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痛”与“梦”
在文珍的第二本小说集里，有好几篇都写到了“死”。其中一篇，文义如题：《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决定去死》。在另外一篇《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中，年仅三十的事业单位女职员小顾选择在如家酒店割腕自杀。而在开篇故事《银河》中，与已婚同事私奔的女主人公小枚也动过扼死情人再自杀的念头；而即便她终未下手，关于“死”的想法也一直如影随行，因为她意识到，生活就是不停地往前跑，不能停——“停下来就是个死。”
死亡的意象，死亡的气息，死亡的可能性、甚至是诱惑力——这一切笼罩着这本名字颇为文艺的小说集，让人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与威胁。是什么让这些刚刚步入成人世界的年轻人频频想到死？与作者上一部颇为风花雪月的小说集《十一味爱》相比，这本集子显然冷洌了许多，也沉重了许多。如果说《十一味爱》中人物的痛苦主要来自情感伤害，而《美术馆》中的痛苦则更多源、更强大、也更钝重。或许也正因此，《美术馆》展现出了前作中所没有的粗粝与强硬。
作家文珍1982年出生于湖南，少年时随父母迁居深圳，本科入读中山大学金融系。此后，热爱文学的文珍“转行”成了北京大学乃至全中国第一个文学创作方向的研究生，毕业后在出版社担任编辑。从研究生时代至今，文珍生活在北京，于是，理所当然地，北京也成为她笔下大部分故事发生的地点。
作为80后的一员，文珍的书写对象也是80后，且多数与她有关相近背景。评论家李敬泽先生在给这本书的序言中这样点评文珍笔下的人群——“她们（李敬泽注意到文珍的主人公多是女性）是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中的职业女性，生于1980年代，受过良好教育，供职于公司、银行、各事业单位；她们中大部分人远离父母和家乡……”与三年前的《十一味爱》截然不同的是，文珍不再着眼于他们个人的情感世界，而是试图探索发生在他们身上更普遍也更迫切的现实——她试图讲述他们怎样步入成人世界，怎样处理婚姻、家庭、工作等种种关系。换句话说，她试图讲述80后怎样“安身立命”的故事。原因很简单，到时候了，80后的主体都已跨越或接近而立，他们人生中最大的议题便是怎样“安身立命”。仔细观之，我们会发现这过程远非容易，而是凶险异常。
文珍试图在《普通青年》这篇小说中，快笔勾勒一个80后的肖像。这个叫宋笑的所谓“普通青年”，“出生于80年代早期，成长在西北一个小城市，一路成绩不赖，小学是中队长，初中是班长，高中成绩略有下滑，但仍当了学习委员。因为不曾早恋分神——暗恋倒是不少——故一路顺利上了北京一所普通二本，学了大家都说热门的法律。”之后，大一人人都给高中女同学写情书的时候他也写情书，大二流行追师妹的时候他也追师妹。毕业后他进入一家律师当了助理律师，被师妹甩了之后他又谈了两次恋爱，最后一次“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便结了婚，婚后一年在“女方最合适要孩子的时候要了孩子”。就这样，“普通青年”宋笑到三十岁的时候发现自己生命中的几件大事都完成了：求学、工作、结婚、贷款买房、装修、生小孩儿。“余下来的事情大致不会偏离轨道太多，可以预感的重复、日复一日的人生。”
如果这“日复一日”的人生是经过审慎选择的，令我们满意的，它或许不会显得那样可怕。宋笑的问题在于，他的人生中包含了太多的不自由、不自觉与不自主——从学业、到恋爱、到工作、到置业、到结婚生子，有哪一件事中他做得不是迷迷瞪瞪、半心半意？一份谈不上有太多感情基础的婚姻当然注定危机四伏。太太嫌他窝囊，做了七年还是助理律师，但宋笑自有苦衷——他本来就是一普通青年，他有什么办法？更可怕的是，文珍让宋笑认识到这种生活的虚假与虚妄：
“下午七点半，宋笑下班坐地铁回来，站在自己经常伫立的客厅落地窗前，拉开窗，一点儿小风微微地吹进来，并不凉，渐渐吹得他浑身每个毛孔都滚烫沸腾。他怔忡地回头看看客厅里正带着女儿在彩色泡泡胶上玩耍的妻子、母亲，心里异常惊诧，就好像看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世界，但这世界却是自己一手打造而成。”
