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例外——纪念李梓、邱岳峰以及译制片
年初写的文章，年尾贴到这里。。
一
1月5日那天，微博界面基本被一句话给刷屏了：“当兵的，你不讲信用！”这话出自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的女主人公之口，或者说，出自配音演员李梓之口，音犹在耳，那性感、俏皮的腔调至今记忆犹新。人们转发这句话，是为了纪念李梓，这一天，李梓去世了。好莱坞影星凯瑟琳·赫本去世的时候，世人认为一个属于好莱坞电影的黄金年代结束了。我特想把这话当做李梓去世的一个注脚，可是很遗憾，属于中国译制片的黄金年代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结束了，成为人们赖以怀旧的记忆，包括我。李梓去世这天，这些记忆翻涌出来，我惊讶地发现，记忆的土壤里，生长出了一些思绪，枝枝蔓蔓的全无章法。
如今的电影院，原声电影占据了半壁江山，年轻人们更是对配音版电影不屑一顾，为此我这个配音控没少在网上和他们争吵。然而实事求是地讲，电影就应该是原声配字幕，美国院线的外国电影都是这么处理的。只有原汁原味，才能够完整地诠释出一部电影的全部内涵。画家陈丹青说：“好的翻译仍然可以是好的语言，二者都是文学；配音再好，却仍是语音的替代品。配音，为传播计，是属上策，论艺术，毕竟下策。”一般而论，陈丹青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总有特例打破一般，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们，生生地把配音演绎成了一门艺术。编剧史航说：“我们要以欣赏唐诗、宋词的心态，去欣赏上译厂80年代的译制片。那是可以传世的艺术品。”史航说话的风格比较夸张，追求戏剧感，不过这一次我听着挺可观的。
二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有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我没看过《简·爱》这本书，我也不知道这段台词是不是书中的原话，但这段话在李梓的演绎下似乎超越了原著本身，成为一代女文青的爱情圭臬，其影响力不亚于舒婷的《致橡树》。《简·爱》是一部名著，但也不是什么高水平的名著，中国人对这本书的感情很难说不是受了这部电影的影响，而我们对这部电影的感情肯定是受了配音的影响。邱岳峰和李梓为我们奉献了可能是中国配音史上的巅峰之作。
“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哪，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追捕》里医生唐塔的配音来自邱岳峰，当然邱岳峰最杰出的配音还是来自《简·爱》里的罗切斯特。当陈丹青得出配音是艺术的下策这个结论之后，他笔锋一转说：邱岳峰是一个伟大的例外。陈丹青这样评价邱岳峰：他是外国人。别的天才配音演员感动我们，但我们不会错当他们是外国人，然而邱岳峰似乎比罗切斯特还罗切斯特，比卓别林还卓别林，当我后来在美国看了《简·爱》和《凡尔杜先生》，那原版的真声听来竟像是假的，我无助地想念邱岳峰，在一句句英文台词里发生“重听”。他，一个上海居民，一个在电影译制厂上班的中国人，直到我在纽约重听邱岳峰这才“恍然大悟”：他没有说过一句“外国话”，他以再标准不过的“国语”为我们塑造了整个“西方”。
说起配音演员对一部电影的再创造，就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现象：对我们产生极大影响的电影，在它们的祖国却表现平平。乔治·斯科特主演的《简·爱》固然不是这部小说最佳的电影改编版本，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追捕》在日本也根本就是平庸之作。当崔永元为制作《电影传奇》去日本采访时，高仓健以及“横路敬二”的扮演者田中邦卫根本不愿意为《追捕》这部电影接受采访，在他们看来，这电影实在不值得评价。
