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讨厌广场舞？
1
有段时间，广场舞引发的社会矛盾经常见诸媒体，而且颇有愈演愈烈之势。居民们驱逐广场舞大妈的手段也逐渐升级：扔水弹、泼粪、铺碎玻璃，一直到鸣枪、放藏獒……有广场舞大妈的辩解倒是道出冲突的本质：“我们是业主，凭什么不能在这里活动？”
美国作家加列特·基泽尔在他研究噪音的著作《噪音书》里，引用了噪音信息交换所的创始人莱斯·布隆伯格的观察结果：每个有关噪音的争论背后，都是一个社区内部的分裂。
国外没有广场舞，但也有社区对立派间的冲突。《噪音书》里举过一个例子：纽约有个游艇俱乐部，会员们有一部分是退伍老兵，老兵们一大爱好就是傍晚在游艇上放放炮听听响，这下附近居民们不干了。
老外们比较讲究程序，居民把俱乐部会员们告上了法庭。老兵们辩解，作为退伍军人，发射大炮的仪式对他们来说有情感上的需求。法官表示理解，但当法官亲自来到码头，炮声退去，烟雾散开，法官说：“如果我是个母亲，孩子正在做作业，我不会喜欢这样的声音。”基泽尔在书里评价，成年人在游艇俱乐部点个大炮这类“制造噪音的行为披着爱国和无私的外衣时”，它是愚蠢的。
说大妈们跳个广场舞多么愚蠢，有些刻薄。但即便广场舞披着“健身锻炼”之类的外衣，有“缺乏场地”之类的客观原因，我不相信大妈们不知道音乐声会吵到邻居，就好像老兵不可能意识不到炮声对普通人肯定是恐怖的巨响一样。你知道你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危害，但你假装不知情。噪音总是伴随着这样的借口。
2
有些时候，噪音会披上更加“正义”的外衣。在“给孩子们的玩具”慈善活动的旗号下，丹佛的摩托车公司发起所谓的拉力比赛，以此募集玩具。纽约“摇滚对抗种族主义”协会发起慈善演出，在纽约中央公园大唱摇滚堂会。两者都遭到扰民的抗议，面临政府的禁令，后者还成为史上涉及言论自由的知名案例。但摩托车赛和玩具募捐、摇滚和种族主义，到底有什么关系？甚至摇滚乐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重灾区。
《噪音书》里，基泽尔还提到了“恐怖机车”问题，也就是越野类汽车、摩托车等等。根据科学家十几年前的估算，光喷气式摩托艇对海岸上其他游客造成的财产损失就是每年9亿美元。这些车主不但喊冤，还结成了各种联盟、协会，有些还打着环保的旗号为自己辩解。他们认为，开着“恐怖机车”的公民，都是“普通的美国人”，花着自己的辛苦钱享受一些无伤大雅的娱乐消遣，而反对这些人的人都是所谓“精英”。
如果细心挖掘，这小小的争论又引出一连串的话题：这些“普通的美国人”驾驶的机车可是相当昂贵，42%的喷气式水上摩托艇的购买者年收入都超过10万美元。一项关于密歇根州越野车主的调查显示，94%的车主是男性（其中1/4拥有两套房子）。这些车主拥有越野车生产商和木材加工厂等机构提供的经济、政治支持，两类企业都热衷于开拓并利用更多的土地……再细说下去，信息量就更大啦。
在争论中，随着政治术语被双方引入，这显然已不是简单的娱乐方式的冲突而已。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噪音也披着“发展”的外衣在全球扩张。爱尔兰过去“到处都是自行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2008年都柏林市中心90%的居民在夜间忍受着高于世界卫生组织限定的45分贝的噪音。西班牙人过去有午休的风俗，这期间噪音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如今跨国公司和国内的改革者要求废除午休，让西班牙人按照“标准的”时间表工作。同时，西班牙马德里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欧洲最吵的城市。
3
美国作家加列特·基泽尔经过在全世界大量走访调研之后，他总结出噪音产生的两大根本原因：一是“否定肉身”，人们为了克服肉身的局限，通过技术发展不断超越时间或空间的物理限制，制造出“恐怖机车”等制造大量噪音的东西；二是“蔑视弱者”，我们轻视那些看似弱小的人或事：“没有生产效率”的人口、“弱势”的性别、“劣等”的民族，“下等”的文化、环境中“没用”的部分、“不现实”的解决方法……
隐藏在背后的其实是政治，基泽尔认为噪音与政治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音量就是政治，真正权势的一方声音总是最大的。和平和安宁是社会财富的一种形式，社会财富的分配又是最基本的政治问题。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的社会里，人们推动着技术不断革新进步，一部分人自我膨胀之后，他们的声音对别人来说也变得刺耳。
