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神话
我们去研究历史，我很喜欢打一个比方，就像是溯游而上。这样的方式会让我们对历史有更加的亲密感。从我的姓氏讲起，郑姓，在百家姓排第七位，是占了后宫娘娘的光，而郑姓的起源在中原新郑一带。在历史刚迈过入东周的门槛时，郑国是当时的大国，郑庄公任周室卿士，又挫败周围诸侯国和周王，成为当时第一霸，但是只能叫小霸。郑国立国的君主是郑桓公友，周厉王的少子，而周王是姬姓，好的，扯了这么许多，终于接近我们的主题了,出现了一个姓氏---姬。《史记》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而也有说法黄帝生于姬水，引以为姓。因此，在我们的传说时代，姬姓始终贯穿在这个舞台上。但是周王的姬姓其实是源自后稷，其中故事今天不做说明，总之我们已经请出来了我们今天的主角——黄帝。
神人不分，是那一时期的神话的特点，比如荷马史诗，这一阶段的主人公既是人也是神。而黄帝不但是我们书上学过的有熊氏的君主，同时也是中天土德天帝。
我们所处的这个国家在五千年前，孕育出了三大部族的文明，分别是河洛地区的华夏文明，海岱地区的东夷文明，江汉地区的苗蛮文明。其中，前两者“君住黄河头，我住黄河尾，日日思君不见君，一见就斗嘴。”结局是华夏文明融合了东夷文明，驱逐了苗蛮文明。通过三皇五帝夏商周两千年的漫长砥砺，建立了华夏部族主导的中原文明。这，是历史。而在天上，建立了以天为中心，鬼神崇拜为主的神话体系。值得一提的是，东夷文明的帝俊，成为了这一时期信仰的至高神。
黄帝部族最初是生活在姬水流域，一说是关中中部武功县一带的漆水河，另一说位于关中北部黄陵县附近的沮河，两河均是渭河的支流，在陕西中北部，关中与陕北交界处。实际上黄土高原在几千年前是很富饶的，黄壤的虹吸效应充分保证了肥力，《夏本纪》中有关于九州土壤的记录，“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如果去过陕北就会知道，那里其实是属于畜牧区而非农耕区的，尽管雍州整体土质很上乘，但是耕种除了土壤还需要大量的用水，而黄土高原的河流较少，价值五千年前的先民还不会兴建水利，这一技术要到大禹时代才成熟。因此黄帝部族至少是半农半耕的部族，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迁徙。黄帝向南到达了渭河谷地，这里是完全的农耕区，渭河谷地也成渭河平原，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八百里秦川，这里后来孕育了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讲。在那个时候这里是神农氏的后裔的驻地。现任炎帝叫榆罔，后来进了神农架，所以大家到了神农架如果缅怀神农氏，你们说的其实应该是这位榆罔。其实黄帝也是神农后裔，但是作为旁系，他们出走渭水，现在又回来了，但是这里已不是他们的家。因此眼渭河北岸东进到了清澈的黄河，乘坐古代的羊皮筏子踏上了山西的土地。
东夷文明丝毫不比华夏文明逊色，甚至，蚩尤的部落已经产生了不成文的法律，与此配套的产生了刑罚。而这在很多古籍中被作为蚩尤暴政的证据。蚩尤暴，炎帝莫能伐。海岱之地的东夷民族，他们在农耕之外的副业是渔猎。实际上渔猎是比游牧更加具有战斗性质的生产方式。夷者，大弓。后世的羿就是东夷族的神射手。东夷一直强盛到周成王，封神演义中东伯侯姜桓楚当时实力不在西周之下。后来周公践奄，把这个国家所有的男子去势，东夷族就只存在于历史了。但是东夷的文明早已和华夏文明水乳交融。
我们用一个轻松的方式解说五千年前的这一场大战——第一届泛天地联赛。双方参赛队分别是华夏队和东夷队。比赛为了公平起见，双方都来到客场，传说中的四战之地河南。
小组赛第一场，华夏队派出了二队共工部落对战蚩尤，共工善于治水，这是农耕文明发展的催生物。黄河在东出关中进入平原进入平原之后没有了大山的夹持就肆意妄为了，下游的东夷深受其苦，这也是他们西进的原因之一。东夷队队长蚩尤入场了，只见他面如牛首，背生双翅，身后有兄弟八十一人，都有铜头铁额，八条胳膊，九只脚趾，个个本领非凡。
小组赛第二场，华夏队换人，一队炎帝——榆罔对战士气正盛的蚩尤。虽说苗正根红，但是东夷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瞬秒了榆罔的一队。