这种奇特的现象让我想起了去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得主《寻找小糖人》。“小糖人”是美国六十年代一首歌曲的名字，作者罗德里格斯是个郁郁不得志的摇滚歌手，实际上他只发行了两张专辑就被乐坛淘汰了，以后的日子他是以房屋修理工的身份生活的。然而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作品漂洋过海去到了深陷种族隔离泥沼的南非，作品中所描述的自由的、丰富多彩的情感，给南非人以巨大的心灵慰藉。对南非人而言，罗德里格斯的地位就相当于鲍勃、迪伦之于美国人，崔健之于中国人。这是个让人听着热泪盈眶的奇迹，也让美国音乐界无比尴尬。罗德里格斯的音乐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性是毋庸置疑的，他的遭遇完全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典范。
而《追捕》带给崔永元（代表国人）的尴尬并不完全相同。一方面当年的观众对待《追捕》的心境与南非人民颇为相似，它带给观众以前所未有的震撼，这震撼不是来自电影技术，而是来自文明落差。现代化的都市，冷峻的杜秋，热情奔放的真由美，这在当年完全是毁三观的节奏啊，起码中国妇女冷酷无情地把奶油小生唐国强们给抛弃了。在一个贫瘠的年代走过来，人们的精神食粮太匮乏了，匮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因此不少平庸之作在我们这里成为经典。不过回过头来再看，我们得说我们和日本观众看到的不完全是一部电影，平庸的绝非是《追捕》的中国版本。对于这些良莠不齐的外国电影而言，上译厂的配音演员们所起到的作用，绝不仅仅是一个媒介和桥梁，他们完全是一次艺术的再创作，甚至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步。也正因为如此，上译厂的配音可以完全和电影剥离开来，以电影录音剪辑的方式存在，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声音艺术。
三
于是我特别想弄清楚一件事，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人以燃烧生命的方式投入这项事业，又是什么样的心境让我们对这门艺术产生这种不可思议的顶礼膜拜之情怀。要想找到这个答案，就必须要走进他们的命运。
因为李梓去世，触动我翻出一本一直束之高阁的书。书名叫做《峰华毕叙》，来自上译厂四个人的名字，他们分别是：邱岳峰、尚华、毕克、陈叙一。前三个是配音演员，陈叙一是上译厂的创办人和厂长。这本书是著名配音演员苏秀编撰的纪念合集，里面收集了对这四个人的纪念文章，作者有他们的同事、子女，也有配音爱好者们，爱好者里面还包括陈丹青、崔永元。这本书通篇透着一种忧伤的情绪，读来令人百感交集，其中最令人惋惜的，是邱岳峰。
上译厂的人总说：邱岳峰这辈子能遇到陈叙一，是他一生不幸中的大幸。这句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层是上译厂的演员们对老厂长陈叙一知遇之恩感激万分，另一层则是邱岳峰一生不幸。邱岳峰是个混血儿，他的父亲是民国驻守中苏边境的武官，他的母亲是个“白俄”。这样的出身，以及他后来为民国政府做事的经历，不难想象他在新中国会有怎样的境遇。解放以后，邱岳峰被人揭发有“历史罪行”，遂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然而也就在不久之后，他成为了第一批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组（上译厂前身）的配音演员。在单位，邱岳峰属于“内控人员”。那个年代的内控人员，通常是归侨、历史不清者、有特务嫌疑者、曾发表不满社会言论者，以及旧政权的士兵、警察、公务员。表面上，他们与普通人无异，但个人档案里会秘密注明“内部控制使用”。这意味着，他们不被组织信任，时刻处于被监控、被提防的状态。邱岳峰就是在这么一个状态下展开工作的，并且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所有人都承认，在这个领域，他就是大师。然而工作上的成就并没有能够让他的政治生活得到改善。上级一度打算把他送到农场去劳动改造，这时候，老厂长陈叙一站了出来：“邱岳峰是个人才，他的历史问题已经定性。留下他工作，我们可以在这里帮他改造。”
我实在不想再讲述他令人心酸的苦难人生了，总而言之，支撑他活下去的理由只剩下两个，一个是配音艺术，一个是他坚信他的历史问题终有一天能够说清楚。然而邱岳峰终究没有等到平反的一天。在1977年的一封信中，邱岳峰写道：“记得刚解放时，我只有27岁，很天真，认为这下可好了，一切都将变成新的，我将有可能从事我一直追求的事业——艺术天地。我幼稚地以为，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了。二十八年的经历……结果就是这样：一个苍白的、蹒跚的走向归途的弱者。”1980年的时候，邱岳峰一度以为自己迎来了转机，他的同案犯平反了。然而这件事的结果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厂里召开大会，落实政策，宣布对反革命人员的复查结果，邱岳峰不在平反之列。邱岳峰无法面对这一切，他选择用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他只需要再等一等就迎来了希望，然而他做不到了。