至少受广场舞大妈骚扰的邻居还都有表达态度的能力，往往最不容易引起关注的人群也最难逃避噪音的威胁。在《噪音书》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午夜被吵醒的罗马市民，18世纪伦敦街头被贵族流氓欺凌的穷人，盼着庄园里的狂欢以恶作剧结束的奴隶们等等。为什么80万非裔美国人碰巧住在酒吧后的贫民窟内？答案可能要涉及低劣的立法机关、带有偏见的司法系统、糟糕的学校、城市社区里泛滥的毒品，或者还要讨论下种族主义。
基泽尔认为，噪音是我们解决地球上其他重大问题的关键，无论是社会矛盾、文化冲突还是环境问题，在本质上和噪音问题产生的根源如出一辙。而这种对“弱小”的忽视还正在全球蔓延。
基泽尔提出，每个由人制造的“不需要的声音”都暗含着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社会？”
4
那么这个社会绝对安静，就是好的吗？
《噪音书》里，作者讲过关于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的一个故事。卡莱尔在伦敦买下一栋“又便宜又好”的房子，但就在他着手写作不朽巨著《腓特烈大帝传》时，“钢琴演奏声、鹦鹉学舌声、狗叫声、附近公园燃放烟花的声音，还有经常来讨钱的街头音乐家的琴声”都在困扰着他。他下决心要为整栋房屋实施隔音改造，结果这项工程不但耗时耗力耗钱，施工中的噪音本身就逼得他搬到别处。等工程完工，他发现有些噪音被隔绝了，有些则更清晰了。本该安静的房间成为整栋楼里最吵的一间。
也许，执迷于安静并不意味着要永远占有它。
在整个工程中，住在地下室的女佣范尼被忽视了。楼上和街头的噪音包围着她，她还伺候着“那个年代最神经质最难讨好的两个人”，但谁在乎呢？也许我们更应该听听范尼这类人的声音。她们没有能力搬家，雇不起律师，也不会用抽象的理论或者修辞手法来“思考”噪音问题。好在隔音改造工程中，范尼和一个工人成功的私奔了。
我们不可能完全占有安静，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噪音，走哪个极端都是不现实的。一个更安静的世界也应该是能听到各种各样声音的世界。很多时候，周围有些人活动的声音，让人感觉安全有保障。就好像在树林里露营，如果没有声音提示附近有人，会让人觉得害怕。
由此带来的启发是，我们好些时候热衷的“可持续发展”、“替代能源”是否是那些导致我们环境灾难的态度和方法的改头换面而已？我们真的考虑到女佣范尼这类人的需要了吗？我们需要“你不能”来保护私人空间的宁静，保留公共空间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但“你必须”超过一定限度，也会让人感觉不安。
5
从政治角度解析噪音问题，基泽尔并不是第一人。差不多在1977年，加拿大的莫瑞·谢弗出版了《声音风景：为世界调律》，法国的贾克·阿达利出版了《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前者的理论在日本生根开花多年，在中国至今没有中文译本。后者在2000年出版过中文译本，印了曲曲5000册，除了在二手书市上卖得高价，在社会上根本谈不到影响力。两本书都是学术著作，影响力却远在学术领域之外，它们也可看作《噪音书》的师承。
《噪音书》书的原版标题是《The Unwanted Sound of Everything We Want:A Book about Noise》，大意是“我们想要的一切，（发出）我们不想要的声音”，用巧妙的文字游戏概括了书里人类的窘境。我们一度很为自己总是心有不甘、乐于挑战极限而自豪，如今我们的急速发展延伸出来诸多棘手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里指的当然不光是噪音问题。由于难以简单概括书中包罗万象的内容，《噪音书》是个非常勉强的译名，但需要澄清的是：这绝对不是一本声音物理学著作。
噪音是个很抽象的话题，基泽尔却把噪音从史前历史一直讲到当今的全球化，靠翔实的资料生生写出厚厚一本书，满满全是干货。最根本的结论还是，我们需要一个可持续的、公平的、快乐的社会。越是这样的社会，噪音越少，其他的问题也就越少。要实现这样的结果，我们应该打开紧闭的阀门，让不同的意见流通。
欧美有个NIMBY运动，就是“不要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运动，或者简称“避邻运动”。现在NIMBY分子已成为滑稽的存在。因为大家意识到，各种问题不在你家后院，就会跑到别人家后院，到最后谁都逃不过。就好像广场舞一般，不在自己小区跳，就会跑到别的小区跳。你是小区业主，我也是小区业主，到底该听谁的？怎么让互相不肯妥协的对立派在同一个小区里共存，可以成为解决很多问题的一把钥匙。
如书中所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的噪音：一种说“世界是我的”，另一种说“世界也是我的”。我们需要让前者的声音更小，让后者的声音更大。一个“也”字中，我们能听到整个世界。