小组赛第三场，华夏队请求内援，业余队华夏族黄帝部落出战。黄帝九战九败，且败且退，一直退至涿鹿。这段距离有多远？从北京坐高铁到郑州也得三个小时，六百多公里。黄帝方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地。为了一举获胜，蚩尤使用了技能“大雾”，准备乘此大雾进攻。黄帝召唤神器“指南车”，扳回一局。双方再次僵持，突然黄帝请求暂停，原来是华夏队的更衣室被水淹了，黄帝宣称这是蚩尤启用了外援风伯雨师，对此华夏队表示强烈谴责，并表示比赛升级，华夏队也大量启用外援。而蚩尤表示很无辜，表示这是华夏队外援应龙自导乌龙。但是之后，华夏队的外援旱魃一马当先，连连得分。此外，外籍教练九天玄女和专家容成子也为华夏队拟定了更加合理的战术，华夏队完全扭转战机，一举击败东夷队。
华夏文明战胜东夷成为了中华的正源，但是东夷之后有过多次反扑，舜，羿，寒浞，商汤，他们都将东夷的文明播种在中华大地上。帝俊的信仰后来成为昊天上帝，成为了中华文明永世的信仰。
神是人创造的，神的存在具有一定的依附性，依附于它产生的环境。刑法中有两种管辖原则，属人管辖和属地管辖，其实神也有相似的性质。神的职责是庇护人，有的神庇护特定族群的人，有的神庇护特定区域的人。特定区域的神很常见，最有代表性的土地山神。而特定族群的神也很常见就是祖先，严格的讲是鬼，在此我们淡化神鬼的区别，只有在必要的时候作区分。上次读书会的时候我们提到过为什么西方一神教多，而中国的神成百上千。今天上次我有简单的陈述我的观点，今天我们来梳理一下。首先，西方有一神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也有多神的北欧神话和希腊神话，而中国除了主流的神的体系，蒙古民族还有长生天的信仰。一个普遍的规律是，游牧民族一般是一神论，而定居的农耕文明基本上都是多神论。我的看法是，最初每一个原始部落都有他们的保护神，这种神必须是唯一的，因为这有这样才能够维系部落的团结。而部落之外的自然神有的被吸纳成为保护神，有的被迎奉成保护神，总之这一时期的神是属人的，能够跟着部落的迁徙而迁徙。当种子种尽了土壤中，固定下来的不仅仅是人，也有神。于是这个民族的保护神就和当地自然融合在了一起，人们最需要什么，就将这种能够决定他们命运的能力赋予了一直以来守护他们的神，这个神就成了本地的神。而没有定居下来的部落，他们的神和他们一起四处漂泊。中东的闪米特人他们是，信奉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祖先，对比旧约和古兰经我们会发现，这似乎是同一个故事只是人物名字带有不同的色彩。这片土地上也居住过不同的民族，最终他们的神和他们的人民一同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中。
汉代之后出现的道教信仰，以秩序的方式毁灭了原始的上古神话发展的机会，将古神话吸纳改造，变成道教神仙体系的一部分，这时的宗教神话已经脱离了我们之前说的传说的历史意义，更多的承载着信众的精神期望。
我始终认为神话是历史的同位体，因此要区分族群传说的神话和个人的臆想，一些前辈大家以他们雄奇的想象力编织了一个天马行空的世界，但是这样的作品却会成为我们认识真实神话的障碍，比如许仲琳，比如吴承恩，虽然他们的创作都基于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的形象，但是他们将自己的所见所感注入其中，这已经不是神话了，这些作品折射的也是作者身处的那个时代。神话绝对不是没有显示根据的，否则也就太飘渺了，神话和人间的纽带就在于传说神话的人，或者说族群。传说是文字之前的历史，是先民记叙流传历史的唯一方式，这种方式甚至可以见诸于《史记》，我们知道太史公为了写史记足迹遍及南北，一则考察实地，二则“道听途说”。
关于神话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神话也除了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还包括民间传说以及道教仙话，而袁珂先生也持此种观点，但是，我并不十分认同广义神话的观点，相反随着时代变迁，神话的脉络更偏离了创立时的本来面目，作为一个“历史神话主义者”，我更偏向于狭义的神话。因此，我是不赞同把后代的创作作为我们研究神话的重点，之前我也曾经到处搜刮材料，试图把封神，西游，和上古神话统归起来，而我找到的就是所谓的创始元灵之类的杜撰，而很明显，这对我们认识神话的真相毫无帮助，这样的“神话”充满了现代文学创作的色彩，而没有丝毫价值的历史性。@北树列举的那个系统我也看到过，十分的不赞同，更像是“仙话”而非“神话”。神话是仙话产生的基础，许多仙话人物都是改造于神话。道教仙话是一个极富等级制度的体系，这样成熟而完备的体系是人间皇权政治在天空的投影。
