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干燥的，生活是潮湿的

　　再过50或100年，未来的人若通过文珍的书来了解本世纪初的人的生活，一定会惊讶于对于20-35岁的人群，无论男女，这生活竟然是如此艰难——当然，也许对女性更难一点。《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的几个故事里，所有主角都在喘息，哪怕在意外的（当然小说中毫不意外）、吉光片羽的爱情降临时，他们的眼神放出异样的光彩，身体却还在大口喘息。这些喘息的人个个干渴难耐，他们无比渴望着某种东西，有时是爱情，有时是自由，但很多时候他们自己都说不大清是什么，就是渴，且从未真正解渴：他们选择的恋爱，婚姻，工作，房子，孩子，从没给过他们救赎。 　　这已经和选择无关，无论他们怎么选，处境不过是是地狱甲和地狱乙的区别：恋爱的主角很痛苦，无爱可恋的主角亦痛苦。不结婚的主角压力巨大，结了婚的主角压力一样巨大——在这本书里，一个结了婚的主角甚至自杀了。有孩子的人也许更有担当，但未必更不痛苦。当然在某些故事里，主角的结尾似乎没那么惨，在《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决定去死》里，宋笑似乎被小男孩乐乐救赎了；《到Y星去》，一对柴米夫妻似乎在斗嘴中找到了某种旷达，但这本书不是讲“一个人遇上了困境，然后他熬过去了”。苏令和曾小月们没有熬过去，小顾更没熬过去——她自杀了，连再熬都不必了。 　　如果试图用同理心来了解这些主角的生活，是一个有点难受的过程。谁不曾遇到焦灼又无力，困境如乱麻一般勒紧在身上的处境？最后被榨成一只没有了汁的橙子，只剩纤维。书中有两个故事把这种把这种焦灼的干燥感写得极到位。《银河》是其中一篇。无望的女人和无关紧要的恋人开着一辆车，在新疆星空下，于旷野和沙漠中一路狂奔，想逃到世界尽头。世界尽头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常能直接反映作者的风格和理念。文珍的书里，世界尽头非常干燥，和这个女人一样干燥，书中从未描写这个细节，但读者能感到那个女人在西北的烈日下爆出了干燥的皮屑。这个故事有个倾向不明的结尾，但倾向和选择一样，已不能对干燥有什么作为。 　　另一个干燥的女人孙梅出现在《西瓜》里。即将面对失业、有家有口的的32岁职业女性，很似我最近换工作的情况，看得我特别唏嘘。在这篇中难得地出现了一个解渴的象征物：西瓜。这个莫名其妙来到家中的球体，饱满水灵，既似灾难又似救赎，一如往常地被女主给错过了，她直接对其视而不见，有意无意地防止和它面对面，直到最后才坐下来尝了尝这个有点滑稽的瓦特妹棱。关于这个故事的结尾，有人觉得很有希望，有人觉得反而更绝望了。但孙梅作为整本书中最接近过解渴状态的人，就这个方面来说，一定要给结尾一个属性，那么这个结尾大概是有希望的吧。 　　有趣的是，出于高度反差，这些干燥干渴的人们，他们面对的生活却是非常潮湿的。欲望在这潮湿下像霉菌一样茁壮成长，盖得满身都是，心里的痒根本不可能止住，痒得你必须去私奔或自杀。但潮湿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它让一切火药都潮了。不管是私奔还是自杀，主角对生活的一切反抗和逃离，都极容易搞成一个沉闷的哑炮。这些干渴的人最后垂头丧气地发现：自己根本不能靠潮湿的空气解渴。那些潮湿中蕴含着一切可能性，但你是抓不住喝不下的。这种困境不知该不该形容为“量级上的尴尬”：主角没有孱弱到彻底放弃欲望，但又没有强大到能满足欲望。李敬泽的序里说书里的女性们的困境：“这个世界如此大又如此小：太小了，碰不到那人；太大了，找不到那人”。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意思，量级上的尴尬。 　　书里还有一些别的尝试，比如《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按照内容上的一些敏感性来说，是很勇敢的一篇，气氛像某种欧洲电影。和《觑红尘》一样，这两篇里写得更多的不是生活而是时光。但书里我最喜欢的是《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 　　先说一种无趣的“可怜人必有可恨处”的实用主义道德观，这种观念指出所有人受的苦都有很明确的原因，还有更明确的解决方案。所以如果一定要用这种无趣的实用主义分析的话，你可以指出给书中各篇里所有人的性格缺陷，并给他们开一个脱困教程：无非是要更勇敢坚强理性敢于承担责任之类啥的，但这是最蠢的办法：你不能用对症下药的方式来对待艺术。小说不是医院，主角们并非病人。而《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里，文珍干脆彻底泯灭了这种对症下药的可能性，主角小顾面对的恋爱障碍，是我所知道的男女关系里几乎不可能跨越的障碍：性取向和宗教信仰。我想不出还有比这个更大的障碍。所以小顾面临的问题不是“你的生活和爱情可以更好的只是你没找到路”，而是“你的爱情根本就没有一点活路”。垂头丧气的读者们只能承认，人世间就是有那么多不可解决之事。这下好了，实用主义一脚被踩死。 　　我喜欢她这种有点狠劲的干脆和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