四
了解邱岳峰的命运，我们才能理解配音艺术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你可以想象，深处这样一个环境的人，配音不仅仅是他生活的支柱，更是他精神的支柱，甚至是他逃避现实苦难的港湾。他通过每一个角色之口，倾诉着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宣泄着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请去听听《简·爱》里罗切斯特对简的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唤，每一声的语调都不一样，这是经历了怎样的沧桑才能够做到的呀。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苦难的生活能够摧毁人生，也却能够孕育伟大的艺术。
也只有在这个领域，他才是自由的，他自由地演绎着各种各样的人生，英国绅士、日本医生、意大利小偷、法国无赖……在各色人生中表达着丰富多彩的情绪，狡诈的、轻佻的、沧桑的、深情的……他诠释了一种情怀，一种那个年代不可以有、也早已断绝的情怀——颓废。陈丹青这样描述这种才能：倘若听众各自的内心均曾满蓄难以声张的沮丧、憎恶、心有不甘、尊严折损、恶意的怯喜、疯狂的本能，凡此种种，忽然，都被邱岳峰的语音霍然唤醒，骤然舒解，在潜意识里畅饮那颓废的甘洌。我们以为是被外国电影所感动，其实是在享受颓废的快感。
我感觉我弄清楚了这门艺术何以如此不同了。在那个全国只看八出样板戏的年代，上译厂的存在完全是一个异数，就像清朝的广东十三行一样，他们成了这个封闭国家电影艺术沟通世界唯一的窗口，即便在动荡的文革时期，上译厂也一直在开工，在持续不断地配制东西两大阵营的优秀作品，当然其中的大部分只能作为“内参片”存在，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刻画的那样神秘莫测。然而毕竟，一个多姿多彩，拥有七情六欲的人性世界被引进和保留了下来，像一个听取了所有秘密的树洞，或是没有彻底删除“垃圾”的回收站。等到它重见天日的那天，你可以想见那种力量对民众干涸心灵的冲击，如同一个褴褛的行者在漆黑狭小的缝隙中艰难前行，突然眼前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池，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而这桃花源的搭建者又怎能不被爱戴，被铭记？这是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不容亵渎的珍贵记忆，令人不能自已。可是也因为这样，配音艺术的辉煌如昙花一现将不可避免，想要延续或重现这种辉煌也将是徒劳的，因为邱岳峰们和他们的译制片，毕竟是个“伟大的例外”啊。
五
罗兰·巴特说：“每回我看到明知过世的演员的电影，总会感到忧郁，此即摄影的忧郁。当我听到死去歌者的嗓音，也感受到同一的心情。”这便是我此刻的心情，斯人已逝，那种特质的情怀也随着那特定的年代而渐行渐远。我们可以感怀，但却不必哀伤，抛弃有的时候恰恰意味着自由。当人们不再对译制片顶礼膜拜，甚至产生厌恶情绪的时候，恰恰是因为我们已不再需要通过这个载体去获得自由。伴随着特殊年代诞生的人事，也将随着特殊年代的结束而走入历史，便如二战过后，英国人民就不再需要丘吉尔，这是进步的代价。好在这些精神遗产并不会消失，它就在那里，以其绝美的姿态，见证者那个年代，无悲无喜。
在和九零后们争吵配音版和原声版孰优孰劣的时候，我不免暗暗也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成长于信息时代的九零后们，的确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源，然而也因为信息太过丰富，所有的文化都倏忽而来，倏忽而去，以至于很少有事物有机会长沉淀于他们心中。这让他们丧失了一项资格——怀旧。从配音年代走过来的人，看原声时不免会产生错觉，这声音是假的吧？记得看原声版《成长的烦恼》，倍感不适应，麦琪怎么能是这样的声音？她应该是张欢老师的声音，她应该和《神探亨特》里的马考尔警官一个声音才对。