神话的成熟和停滞是同时的，从文字时代开始，历史和神话渐渐分离，神话被文字固定下来，中国神话在战国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直到秦汉时期，大量的士人把流传在民间的神话加以整理收录在自己的著作里，让我们历经千年可以看到当时神话的面貌，否则，任其自由流传，神话早已面目全非。如果要编一套中国神话典藏的话，那么开卷首篇必定是《山海经》，《山海经》数卷成书先后不一，大致最早在战国，最晚在汉初。《山海经》想象奇特，天马行空，像是地理志，记载了各处的风土人情，奇珍异兽，但是我觉得这本书还是比较难读的。诸子百家中也各有神话片段，这说明这些神话在当时已经比较成熟，不排除创作的可能，但是至少人物和大致的故事已经有了。
黄帝部族最初是生活在姬水流域，一说是关中中部武功县一带的漆水河，另一说位于关中北部黄陵县附近的沮河，两河均是渭河的支流，在陕西中北部，关中与陕北交界处。实际上黄土高原在几千年前是很富饶的，黄壤的虹吸效应充分保证了肥力，《夏本纪》中有关于九州土壤的记录，“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如果去过陕北就会知道，那里其实是属于畜牧区而非农耕区的，尽管雍州整体土质很上乘，但是耕种除了土壤还需要大量的用水，而黄土高原的河流较少，价值五千年前的先民还不会兴建水利，这一技术要到大禹时代才成熟。因此黄帝部族至少是半农半耕的部族，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迁徙。黄帝向南到达了渭河谷地，这里是完全的农耕区，渭河谷地也成渭河平原，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八百里秦川，这里后来孕育了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讲。在那个时候这里是神农氏的后裔的驻地。现任炎帝叫榆罔，后来进了神农架，所以大家到了神农架如果缅怀神农氏，你们说的其实应该是这位榆罔。其实黄帝也是神农后裔，但是作为旁系，他们出走渭水，现在又回来了，但是这里已不是他们的家。因此眼渭河北岸东进到了清澈的黄河，乘坐古代的羊皮筏子踏上了山西的土地。黄帝部族通过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打败了东夷的蚩尤和同宗的炎帝部族，成为了中原之地的主人。在此有一个问题需要阐明，所有的“黄帝”指的都是一个人，也就是轩辕，但“炎帝”却不止一人，第一个被尊为炎帝的应当就是尝百草之神农，而与黄帝同时代的绝不会是这一位炎帝，那么炎帝应当就是一种尊称，是黄帝之前华夏族群的首领。
东夷文明丝毫不比华夏文明逊色，甚至更先进，蚩尤的部落已经产生了不成文的法律，与此配套的产生了刑罚。而这在很多古籍中被作为蚩尤暴政的证据。蚩尤暴，炎帝莫能伐。海岱之地的东夷民族，他们在农耕之外的副业是渔猎。实际上渔猎是比游牧更加具有战斗性质的生产方式。夷字有两解，一者，大弓也，二者，一人弓也。后世的羿就是东夷族的神射手。东夷一直强盛到周成王，（封神演义中东伯侯姜桓楚当时实力不在西周之下，也是暗合了历史），直到周公东征，东夷从历史前台谢幕。
三代夏商周是华夏和东夷漫长角力，不但在人世间，就是天上享用祭祀的世间主宰也为此变换。神话的中心是信仰，信仰是神话在产生和流传时的方向，夏在目前还没有出土的文物，留下的只有神话传说，夏的始祖是禹，禹是唯一一个在名字前称大的，所以大禹是一个尊称，以感激他治水之功。治水神话是上古神话按类型分类的一个重要部分，鲧窃息壤，禹化熊等等，但是这些神话多出于《山海经》等后作，并不一定可见当时真实之情况。但是有一点确认，“夏后启”这个称号里的“后”，后土应该是在了历史发展中地位降低到不可想象的一位神，所谓皇天后土，那么这位后土应当是与天帝可比的神，代表着广袤而富饶的大地，联系到黄帝作为中央天帝以及土德之神，有说法后土为黄帝的佐神，但是我认为，夏代时人们所崇拜的后土就是黄帝，这也契合了夏禹为黄帝之后的血脉正配合了“夏后”的称号。不论是因为农耕文明的因素，还是洪水的原因，至少在那时华夏民族对于大地的信仰是主要的，但是着中国信仰已经几乎难存了，原因就在于来自东方的冲击。