这是多么巨大的讽刺与无奈！——这个他一手打造而成的世界，却是让他感到毫不相干的。
文珍的小说写出了80后步入成人世界时的真实景观。可以说，80后是幸运的一代，也是不幸的一代。这群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大多数并未经历真正的贫穷，也不曾经历政治上的动荡。他们的青春时代正赶上共和国的经济起飞期，加上全球化浪潮迅速蔓延，来自中国广大腹地的小城镇青年们得以享受城市化与消费主义带来的最初的狂喜，与80后密不可分的“青春文学”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得以遍地开花。然而，好景不长，到80后主体大学毕业、步入社会之时，也正是中国经济最狂暴的高速发展期。李敬泽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准确地指出：“她们和进城务工人员一样，构成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劳动力基础。”李敬泽进一步认为文珍的写作勾绘出了“这个直男的、亢奋的、未免过度亢奋的时代的背面或阴影”。的确，作为这“过度亢奋”时代的劳动力基础，他们不得不承受时代的冲击与压力。让文珍的写作与大多数80后同龄人的写作截然分开的，在于她的同龄人多数仍聚焦于前半段的故事，她却勇敢而诚实地直面后半段的故事，面对同代人生活中真实的、真正的难度。她敏锐地指认出了他们所承受的来自时代的、社会的、文化的挤压——高企的房价、机会的不均、惨烈的竞争、主流价值观的强大与固化、高速发展时代中普通人的无措与迷失……相亲、逼婚、啃老、择校——这些是文珍的新小说中一再出现的议题，可以说也是80后面临的普遍现实。而她小说的张力，在于人物的正直、敏感、多思，及其面对强硬现实时所遭遇巨大的挫败与伤痛。
文珍试图在她的小说中描绘另类选择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在一些篇章中，她塑造了一些越轨之人，他们试图冲破主流价值观的藩篱，尝试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在她的小说中有这样的一些“出走”与“出轨”——在《衣柜里来的人》中，“婚前恐惧”的女主人公离开北京逃往西藏，与曾经有过暧昧过往的“拉漂”朋友重聚；在本书的同名小说中，女主人公选择离开她的公务员丈夫，前往美国读书；在《到Ｙ星去》中，一对买不起房、不停搬家的小夫妻谈论着“Ｙ星”上的美好生活……又或许，对于这些涉世未久的80后来说，能够为生活带来巨变的行动，除了“出走”，便是“出轨”。在本书开篇的小说《银河》中（也是我认为文珍迄今为止最出色的小说之一），作家便为她的主人公同时安排了两者。
《银河》的主人公是一对私奔到新疆的情侣，老黄和小枚。两人背景相似：都是从小城考到北京，在同一家银行工作，身上都背着沉重的“枷锁”——他们都供着一套房——不过老黄是和原配妻子共同供一套房，小枚自己供一套房。和这时代的大多数小年轻一样，他们的大部分钱都要按揭买房子，因而“给自己留下的自由支配额度低得惊人”。一段婚外恋当然从一开始就打上了“罪”的烙印，但如果老黄和原配张梅在一起不过是因为相亲刚好相到了，并没有多少实质感情，我们又有多强的立场责怪他对于爱情的渴望？于是，老黄和小枚的私奔是颇具浪漫色彩的。热衷旅行的他将爱人带往遥远的南疆，在那里，星星闪亮，“银河泻地如水”。然而，这样的私奔在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外衣之下，现实的牵绊若隐若显，并且越拉越紧。小枚从在路上的第一天开始就感到恐惧，她意识到老黄有事瞒着她。两人租了一辆车，一路上驱车从一个小城奔赴另一个小城，领略异域风情，在形形色色的小旅馆投宿。这样纵情一跃的放逐，这样相依为命的旅程让两个人更贴近了吗？——文珍的人物当然知道，这旅程不过是短暂的释放，虚幻的愿景，他们的生活注定只能在北京。但北京对于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他们不得不称之为“家”的地方，因为故乡他们已经回不去了，而以中国之大，其他能接纳他们的地方又有多少？——近两年中国网络上屡有关于逃离北上广深的讨论，但“逃离”的浪潮似乎总是很快就被“回归”所取代。这或许是因为，一线城市纵然压力巨大，却仍然是让年轻一代感到机会最多、受到陈旧价值观束缚最少的地方。