有段时间，广场舞引发的社会矛盾经常见诸媒体，而且颇有愈演愈烈之势。居民们驱逐广场舞大妈的手段也逐渐升级：扔水弹、泼粪、铺碎玻璃，一直到鸣枪、放藏獒……有广场舞大妈的辩解倒是道出冲突的本质：“我们是业主，凭什么不能在这里活动？”
美国作家加列特·基泽尔在他研究噪音的著作《噪音书》里，引用了噪音信息交换所的创始人莱斯·布隆伯格的观察结果：每个有关噪音的争论背后，都是一个社区内部的分裂。
国外没有广场舞，但也有社区对立派间的冲突。《噪音书》里举过一个例子：纽约有个游艇俱乐部，会员们有一部分是退伍老兵，老兵们一大爱好就是傍晚在游艇上放放炮听听响，这下附近居民们不干了。
老外们比较讲究程序，居民把俱乐部会员们告上了法庭。老兵们辩解，作为退伍军人，发射大炮的仪式对他们来说有情感上的需求。法官表示理解，但当法官亲自来到码头，炮声退去，烟雾散开，法官说：“如果我是个母亲，孩子正在做作业，我不会喜欢这样的声音。”基泽尔在书里评价，成年人在游艇俱乐部点个大炮这类“制造噪音的行为披着爱国和无私的外衣时”，它是愚蠢的。
说大妈们跳个广场舞多么愚蠢，有些刻薄。但即便广场舞披着“健身锻炼”之类的外衣，有“缺乏场地”之类的客观原因，我不相信大妈们不知道音乐声会吵到邻居，就好像老兵不可能意识不到炮声对普通人肯定是恐怖的巨响一样。你知道你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危害，但你假装不知情。噪音总是伴随着这样的借口。
2
有些时候，噪音会披上更加“正义”的外衣。在“给孩子们的玩具”慈善活动的旗号下，丹佛的摩托车公司发起所谓的拉力比赛，以此募集玩具。纽约“摇滚对抗种族主义”协会发起慈善演出，在纽约中央公园大唱摇滚堂会。两者都遭到扰民的抗议，面临政府的禁令，后者还成为史上涉及言论自由的知名案例。但摩托车赛和玩具募捐、摇滚和种族主义，到底有什么关系？甚至摇滚乐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重灾区。
《噪音书》里，基泽尔还提到了“恐怖机车”问题，也就是越野类汽车、摩托车等等。根据科学家十几年前的估算，光喷气式摩托艇对海岸上其他游客造成的财产损失就是每年9亿美元。这些车主不但喊冤，还结成了各种联盟、协会，有些还打着环保的旗号为自己辩解。他们认为，开着“恐怖机车”的公民，都是“普通的美国人”，花着自己的辛苦钱享受一些无伤大雅的娱乐消遣，而反对这些人的人都是所谓“精英”。
如果细心挖掘，这小小的争论又引出一连串的话题：这些“普通的美国人”驾驶的机车可是相当昂贵，42%的喷气式水上摩托艇的购买者年收入都超过10万美元。一项关于密歇根州越野车主的调查显示，94%的车主是男性（其中1/4拥有两套房子）。这些车主拥有越野车生产商和木材加工厂等机构提供的经济、政治支持，两类企业都热衷于开拓并利用更多的土地……再细说下去，信息量就更大啦。
在争论中，随着政治术语被双方引入，这显然已不是简单的娱乐方式的冲突而已。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噪音也披着“发展”的外衣在全球扩张。爱尔兰过去“到处都是自行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2008年都柏林市中心90%的居民在夜间忍受着高于世界卫生组织限定的45分贝的噪音。西班牙人过去有午休的风俗，这期间噪音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如今跨国公司和国内的改革者要求废除午休，让西班牙人按照“标准的”时间表工作。同时，西班牙马德里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欧洲最吵的城市。
3
美国作家加列特·基泽尔经过在全世界大量走访调研之后，他总结出噪音产生的两大根本原因：一是“否定肉身”，人们为了克服肉身的局限，通过技术发展不断超越时间或空间的物理限制，制造出“恐怖机车”等制造大量噪音的东西；二是“蔑视弱者”，我们轻视那些看似弱小的人或事：“没有生产效率”的人口、“弱势”的性别、“劣等”的民族，“下等”的文化、环境中“没用”的部分、“不现实”的解决方法……
隐藏在背后的其实是政治，基泽尔认为噪音与政治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音量就是政治，真正权势的一方声音总是最大的。和平和安宁是社会财富的一种形式，社会财富的分配又是最基本的政治问题。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的社会里，人们推动着技术不断革新进步，一部分人自我膨胀之后，他们的声音对别人来说也变得刺耳。
