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命运

这本书是蒋先生的政治宣言，从头至尾的描述了他对中国国家／民族历史和现状的看法，以及对抗战结束后国家发展的展望。这么一个富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和题目，我自知才疏学浅，不敢妄作评论，只是摘录几个其中的议题，读者自己见仁见智吧。

首先最明显感觉的，就是他十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先称颂了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義廉恥。」）及由其建立起的社会秩序，然后就表达了对五四之后各种新思潮的种种忧虑：

「是中國人本為不甘心做奴隸而學西洋的文化，然而結果卻因學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覺之中做了外國文化的奴隸了。」

「五四以後，自由主義與#$%&主義的思想流行國內。他們對於中國文化，都是只求其變而不知其常的。」

「這些學說和政論，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

在谈到革命与建国这个话题时，他首先说：革命之目的，不在制度，而在人心。在之后的各项建设中，第一位的就是“心理建设”，因为「國民的心理，社會的風氣，不返於樸實誠篤，建國復興實業，斷沒有成功的可能。」而这一切的重中之重就是小学教育，所以他号召有志之士投身于基层教育之中，才能成百年树人的大计。

至于建国之后国家的架构，他着重谈了「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以言地方自治，要知道中國古來建設國家的程序，由身而家而族，則繫之以血統；由族而保甲而鄉社，則合之以互助。由鄉社以至於縣與省，以構成我們中國國家大一統的組織。固國家建設的基層，實在於鄉社。」

「鄉鎮的建設，又為地方自治的中心工作。... 求樂與育，設施普及而深入民間，惟有鄉社自主自動以從事於實施，始可以期成。」

「其自治的精神，可以舉修齊的實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謀公眾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

说到依法治国的问题，他引用了王安石的话来论述法治与人治的关系：

「王荊公所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

最后，在谈到法与道德的关系时又说：

「賈誼說：『禮禁未然之前，法禁已然之後』」

「中國的政治哲學以為情理必依於法治而後可以得其公平，又以為法律必本乎情理而後可以合乎實用。」

我想在读任何一个政治宣传文件的时候，我们都要抱着一个批判的眼光来看，但读了蒋先生的书，起码感到他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他屡次说「國家是祖宗百代的遺產，民族是子孫萬世的根基」。联系他后半生危难之际的言行，不论他政见对错，起码可以肯定，他确实是个“纯粹”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