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格医生》事件

1957年10月，苏联作协总书记苏尔科夫(Alexei Surkov)在意大利接受当地共产党报纸《团结报》采访时透露，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被苏联国家出版局退稿，原因是该小说对十月革命持怀疑态度，作家本人已接受批评并愿意撤稿。但是现在一家意大利出版商不顾作者的明确意愿，坚持要出版意大利语版。他接着说道：“苏联作家的小说未经批准首先在国外发表，第一次是皮利尼亚克的《桃花心木》，”如果意大利人不肯妥协，“那这将是第二次。”
 
这部“退稿”小说，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苏尔科夫此行之行的目的，是劝阻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Giangiacomo Feltrinelli)出版这本小说的意大利语版。他在采访中提到《桃花心木》(Mahogany)，看似不经意，但是熟悉苏联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这句话中暗含警告。《桃花心木》的作者皮利亚尼克(Boris Pilnyak)是二三十年代苏联著名作家，对高尔基等人推行的文学理念持反对态度，1929年他在短篇小说《桃花心木》中把一个托洛斯基的支持者当作主角，被指责为是“送给白军的武器”。更严重的是小说在国外发表，被认定是作者与国外反苏维埃势力密谋的结果。皮利亚尼克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发表了一些颂扬斯大林的文章，但已无法挽回自己的命运。1937年10月28日，在他儿子三岁的生日聚会上，秘密警察带走了皮利亚尼克。当时的宾客中就有皮利亚尼克的邻居和好友帕斯捷尔纳克夫妇。皮利亚尼克后来被控以一系列反苏联罪名，于次年4月被处以极刑。
 
《日瓦戈医生》可以说是冷战时期最出名的苏联小说，曾以多种文字出版，在许多国家成为畅销小说。在小说出版后的第二年，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1965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公映，让这部作品再一次赢得巨大关注。然而小说出版前的各方角力，出版后作者受到的迫害，却并不广为人知。这部“反苏联”小说在东西方冷战中起的作用，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过去传闻不断，却一直没有定案。最近出版的新书《日瓦戈事件》(The Zhivago Affair)对《日瓦戈医生》出版的前后经过进行了仔细梳理。两位作者分别是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曾任该报莫斯科记者站站长的彼得•芬恩(Peter Finn)和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讲师佩特拉•库韦(Petra Couvée)，两人通过对苏联官方档案的研究、配以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对后代的采访，对这段历史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叙述。作者还说服中央情报局向他们提供了几十份冷战期间“书籍”计划的文件，让读者们对中央情报局的参与程度有一个较为权威的了解。
 
帕斯捷尔纳克于1890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著名画家，母亲是出色的钢琴手。在这样一个充满文艺氛围的家庭中长大的他成了一名诗人。十月革命爆发后，他的父母和姐妹离开了俄国，后来移民英国，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弟弟两人却决定留在莫斯科。他对十月革命抱有一定期待，希望这场革命能像一个“奇妙的手术”一样治愈旧俄罗斯的种种痼疾，让它重新恢复生机。然而亲眼目睹内战带来的破坏与残杀之后，他深感震惊和失望，只有回到内心的诗歌世界才能找到平静。1921年他的诗集《生活，我的姐妹》(My Sister, Life)出版，在俄罗斯引起巨大反响。这些诗歌虽然写于十月革命后，却极少谈及“革命”，基本上都是作者个人对人生、哲学、自然的感悟。在他看来，诗歌远比政治与革命重要。
 
帕斯捷尔纳克远离政治的姿态，也许是他能在19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中脱身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据说是斯大林本人对帕斯捷尔纳克十分欣赏。1934年帕斯捷尔纳克曾为营救刚被逮捕的诗人朋友，找到苏共元老、《消息报》主编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求情，布哈林马上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不久帕斯捷尔纳克收到了斯大林打来的电话，这在当时相当罕见。这是两人唯一的一次通话，内容十分奇怪：斯大林质问他为什么要替人求情，他却说要和斯大林谈生命与死亡。也许正是他的这种近乎幼稚、超脱现实的生活态度，让斯大林觉得他是个“生活在云端的人”，所以尽管他对苏维埃革命态度消极，甚至还会做一些引火烧身的事情，却未在大清洗中遭到波及。
 
是什么促成帕斯捷尔纳克创作《日瓦戈医生》呢？本书的两位作者认为动机很复杂：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负疚感、失去亲人和朋友的伤痛都是可能的原因，但是最强烈的动机，还是他对自己过去作品的不满，有一种在创作上更上一层楼的冲动、一种需要写一本“传世巨著”的渴望。早在1945年，他就在与朋友的通讯中提及这部小说。他将许多个人的经历，包括内战期间从乌拉尔山区返回莫斯科的长途跋涉，二战期间访问前线时的耳闻目睹，都融入小说的情节人物之中。1955年底，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小说的最后一稿。
 
如果《日瓦戈医生》呈现了作者内心的挣扎与失落，小说的写作过程是作者的自我追求的话，那么这本书戏剧性的出版过程，以及它所造成的影响，则反应了当时东西方冷战中意识形态的冲突和较量。
 
小说尚未完成时，帕斯捷尔纳克就意识到难以在苏联出版，果然书稿投给国家出版局之后，几个月都没有音讯。1956年5月，帕斯捷尔纳克把书稿通过一位在莫斯科电台工作的意大利共产党员转交给了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帕斯捷尔纳克当然知道这么做的后果，但是让这部作品一见天日的愿望过于强烈，他已顾不了此举可能对自己和家人带来的危险了。果然苏联官方机器立刻启动，在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亲自授意下，开始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围剿。帕斯捷尔纳克被迫同意通知费尔特里内利撤稿，但同时又暗中授意意大利人继续出版计划。
 
