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间大隐之道，作俗世常变之文——从李渔生平看明末清初文人心态
明代文人中的奇士可谓多也，神算刘伯温，狂人徐文长，唐伯虎逍遥朝野外，徐霞客徒步山林间。若按传统儒家“学而优则仕”的观点来看，这些优游于士林之外的“不务正业”者，实在称不上古今儒林之表率。怀着不尽相同的心情，天地间留下这些为逐与功名之外之人的笔墨与足迹，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明朝是这样奇特的一个朝代，在两百年的波澜起伏中，异族兵临城下而不摧，佞臣兴风作浪而不倒；有力挽狂澜之能臣，有大奸大恶之凶徒。社会在各方因素的积酝中，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启蒙、个性解放的浪潮，商品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市民阶层的崛起，文学艺术在雅俗之间寻找着微妙的平衡点。这绝称不上是最好的时代，亦不算是最坏的时代，因其独特的气概与风貌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历史的车轮永远是向前滚去，随着新兴力量的崛起，一个王朝终敌不过日落山河，迫近的黄昏映照出绚烂的彩霞，一个时代即将走向终结。置于历史变局之中的人们慌乱而迷茫，在残垣断壁与兵荒马乱间寻找生的出路。文人雅士不再是封闭在书斋之中的伏案者，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命运做出抉择，有人舍生而取义，更多人苟全性命于乱世。这场朝代的更替之役在很多人的生命轨迹里投下无法忽视的一笔，其背后正是明末清初文人心态的转变。
李渔正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清军入关之后，李渔改走人间大隐之道，携家庭戏班巡回演出，走上了一条与传统士人截然不同的道路。生于富足安逸，死于贫病交加，然毕生戏曲创作的经验与才华汇作《闲情偶寄》一书，与其名共享不朽。李渔人生的转折与明亡清兴的背景不无关系，大环境中的小人物选择与现实和命运相妥协，然仍保留有自身的傲骨与才气。不同的性情决定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和生活方式，游历四方卖文为生的李笠翁，即是自身大隐于郊野、行常文之新变的主导者，也折射出乱世波澜之中文士特别的心态转变。
据考证，李渔初次移家是在1648年，“挟策走吴越间，卖赋以糊其口”，辗转杭州、南京，靠卖诗文和演习维持生计。这个时间节点正是清军入关以后，南下清扫残余抵抗势力的时刻，战乱使李渔读书准备科举的生活节奏打乱，也因战乱中的遭遇改变了生活志趣，此后他放弃了科考，对功名淡薄，转而追求更实际的生活要素。在南京，李渔建立了由姬妾子婿组成的家庭剧团，表演自己创作的剧本，为达官显贵表演来赚得钱财。跟随剧团的演出，李渔便带着妻儿老小走遍各地，足迹遍及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北、山西、陕西、甘肃和北京，走南闯北的生活经历积累了众多戏剧创作和舞台表演的实践经验，《闲情偶寄》八部二百三十四个小题的巨大容量，足以显示李渔在为生计奔波之外的思考和总结。
李渔行人间大隐之道的人生轨迹，与明清之际的文人追求“新奇”、突破正统的行为方式不谋而合。谈迁作《国榷》，徐霞客作《游记》，李时珍作《本草纲目》，徐光启作《农政全书》、译《几何原本》、修订西洋历，与传统士大夫追求仕宦道路不同，这些文人在新的事业中觅得一己之乐趣，并竭一生之力来完成自我的志愿。和他们一样，李渔对戏曲表演事业有着极高的热情，并能不顾忌他人的看法，自称“一夫不笑是吾忧”、“不拾名流一唾”。旧王朝覆灭和新王朝异族高压统治之下，通俗艺术的创作便成为了文人干预社会、彰显个人才气的主要方式，潜心研究杂剧、传奇、小说的编撰和整理，是明清之际文人参与社会的方法和手段，也是在当时境遇之下的生存之道。清朝政府对知识分子采取压制与笼络的双重政策，李渔不与统治阶级合作，游离与士林之外，保留了个人兴趣和创作的空间，并因此积累了相当的财富资本，以实际的目的来看，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方法，但这也是他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匡济天下、经世致用的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差异所在，较之其身后之名声，足以体现。