但其中自然不是没有撕扯。在路上，车里放着梁博版本的《北京北京》。老黄不同意歌手对于“北京”的演绎。他评价道：“这就是个雏儿啊，他哪里懂得北京？北京是温水煮青蛙，嘶吼没用。呐喊也没用。”小枚问：“那什么有用？”老黄答：“做梦有用。”这不是什么晦涩的譬喻，却是一句相当无奈的夫子自道。于是我们知道了，这些“出走”与“出轨”，终究是虚妄的——既然是做梦，自然迟早要梦醒的，老黄知道，小枚也知道。小枚甚至在故事一开始就悲观地认识到：“我们的处境，过去种种，未来桩桩，就是从一个藩篱跳入了另一个牢笼”。但我们难道会因此而否认做梦的价值么？“银河”是一个美丽的意象，在小说中自然有着高度的象征意义，它代表着某种纯净的、明亮的、美好的东西，代表着我们生活中审美的、超越性的层面——它已成为我们这时代极为稀缺的东西。我想，小说家的使命，在于揭露痛感的同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梦与美。或许，这对于梦与美的揭示也将成为一个“赋权”的过程，它将赋予一些人他们本不具有的力量，激励他们对现有秩序提出自己的挑战。
文珍一直是一个擅写情感与情绪的作家。在她的上一本书中，我们已经见识了她描摹情感的能力，在本书中，她展现了更为全面的技巧——故事的进展更快速，叙事的结构更多样，语言也相对更为松驰与幽默。例如，在《银河》中，女主角观察一个小旅店的老板娘：“不知道她从哪里很快摸出一张纸，开始对着身份证填单子。临别时甚至对我们挤出了一点儿笑。说实话那笑吓着我了，她不适合笑。”一句“她不适合笑”，机敏与尖刻让人想到张爱玲。在《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中，女主角自杀而死后，作为闺蜜的“我”这样看她丈夫的反应：“那像是一种强自压抑的冷漠，一种深刻的不耐烦。一种虽然伤心却也正好得着解脱的松驰感。”其中又包含着睿智的观察。在我看来，这本以贴近之姿、悲悯之眼为一代人发声的小说集，是近年来难得的虚构佳作。
本文删节版刊于12月13日《新京报》
死亡的意象，死亡的气息，死亡的可能性、甚至是诱惑力——这一切笼罩着这本名字颇为文艺的小说集，让人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与威胁。是什么让这些刚刚步入成人世界的年轻人频频想到死？与作者上一部颇为风花雪月的小说集《十一味爱》相比，这本集子显然冷洌了许多，也沉重了许多。如果说《十一味爱》中人物的痛苦主要来自情感伤害，而《美术馆》中的痛苦则更多源、更强大、也更钝重。或许也正因此，《美术馆》展现出了前作中所没有的粗粝与强硬。
作家文珍1982年出生于湖南，少年时随父母迁居深圳，本科入读中山大学金融系。此后，热爱文学的文珍“转行”成了北京大学乃至全中国第一个文学创作方向的研究生，毕业后在出版社担任编辑。从研究生时代至今，文珍生活在北京，于是，理所当然地，北京也成为她笔下大部分故事发生的地点。
作为80后的一员，文珍的书写对象也是80后，且多数与她有关相近背景。评论家李敬泽先生在给这本书的序言中这样点评文珍笔下的人群——“她们（李敬泽注意到文珍的主人公多是女性）是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中的职业女性，生于1980年代，受过良好教育，供职于公司、银行、各事业单位；她们中大部分人远离父母和家乡……”与三年前的《十一味爱》截然不同的是，文珍不再着眼于他们个人的情感世界，而是试图探索发生在他们身上更普遍也更迫切的现实——她试图讲述他们怎样步入成人世界，怎样处理婚姻、家庭、工作等种种关系。换句话说，她试图讲述80后怎样“安身立命”的故事。原因很简单，到时候了，80后的主体都已跨越或接近而立，他们人生中最大的议题便是怎样“安身立命”。仔细观之，我们会发现这过程远非容易，而是凶险异常。
