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战斗的民族

对澳洲来说，远在北半球最北的俄罗斯也许和自己八竿子打不着；但中国人无法忽视这个近在咫尺的邻居，上年纪的中国人大多有着“苏联情结”，年轻人中欣赏“普京大帝”者也绝不在少数。

 

“老大哥”、“苏修”、“老毛子”、“北极熊”……中国人送给俄罗斯的各种绰号，折射出的是五味杂陈的态度，但无论褒贬，“战斗种族”至少算得上实至名归。

 

尚武：战斗中诞生的种族

 

“等着你们制裁！”

 

“让我们去克里米亚度假！”“普京是正确的！”“我为国家而骄傲！”……类似不绝于耳的口号，出现在5月1日的莫斯科红场，超过10万的俄罗斯民众聚集于此；在俄罗斯全国，参与游行者的数字达到了200万。

 

他们既是在庆祝第125个国际劳动节，也是在庆祝克里米亚正式并入俄罗斯，更少不了向他们的领导人致敬。凭借在克里米亚事件中的强硬态度，总统普京赢得了民众高达82%的支持率，为2010年以来最高。就在前几天，俄罗斯官员们还纷纷发声，回击西方国家因乌克兰危机而对本国实施的制裁。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9日将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抨击为“无意义、可耻和恶心”；外长拉夫罗夫当天也称西方的制裁“完全缺乏常识”；副总理德米特里?罗戈津更对美国制裁俄航天工业表示愤慨，建议“美国用蹦床送宇航员吧！”……

 

与其他国家谨慎保守的外交姿态不同，俄罗斯官方，无论是总统、总理、议会还是外交部发言人，从来就不惮于向对手“撂狠话”。3月18日，欧盟刚开始对俄实施制裁，俄罗斯大使馆所属的账号就在其“推特”主页上发出一张PS照片，画面上一只大灰熊倚桌而立，与伏特加、巴拉莱卡琴、AK47、带五星的雷锋帽等俄罗斯特产相伴，背后是核洲际导弹发射车，这张照片的标题则是：《我等着你们的制裁》。

 

民族史就是战争史

 

这些嘴仗并不是吹牛皮，支撑着俄罗斯人这种底气的，是比口气更硬的拳头，“战斗种族”绝不是浪得虚名。

 

并不悠久的俄罗斯历史，几乎90%以上的时间是在进行战争。短短几年空隙，俄罗斯也是时刻在准备进行战争中度过的，完全可以说，俄罗斯的民族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有数据统计，从15世纪建国到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进行了共计46场战争，其中只有3场是自卫性质；从莫斯科公国建立到彼得大帝时期，400年间俄罗斯的领土扩大了400倍，他们如今坐拥的全世界最广大的领土，都是在这种不断扩张中获得的。

 

即使是本土作战，俄罗斯人也书写过两场名垂青史的辉煌保卫战。1812年，曾赢得奥斯特里茨大胜的法国皇帝拿破仑率领着浩浩荡荡的51万大军远征俄国，却败在了库图佐夫的坚壁清野、莫斯科的严冬之下；1941年，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但列宁格勒保卫战最终打破了德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最终成为整个二战的转折点，列宁格勒战役也被称为世界历史上最血腥的战役，仅其中一个墓地就埋葬了500，000名死者。

 

由俄罗斯发动的最近一次战争，则是2008年的南奥塞梯战争，当时格鲁吉亚在欧美的支持下，趁全世界目光聚焦北京奥运会的时机，轰炸亲俄罗斯的南奥塞梯，俄罗斯则毫不犹豫地立刻出兵，这场局部战争持续了一周左右，最后在国际各方的调停下，双方达成停火协议。格鲁吉亚军队死亡215人、受伤1469人；俄罗斯军队却只有74人死亡，171人负伤，19人失踪。

 

尚武传统未因衰落而没落

 