李渔商人与文人的双重身份，使他的文字和关注点贴近生活，而他的思想观念也是这个世俗化世界的产物。他的人生观建立在自然体用的原则之上，以顺性、顺情、顺世为特征。他认为人应当顺从事物的本性，包括男女之间正常的情欲，他曾说：“若使杜情而绝欲, 是天地皆春而我独秋, 焉用此不情之物而作人中灾异乎!”这是对人自然本性的肯定。但在他身上也能看到屈从于情欲的一面，他“食色性也……性所原有, 不能强之使无耳”的观点，在生活中即是“常挟小妓三四人，子弟过游，使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诱赚重价，其行甚秽”，袁于令的这番评述可能多少带有主观的道德判断，但也能大体上反映出李渔好肉体享乐、好美妻美妾、耽于声色的一面。明末商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商业和贸易的畅旺造成了消费的高涨，市民受到金钱和权势的冲击，社会风俗走向奢靡。文人的生活空间因为文化消费的需要而得以夸大，但也难以避免沾染上骄奢淫逸的习性。和众多文人一样，李渔对禁欲主义也是持批判和谴责的态度，但身体力行却又矫枉过正, 难免有由顺情滑向纵欲之嫌。
李渔“顺世”的思想表现为遵守社会基本的秩序规范。在《闲情偶寄》中，他将写作的宗旨归结为“点缀太平”、“崇尚俭朴”、“规正风俗”、“警惕人心”四点，并明言应“戒讽刺”，劝诫世人不要多做借笔杀人之事。追溯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局面，党争不绝，本应执政为民的官员将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相互指责、朋党纷争之上，明亡于党争一说正是后人对前朝官场乱局的总结。而到了易代之后，在故国与新朝的历史夹角中，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仕满清，开始反思和自省明代乃至儒家文化的弊病。在明末清初以无君自居的真空状态下，文人笔下的小说与戏剧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对世俗进行不遗余力的讥讽，力透纸背的批判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同为江山易主一代的文人，李渔提出了与明后期以及清前期不一样的作文观点，有人说这是一种对旧朝文字弊端的反思，而也有人断言他这种对社会问题的回避是为了避免惹祸上身。在《闲情偶寄》一书中即可看出，李渔的关注点是在他个人的吃喝玩乐、兴趣爱好，他自叙:“生平所著之书, 虽无裨于人心世道, 若止论等身, 几与曹交食粟之躯等其高下。使其间稍藏匕首, 造物且诛之夺之不暇, 肯容自作孽者老而不死, 犹得徉狂自肆于笔墨之林哉?”再参考同时代文人对他品行以及所事之道的微词，也自然能得出李渔不同于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风格气质，是随性的可爱还是浅薄的懦弱，孰优孰劣人各有不同的评判，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李渔的思想观念和言行准则是对正统的生活原则和伦理规范的逆反，和他在小说新变和曲艺理论中表现的一样，崇高与低俗、新奇与平庸的共荣共存，为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李渔人生观和文学观的土壤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和朝代更替的自身遭际。国事的剧变，家庭的不幸，生活的无奈，经济的压力，李渔无法做到像诗仙太白那样真正的随性，也没有苏东坡怡然处事不流俗的性情风骨。生活于市井平民之间，李渔放弃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旁杂之念，专注于自身的生活和爱好，得乐且乐。传统文人以戏曲小说为“贱道”，而为了生存他不惜对给予饭食的达官显贵阿谀奉承，四处献演的经历甚至带有江湖艺人的习气。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不同个性的文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有人披发入山，埋头著述；有人挺身抗清，至死不渝；有人遁隐红尘，与主政者老死不相往来，这些人多为我们后人所传诵。但历史的真实是大部分人选择和李渔一样，出于活在当下的目的，在现实的泥潭中苟且偷生、自得其乐，生活毕竟还要继续，还有太多的俗事杂念无法断除。对于这样的现实的选择，有着无可厚非的正当性，谁人也不能免俗。