一
1月5日那天，微博界面基本被一句话给刷屏了：“当兵的，你不讲信用！”这话出自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的女主人公之口，或者说，出自配音演员李梓之口，音犹在耳，那性感、俏皮的腔调至今记忆犹新。人们转发这句话，是为了纪念李梓，这一天，李梓去世了。好莱坞影星凯瑟琳·赫本去世的时候，世人认为一个属于好莱坞电影的黄金年代结束了。我特想把这话当做李梓去世的一个注脚，可是很遗憾，属于中国译制片的黄金年代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结束了，成为人们赖以怀旧的记忆，包括我。李梓去世这天，这些记忆翻涌出来，我惊讶地发现，记忆的土壤里，生长出了一些思绪，枝枝蔓蔓的全无章法。
如今的电影院，原声电影占据了半壁江山，年轻人们更是对配音版电影不屑一顾，为此我这个配音控没少在网上和他们争吵。然而实事求是地讲，电影就应该是原声配字幕，美国院线的外国电影都是这么处理的。只有原汁原味，才能够完整地诠释出一部电影的全部内涵。画家陈丹青说：“好的翻译仍然可以是好的语言，二者都是文学；配音再好，却仍是语音的替代品。配音，为传播计，是属上策，论艺术，毕竟下策。”一般而论，陈丹青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总有特例打破一般，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们，生生地把配音演绎成了一门艺术。编剧史航说：“我们要以欣赏唐诗、宋词的心态，去欣赏上译厂80年代的译制片。那是可以传世的艺术品。”史航说话的风格比较夸张，追求戏剧感，不过这一次我听着挺可观的。
二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有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我没看过《简·爱》这本书，我也不知道这段台词是不是书中的原话，但这段话在李梓的演绎下似乎超越了原著本身，成为一代女文青的爱情圭臬，其影响力不亚于舒婷的《致橡树》。《简·爱》是一部名著，但也不是什么高水平的名著，中国人对这本书的感情很难说不是受了这部电影的影响，而我们对这部电影的感情肯定是受了配音的影响。邱岳峰和李梓为我们奉献了可能是中国配音史上的巅峰之作。
“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哪，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追捕》里医生唐塔的配音来自邱岳峰，当然邱岳峰最杰出的配音还是来自《简·爱》里的罗切斯特。当陈丹青得出配音是艺术的下策这个结论之后，他笔锋一转说：邱岳峰是一个伟大的例外。陈丹青这样评价邱岳峰：他是外国人。别的天才配音演员感动我们，但我们不会错当他们是外国人，然而邱岳峰似乎比罗切斯特还罗切斯特，比卓别林还卓别林，当我后来在美国看了《简·爱》和《凡尔杜先生》，那原版的真声听来竟像是假的，我无助地想念邱岳峰，在一句句英文台词里发生“重听”。他，一个上海居民，一个在电影译制厂上班的中国人，直到我在纽约重听邱岳峰这才“恍然大悟”：他没有说过一句“外国话”，他以再标准不过的“国语”为我们塑造了整个“西方”。
说起配音演员对一部电影的再创造，就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现象：对我们产生极大影响的电影，在它们的祖国却表现平平。乔治·斯科特主演的《简·爱》固然不是这部小说最佳的电影改编版本，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追捕》在日本也根本就是平庸之作。当崔永元为制作《电影传奇》去日本采访时，高仓健以及“横路敬二”的扮演者田中邦卫根本不愿意为《追捕》这部电影接受采访，在他们看来，这电影实在不值得评价。
这种奇特的现象让我想起了去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得主《寻找小糖人》。“小糖人”是美国六十年代一首歌曲的名字，作者罗德里格斯是个郁郁不得志的摇滚歌手，实际上他只发行了两张专辑就被乐坛淘汰了，以后的日子他是以房屋修理工的身份生活的。然而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作品漂洋过海去到了深陷种族隔离泥沼的南非，作品中所描述的自由的、丰富多彩的情感，给南非人以巨大的心灵慰藉。对南非人而言，罗德里格斯的地位就相当于鲍勃、迪伦之于美国人，崔健之于中国人。这是个让人听着热泪盈眶的奇迹，也让美国音乐界无比尴尬。罗德里格斯的音乐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性是毋庸置疑的，他的遭遇完全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典范。