连年的战争，已使尚武的传统渗透到俄罗斯民族的血液中，尽管如今他们的国力已不如苏共时期。

 

据统计，莫斯科现有历史博物馆90多个，其中27个军事历史博物馆被列为国防教育场所，长年对外开放，免费参观。在莫斯科街头几乎随处可见战争英雄雕塑和纪念碑；其他城市的主要广场、公园、街道、湖畔，也都建有反映不同历史时期重大事件的纪念碑和英雄雕像；斯大林格勒、库图佐夫大街等以军事家命名的地名称谓，如今依然随处可见。俄罗斯年轻人的婚礼仪式之一，就是到当地一个英雄的纪念碑前献花，在圣彼得堡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彼得大帝青铜骑士塑像前的一对对结婚青年；在这些城市的街头，甚至不时可以看到身着军服、稚气未脱的少年军校的小学员。

 

丰富的战争文学也是俄罗斯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从《伊戈尔远征记》到《战争与和平》，从《静静的顿河》、《铁流》到《毁灭》，这些文学作品对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文化产生了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陷入了困顿，财政吃紧，国防经费直线下降，军队建设受到了很大影响。但即便如此，俄罗斯仍不忘尚武精神的国民教育。在经济十分困难的1995年，他们不惜投入巨资，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莫斯科卫国战争中央纪念馆，以翔实的文字、丰富的图片资料和大量实物，再现了前苏联民众以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尊严的英雄气概与爱国精神。

 

 

 

走极端：割掉你的脑袋，再在坟前痛哭

 

尚武精神造就了俄罗斯的荣光，却也赋予了俄罗斯人易走极端的特点。他们在处理事情时不会选择任何妥协的方案，习惯于从一个极端步入另一个极端，俄国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曾经说过，俄罗斯人是极端主义者：他们要么全要，要么什么都不要。“中庸”（золотая середина）一词在俄语中就是贬义，著名的先锋画派便主张非黑即白，反对“市民的灰色”，“即使俄罗斯灭亡，也比按小市民的方式、像极端令人生厌的旧欧洲那样去生活要好”。

 

“俄罗斯人有句谚语，大意是，只要是朋友，他们便可以把最后一件衬衫脱给你。”一位旅俄作家如是描述他所了解的俄罗斯人：在俄国人家，即使你是不速之客，他们也会相敬如宾，无论你是否已经吃过饭，主人都会立即为你准备一桌美味佳肴。任何事件或纪念日，都会成为他们请你喝酒吃饭的理由。甚至连嗜酒如命的人，也会与他人分享伏特加：他先猛喝几口，然后恋恋不舍地将酒瓶子塞进你的手中，再舔着嘴唇，眼巴巴地、但却心满意足地看着你一饮而尽。

 

然而他的一位娶了俄罗斯姑娘的德国朋友则形容，俄罗斯人会在盛怒之下割掉你的脑袋，然后趴在你的坟头，哭得死去活来，真诚地请求你原谅。

 

“爱你时一腔热血；恨你时义愤填膺。”这是他对俄罗斯人的观感。

 

爱走极端的民族心理，使俄罗斯人为实施自己的意图而充满狂热，极易拿生命去冒险。19世纪以来，许多俄罗斯作家都死于决斗中，其间最有名的当属诗人普希金之死。此前他就曾多次决斗，1837年，一些对普希金不满的俄国贵族利用他这一特点，挑唆一位军官丹特士追求他的妻子，盛怒下的诗人再度走上决斗场，结果死在了对手的枪口之下。除他之外，莱蒙托夫、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也都曾参与决斗或走到决斗的边缘。

 

不止是文人，俄罗斯领导人同样不乏大胆冒进的行为，据传1960年的一次联合国大会上，当时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曾当场脱下皮鞋敲打桌子，以示抗议。另一位领导人叶利钦据说酷爱酗酒，时常因醉酒而摔倒，还曾开车撞死过人，有一次他甚至在别人面前玩弄手枪，宣称打算自杀。