余秋雨对李渔的评价甚为公允：“以权势者不屑之技艺取悦于权势者，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层矛盾，即在各方面都自愿地蜷曲于时尚习俗之下的所作所为与他在青年时期被开拓、激扬得颇为自由的内心的矛盾。”究其根本，李渔蜷缩于个人的天地中闲暇自适，然内心的激荡与那个风起云涌的历史变局遥相呼应，人间大隐之道何如，故纸尘书又如何，弹指一挥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明朝是这样奇特的一个朝代，在两百年的波澜起伏中，异族兵临城下而不摧，佞臣兴风作浪而不倒；有力挽狂澜之能臣，有大奸大恶之凶徒。社会在各方因素的积酝中，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启蒙、个性解放的浪潮，商品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市民阶层的崛起，文学艺术在雅俗之间寻找着微妙的平衡点。这绝称不上是最好的时代，亦不算是最坏的时代，因其独特的气概与风貌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历史的车轮永远是向前滚去，随着新兴力量的崛起，一个王朝终敌不过日落山河，迫近的黄昏映照出绚烂的彩霞，一个时代即将走向终结。置于历史变局之中的人们慌乱而迷茫，在残垣断壁与兵荒马乱间寻找生的出路。文人雅士不再是封闭在书斋之中的伏案者，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命运做出抉择，有人舍生而取义，更多人苟全性命于乱世。这场朝代的更替之役在很多人的生命轨迹里投下无法忽视的一笔，其背后正是明末清初文人心态的转变。
李渔正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清军入关之后，李渔改走人间大隐之道，携家庭戏班巡回演出，走上了一条与传统士人截然不同的道路。生于富足安逸，死于贫病交加，然毕生戏曲创作的经验与才华汇作《闲情偶寄》一书，与其名共享不朽。李渔人生的转折与明亡清兴的背景不无关系，大环境中的小人物选择与现实和命运相妥协，然仍保留有自身的傲骨与才气。不同的性情决定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和生活方式，游历四方卖文为生的李笠翁，即是自身大隐于郊野、行常文之新变的主导者，也折射出乱世波澜之中文士特别的心态转变。
据考证，李渔初次移家是在1648年，“挟策走吴越间，卖赋以糊其口”，辗转杭州、南京，靠卖诗文和演习维持生计。这个时间节点正是清军入关以后，南下清扫残余抵抗势力的时刻，战乱使李渔读书准备科举的生活节奏打乱，也因战乱中的遭遇改变了生活志趣，此后他放弃了科考，对功名淡薄，转而追求更实际的生活要素。在南京，李渔建立了由姬妾子婿组成的家庭剧团，表演自己创作的剧本，为达官显贵表演来赚得钱财。跟随剧团的演出，李渔便带着妻儿老小走遍各地，足迹遍及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北、山西、陕西、甘肃和北京，走南闯北的生活经历积累了众多戏剧创作和舞台表演的实践经验，《闲情偶寄》八部二百三十四个小题的巨大容量，足以显示李渔在为生计奔波之外的思考和总结。
李渔行人间大隐之道的人生轨迹，与明清之际的文人追求“新奇”、突破正统的行为方式不谋而合。谈迁作《国榷》，徐霞客作《游记》，李时珍作《本草纲目》，徐光启作《农政全书》、译《几何原本》、修订西洋历，与传统士大夫追求仕宦道路不同，这些文人在新的事业中觅得一己之乐趣，并竭一生之力来完成自我的志愿。和他们一样，李渔对戏曲表演事业有着极高的热情，并能不顾忌他人的看法，自称“一夫不笑是吾忧”、“不拾名流一唾”。旧王朝覆灭和新王朝异族高压统治之下，通俗艺术的创作便成为了文人干预社会、彰显个人才气的主要方式，潜心研究杂剧、传奇、小说的编撰和整理，是明清之际文人参与社会的方法和手段，也是在当时境遇之下的生存之道。清朝政府对知识分子采取压制与笼络的双重政策，李渔不与统治阶级合作，游离与士林之外，保留了个人兴趣和创作的空间，并因此积累了相当的财富资本，以实际的目的来看，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方法，但这也是他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匡济天下、经世致用的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差异所在，较之其身后之名声，足以体现。