文珍试图在《普通青年》这篇小说中，快笔勾勒一个80后的肖像。这个叫宋笑的所谓“普通青年”，“出生于80年代早期，成长在西北一个小城市，一路成绩不赖，小学是中队长，初中是班长，高中成绩略有下滑，但仍当了学习委员。因为不曾早恋分神——暗恋倒是不少——故一路顺利上了北京一所普通二本，学了大家都说热门的法律。”之后，大一人人都给高中女同学写情书的时候他也写情书，大二流行追师妹的时候他也追师妹。毕业后他进入一家律师当了助理律师，被师妹甩了之后他又谈了两次恋爱，最后一次“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便结了婚，婚后一年在“女方最合适要孩子的时候要了孩子”。就这样，“普通青年”宋笑到三十岁的时候发现自己生命中的几件大事都完成了：求学、工作、结婚、贷款买房、装修、生小孩儿。“余下来的事情大致不会偏离轨道太多，可以预感的重复、日复一日的人生。”
如果这“日复一日”的人生是经过审慎选择的，令我们满意的，它或许不会显得那样可怕。宋笑的问题在于，他的人生中包含了太多的不自由、不自觉与不自主——从学业、到恋爱、到工作、到置业、到结婚生子，有哪一件事中他做得不是迷迷瞪瞪、半心半意？一份谈不上有太多感情基础的婚姻当然注定危机四伏。太太嫌他窝囊，做了七年还是助理律师，但宋笑自有苦衷——他本来就是一普通青年，他有什么办法？更可怕的是，文珍让宋笑认识到这种生活的虚假与虚妄：
“下午七点半，宋笑下班坐地铁回来，站在自己经常伫立的客厅落地窗前，拉开窗，一点儿小风微微地吹进来，并不凉，渐渐吹得他浑身每个毛孔都滚烫沸腾。他怔忡地回头看看客厅里正带着女儿在彩色泡泡胶上玩耍的妻子、母亲，心里异常惊诧，就好像看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世界，但这世界却是自己一手打造而成。”
这是多么巨大的讽刺与无奈！——这个他一手打造而成的世界，却是让他感到毫不相干的。
文珍的小说写出了80后步入成人世界时的真实景观。可以说，80后是幸运的一代，也是不幸的一代。这群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大多数并未经历真正的贫穷，也不曾经历政治上的动荡。他们的青春时代正赶上共和国的经济起飞期，加上全球化浪潮迅速蔓延，来自中国广大腹地的小城镇青年们得以享受城市化与消费主义带来的最初的狂喜，与80后密不可分的“青春文学”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得以遍地开花。然而，好景不长，到80后主体大学毕业、步入社会之时，也正是中国经济最狂暴的高速发展期。李敬泽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准确地指出：“她们和进城务工人员一样，构成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劳动力基础。”李敬泽进一步认为文珍的写作勾绘出了“这个直男的、亢奋的、未免过度亢奋的时代的背面或阴影”。的确，作为这“过度亢奋”时代的劳动力基础，他们不得不承受时代的冲击与压力。让文珍的写作与大多数80后同龄人的写作截然分开的，在于她的同龄人多数仍聚焦于前半段的故事，她却勇敢而诚实地直面后半段的故事，面对同代人生活中真实的、真正的难度。她敏锐地指认出了他们所承受的来自时代的、社会的、文化的挤压——高企的房价、机会的不均、惨烈的竞争、主流价值观的强大与固化、高速发展时代中普通人的无措与迷失……相亲、逼婚、啃老、择校——这些是文珍的新小说中一再出现的议题，可以说也是80后面临的普遍现实。而她小说的张力，在于人物的正直、敏感、多思，及其面对强硬现实时所遭遇巨大的挫败与伤痛。
文珍试图在她的小说中描绘另类选择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在一些篇章中，她塑造了一些越轨之人，他们试图冲破主流价值观的藩篱，尝试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在她的小说中有这样的一些“出走”与“出轨”——在《衣柜里来的人》中，“婚前恐惧”的女主人公离开北京逃往西藏，与曾经有过暧昧过往的“拉漂”朋友重聚；在本书的同名小说中，女主人公选择离开她的公务员丈夫，前往美国读书；在《到Ｙ星去》中，一对买不起房、不停搬家的小夫妻谈论着“Ｙ星”上的美好生活……又或许，对于这些涉世未久的80后来说，能够为生活带来巨变的行动，除了“出走”，便是“出轨”。在本书开篇的小说《银河》中（也是我认为文珍迄今为止最出色的小说之一），作家便为她的主人公同时安排了两者。