 

所有这些，正如俄罗斯作家阿?托尔斯泰描写的那样：

 

要爱就爱得发狂，

 

要怒就决非儿戏一场，

 

要骂便骂到火冒三丈，

 

要打则冒失卤莽不思量！

 

……

 

非理性：用理性不能理解俄罗斯

 

和走极端颇为相似的，还有俄罗斯人的非理性。俄罗斯人酷爱空想，相信奇迹，他们的文艺作品对此多有体现。电影《红帆》告诉人们，内心的向往甚至幻想，只要是美好的，终有一天会实现；每年元旦前夜必放映的著名影片《命运的捉弄》，也契合了俄罗斯人这种相信巧合、渴望神奇的心理。

 

沙俄末年的“拉斯普京现象”更是耐人寻味。拉斯普京本是一个衣衫褴褛、举止粗俗的西伯利亚农民，却打着宗教的幌子，以先知自居，最后竟成为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座上客，这与俄罗斯人相信奇迹、认为痴傻的人通灵有关。

 

俄罗斯人的非理性有时还表现为不负责任，或者是推卸责任——俄罗斯人迟到时，永远说是“交通原因”；服务性机构休息时，门上总是挂着“由于技术原因”的牌子。因为讲究道德优先，规则、法律往往成为被轻视的对象，《路标文集》上发表过一首著名的诗：“因为是有机论者，我们完全不要法律的健全理智这一狰狞的恶魔。俄罗斯大自然如此广袤辽阔，何须爬进法律原理这一狭窄的躯壳？”

 

据俄国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考证，俄罗斯人的非理性与其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有一定关系。气候的阴晴不定，土壤的时好时坏，常常使靠天吃饭的早期俄罗斯农民的期待，甚至是最微小的愿望落空。在经历不断的希望和落空、习惯于这种失望之后，俄罗斯人开始不顾一切作出最无望的、甚至是最不合常理的选择，或许这样反而能出奇制胜，碰运气的侥幸心理由此而来。

 

对于伏特加的迷恋更加重了这种非理性。俄罗斯人好酒是世界闻名的，他们喝酒的方式非常豪放，再烈的酒也是一口闷，然后紧握拳头，“哈”地一下吐出酒气，爽快异常。喝酒以后，俄罗斯人往往会变得非常伤感，会和人谈起伤心的事情，甚至声泪俱下，更陷入“非理性”状态，喝酒误事的情况也绝不在少，以至于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时代甚至不得不推行禁酒政策，尽管遭到了广泛反对。

 

有观点认为，俄罗斯漫长而寒冷的冬季给人们留下了生活的重负与精神的压抑，一个又一个暴虐的统治者更加深了这点：维京海盗的斧头，蒙古可汗的铁骑，伊凡四世的鞭子，彼得大帝的刺刀……因此俄罗斯人总是表情庄严肃穆，凝重多于微笑；心情忧郁伤感，沉重多于轻松，于是把自己灌醉，就成了人们在严酷环境下的唯一乐趣。

 

“用理性不能理解俄罗斯，用通常的标准无法衡量它，在它那里存在着特殊的东西。”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说。

 

精神追求：为追求精神而放弃物质

 

俄罗斯人另一项显著特质是轻物质而重精神。尽管在俄罗斯，精明能干的人（делоыелюди）并非少数，但这并不是他们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对“尘世的忙碌”、“小市民的安逸”的鄙视者大有人在，圣痴、苦行僧、禁欲者等为着某种精神追求而放弃和牺牲物质利益的人却总是受到社会的敬仰，谢尔盖?拉多涅什基、阿瓦库姆神父、梅什金公爵等文学形象更是如此。

 

这一特质，很大程度上是由统治俄罗斯上千年的东正教塑造的。作为虔诚的东正教徒，普京就认为：“俄罗斯的文化首先是建立在东正教基础上的，俄罗斯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它拥有永远的价值——东正教传播下来的价值”。