李渔商人与文人的双重身份，使他的文字和关注点贴近生活，而他的思想观念也是这个世俗化世界的产物。他的人生观建立在自然体用的原则之上，以顺性、顺情、顺世为特征。他认为人应当顺从事物的本性，包括男女之间正常的情欲，他曾说：“若使杜情而绝欲, 是天地皆春而我独秋, 焉用此不情之物而作人中灾异乎!”这是对人自然本性的肯定。但在他身上也能看到屈从于情欲的一面，他“食色性也……性所原有, 不能强之使无耳”的观点，在生活中即是“常挟小妓三四人，子弟过游，使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诱赚重价，其行甚秽”，袁于令的这番评述可能多少带有主观的道德判断，但也能大体上反映出李渔好肉体享乐、好美妻美妾、耽于声色的一面。明末商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商业和贸易的畅旺造成了消费的高涨，市民受到金钱和权势的冲击，社会风俗走向奢靡。文人的生活空间因为文化消费的需要而得以夸大，但也难以避免沾染上骄奢淫逸的习性。和众多文人一样，李渔对禁欲主义也是持批判和谴责的态度，但身体力行却又矫枉过正, 难免有由顺情滑向纵欲之嫌。
李渔“顺世”的思想表现为遵守社会基本的秩序规范。在《闲情偶寄》中，他将写作的宗旨归结为“点缀太平”、“崇尚俭朴”、“规正风俗”、“警惕人心”四点，并明言应“戒讽刺”，劝诫世人不要多做借笔杀人之事。追溯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局面，党争不绝，本应执政为民的官员将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相互指责、朋党纷争之上，明亡于党争一说正是后人对前朝官场乱局的总结。而到了易代之后，在故国与新朝的历史夹角中，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仕满清，开始反思和自省明代乃至儒家文化的弊病。在明末清初以无君自居的真空状态下，文人笔下的小说与戏剧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对世俗进行不遗余力的讥讽，力透纸背的批判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同为江山易主一代的文人，李渔提出了与明后期以及清前期不一样的作文观点，有人说这是一种对旧朝文字弊端的反思，而也有人断言他这种对社会问题的回避是为了避免惹祸上身。在《闲情偶寄》一书中即可看出，李渔的关注点是在他个人的吃喝玩乐、兴趣爱好，他自叙:“生平所著之书, 虽无裨于人心世道, 若止论等身, 几与曹交食粟之躯等其高下。使其间稍藏匕首, 造物且诛之夺之不暇, 肯容自作孽者老而不死, 犹得徉狂自肆于笔墨之林哉?”再参考同时代文人对他品行以及所事之道的微词，也自然能得出李渔不同于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风格气质，是随性的可爱还是浅薄的懦弱，孰优孰劣人各有不同的评判，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李渔的思想观念和言行准则是对正统的生活原则和伦理规范的逆反，和他在小说新变和曲艺理论中表现的一样，崇高与低俗、新奇与平庸的共荣共存，为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李渔人生观和文学观的土壤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和朝代更替的自身遭际。国事的剧变，家庭的不幸，生活的无奈，经济的压力，李渔无法做到像诗仙太白那样真正的随性，也没有苏东坡怡然处事不流俗的性情风骨。生活于市井平民之间，李渔放弃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旁杂之念，专注于自身的生活和爱好，得乐且乐。传统文人以戏曲小说为“贱道”，而为了生存他不惜对给予饭食的达官显贵阿谀奉承，四处献演的经历甚至带有江湖艺人的习气。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不同个性的文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有人披发入山，埋头著述；有人挺身抗清，至死不渝；有人遁隐红尘，与主政者老死不相往来，这些人多为我们后人所传诵。但历史的真实是大部分人选择和李渔一样，出于活在当下的目的，在现实的泥潭中苟且偷生、自得其乐，生活毕竟还要继续，还有太多的俗事杂念无法断除。对于这样的现实的选择，有着无可厚非的正当性，谁人也不能免俗。
余秋雨对李渔的评价甚为公允：“以权势者不屑之技艺取悦于权势者，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层矛盾，即在各方面都自愿地蜷曲于时尚习俗之下的所作所为与他在青年时期被开拓、激扬得颇为自由的内心的矛盾。”究其根本，李渔蜷缩于个人的天地中闲暇自适，然内心的激荡与那个风起云涌的历史变局遥相呼应，人间大隐之道何如，故纸尘书又如何，弹指一挥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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