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历史是谁的历史
韦尔什的《香港史》堪称研究香港历史的经典之作，不仅在于其篇幅之长，更在于其对香港史料的深度挖掘和梳理。虽然难免带着西人特有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情绪，但总体来看是把英国治下的香港各种重大发展事件都囊括其中，并对英国在香港各个时期的施政方针、措施、反响等都有深刻的阐述。可以说，该书的最要优势就在于对香港殖民地的形成、确认、发展、放弃过程的一系列历史政治档案的解密，有助于读者去认识一个复杂、多面香港的来源。
了解香港的现在，必然要了解香港的过去；而了解香港的过去，就必须了解英国的历史。尤其是香港目前的政制问题，不仅与香港自身历史发展紧密相连，更与大英帝国的发展历史息息相关。可以说，大英帝国在发展历史中归纳出来的殖民地统治理念、统治技艺，极大影响了香港的政制设计与实践。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韦尔什十分喜欢从政治的角度来描述香港的历史，特别是擅长通过对当时各种外交档案、党派领袖、外交领导及港督信件、英国国内政治形势及国家发展战略的发现和梳理，理清当时英国人占领香港意图的发轫、统治策略的改变、管治技艺的充实以及政治图谋的实施。因此，韦尔什对香港历史的描述，仰赖的主线是港督的接替，通过各任港督不同统治思路、策略、措施的解读来还原当时香港的历史面貌，通过各任港督的个人命运传奇了香港的大大小小的重大历史事件，看起来脉络也很清晰、内容也非常详实。
如此说来，其实这部《香港史》准确来说就是英国人统治香港的历史。强世功基于对大英帝国历史和罗马帝国历史的研究，曾深入分析过英国人统治香港的策略，即“惯于海洋思路的英国人，最终没有采取大陆帝国的思路。毕竟资本家的商业利益在海洋贸易中。环顾英国殖民地，大英帝国简直就是一个“岛屿收藏家”，差不多把海洋中临近大陆的岛屿都变成殖民的对象，由此编制了遍布全球的商业殖民网络。这无疑是一项精明的商业策略，它既可以利用岛屿与大陆建立起商业关系，从大陆上获取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但却又不需要像罗马帝国那样，承担繁重的、往往吃力不讨好的治理大陆殖民地的政治责任。”（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P81） 英国人的这种统治策略在《香港史》中得到了印证。韦尔什在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对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国内商业发展、印度殖民地经济发展以及中英贸易关系发展情况的分析，指出当时英国的政治家在资产阶级追逐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不停地要敲开中国贸易的大门，不停地在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大清帝国，终因其商业利益在中国得不到满足而从有节制、有礼貌的外交要求发展到放纵的、蛮横的军事威胁，选择了发动第一次中英战争（即我们所称的鸦片战争），并终于首次让傲慢的中国屈服于英国的商业利益诉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人强迫中国政府割让香港这个海岛，正是为了满足英国的商业利益，满足远东的英国商人贸易货物中转、军事部队物资供给，并达到其打开中国市场的外交、军事、贸易目的。韦尔什教授的观点其实蛮有趣的，他坚持要从实证的角度来恢复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的原貌，并对中国历史学家对这一段历史的描述嗤之以鼻，尤其是对翦伯赞所著的《中国历史》冷嘲热讽，通过自己对当时英国首相、外交大臣与驻华商务总监、广州领事的通信和英国国会会议档案的解读，对中国史学界把第一次中英战争归因于鸦片贸易进行了否定，而提出了英国屡次要通过外交途径和平打开中国市场的意图受到清政府的严辞拒绝后，虽然当时英国政府仍致力于通过和平手段来开展贸易谈判，但由于鞭长莫及，在华的英国商人鼓动英国军队教训中国、展示实力，让清政府屈服，而正是由于清政府守卫广州湾军队的软弱无力、不堪一击，推动了英国政府采取武力手段让清政府屈服的决心。