想当年东夷何其盛也，然黄帝九战九败，最终却打败了蚩尤，断绝了东夷西进中原的念头，在这个英雄神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战事的大概情景，蚩尤凭借先进的军备连连告捷，黄帝节节败退，最终退止河北涿鹿，但是显然黄帝从周边其他部族得到了志愿，在神话中就是玄女，应龙，旱魃等助战，凭借新的有生力量迎战蚩尤的疲惫之师，结果可想而知。但蚩尤只是东夷的一个部族，这一役只是在较长时间里阻挡了东夷人的步伐，对于华夏来说，怀璧其罪，中原之地始终是为东夷所觊觎。五帝之中，颛顼和帝喾的历史属性最低，我们先说尧舜。唐尧是黄帝之后，所谓之后，并不一定以为这他从黄帝那里继承来了那一条传奇的Y染色体，我更愿意理解为在共同供奉黄帝的华夏族群中，唐尧出自于黄帝从陕西带到河北的这一部族。那么尧——华夏，舜——东夷，禹——华夏，这究竟是美好的禅让？还是两个族群无情的争斗？我可能更相信后者。即使是在夏代，羿、寒浞也代表东夷驱逐夏后成为中原之主。但是这些小的插曲都太过短暂，只能算是小涟漪，真正的变革即将来临。
使东夷真正成为中原之主的是成汤。我们现在需要回头看看帝喾了，帝喾的称号很有意义，帝X，这样的称呼是商人所特有的，除了帝喾，就是天上的帝俊，以及我们所熟知的帝乙和帝辛（纣王），所以帝喾的称号应当来自于商人的追认。那么帝喾是黄帝之后，为何又认为商人是东夷的后裔呢？在《商文明》中，张光直先生认为商人的母系是来于东夷，而且商人在先公时代也都生活在东夷文明中。东夷的信仰的中心是帝俊，作为神的帝俊和作为人的帝喾，这是古史上的一桩公案，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清楚的指导，商人的信仰不是后土，更不是黄帝。另外黄帝神话中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涿鹿之战的应龙，还是黄帝升仙的黄龙，黄帝始终和龙紧密联系。于此相对，商人的神话是另一种神物，凤鸟，凤鸟有很多的变化，玄鸟，燕子，但都是鸟图腾。龙图腾如果说是众多图腾的结合，那么可见，其中并没有包含鸟图腾，因为，鸟图腾是与龙图腾旗鼓相当的两种图腾，那么帝俊的形象也应当带有鸟图腾的色彩。极为明显的是，商人的信仰与夏人的信仰截然不同。商代灿烂的文明不但留在了人间，还影响了神，人民不再低头叩拜后土，而转向仰面拥抱上帝。中国成熟的宗教产生较晚，三代还停留在原始宗教的阶段，而直到商代才有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为巫教的东西，但是这样的宗教没有机会发展成熟，因为那是的宗教建立在祭祀的垄断上，商代重视祭祀，以至于商王需要成为首席的祭祀才能够维系统治，因此商王用权威监领了祭祀的垄断，后期的商王十分藐视神职人员，因此或许我们要感激帝乙和帝辛（从父子俩的庙号就看出对神的轻视），他们避免我们陷入神权的黑暗。
三代时人们的信仰中心经历了从“帝”到“天”的转变，这种转变发生在殷周交替之际。因为甲骨文的发现，殷商的面貌已经可以推断了，商人在崇拜上帝的同时，带来了另一种信仰，祖先信仰。祖先信仰是中国信仰的重要组成，神话中的人物大多能够被我们当做先祖供奉，商之前的华夏只有始祖崇拜，没有先祖崇拜，黄帝是许多部族的始祖，而黄帝之子却没有得到崇高的供奉，而商人则不然，成汤之前的先公都得到了祭祀，每一任商王都在商人心中成为了“上地之宾”可以庇佑后人，也正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帝俊系统的神话，除了帝俊，他的子女也成为了主要的神话人物，这是与炎黄系统不同的。到了商代，人民的信仰从最初的懵懂到了后土，到纷繁众多的帝，最后固定为帝俊，帝俊系统成为主导，同时侵入了原来中原之地的神话，这种侵入最主要的方式是人物的替换和合并。
周代商后，周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性，周人用“天”的信仰取代“帝”的地位，因为帝俊是商人的先祖，周人需要用自己的信仰体系来替代商人的信仰体系，华夏族夏代的后土的信仰已经时过境迁，这时人们的信仰在天上，所以周人把商人的帝解释为天下共有的“昊天上帝”，强调了天并非是商人的祖先，而是所有族群的共同主宰。此时炎黄系统的神话又再次和帝俊系统融合，这次帝俊系统的故事留下了，人物却被大量的驱逐出神话视野，这次驱逐是致命的，以至于在山海经中对于帝俊的描写也都是支离破碎的，所以究竟是人保护神，还是神保护人呢？此前的信仰都是形象的，具体的，人格化的，黄帝以及帝俊。到了周人这里，用抽象的信仰取代了形象的信仰，这对于神话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神话是神的拟人化，人类通过想象和观察所创的神话都是基于人类生活的体验，越接近人的神越容易产生流传甚广的神话，所以我们的神话中最为众人熟悉的大多是那些半人半神，人神一体的角色，而龙这一神物，虽然在神话中处于极高地位，但是鲜有以龙为主人公的流传的神话，而龙王这一拟人化设定才弥补了这一不足。