 

不同于天主教对原罪的注重，东正教重视通过忏悔或自身经受苦难来洗清负罪感，犯罪的人可以通过苦难的历练来赎自身的罪孽，从而得到灵魂的救赎和上帝的宽恕；这一教派主张的禁欲主义又促使教徒抛弃一切物质欲望和个人私心，追求精神和灵魂上的愉悦。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俄罗斯人往往更重视修道，通过对苦难的容忍来锻炼自己的意志，虔诚的教徒甚至会用流浪、刑罚甚至死亡的方式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使灵魂更接近上帝。

 

这也使俄罗斯民族涌现出了大批举世无双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看看现身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那些俄罗斯文豪吧：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他们往往出身良好，却会为了追求精神信仰而放弃一切优越的物质条件，与受苦的人民站在一起。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总不乏对小偷、妓女、流浪汉等社会底层人物的怜悯和同情，甚至在他们看来，罪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幸的人，要救赎罪犯不应只用肉体上的惩罚，更应注重从精神上和灵魂上的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作品都体现出这一主题。

 

文豪托尔斯泰就是他们当中的典型。他出身贵族，却为自己的特权和地位感到可耻，甚至曾在自己的农庄中尝试过废除农奴制等改革，这方面尝试的挫败使他陷入了痛苦，最终以82岁的高龄离家出走，病逝在一位火车站站长的家中。在出走前留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我不能再在这种奢华的环境中生活了。我要像我这个年龄上的老人所习惯的那样去做，从尘世的生活中逃出来，在孤独和寂寞中度过自己的晚年。”

 

优越感：注定拯救全人类

 

“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也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头等角色，而是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群魔》中这样说，他说的当然是自己的民族。

 

这种强烈的优越感，来自东正教的“救世意识”（又称“弥赛亚意识”）。俄罗斯人心中往往隐藏着对全人类巨大的宗教关怀，并认为自己生来就被上帝选定，且有义务将天意传达于民，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声称，“俄罗斯人的使命是拯救欧洲和全世界”。另一位俄国作家恰达耶夫也说，“有一些民族注定要教给世界一些伟大的道理，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在这种救世思想的影响下，对外扩张一直贯穿于俄罗斯政治文化和对外交往的全过程，更造就了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思维，同时还自觉心安理得，不受道德上的牵绊。1830和1863年波兰争取民族独立运动失败，俄国社会各界都对起义者进行了批评，普希金在他的《致诽谤俄罗斯的人》一诗中写道：“斯拉夫的溪流应该汇入俄罗斯的大海……”1968年苏联侵入阿富汗，大部分苏联人也认为“入侵是为了帮助那里的人民”。

 

从沙俄时期到苏共时期，长达千年的持续扩张，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极度夸张的民族优越感，一直伴随着俄罗斯人，即使苏联解体后，“帝国情结”也依旧在延续。1994年，俄罗斯曾对专家学者进行过民意调查，题目是“什么思想可以成为俄罗斯整体的价值观”，结果持“俄罗斯精神复兴思想”的占到了35%的绝对优势。即便在今天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俄罗斯年轻人，潜意识里依然认为，只有俄罗斯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这也不难解释，普京为何能在俄罗斯赢得这样广泛的支持——这种民族优越感历来与皇权崇拜有密切联系。沙俄时期，沙皇在臣民心目中就具有奇迹般的权威和力量，俄国士兵作战时所喊的口号也是：“为信仰、为沙皇、为祖国”；十月革命改变了政权，但却没有改变这种心理，斯大林成了“我们的父亲”，领袖画像犹如圣像般受到人们的崇敬；苏联解体后，国家局势一度混乱，人心惶惶，强势的普京又成为了俄罗斯人的精神寄托。原因就在于，俄罗斯没有美国那样完善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想恢复自己民族曾经的地位，需要普京这样的沙皇式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