在“日瓦戈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费尔特里内利，是富家子弟出身，继承了大笔遗产，本人也很有商业头脑。他在二战之中加入意大利共产党，战后开办了一家出版社。虽然是意共党员，费尔特里内利行事却十分独立，一旦认识到《日瓦戈医生》的文学价值——他请来的翻译对他说“不出版此书将是对文化的犯罪”，他坚决拒绝了苏联当局停止出版的要求。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意大利语版面世了，立刻成为畅销书。
 
形势就此急转直下，帕斯捷尔纳克曾把书稿备份交给多位国外友人，其中包括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他甚至还亲自参与挑选法语和英语版的翻译。各种语言的版本很快在西方出版。1958年10月，瑞典皇家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帕斯捷尔纳克。
 
一直有传言说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推动下，帕斯捷尔纳克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日瓦戈事件》作者指出，帕斯捷尔纳克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多年前就被认可，在1946至1950年间他每年都获得提名。1957年他再次被提名，这一年的获奖者、法国文学家加缪(Albert Camus)对帕斯捷尔纳克十分欣赏，许多人猜测第二年他获奖的机会很大。《日瓦戈医生》出版之后引起的轰动，无疑加大了他获奖的机会。当然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们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事实上苏联当局一直在进行游说，希望能推迟、最好是放弃把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做法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起了反作用，那一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投票一致通过把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但是为了保护作者，授奖声明中没有提《日瓦戈医生》，而是采用了“俄罗斯伟大的叙事传统”的字样。
 
帕斯捷尔纳克收到获奖消息，极为喜悦，“深深感激、感动、自豪、震惊、惭愧。”然而获得诺贝尔奖并没有给他在苏联带来荣誉，反而对他的围剿迅速升级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在苏联作协的批斗大会上，一个接一个的作家、诗人上台演讲，控诉帕斯捷尔纳克“背叛苏维埃、背叛劳动人民”的罪行，把他骂成“白俄流亡者”、“法西斯第五纵队”和“犹大”。上台发言的人中，有些人有长期积怨、有些人出于嫉妒、有些人只是为保住自己前途，但批判的口气都同样的严厉凶狠。大会最后表决通过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作协会员资格，并上书苏共中央要求开除他的苏联国籍。现场只有斯大林夫人的姐姐、古拉格幸存者安娜•阿丽卢耶娃(Anna Alliluyeva)对此发出了抗议的声音。
 
看到这里，对文革稍有了解的人大概都会有似曾相识之感。不过1958年的苏联，大清洗的年代已经过去，虽然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批判铺天盖地，但至少他本人不必前往批判现场挨斗，甚至还能继续和海外通信。他依然住在政府给的乡间别墅里，在他家门口“游行示威”的人群也很快被赶走。也许是他的名气保护了他，但那个时期的苏联，确实已不再是动辄肉体消灭“敌对份子”的年代。
 
为了保护他的家人和朋友，帕斯捷尔纳克最后不得不低头，向瑞典皇家学会发去电报，声明拒领诺贝尔奖。以后的两年中他心情抑郁，但是继续坚持写作，1960年5月，帕斯捷尔纳克因肺癌在家中去世。
 
苏联当局对《日瓦戈医生》的封禁，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迫害，既对这本小说的政治性做出了错误的评价，又完全误判了世界舆论的反应。世界各地、包括一些苏联盟友国的作家们都联合起来支持帕斯捷尔纳克。1964年赫鲁晓夫被迫下台后，终于可以亲自一读《日瓦戈医生》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该禁这本书。我当时应该自己读一下，这本书里没什么反苏维埃的东西。”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是让人偷偷带到国外发表的。
 
那么中央情报局在日瓦戈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本书两位作者发现的事实是中央情报局暗中资助印刷了大批《日瓦戈医生》，企图通过各种渠道送到苏联人手中。这是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书籍”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文学作品来瓦解苏联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那时的中央情报局相信文学的力量，他们曾选择了包括奥威尔、乔伊斯和纳博科夫等人的作品秘密运送到苏联。在《日瓦戈医生》意大利语版还未出版时，中央情报局就搞到了书稿的胶片，意识到这本小说有“反专制”、宣扬“个人自由”的意义，于是立即开始策划印刷俄文版。为了避免引起苏联怀疑，中央情报局还特意通过荷兰情报机关找了一家阿姆斯特丹的出版社，在作者和版权持有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印刷了一千本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其中一部分被运到1958年布鲁塞尔博览会上，通过梵蒂冈展馆偷偷塞到前来参观的苏联人手中。在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中央情报局印刷了超过9千本袖珍型俄文版《日瓦戈医生》，1959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大会成了“送书”计划的重要场合，除了俄文版之外，中央情报局还准备了波兰、捷克、匈牙利语版，甚至还有从香港空运过来的中文版。但据参加大会的一些人说，中国代表团和西方人士“绝对没有任何交流”，甚至都不和饭店招待说一句话。那些年在中国报刊上写文章批判《日瓦戈医生》的，大概都没有看过这本小说。
 
帕斯捷尔纳克对《日瓦戈医生》的文学成就充满信心，获得诺贝尔奖的肯定，是他最开心的事情。然而他的小说竟然引起了这样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一直试图远离政治的他，竟然成了东西方冷战漩涡中的中心人物，他的作品成为双方宣传站的武器，却是他始料未及的事。其实在十月革命期间，以及在日瓦戈事件之后，他有机会离开苏联流亡西方，但是他从来不愿意离开他热爱的这块土地，甚至写信给赫鲁晓夫认错、请求不要将他赶出苏联。1989年《日瓦戈医生》终于在苏联正式出版，其作为俄罗斯文学经典的地位早已确立，帕斯捷尔纳克传世巨著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大概才是他最感欣慰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