神人不分，是那一时期的神话的特点，比如荷马史诗，这一阶段的主人公既是人也是神。而黄帝不但是我们书上学过的有熊氏的君主，同时也是中天土德天帝。
我们所处的这个国家在五千年前，孕育出了三大部族的文明，分别是河洛地区的华夏文明，海岱地区的东夷文明，江汉地区的苗蛮文明。其中，前两者“君住黄河头，我住黄河尾，日日思君不见君，一见就斗嘴。”结局是华夏文明融合了东夷文明，驱逐了苗蛮文明。通过三皇五帝夏商周两千年的漫长砥砺，建立了华夏部族主导的中原文明。这，是历史。而在天上，建立了以天为中心，鬼神崇拜为主的神话体系。值得一提的是，东夷文明的帝俊，成为了这一时期信仰的至高神。
黄帝部族最初是生活在姬水流域，一说是关中中部武功县一带的漆水河，另一说位于关中北部黄陵县附近的沮河，两河均是渭河的支流，在陕西中北部，关中与陕北交界处。实际上黄土高原在几千年前是很富饶的，黄壤的虹吸效应充分保证了肥力，《夏本纪》中有关于九州土壤的记录，“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如果去过陕北就会知道，那里其实是属于畜牧区而非农耕区的，尽管雍州整体土质很上乘，但是耕种除了土壤还需要大量的用水，而黄土高原的河流较少，价值五千年前的先民还不会兴建水利，这一技术要到大禹时代才成熟。因此黄帝部族至少是半农半耕的部族，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迁徙。黄帝向南到达了渭河谷地，这里是完全的农耕区，渭河谷地也成渭河平原，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八百里秦川，这里后来孕育了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讲。在那个时候这里是神农氏的后裔的驻地。现任炎帝叫榆罔，后来进了神农架，所以大家到了神农架如果缅怀神农氏，你们说的其实应该是这位榆罔。其实黄帝也是神农后裔，但是作为旁系，他们出走渭水，现在又回来了，但是这里已不是他们的家。因此眼渭河北岸东进到了清澈的黄河，乘坐古代的羊皮筏子踏上了山西的土地。
东夷文明丝毫不比华夏文明逊色，甚至，蚩尤的部落已经产生了不成文的法律，与此配套的产生了刑罚。而这在很多古籍中被作为蚩尤暴政的证据。蚩尤暴，炎帝莫能伐。海岱之地的东夷民族，他们在农耕之外的副业是渔猎。实际上渔猎是比游牧更加具有战斗性质的生产方式。夷者，大弓。后世的羿就是东夷族的神射手。东夷一直强盛到周成王，封神演义中东伯侯姜桓楚当时实力不在西周之下。后来周公践奄，把这个国家所有的男子去势，东夷族就只存在于历史了。但是东夷的文明早已和华夏文明水乳交融。
我们用一个轻松的方式解说五千年前的这一场大战——第一届泛天地联赛。双方参赛队分别是华夏队和东夷队。比赛为了公平起见，双方都来到客场，传说中的四战之地河南。
小组赛第一场，华夏队派出了二队共工部落对战蚩尤，共工善于治水，这是农耕文明发展的催生物。黄河在东出关中进入平原进入平原之后没有了大山的夹持就肆意妄为了，下游的东夷深受其苦，这也是他们西进的原因之一。东夷队队长蚩尤入场了，只见他面如牛首，背生双翅，身后有兄弟八十一人，都有铜头铁额，八条胳膊，九只脚趾，个个本领非凡。
小组赛第二场，华夏队换人，一队炎帝——榆罔对战士气正盛的蚩尤。虽说苗正根红，但是东夷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瞬秒了榆罔的一队。
小组赛第三场，华夏队请求内援，业余队华夏族黄帝部落出战。黄帝九战九败，且败且退，一直退至涿鹿。这段距离有多远？从北京坐高铁到郑州也得三个小时，六百多公里。黄帝方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地。为了一举获胜，蚩尤使用了技能“大雾”，准备乘此大雾进攻。黄帝召唤神器“指南车”，扳回一局。双方再次僵持，突然黄帝请求暂停，原来是华夏队的更衣室被水淹了，黄帝宣称这是蚩尤启用了外援风伯雨师，对此华夏队表示强烈谴责，并表示比赛升级，华夏队也大量启用外援。而蚩尤表示很无辜，表示这是华夏队外援应龙自导乌龙。但是之后，华夏队的外援旱魃一马当先，连连得分。此外，外籍教练九天玄女和专家容成子也为华夏队拟定了更加合理的战术，华夏队完全扭转战机，一举击败东夷队。