但是，在清政府屈服后，在割让哪个海岛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当时的英国政府一直在舟山群岛和香港岛之间犹豫不定，因为当时舟山群岛也是靠近中国大陆，而且贸易发展已经有一定规模，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基础设施，无疑更有利于英国人实施通过对华贸易攫取丰厚利润的各种战略企图。但最终英国人还是选择了面积狭小、人口稀少、基础设施凋零但却是拥有天然深水良港的香港作为其殖民地，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英国人多年的贸易都在广州进行，对通过广州来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整套运作机制更为熟悉，并且在广州、澳门也有了相当的贸易基础有关外，另一方面，就是强世功所说的，英国人精明的政治打算，通过付出最少的治理投入获取最多的商业利益。这种精于计算的政治品质、十分现实的发展眼光加上某些历史的偶然因素，英国人最终在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中把焦点聚到了香港岛。而没想到的是，英国人的这种精明和现实，却从此偶然地改变了当时香港这片荒凉的土地的命运。
当英国人下定决心把香港作为英女皇治下的国土后，便开始在香港施展各种统治技艺。许多中国史家都认为，英国人对香港的统治管理，是满足其商业利益的同时附带的结果，并不是英国人真心实意为了香港好。这话说对了一半。惯于算计的英国人，当然可是为了统治香港而统治香港，香港的繁荣，当然首先必须满足英国人的商业利益，首先必须成为英国人的摇钱树，这是肯定的，否则就不叫殖民地了；但韦尔什教授指出，香港之所以不断从封建落后的穷乡僻壤发展成现代大都市，一步步建构起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机制和商业文明，其中也与历届港督的政治野心和政治抱负分不开的。在韦尔什教授对香港历届28任总督治下香港面貌的叙述中，总督在香港都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其想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便会采取什么样的统治措施。港督选任，有的是在英国政界受到排挤，有的是出于政治利益的分享，有的是家族祖宗的庇佑，等等，不一而足，这就决定了不同的港督到任负有不同的政治意图和抱负。比如说首任港督璞鼎查，对香港的治理除了卖地之外，几乎毫无建树，因为其政治使命是满足协调英国与中国的贸易交往，香港的发展不在其考虑的范畴；而港督包令，对香港的卫生教育事业非常重视，从制定法规、财政支持、改善设施、培养师资、改革中国传统私塾、引进英国教育模式等方面推动了香港社会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港督杨慕琦推出了香港民主政治改革方案，本来打算在力推代议制民主政治，但香港真正的代议制发展，却是到了1980年代初期的港督麦理浩时期，并在末任总督彭定康布满政治陷阱的暴风骤雨式政治改革中才全面推行。总体来说，1842年至1898的香港发展速度非常缓慢，这与最初几任港督仅局限于满足英国商人及欧洲裔商人利益，无论是商业发展还是公共管理工作，着眼点都是满足极少的外国居民，而对占据香港人口绝大部分的华人社会的发展放任自流、不闻不问有极大关系。而1900年至1949年之后的香港发展迅速但规模并不算大，也是和港督的政治企图有关，他们当然也要先满足英国商人的利益，但也把香港作为证明自身政治价值的存在，把繁荣香港当做迎接英国皇室来访的礼物，为自己的仕途增光添彩，也就没有考虑什么造福居民的意图；1949年之后的香港经济异军突起，甚至在70年代人均收入已经超越英国本土居民，这就与港督持有的把香港打造成抵抗社会主义大陆的阵地的政治谋划有密切关系了。韦尔什选择将港督作为连接香港155年的历史主线，必然使《香港史》充满了政治分析的气息，而恰恰是英国与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政治格局的改变，恰当地解释了香港在英国治下这150多年历史重大事件和重大变化的缘由了，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香港如此深刻地打上英式政治、文化、商业、教育、公共管理乃至信仰模式的印记，与这些港督苦心经营的政治意图都难分难舍。
韦尔什教授对历史事件中的历史人物看法也是颇为有趣的。比如说，他通过参与鸦片战争后谈判的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的信件，就指出签下丧权辱国条约的钦差大臣耆英为人十分有趣且富有智慧，思想也不守旧，甚至欢乐地和英国人一起跳舞，这与其在国人心中的卖国贼形象大相径庭；对力主硝烟的林则徐，韦尔什则的认为其人过于刚愎自用，不去弄清楚中英之间贸易的实情，没有自己对实际情况的判断和独到的见解，而一味去执行皇帝的命令，鲁莽地树敌于英国商人，这与林在国人中的民族英雄形象又非常不同。
香港的历史足以表明，资本主义的商业文明战胜了封建主义的农业文明，英国臻与成熟政制模式成功移植到了中国的国土。同时，通过大英帝国在北美大陆和印度殖民地管治的连连失败和在香港管治的成功，在让我们既看到英式政制模式的现代性和英国人对香港的苦心经营，也让我们看到了英国人的政治上的气量狭小和阴险狡诈，也仅有香港这么样一个海岛，让英国的政治实验成功了，并通过斐然的经济成就成功塑造了700万香港市民的缅怀，这就让人们不得不在保持对英国人居心的警惕之外，多了一份赞叹。同时，我们被困扰着，包括香港居民本身也被困扰着，那就是，香港的历史是谁的历史？这个迷雾似乎还没有拨开。
