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读书笔记
（城市社会学作业）
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似乎是刚刚习惯与适应了大工业机器的声声轰鸣与狂飙突进，城市在最近几十年又逐渐开始面临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在普遍意义上，依靠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拉近了城市与城市的距离，构建了新的“城市—区域”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有空间层次与体系的消解。不管是何种名称——“首要城市”（primate cities）、“世界城市”（world cities）、“国际城市”（international cities）、“超大城市”（mega-cities）或者是Saskia Sassen自己命名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这样一个事实是极其明显的：在全球化带来的趋同化背景下，仍有一批城市——按照Sassen的说法，大约是有40个左右的城市——从中“脱颖而出”，跨越国别的限制，承担起指挥全球经济发展与资源调配的重任，同时也直接推动了一个多层次的世界城市网络新体系的形成。
这样的“全球城市”有哪些？Sassen在《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中以纽约、伦敦、东京三座城市为例，探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系列新现象：分散与集中的新形式、外国投资的新模式、金融业的扩张、“全球城市”的社会秩序与空间极化……而且，Sassen在本书第一章的总论中即指出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在崛起为“全球城市”的过程中，上述三座有着不同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背景的城市“在经济基础、空间组织和社会结构三方面都经历了巨大而又相似的变革”，这似乎暗示了世界经济变革的强大力量；而这些“全球城市”也顺应地衍生出了特殊的“空间、内部动力和社会结构”，走上了自我的蜕变之路。
尽管这个书名看起来像是对这三座城市的分别论述与对比，但是Sassen还是把文章的主要篇幅留给了关于“全球城市”的理论阐释上。当然，无论是在讲城市的理论还是现实情况，Sassen都毫不吝惜笔墨；尤其是在对比纽约、伦敦、东京三座城市与其他城市时，更是采用了大量的数据与表格来进行比较——众多繁复的数据固然使得此书变得不那么“好读”，但是它却很好地、可信地展示了所谓“全球城市”与普通城市在扩张趋势、产业结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差异；而为什么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有些大城市走向了相对的衰落，有些大城市却更进一步，Sassen也通过一系列数据和对比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通过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Sassen主要是依赖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来衡量、测定一个城市是否为“全球城市”的标准的，比如某些特定行业的就业比重、所吸纳的资本份额、个人收入的分布与变化等等。也就是说，对应着当下的经济全球化趋势，Sassen所谓的“全球城市”，主要还是一个经济上的概念，而较少涉及到一个城市对区域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力。
Sassen的观察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制造业呈现出空间上的分散化与国际化的趋势，导致了为“管理与控制空间经济的服务节点集中化的加强”；生产者服务业与金融业越来越集中于像纽约、伦敦和东京这样的“全球城市”，以加强管理与协调。所以，全球化相当于世界城市层级体系的一次大洗牌，诸如底特律、曼彻斯特这样的工业制造中心面临着或者已经衰落，而纽约、伦敦和东京则作为金融和高度专业化的服务中心得到了进一步扩展。
而在对同一国家的不同级别的城市的对比中，Sassen也发现，和本国的另外一些主要城市相比，“全球城市”之所以拥有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影响力，其最显著的区别还是在于生产者服务业和金融业的集中程度的大小上——在另外的主要城市中，并非没有出现类似的产业集中趋势，但这些集中的等级更多地是基于区域性而不是全球性的过程。
而对于“全球城市”各自的职能定位，Sassen也作了简要分析。略微出乎我意料的是，不同的“全球城市”也各有其发展的侧重点，彼此之间并非是完全的竞争关系：如在80年代时，东京属于“资本输出的主要中心”，伦敦是“资本营运的主要中心”，纽约则是“主要的资本接收地”，是“旨在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策与生产创新的中心”。