而《追捕》带给崔永元（代表国人）的尴尬并不完全相同。一方面当年的观众对待《追捕》的心境与南非人民颇为相似，它带给观众以前所未有的震撼，这震撼不是来自电影技术，而是来自文明落差。现代化的都市，冷峻的杜秋，热情奔放的真由美，这在当年完全是毁三观的节奏啊，起码中国妇女冷酷无情地把奶油小生唐国强们给抛弃了。在一个贫瘠的年代走过来，人们的精神食粮太匮乏了，匮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因此不少平庸之作在我们这里成为经典。不过回过头来再看，我们得说我们和日本观众看到的不完全是一部电影，平庸的绝非是《追捕》的中国版本。对于这些良莠不齐的外国电影而言，上译厂的配音演员们所起到的作用，绝不仅仅是一个媒介和桥梁，他们完全是一次艺术的再创作，甚至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步。也正因为如此，上译厂的配音可以完全和电影剥离开来，以电影录音剪辑的方式存在，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声音艺术。
三
于是我特别想弄清楚一件事，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人以燃烧生命的方式投入这项事业，又是什么样的心境让我们对这门艺术产生这种不可思议的顶礼膜拜之情怀。要想找到这个答案，就必须要走进他们的命运。
因为李梓去世，触动我翻出一本一直束之高阁的书。书名叫做《峰华毕叙》，来自上译厂四个人的名字，他们分别是：邱岳峰、尚华、毕克、陈叙一。前三个是配音演员，陈叙一是上译厂的创办人和厂长。这本书是著名配音演员苏秀编撰的纪念合集，里面收集了对这四个人的纪念文章，作者有他们的同事、子女，也有配音爱好者们，爱好者里面还包括陈丹青、崔永元。这本书通篇透着一种忧伤的情绪，读来令人百感交集，其中最令人惋惜的，是邱岳峰。
上译厂的人总说：邱岳峰这辈子能遇到陈叙一，是他一生不幸中的大幸。这句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层是上译厂的演员们对老厂长陈叙一知遇之恩感激万分，另一层则是邱岳峰一生不幸。邱岳峰是个混血儿，他的父亲是民国驻守中苏边境的武官，他的母亲是个“白俄”。这样的出身，以及他后来为民国政府做事的经历，不难想象他在新中国会有怎样的境遇。解放以后，邱岳峰被人揭发有“历史罪行”，遂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然而也就在不久之后，他成为了第一批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组（上译厂前身）的配音演员。在单位，邱岳峰属于“内控人员”。那个年代的内控人员，通常是归侨、历史不清者、有特务嫌疑者、曾发表不满社会言论者，以及旧政权的士兵、警察、公务员。表面上，他们与普通人无异，但个人档案里会秘密注明“内部控制使用”。这意味着，他们不被组织信任，时刻处于被监控、被提防的状态。邱岳峰就是在这么一个状态下展开工作的，并且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所有人都承认，在这个领域，他就是大师。然而工作上的成就并没有能够让他的政治生活得到改善。上级一度打算把他送到农场去劳动改造，这时候，老厂长陈叙一站了出来：“邱岳峰是个人才，他的历史问题已经定性。留下他工作，我们可以在这里帮他改造。”
我实在不想再讲述他令人心酸的苦难人生了，总而言之，支撑他活下去的理由只剩下两个，一个是配音艺术，一个是他坚信他的历史问题终有一天能够说清楚。然而邱岳峰终究没有等到平反的一天。在1977年的一封信中，邱岳峰写道：“记得刚解放时，我只有27岁，很天真，认为这下可好了，一切都将变成新的，我将有可能从事我一直追求的事业——艺术天地。我幼稚地以为，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了。二十八年的经历……结果就是这样：一个苍白的、蹒跚的走向归途的弱者。”1980年的时候，邱岳峰一度以为自己迎来了转机，他的同案犯平反了。然而这件事的结果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厂里召开大会，落实政策，宣布对反革命人员的复查结果，邱岳峰不在平反之列。邱岳峰无法面对这一切，他选择用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他只需要再等一等就迎来了希望，然而他做不到了。