至少受广场舞大妈骚扰的邻居还都有表达态度的能力，往往最不容易引起关注的人群也最难逃避噪音的威胁。在《噪音书》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午夜被吵醒的罗马市民，18世纪伦敦街头被贵族流氓欺凌的穷人，盼着庄园里的狂欢以恶作剧结束的奴隶们等等。为什么80万非裔美国人碰巧住在酒吧后的贫民窟内？答案可能要涉及低劣的立法机关、带有偏见的司法系统、糟糕的学校、城市社区里泛滥的毒品，或者还要讨论下种族主义。
基泽尔认为，噪音是我们解决地球上其他重大问题的关键，无论是社会矛盾、文化冲突还是环境问题，在本质上和噪音问题产生的根源如出一辙。而这种对“弱小”的忽视还正在全球蔓延。
基泽尔提出，每个由人制造的“不需要的声音”都暗含着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社会？”
4
那么这个社会绝对安静，就是好的吗？
《噪音书》里，作者讲过关于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的一个故事。卡莱尔在伦敦买下一栋“又便宜又好”的房子，但就在他着手写作不朽巨著《腓特烈大帝传》时，“钢琴演奏声、鹦鹉学舌声、狗叫声、附近公园燃放烟花的声音，还有经常来讨钱的街头音乐家的琴声”都在困扰着他。他下决心要为整栋房屋实施隔音改造，结果这项工程不但耗时耗力耗钱，施工中的噪音本身就逼得他搬到别处。等工程完工，他发现有些噪音被隔绝了，有些则更清晰了。本该安静的房间成为整栋楼里最吵的一间。
也许，执迷于安静并不意味着要永远占有它。
在整个工程中，住在地下室的女佣范尼被忽视了。楼上和街头的噪音包围着她，她还伺候着“那个年代最神经质最难讨好的两个人”，但谁在乎呢？也许我们更应该听听范尼这类人的声音。她们没有能力搬家，雇不起律师，也不会用抽象的理论或者修辞手法来“思考”噪音问题。好在隔音改造工程中，范尼和一个工人成功的私奔了。
我们不可能完全占有安静，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噪音，走哪个极端都是不现实的。一个更安静的世界也应该是能听到各种各样声音的世界。很多时候，周围有些人活动的声音，让人感觉安全有保障。就好像在树林里露营，如果没有声音提示附近有人，会让人觉得害怕。
由此带来的启发是，我们好些时候热衷的“可持续发展”、“替代能源”是否是那些导致我们环境灾难的态度和方法的改头换面而已？我们真的考虑到女佣范尼这类人的需要了吗？我们需要“你不能”来保护私人空间的宁静，保留公共空间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但“你必须”超过一定限度，也会让人感觉不安。
5
从政治角度解析噪音问题，基泽尔并不是第一人。差不多在1977年，加拿大的莫瑞·谢弗出版了《声音风景：为世界调律》，法国的贾克·阿达利出版了《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前者的理论在日本生根开花多年，在中国至今没有中文译本。后者在2000年出版过中文译本，印了曲曲5000册，除了在二手书市上卖得高价，在社会上根本谈不到影响力。两本书都是学术著作，影响力却远在学术领域之外，它们也可看作《噪音书》的师承。
《噪音书》书的原版标题是《The Unwanted Sound of Everything We Want:A Book about Noise》，大意是“我们想要的一切，（发出）我们不想要的声音”，用巧妙的文字游戏概括了书里人类的窘境。我们一度很为自己总是心有不甘、乐于挑战极限而自豪，如今我们的急速发展延伸出来诸多棘手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里指的当然不光是噪音问题。由于难以简单概括书中包罗万象的内容，《噪音书》是个非常勉强的译名，但需要澄清的是：这绝对不是一本声音物理学著作。
噪音是个很抽象的话题，基泽尔却把噪音从史前历史一直讲到当今的全球化，靠翔实的资料生生写出厚厚一本书，满满全是干货。最根本的结论还是，我们需要一个可持续的、公平的、快乐的社会。越是这样的社会，噪音越少，其他的问题也就越少。要实现这样的结果，我们应该打开紧闭的阀门，让不同的意见流通。
欧美有个NIMBY运动，就是“不要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运动，或者简称“避邻运动”。现在NIMBY分子已成为滑稽的存在。因为大家意识到，各种问题不在你家后院，就会跑到别人家后院，到最后谁都逃不过。就好像广场舞一般，不在自己小区跳，就会跑到别的小区跳。你是小区业主，我也是小区业主，到底该听谁的？怎么让互相不肯妥协的对立派在同一个小区里共存，可以成为解决很多问题的一把钥匙。
如书中所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的噪音：一种说“世界是我的”，另一种说“世界也是我的”。我们需要让前者的声音更小，让后者的声音更大。一个“也”字中，我们能听到整个世界。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