寄托,能给心灵带来一些安慰,这就够了,他们不关心真理如何,也不会注意到教义中的矛盾之处;而经院中的神学家,苦苦思索的都是原罪之类的事。
想来大多数宗教都是如此,有个人化的一面,注重内心的幸福,提供的是一个思维的语境,人在其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不断地求索提纯上升,指望达到至高的幸福境界。也有社会化的一面,我想,“业力说”就是面向社会的,深究其义理,肯定可以发现矛盾,但是大众也无需理解“诸法无我”之类的含义,他们不能也不会。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简单的教义正是他们所需要的,照着做了就能获得一些心灵的安稳,作为注重实效的宗教,宣扬这样的观念的确可以使社会整体变得更美好。
但是这种两面性综合起来看是会看到矛盾。我也不是为这种矛盾辩护,不过或许这种矛盾就是在佛教发展中或者说佛陀传法中自然产生的。哪个理论又没有内在矛盾呢。追求洁净剔透的理论框架往往会妨害了实践的进行。我们看到佛教在产生两千多年后依然给我们以启发,甚至指出了一条求索之路,并且为众生带去了安慰,这就很值得我们欢呼鼓舞了。
我在《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一讲的末尾处读到这样一句话,给了我深深的震撼:“释迦一生很软弱,他的业力说,就是具体的表现。”
我从没看到谁这样描述佛陀,用这样简单的一个陈述句,把我一向以为是大彻大悟的圣者批评为一个平常的人,甚至有些可怜的平常人。若佛陀尚且如此,那世上还有真正大彻大悟达到了涅槃寂灭的人吗?但吕瀓就敢这样说了,这是他的大师风范。我尊敬这一点。
而另一方面,如他开篇所说,这本书“是想提出印度佛学中的主要学说及其发展历史,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加以说明”。吕瀓分析释迦学说时言必称阶级本质、唯心唯物等等,似乎一旦沾染唯心气息这学说就根本上错了,似乎不斗争就是可悲的软弱,这里体现出的时代限制远大于他探讨的释迦学说中的时代限制。吕瀓所依据的观点显然太过武断,如果事先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对,就不可能不导出释迦学说的错。而且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吕瀓讲起印度佛教历史信手拈来,清晰深入,而分析时依据的思想却太过幼稚。这是看这本书时令人遗憾的地方。
回到开头提到的那句话,为什么说业力说体现了佛陀的软弱呢?吕瀓在稍前的部分论述说:“释迦认为爱欲总是得不到满足的,而人又总是要无限地去追求,这就必然产生痛苦。其实,他只看到一种表面现象,没有看到社会的阶级本质,在阶级社会里广大的劳苦人民连最低生活需要都求之不得,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不能也归结为不应有的爱欲。另外,当时奴隶主们贪得无厌的行为,对释迦形成爱欲是痛苦之本这一论点也不无关系。但是他把奴隶主贪婪的行为与受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正当生活要求混为一谈,统看成是爱欲,因而对这个问题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解答。他不得不求助于业力说,把痛苦看成是人们先前所作所为留下的必然结果,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也就是说,肯定现实痛苦的合理性。”吕瀓的意思是,劳苦人民不想要多得的,只想要应有的,这样都求之不得带来的痛苦是谁的错呢?而佛陀无法回答,只能说是前世造的业决定的,这里面含有一种“认了吧”的意思,吕瀓以此说佛陀软弱。
这段话中对“劳苦人民”和“奴隶主”的认识未免流于刻板印象,吕瀓大概和我一样,都没有深入地去了解过劳苦人民的生活。其实或许真正深入日常的大地上的生活,才能对人生究竟何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只钻研佛法无异于空中楼阁。但这是题外话了,假设我们真的面对这样一群无辜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我们当然的确不能把这种苦归结为贪欲。但也不应归于奴隶主的剥削。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群人痛苦地来到世界上,默默承受,又痛苦地离去。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无明”也不能为人们遭罪找到合理性,无知往往不是人的错,生来如此,大多数人也没有机会接触到某种高级的智慧,一生就过去了,处在“无明”当中,大多数人并不能发现自身的处境,更不能想到如何解脱。慧根更像是一种礼物,惠能听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便悟了,大多数人没悟,两者间的区别不是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决定的,而更像是随机的。
所以,如果说人生是苦,那对于现代人来说,那是因为:生而为人,本身就苦,无需缘由。那来自于生活本身的无意义,人的限制,无限的怀疑等等。超脱这种苦,在我看来,或是肯定无意义,像加缪写的那样,找到西西弗的幸福;或是循着佛教的路,否定人生,追求涅槃寂静。
细细一想,无明导致贪欲造成的苦也不是不存在的,可以把上面所说的苦看成是外在的,无力改变的,看清楚了感到的苦更多;而无明的苦是内在的,主观的,我们常说“知足常乐”,知足了还有没有这些苦呢?
我又注意到,人的苦有两种。上面说的劳苦大众的苦是生老病死,柴米油盐,甚或种种厄运,天灾人祸;而历来诗人哲学家的苦则是人生有尽,宇宙无穷,乃至生命的无意义。与之相对应,我觉得佛法似乎也分了两种类型,一种更偏向宗教,人们常求菩萨保佑,从佛教寻的是个慰藉,那些较玄的思想对他们来说不重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做再多善事也不能解脱而他们也不指望着解脱,这是大众化的佛教;另一种,则更像哲学,不谈功德,修再多的佛塔,做再多的善事,全然比不上真如自性的觉悟。这里思辨的东西更多一些,目标是要“悟”的。这是精英的佛教。
我们也可以在别的宗教中找到相似之处,我见过很多农村的基督教徒,对他们来说上帝就是个寄托,能给心灵带来一些安慰,这就够了,他们不关心真理如何,也不会注意到教义中的矛盾之处;而经院中的神学家,苦苦思索的都是原罪之类的事。
想来大多数宗教都是如此,有个人化的一面,注重内心的幸福,提供的是一个思维的语境,人在其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不断地求索提纯上升,指望达到至高的幸福境界。也有社会化的一面,我想,“业力说”就是面向社会的,深究其义理,肯定可以发现矛盾,但是大众也无需理解“诸法无我”之类的含义,他们不能也不会。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简单的教义正是他们所需要的,照着做了就能获得一些心灵的安稳,作为注重实效的宗教,宣扬这样的观念的确可以使社会整体变得更美好。
但是这种两面性综合起来看是会看到矛盾。我也不是为这种矛盾辩护,不过或许这种矛盾就是在佛教发展中或者说佛陀传法中自然产生的。哪个理论又没有内在矛盾呢。追求洁净剔透的理论框架往往会妨害了实践的进行。我们看到佛教在产生两千多年后依然给我们以启发,甚至指出了一条求索之路,并且为众生带去了安慰,这就很值得我们欢呼鼓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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