四
了解邱岳峰的命运，我们才能理解配音艺术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你可以想象，深处这样一个环境的人，配音不仅仅是他生活的支柱，更是他精神的支柱，甚至是他逃避现实苦难的港湾。他通过每一个角色之口，倾诉着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宣泄着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请去听听《简·爱》里罗切斯特对简的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唤，每一声的语调都不一样，这是经历了怎样的沧桑才能够做到的呀。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苦难的生活能够摧毁人生，也却能够孕育伟大的艺术。
也只有在这个领域，他才是自由的，他自由地演绎着各种各样的人生，英国绅士、日本医生、意大利小偷、法国无赖……在各色人生中表达着丰富多彩的情绪，狡诈的、轻佻的、沧桑的、深情的……他诠释了一种情怀，一种那个年代不可以有、也早已断绝的情怀——颓废。陈丹青这样描述这种才能：倘若听众各自的内心均曾满蓄难以声张的沮丧、憎恶、心有不甘、尊严折损、恶意的怯喜、疯狂的本能，凡此种种，忽然，都被邱岳峰的语音霍然唤醒，骤然舒解，在潜意识里畅饮那颓废的甘洌。我们以为是被外国电影所感动，其实是在享受颓废的快感。
我感觉我弄清楚了这门艺术何以如此不同了。在那个全国只看八出样板戏的年代，上译厂的存在完全是一个异数，就像清朝的广东十三行一样，他们成了这个封闭国家电影艺术沟通世界唯一的窗口，即便在动荡的文革时期，上译厂也一直在开工，在持续不断地配制东西两大阵营的优秀作品，当然其中的大部分只能作为“内参片”存在，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刻画的那样神秘莫测。然而毕竟，一个多姿多彩，拥有七情六欲的人性世界被引进和保留了下来，像一个听取了所有秘密的树洞，或是没有彻底删除“垃圾”的回收站。等到它重见天日的那天，你可以想见那种力量对民众干涸心灵的冲击，如同一个褴褛的行者在漆黑狭小的缝隙中艰难前行，突然眼前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池，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而这桃花源的搭建者又怎能不被爱戴，被铭记？这是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不容亵渎的珍贵记忆，令人不能自已。可是也因为这样，配音艺术的辉煌如昙花一现将不可避免，想要延续或重现这种辉煌也将是徒劳的，因为邱岳峰们和他们的译制片，毕竟是个“伟大的例外”啊。
五
罗兰·巴特说：“每回我看到明知过世的演员的电影，总会感到忧郁，此即摄影的忧郁。当我听到死去歌者的嗓音，也感受到同一的心情。”这便是我此刻的心情，斯人已逝，那种特质的情怀也随着那特定的年代而渐行渐远。我们可以感怀，但却不必哀伤，抛弃有的时候恰恰意味着自由。当人们不再对译制片顶礼膜拜，甚至产生厌恶情绪的时候，恰恰是因为我们已不再需要通过这个载体去获得自由。伴随着特殊年代诞生的人事，也将随着特殊年代的结束而走入历史，便如二战过后，英国人民就不再需要丘吉尔，这是进步的代价。好在这些精神遗产并不会消失，它就在那里，以其绝美的姿态，见证者那个年代，无悲无喜。
在和九零后们争吵配音版和原声版孰优孰劣的时候，我不免暗暗也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成长于信息时代的九零后们，的确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源，然而也因为信息太过丰富，所有的文化都倏忽而来，倏忽而去，以至于很少有事物有机会长沉淀于他们心中。这让他们丧失了一项资格——怀旧。从配音年代走过来的人，看原声时不免会产生错觉，这声音是假的吧？记得看原声版《成长的烦恼》，倍感不适应，麦琪怎么能是这样的声音？她应该是张欢老师的声音，她应该和《神探亨特》里的马考尔警官一个声音才对。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