了解香港的现在，必然要了解香港的过去；而了解香港的过去，就必须了解英国的历史。尤其是香港目前的政制问题，不仅与香港自身历史发展紧密相连，更与大英帝国的发展历史息息相关。可以说，大英帝国在发展历史中归纳出来的殖民地统治理念、统治技艺，极大影响了香港的政制设计与实践。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韦尔什十分喜欢从政治的角度来描述香港的历史，特别是擅长通过对当时各种外交档案、党派领袖、外交领导及港督信件、英国国内政治形势及国家发展战略的发现和梳理，理清当时英国人占领香港意图的发轫、统治策略的改变、管治技艺的充实以及政治图谋的实施。因此，韦尔什对香港历史的描述，仰赖的主线是港督的接替，通过各任港督不同统治思路、策略、措施的解读来还原当时香港的历史面貌，通过各任港督的个人命运传奇了香港的大大小小的重大历史事件，看起来脉络也很清晰、内容也非常详实。
如此说来，其实这部《香港史》准确来说就是英国人统治香港的历史。强世功基于对大英帝国历史和罗马帝国历史的研究，曾深入分析过英国人统治香港的策略，即“惯于海洋思路的英国人，最终没有采取大陆帝国的思路。毕竟资本家的商业利益在海洋贸易中。环顾英国殖民地，大英帝国简直就是一个“岛屿收藏家”，差不多把海洋中临近大陆的岛屿都变成殖民的对象，由此编制了遍布全球的商业殖民网络。这无疑是一项精明的商业策略，它既可以利用岛屿与大陆建立起商业关系，从大陆上获取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但却又不需要像罗马帝国那样，承担繁重的、往往吃力不讨好的治理大陆殖民地的政治责任。”（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P81） 英国人的这种统治策略在《香港史》中得到了印证。韦尔什在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对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国内商业发展、印度殖民地经济发展以及中英贸易关系发展情况的分析，指出当时英国的政治家在资产阶级追逐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不停地要敲开中国贸易的大门，不停地在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大清帝国，终因其商业利益在中国得不到满足而从有节制、有礼貌的外交要求发展到放纵的、蛮横的军事威胁，选择了发动第一次中英战争（即我们所称的鸦片战争），并终于首次让傲慢的中国屈服于英国的商业利益诉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人强迫中国政府割让香港这个海岛，正是为了满足英国的商业利益，满足远东的英国商人贸易货物中转、军事部队物资供给，并达到其打开中国市场的外交、军事、贸易目的。韦尔什教授的观点其实蛮有趣的，他坚持要从实证的角度来恢复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的原貌，并对中国历史学家对这一段历史的描述嗤之以鼻，尤其是对翦伯赞所著的《中国历史》冷嘲热讽，通过自己对当时英国首相、外交大臣与驻华商务总监、广州领事的通信和英国国会会议档案的解读，对中国史学界把第一次中英战争归因于鸦片贸易进行了否定，而提出了英国屡次要通过外交途径和平打开中国市场的意图受到清政府的严辞拒绝后，虽然当时英国政府仍致力于通过和平手段来开展贸易谈判，但由于鞭长莫及，在华的英国商人鼓动英国军队教训中国、展示实力，让清政府屈服，而正是由于清政府守卫广州湾军队的软弱无力、不堪一击，推动了英国政府采取武力手段让清政府屈服的决心。
但是，在清政府屈服后，在割让哪个海岛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当时的英国政府一直在舟山群岛和香港岛之间犹豫不定，因为当时舟山群岛也是靠近中国大陆，而且贸易发展已经有一定规模，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基础设施，无疑更有利于英国人实施通过对华贸易攫取丰厚利润的各种战略企图。但最终英国人还是选择了面积狭小、人口稀少、基础设施凋零但却是拥有天然深水良港的香港作为其殖民地，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英国人多年的贸易都在广州进行，对通过广州来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整套运作机制更为熟悉，并且在广州、澳门也有了相当的贸易基础有关外，另一方面，就是强世功所说的，英国人精明的政治打算，通过付出最少的治理投入获取最多的商业利益。这种精于计算的政治品质、十分现实的发展眼光加上某些历史的偶然因素，英国人最终在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中把焦点聚到了香港岛。而没想到的是，英国人的这种精明和现实，却从此偶然地改变了当时香港这片荒凉的土地的命运。