上述职能分工的差异使得这三座城市间保持了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在GaWC小组的三位成员——Jonathan Beaverstock、Richard Smith和Peter Taylor——撰写的《世界城市网络：一种新的后地理学？》一文中，他们对55个国际性大都会间的关系网络做了数据分析，发现纽约、伦敦与东京这三座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确实是最频繁的（虽然香港同纽约、伦敦间的联系也处于同一层级）：伦敦与纽约“共享”了全球最大的46家公司办公室中的45家，与东京是37家，而纽约与东京也是37家；而除了伦敦对东京的直接联系稍弱外，纽约与伦敦、伦敦与东京的双向直接联系与东京与伦敦的直接联系的概率都在0.95以上——这体现了一种极其密切的联系
也正是在这一维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Sassen所定义的“全球城市”，早已跨越所谓的国境限制，构筑了一个跨区域的、在国家形态之上的城市网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资本与信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交换与生产，其中所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正在改变着全球的经济产业，也在改变着城市的空间结构与阶层分布。
“全球城市”促进了制造业的分散化与生产者服务业、金融业的集中，但它们是如何影响了城市的空间结构、社会秩序与阶层分布？最明显的影响仍是通过经济/产业这一媒介发挥作用的：“全球城市”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变——生产者服务业与金融业代替制造业——最终导致了城市空间与制度层面上的新区域联合体的逐步形成，其外在表现包括：豪华办公楼与住房的复合体、大型公共建筑项目以及大量占用市内土地，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大规模的、国家引导的城市空间上的重组。在纽约，著名的建筑师Robert Moses成为这一重组过程的倡导者和设计者，而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他也因此受到了来自Jane Jacobs的猛烈抨击，新一轮对“什么是真正的城市生活”的讨论与反思由此纷纷展开，但这依旧不能改变城市空间结构改变的既成事实。
此外，“全球城市”带给自身的还有阶层与空间的断片化倾向：Sassen指出了纽约城市的居住空间的三类分化：“第一种空间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新富阶层及供其消费的各种商店所占据；第二类空间被大量的移民社区占据，各种地下经济在这里悄悄进行；第三类空间是那些衰败的城市街区，被众多的穷人和被迫搬迁的人所占据”——这一景象在现在的大城市中仍存在着；城市内就业关系的临时化、对不同产品和服务的大量需求，也使得城市表现得越来越“全球化”。
当我们回过头来分析Sassen的“全球城市”概念时可以发现，这一概念不仅仅是对Peter Hall和John Friedmann设想的“世界城市”话语体系的简单继承与发展，而是选择了另辟蹊径；当然，同为GaWC研究小组的Honorary Founders，三位大师的相关思想直接影响了Peter Taylor等人关于全球城市区域网络的研究，如此一脉相承，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有生命力的关于现代城市网络的理论体系。
《全球城市》最初出版于1991年。作为Sassen在书中的分析对象的三大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毫无疑问是80、90年代城市之翘楚；但数十年过去，各大城市的地位也有了微妙的变化：GaWC从1999年起尝试为世界级城市进行定义与分类，而在2012年发布的数据中，伦敦与纽约依旧位居前列，获得了唯二的Alpha++（即最高级别）的评级，而东京只获得了Alpha+的评级，其排位在香港、巴黎、新加坡与上海之后，北京之前；在2005年出版的《全球城市》中译本中，Sassen也专门写了一篇中译本序，深入探讨了上海作为全球化城市的思考，并对自己的理论做了修正——或许，当我们说起主要的“全球城市”，东京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脱口而出、毫无争议的答案。
我们应当注意到，东京的入选，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着极高的国际化程度；Sassen选择了三个分别位于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全球城市”来进行分析，相信也是有意为之。对比90年代和2012年各个城市的排位变化，我们可以感受到世界经济——尤其是亚洲经济——的剧烈变化，包括中国的上海、北京等城市开始更开放地面向世界。有理由相信，全球化是一股重塑世界城市格局与网络体系的强大力量，Sassen的理论研究，也仅仅是开了个头而已；未来的二十年，谁会走向衰落，谁又会走向崛起，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014.12.02