华夏文明战胜东夷成为了中华的正源，但是东夷之后有过多次反扑，舜，羿，寒浞，商汤，他们都将东夷的文明播种在中华大地上。帝俊的信仰后来成为昊天上帝，成为了中华文明永世的信仰。
神是人创造的，神的存在具有一定的依附性，依附于它产生的环境。刑法中有两种管辖原则，属人管辖和属地管辖，其实神也有相似的性质。神的职责是庇护人，有的神庇护特定族群的人，有的神庇护特定区域的人。特定区域的神很常见，最有代表性的土地山神。而特定族群的神也很常见就是祖先，严格的讲是鬼，在此我们淡化神鬼的区别，只有在必要的时候作区分。上次读书会的时候我们提到过为什么西方一神教多，而中国的神成百上千。今天上次我有简单的陈述我的观点，今天我们来梳理一下。首先，西方有一神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也有多神的北欧神话和希腊神话，而中国除了主流的神的体系，蒙古民族还有长生天的信仰。一个普遍的规律是，游牧民族一般是一神论，而定居的农耕文明基本上都是多神论。我的看法是，最初每一个原始部落都有他们的保护神，这种神必须是唯一的，因为这有这样才能够维系部落的团结。而部落之外的自然神有的被吸纳成为保护神，有的被迎奉成保护神，总之这一时期的神是属人的，能够跟着部落的迁徙而迁徙。当种子种尽了土壤中，固定下来的不仅仅是人，也有神。于是这个民族的保护神就和当地自然融合在了一起，人们最需要什么，就将这种能够决定他们命运的能力赋予了一直以来守护他们的神，这个神就成了本地的神。而没有定居下来的部落，他们的神和他们一起四处漂泊。中东的闪米特人他们是，信奉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祖先，对比旧约和古兰经我们会发现，这似乎是同一个故事只是人物名字带有不同的色彩。这片土地上也居住过不同的民族，最终他们的神和他们的人民一同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中。
汉代之后出现的道教信仰，以秩序的方式毁灭了原始的上古神话发展的机会，将古神话吸纳改造，变成道教神仙体系的一部分，这时的宗教神话已经脱离了我们之前说的传说的历史意义，更多的承载着信众的精神期望。
我始终认为神话是历史的同位体，因此要区分族群传说的神话和个人的臆想，一些前辈大家以他们雄奇的想象力编织了一个天马行空的世界，但是这样的作品却会成为我们认识真实神话的障碍，比如许仲琳，比如吴承恩，虽然他们的创作都基于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的形象，但是他们将自己的所见所感注入其中，这已经不是神话了，这些作品折射的也是作者身处的那个时代。神话绝对不是没有显示根据的，否则也就太飘渺了，神话和人间的纽带就在于传说神话的人，或者说族群。传说是文字之前的历史，是先民记叙流传历史的唯一方式，这种方式甚至可以见诸于《史记》，我们知道太史公为了写史记足迹遍及南北，一则考察实地，二则“道听途说”。
关于神话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神话也除了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还包括民间传说以及道教仙话，而袁珂先生也持此种观点，但是，我并不十分认同广义神话的观点，相反随着时代变迁，神话的脉络更偏离了创立时的本来面目，作为一个“历史神话主义者”，我更偏向于狭义的神话。因此，我是不赞同把后代的创作作为我们研究神话的重点，之前我也曾经到处搜刮材料，试图把封神，西游，和上古神话统归起来，而我找到的就是所谓的创始元灵之类的杜撰，而很明显，这对我们认识神话的真相毫无帮助，这样的“神话”充满了现代文学创作的色彩，而没有丝毫价值的历史性。@北树列举的那个系统我也看到过，十分的不赞同，更像是“仙话”而非“神话”。神话是仙话产生的基础，许多仙话人物都是改造于神话。道教仙话是一个极富等级制度的体系，这样成熟而完备的体系是人间皇权政治在天空的投影。
神话的成熟和停滞是同时的，从文字时代开始，历史和神话渐渐分离，神话被文字固定下来，中国神话在战国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直到秦汉时期，大量的士人把流传在民间的神话加以整理收录在自己的著作里，让我们历经千年可以看到当时神话的面貌，否则，任其自由流传，神话早已面目全非。如果要编一套中国神话典藏的话，那么开卷首篇必定是《山海经》，《山海经》数卷成书先后不一，大致最早在战国，最晚在汉初。《山海经》想象奇特，天马行空，像是地理志，记载了各处的风土人情，奇珍异兽，但是我觉得这本书还是比较难读的。诸子百家中也各有神话片段，这说明这些神话在当时已经比较成熟，不排除创作的可能，但是至少人物和大致的故事已经有了。