当英国人下定决心把香港作为英女皇治下的国土后，便开始在香港施展各种统治技艺。许多中国史家都认为，英国人对香港的统治管理，是满足其商业利益的同时附带的结果，并不是英国人真心实意为了香港好。这话说对了一半。惯于算计的英国人，当然可是为了统治香港而统治香港，香港的繁荣，当然首先必须满足英国人的商业利益，首先必须成为英国人的摇钱树，这是肯定的，否则就不叫殖民地了；但韦尔什教授指出，香港之所以不断从封建落后的穷乡僻壤发展成现代大都市，一步步建构起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机制和商业文明，其中也与历届港督的政治野心和政治抱负分不开的。在韦尔什教授对香港历届28任总督治下香港面貌的叙述中，总督在香港都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其想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便会采取什么样的统治措施。港督选任，有的是在英国政界受到排挤，有的是出于政治利益的分享，有的是家族祖宗的庇佑，等等，不一而足，这就决定了不同的港督到任负有不同的政治意图和抱负。比如说首任港督璞鼎查，对香港的治理除了卖地之外，几乎毫无建树，因为其政治使命是满足协调英国与中国的贸易交往，香港的发展不在其考虑的范畴；而港督包令，对香港的卫生教育事业非常重视，从制定法规、财政支持、改善设施、培养师资、改革中国传统私塾、引进英国教育模式等方面推动了香港社会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港督杨慕琦推出了香港民主政治改革方案，本来打算在力推代议制民主政治，但香港真正的代议制发展，却是到了1980年代初期的港督麦理浩时期，并在末任总督彭定康布满政治陷阱的暴风骤雨式政治改革中才全面推行。总体来说，1842年至1898的香港发展速度非常缓慢，这与最初几任港督仅局限于满足英国商人及欧洲裔商人利益，无论是商业发展还是公共管理工作，着眼点都是满足极少的外国居民，而对占据香港人口绝大部分的华人社会的发展放任自流、不闻不问有极大关系。而1900年至1949年之后的香港发展迅速但规模并不算大，也是和港督的政治企图有关，他们当然也要先满足英国商人的利益，但也把香港作为证明自身政治价值的存在，把繁荣香港当做迎接英国皇室来访的礼物，为自己的仕途增光添彩，也就没有考虑什么造福居民的意图；1949年之后的香港经济异军突起，甚至在70年代人均收入已经超越英国本土居民，这就与港督持有的把香港打造成抵抗社会主义大陆的阵地的政治谋划有密切关系了。韦尔什选择将港督作为连接香港155年的历史主线，必然使《香港史》充满了政治分析的气息，而恰恰是英国与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政治格局的改变，恰当地解释了香港在英国治下这150多年历史重大事件和重大变化的缘由了，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香港如此深刻地打上英式政治、文化、商业、教育、公共管理乃至信仰模式的印记，与这些港督苦心经营的政治意图都难分难舍。
韦尔什教授对历史事件中的历史人物看法也是颇为有趣的。比如说，他通过参与鸦片战争后谈判的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的信件，就指出签下丧权辱国条约的钦差大臣耆英为人十分有趣且富有智慧，思想也不守旧，甚至欢乐地和英国人一起跳舞，这与其在国人心中的卖国贼形象大相径庭；对力主硝烟的林则徐，韦尔什则的认为其人过于刚愎自用，不去弄清楚中英之间贸易的实情，没有自己对实际情况的判断和独到的见解，而一味去执行皇帝的命令，鲁莽地树敌于英国商人，这与林在国人中的民族英雄形象又非常不同。
香港的历史足以表明，资本主义的商业文明战胜了封建主义的农业文明，英国臻与成熟政制模式成功移植到了中国的国土。同时，通过大英帝国在北美大陆和印度殖民地管治的连连失败和在香港管治的成功，在让我们既看到英式政制模式的现代性和英国人对香港的苦心经营，也让我们看到了英国人的政治上的气量狭小和阴险狡诈，也仅有香港这么样一个海岛，让英国的政治实验成功了，并通过斐然的经济成就成功塑造了700万香港市民的缅怀，这就让人们不得不在保持对英国人居心的警惕之外，多了一份赞叹。同时，我们被困扰着，包括香港居民本身也被困扰着，那就是，香港的历史是谁的历史？这个迷雾似乎还没有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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