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似乎是刚刚习惯与适应了大工业机器的声声轰鸣与狂飙突进，城市在最近几十年又逐渐开始面临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在普遍意义上，依靠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拉近了城市与城市的距离，构建了新的“城市—区域”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有空间层次与体系的消解。不管是何种名称——“首要城市”（primate cities）、“世界城市”（world cities）、“国际城市”（international cities）、“超大城市”（mega-cities）或者是Saskia Sassen自己命名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这样一个事实是极其明显的：在全球化带来的趋同化背景下，仍有一批城市——按照Sassen的说法，大约是有40个左右的城市——从中“脱颖而出”，跨越国别的限制，承担起指挥全球经济发展与资源调配的重任，同时也直接推动了一个多层次的世界城市网络新体系的形成。
这样的“全球城市”有哪些？Sassen在《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中以纽约、伦敦、东京三座城市为例，探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系列新现象：分散与集中的新形式、外国投资的新模式、金融业的扩张、“全球城市”的社会秩序与空间极化……而且，Sassen在本书第一章的总论中即指出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在崛起为“全球城市”的过程中，上述三座有着不同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背景的城市“在经济基础、空间组织和社会结构三方面都经历了巨大而又相似的变革”，这似乎暗示了世界经济变革的强大力量；而这些“全球城市”也顺应地衍生出了特殊的“空间、内部动力和社会结构”，走上了自我的蜕变之路。
尽管这个书名看起来像是对这三座城市的分别论述与对比，但是Sassen还是把文章的主要篇幅留给了关于“全球城市”的理论阐释上。当然，无论是在讲城市的理论还是现实情况，Sassen都毫不吝惜笔墨；尤其是在对比纽约、伦敦、东京三座城市与其他城市时，更是采用了大量的数据与表格来进行比较——众多繁复的数据固然使得此书变得不那么“好读”，但是它却很好地、可信地展示了所谓“全球城市”与普通城市在扩张趋势、产业结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差异；而为什么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有些大城市走向了相对的衰落，有些大城市却更进一步，Sassen也通过一系列数据和对比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通过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Sassen主要是依赖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来衡量、测定一个城市是否为“全球城市”的标准的，比如某些特定行业的就业比重、所吸纳的资本份额、个人收入的分布与变化等等。也就是说，对应着当下的经济全球化趋势，Sassen所谓的“全球城市”，主要还是一个经济上的概念，而较少涉及到一个城市对区域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力。
Sassen的观察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制造业呈现出空间上的分散化与国际化的趋势，导致了为“管理与控制空间经济的服务节点集中化的加强”；生产者服务业与金融业越来越集中于像纽约、伦敦和东京这样的“全球城市”，以加强管理与协调。所以，全球化相当于世界城市层级体系的一次大洗牌，诸如底特律、曼彻斯特这样的工业制造中心面临着或者已经衰落，而纽约、伦敦和东京则作为金融和高度专业化的服务中心得到了进一步扩展。
而在对同一国家的不同级别的城市的对比中，Sassen也发现，和本国的另外一些主要城市相比，“全球城市”之所以拥有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影响力，其最显著的区别还是在于生产者服务业和金融业的集中程度的大小上——在另外的主要城市中，并非没有出现类似的产业集中趋势，但这些集中的等级更多地是基于区域性而不是全球性的过程。
而对于“全球城市”各自的职能定位，Sassen也作了简要分析。略微出乎我意料的是，不同的“全球城市”也各有其发展的侧重点，彼此之间并非是完全的竞争关系：如在80年代时，东京属于“资本输出的主要中心”，伦敦是“资本营运的主要中心”，纽约则是“主要的资本接收地”，是“旨在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策与生产创新的中心”。