黄帝部族最初是生活在姬水流域，一说是关中中部武功县一带的漆水河，另一说位于关中北部黄陵县附近的沮河，两河均是渭河的支流，在陕西中北部，关中与陕北交界处。实际上黄土高原在几千年前是很富饶的，黄壤的虹吸效应充分保证了肥力，《夏本纪》中有关于九州土壤的记录，“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如果去过陕北就会知道，那里其实是属于畜牧区而非农耕区的，尽管雍州整体土质很上乘，但是耕种除了土壤还需要大量的用水，而黄土高原的河流较少，价值五千年前的先民还不会兴建水利，这一技术要到大禹时代才成熟。因此黄帝部族至少是半农半耕的部族，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迁徙。黄帝向南到达了渭河谷地，这里是完全的农耕区，渭河谷地也成渭河平原，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八百里秦川，这里后来孕育了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讲。在那个时候这里是神农氏的后裔的驻地。现任炎帝叫榆罔，后来进了神农架，所以大家到了神农架如果缅怀神农氏，你们说的其实应该是这位榆罔。其实黄帝也是神农后裔，但是作为旁系，他们出走渭水，现在又回来了，但是这里已不是他们的家。因此眼渭河北岸东进到了清澈的黄河，乘坐古代的羊皮筏子踏上了山西的土地。黄帝部族通过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打败了东夷的蚩尤和同宗的炎帝部族，成为了中原之地的主人。在此有一个问题需要阐明，所有的“黄帝”指的都是一个人，也就是轩辕，但“炎帝”却不止一人，第一个被尊为炎帝的应当就是尝百草之神农，而与黄帝同时代的绝不会是这一位炎帝，那么炎帝应当就是一种尊称，是黄帝之前华夏族群的首领。
东夷文明丝毫不比华夏文明逊色，甚至更先进，蚩尤的部落已经产生了不成文的法律，与此配套的产生了刑罚。而这在很多古籍中被作为蚩尤暴政的证据。蚩尤暴，炎帝莫能伐。海岱之地的东夷民族，他们在农耕之外的副业是渔猎。实际上渔猎是比游牧更加具有战斗性质的生产方式。夷字有两解，一者，大弓也，二者，一人弓也。后世的羿就是东夷族的神射手。东夷一直强盛到周成王，（封神演义中东伯侯姜桓楚当时实力不在西周之下，也是暗合了历史），直到周公东征，东夷从历史前台谢幕。
三代夏商周是华夏和东夷漫长角力，不但在人世间，就是天上享用祭祀的世间主宰也为此变换。神话的中心是信仰，信仰是神话在产生和流传时的方向，夏在目前还没有出土的文物，留下的只有神话传说，夏的始祖是禹，禹是唯一一个在名字前称大的，所以大禹是一个尊称，以感激他治水之功。治水神话是上古神话按类型分类的一个重要部分，鲧窃息壤，禹化熊等等，但是这些神话多出于《山海经》等后作，并不一定可见当时真实之情况。但是有一点确认，“夏后启”这个称号里的“后”，后土应该是在了历史发展中地位降低到不可想象的一位神，所谓皇天后土，那么这位后土应当是与天帝可比的神，代表着广袤而富饶的大地，联系到黄帝作为中央天帝以及土德之神，有说法后土为黄帝的佐神，但是我认为，夏代时人们所崇拜的后土就是黄帝，这也契合了夏禹为黄帝之后的血脉正配合了“夏后”的称号。不论是因为农耕文明的因素，还是洪水的原因，至少在那时华夏民族对于大地的信仰是主要的，但是着中国信仰已经几乎难存了，原因就在于来自东方的冲击。
想当年东夷何其盛也，然黄帝九战九败，最终却打败了蚩尤，断绝了东夷西进中原的念头，在这个英雄神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战事的大概情景，蚩尤凭借先进的军备连连告捷，黄帝节节败退，最终退止河北涿鹿，但是显然黄帝从周边其他部族得到了志愿，在神话中就是玄女，应龙，旱魃等助战，凭借新的有生力量迎战蚩尤的疲惫之师，结果可想而知。但蚩尤只是东夷的一个部族，这一役只是在较长时间里阻挡了东夷人的步伐，对于华夏来说，怀璧其罪，中原之地始终是为东夷所觊觎。五帝之中，颛顼和帝喾的历史属性最低，我们先说尧舜。唐尧是黄帝之后，所谓之后，并不一定以为这他从黄帝那里继承来了那一条传奇的Y染色体，我更愿意理解为在共同供奉黄帝的华夏族群中，唐尧出自于黄帝从陕西带到河北的这一部族。那么尧——华夏，舜——东夷，禹——华夏，这究竟是美好的禅让？还是两个族群无情的争斗？我可能更相信后者。即使是在夏代，羿、寒浞也代表东夷驱逐夏后成为中原之主。但是这些小的插曲都太过短暂，只能算是小涟漪，真正的变革即将来临。