《银河》的主人公是一对私奔到新疆的情侣，老黄和小枚。两人背景相似：都是从小城考到北京，在同一家银行工作，身上都背着沉重的“枷锁”——他们都供着一套房——不过老黄是和原配妻子共同供一套房，小枚自己供一套房。和这时代的大多数小年轻一样，他们的大部分钱都要按揭买房子，因而“给自己留下的自由支配额度低得惊人”。一段婚外恋当然从一开始就打上了“罪”的烙印，但如果老黄和原配张梅在一起不过是因为相亲刚好相到了，并没有多少实质感情，我们又有多强的立场责怪他对于爱情的渴望？于是，老黄和小枚的私奔是颇具浪漫色彩的。热衷旅行的他将爱人带往遥远的南疆，在那里，星星闪亮，“银河泻地如水”。然而，这样的私奔在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外衣之下，现实的牵绊若隐若显，并且越拉越紧。小枚从在路上的第一天开始就感到恐惧，她意识到老黄有事瞒着她。两人租了一辆车，一路上驱车从一个小城奔赴另一个小城，领略异域风情，在形形色色的小旅馆投宿。这样纵情一跃的放逐，这样相依为命的旅程让两个人更贴近了吗？——文珍的人物当然知道，这旅程不过是短暂的释放，虚幻的愿景，他们的生活注定只能在北京。但北京对于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他们不得不称之为“家”的地方，因为故乡他们已经回不去了，而以中国之大，其他能接纳他们的地方又有多少？——近两年中国网络上屡有关于逃离北上广深的讨论，但“逃离”的浪潮似乎总是很快就被“回归”所取代。这或许是因为，一线城市纵然压力巨大，却仍然是让年轻一代感到机会最多、受到陈旧价值观束缚最少的地方。
但其中自然不是没有撕扯。在路上，车里放着梁博版本的《北京北京》。老黄不同意歌手对于“北京”的演绎。他评价道：“这就是个雏儿啊，他哪里懂得北京？北京是温水煮青蛙，嘶吼没用。呐喊也没用。”小枚问：“那什么有用？”老黄答：“做梦有用。”这不是什么晦涩的譬喻，却是一句相当无奈的夫子自道。于是我们知道了，这些“出走”与“出轨”，终究是虚妄的——既然是做梦，自然迟早要梦醒的，老黄知道，小枚也知道。小枚甚至在故事一开始就悲观地认识到：“我们的处境，过去种种，未来桩桩，就是从一个藩篱跳入了另一个牢笼”。但我们难道会因此而否认做梦的价值么？“银河”是一个美丽的意象，在小说中自然有着高度的象征意义，它代表着某种纯净的、明亮的、美好的东西，代表着我们生活中审美的、超越性的层面——它已成为我们这时代极为稀缺的东西。我想，小说家的使命，在于揭露痛感的同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梦与美。或许，这对于梦与美的揭示也将成为一个“赋权”的过程，它将赋予一些人他们本不具有的力量，激励他们对现有秩序提出自己的挑战。
文珍一直是一个擅写情感与情绪的作家。在她的上一本书中，我们已经见识了她描摹情感的能力，在本书中，她展现了更为全面的技巧——故事的进展更快速，叙事的结构更多样，语言也相对更为松驰与幽默。例如，在《银河》中，女主角观察一个小旅店的老板娘：“不知道她从哪里很快摸出一张纸，开始对着身份证填单子。临别时甚至对我们挤出了一点儿笑。说实话那笑吓着我了，她不适合笑。”一句“她不适合笑”，机敏与尖刻让人想到张爱玲。在《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中，女主角自杀而死后，作为闺蜜的“我”这样看她丈夫的反应：“那像是一种强自压抑的冷漠，一种深刻的不耐烦。一种虽然伤心却也正好得着解脱的松驰感。”其中又包含着睿智的观察。在我看来，这本以贴近之姿、悲悯之眼为一代人发声的小说集，是近年来难得的虚构佳作。
本文删节版刊于12月13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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