上述职能分工的差异使得这三座城市间保持了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在GaWC小组的三位成员——Jonathan Beaverstock、Richard Smith和Peter Taylor——撰写的《世界城市网络：一种新的后地理学？》一文中，他们对55个国际性大都会间的关系网络做了数据分析，发现纽约、伦敦与东京这三座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确实是最频繁的（虽然香港同纽约、伦敦间的联系也处于同一层级）：伦敦与纽约“共享”了全球最大的46家公司办公室中的45家，与东京是37家，而纽约与东京也是37家；而除了伦敦对东京的直接联系稍弱外，纽约与伦敦、伦敦与东京的双向直接联系与东京与伦敦的直接联系的概率都在0.95以上——这体现了一种极其密切的联系
也正是在这一维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Sassen所定义的“全球城市”，早已跨越所谓的国境限制，构筑了一个跨区域的、在国家形态之上的城市网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资本与信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交换与生产，其中所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正在改变着全球的经济产业，也在改变着城市的空间结构与阶层分布。
“全球城市”促进了制造业的分散化与生产者服务业、金融业的集中，但它们是如何影响了城市的空间结构、社会秩序与阶层分布？最明显的影响仍是通过经济/产业这一媒介发挥作用的：“全球城市”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变——生产者服务业与金融业代替制造业——最终导致了城市空间与制度层面上的新区域联合体的逐步形成，其外在表现包括：豪华办公楼与住房的复合体、大型公共建筑项目以及大量占用市内土地，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大规模的、国家引导的城市空间上的重组。在纽约，著名的建筑师Robert Moses成为这一重组过程的倡导者和设计者，而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他也因此受到了来自Jane Jacobs的猛烈抨击，新一轮对“什么是真正的城市生活”的讨论与反思由此纷纷展开，但这依旧不能改变城市空间结构改变的既成事实。
此外，“全球城市”带给自身的还有阶层与空间的断片化倾向：Sassen指出了纽约城市的居住空间的三类分化：“第一种空间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新富阶层及供其消费的各种商店所占据；第二类空间被大量的移民社区占据，各种地下经济在这里悄悄进行；第三类空间是那些衰败的城市街区，被众多的穷人和被迫搬迁的人所占据”——这一景象在现在的大城市中仍存在着；城市内就业关系的临时化、对不同产品和服务的大量需求，也使得城市表现得越来越“全球化”。
当我们回过头来分析Sassen的“全球城市”概念时可以发现，这一概念不仅仅是对Peter Hall和John Friedmann设想的“世界城市”话语体系的简单继承与发展，而是选择了另辟蹊径；当然，同为GaWC研究小组的Honorary Founders，三位大师的相关思想直接影响了Peter Taylor等人关于全球城市区域网络的研究，如此一脉相承，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有生命力的关于现代城市网络的理论体系。
《全球城市》最初出版于1991年。作为Sassen在书中的分析对象的三大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毫无疑问是80、90年代城市之翘楚；但数十年过去，各大城市的地位也有了微妙的变化：GaWC从1999年起尝试为世界级城市进行定义与分类，而在2012年发布的数据中，伦敦与纽约依旧位居前列，获得了唯二的Alpha++（即最高级别）的评级，而东京只获得了Alpha+的评级，其排位在香港、巴黎、新加坡与上海之后，北京之前；在2005年出版的《全球城市》中译本中，Sassen也专门写了一篇中译本序，深入探讨了上海作为全球化城市的思考，并对自己的理论做了修正——或许，当我们说起主要的“全球城市”，东京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脱口而出、毫无争议的答案。
我们应当注意到，东京的入选，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着极高的国际化程度；Sassen选择了三个分别位于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全球城市”来进行分析，相信也是有意为之。对比90年代和2012年各个城市的排位变化，我们可以感受到世界经济——尤其是亚洲经济——的剧烈变化，包括中国的上海、北京等城市开始更开放地面向世界。有理由相信，全球化是一股重塑世界城市格局与网络体系的强大力量，Sassen的理论研究，也仅仅是开了个头而已；未来的二十年，谁会走向衰落，谁又会走向崛起，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014.12.02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