使东夷真正成为中原之主的是成汤。我们现在需要回头看看帝喾了，帝喾的称号很有意义，帝X，这样的称呼是商人所特有的，除了帝喾，就是天上的帝俊，以及我们所熟知的帝乙和帝辛（纣王），所以帝喾的称号应当来自于商人的追认。那么帝喾是黄帝之后，为何又认为商人是东夷的后裔呢？在《商文明》中，张光直先生认为商人的母系是来于东夷，而且商人在先公时代也都生活在东夷文明中。东夷的信仰的中心是帝俊，作为神的帝俊和作为人的帝喾，这是古史上的一桩公案，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清楚的指导，商人的信仰不是后土，更不是黄帝。另外黄帝神话中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涿鹿之战的应龙，还是黄帝升仙的黄龙，黄帝始终和龙紧密联系。于此相对，商人的神话是另一种神物，凤鸟，凤鸟有很多的变化，玄鸟，燕子，但都是鸟图腾。龙图腾如果说是众多图腾的结合，那么可见，其中并没有包含鸟图腾，因为，鸟图腾是与龙图腾旗鼓相当的两种图腾，那么帝俊的形象也应当带有鸟图腾的色彩。极为明显的是，商人的信仰与夏人的信仰截然不同。商代灿烂的文明不但留在了人间，还影响了神，人民不再低头叩拜后土，而转向仰面拥抱上帝。中国成熟的宗教产生较晚，三代还停留在原始宗教的阶段，而直到商代才有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为巫教的东西，但是这样的宗教没有机会发展成熟，因为那是的宗教建立在祭祀的垄断上，商代重视祭祀，以至于商王需要成为首席的祭祀才能够维系统治，因此商王用权威监领了祭祀的垄断，后期的商王十分藐视神职人员，因此或许我们要感激帝乙和帝辛（从父子俩的庙号就看出对神的轻视），他们避免我们陷入神权的黑暗。
三代时人们的信仰中心经历了从“帝”到“天”的转变，这种转变发生在殷周交替之际。因为甲骨文的发现，殷商的面貌已经可以推断了，商人在崇拜上帝的同时，带来了另一种信仰，祖先信仰。祖先信仰是中国信仰的重要组成，神话中的人物大多能够被我们当做先祖供奉，商之前的华夏只有始祖崇拜，没有先祖崇拜，黄帝是许多部族的始祖，而黄帝之子却没有得到崇高的供奉，而商人则不然，成汤之前的先公都得到了祭祀，每一任商王都在商人心中成为了“上地之宾”可以庇佑后人，也正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帝俊系统的神话，除了帝俊，他的子女也成为了主要的神话人物，这是与炎黄系统不同的。到了商代，人民的信仰从最初的懵懂到了后土，到纷繁众多的帝，最后固定为帝俊，帝俊系统成为主导，同时侵入了原来中原之地的神话，这种侵入最主要的方式是人物的替换和合并。
周代商后，周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性，周人用“天”的信仰取代“帝”的地位，因为帝俊是商人的先祖，周人需要用自己的信仰体系来替代商人的信仰体系，华夏族夏代的后土的信仰已经时过境迁，这时人们的信仰在天上，所以周人把商人的帝解释为天下共有的“昊天上帝”，强调了天并非是商人的祖先，而是所有族群的共同主宰。此时炎黄系统的神话又再次和帝俊系统融合，这次帝俊系统的故事留下了，人物却被大量的驱逐出神话视野，这次驱逐是致命的，以至于在山海经中对于帝俊的描写也都是支离破碎的，所以究竟是人保护神，还是神保护人呢？此前的信仰都是形象的，具体的，人格化的，黄帝以及帝俊。到了周人这里，用抽象的信仰取代了形象的信仰，这对于神话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神话是神的拟人化，人类通过想象和观察所创的神话都是基于人类生活的体验，越接近人的神越容易产生流传甚广的神话，所以我们的神话中最为众人熟悉的大多是那些半人半神，人神一体的角色，而龙这一神物，虽然在神话中处于极高地位，但是鲜有以龙为主人公的流传的神话，而龙王这一拟人化设定才弥补了这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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