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班的理想生活不是不想上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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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可应该是一个特底层的姑娘，从农村出来，长相普通，没什么特长，最能做的正经工作就是饭馆的服务员，薪水很少，结交了一个除了不会挣钱啥都不会的男朋友，两个人吃喝睡都在一起，过着夫妻一样的生活，少了谁日子都能过，少了谁日子都不好过，就像两条拧在一起的绳子，要硬生生扯开其中一根，另一根一定缠得像一个吸血的僵尸，临了咬一口，月圆时刻化成跟TA一样的走肉。
这是我爱这篇《终点》的理由，短则短矣，却能化解我看《不上班的理想生活》前半部分偶尔生出来的羡慕。我忍不住揣测，坐了一站就到终点的张可会不会又拎着箱子回到“家里”，衣服重新收拾进柜子，撕开桌上的泡面，冲开水，然后呼啦呼啦一口一口吃掉……一张捡来的银行卡改变不了谁的命运，即便天意一般，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生日密码，惊喜终究没有化成奇迹。其实，这才是生活，血淋淋的，却死一般绝对，没有侥幸。
如果说这真是主编的刻意，我到反而觉得这是正能量的宣扬。
在前面的访谈里，韩寒说自由“肯定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自己所愿的生活”，但真要截取这一句作为全书的主题怕是偏颇大了，后面韩寒还说，“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遇到经济问题），不管他处在什么地位上。”“有问题就想办法解决”，“反正只要自己有手艺，有能力，不偷不抢，合法，”“我相信都能过去。”于是，整个价值观就全面了。这篇对韩寒的采访，让我想起曾经读到一个评论韩寒《后会无期》的作者的话，大意就是“一股扑面而来的屌丝气息”。屌丝这个词可能粗野了，换成“草根”或许更贴切。
给手无寸铁、衣不蔽体的人造梦多少显得残忍，而说完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辞职去旅行”，再来嘲笑迷茫无助的“文艺青年”同样显出刻薄。倒是对那些看似傲娇实则懒惰的“不工作者”，适当的鞭挞多少有点“寡母含泪劝儿”的意味，而且也确实有必要。一直以来有两种流俗的观念让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一个就是“学术是应该给富家孩子来做的”，一个是“饭都吃不饱，还谈什么理想”。在比较长的生活中，我渐渐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这世上大多数人都逃不过3个字——普通人。真正敢于用理想跟生活死磕而最终体会到“成功”的人是少数，当然，前提是不要跟我争论什么是真正的成功，没有意义，因为你也许就是那个要命的“普通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真正有意义的或许是那一句，“自由是免于对生存的恐惧”。
所以就有书里各种形态的自由职业者（“不上班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要感得到对生活的满意，无一例外都透着同样一种认识，即对物欲的极大克制或者说淡薄的物质欲。最理想的状态或者是，你把你的求生生活过得特别不像求生的生活，然后有一天你真的不需要靠谋生来求生了，而是有了一张不是一块钱而是很多很多一块钱的银行卡。那时候再谈自由时，可以说自由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说到这里，我其实想说我应该真的不是一个世俗的成功学支持者，我可能自己也含着泪，在承认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时。我曾经或者现在偶尔也梦想过过上“不上班的理想生活”，揣着一份很不固定的“自由职业”所得，带着“成为一个作家”、或者一个“不婚主义者”的固执念头，走在一条艰难而狭窄的路上，使劲地证明自己是一个靠理想也能活得快乐而自由的人。但是，我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有两样东西——“天赋”与“机遇”，是不是我所能遭遇的。如果不能，我拿什么来面对我仓皇抛下的生活，还有父母，和无数双浸在俗世里的血淋淋的眼睛。
我好像并没有谈论很多这本《鲤·不上班的理想生活》书。知道《鲤》，知道MOOK是两三年之前的事情。同样文艺调调，安妮宝贝的《大方》一共出了两期，就退出舞台。其他真正走得久的MOOK好像也并不多，受众相似而较成功的杂志书有郭敬明的《最小说》、笛安的《文艺风赏》。“草根”韩寒的《独唱团》出了一期就谱了绝唱，倒是跟韩寒的一贯作品一样，卖得盆钵满满。
百度一下，说《鲤》的目标受众是“当下青年女性”。乍看《不上班的理想生活》前半部分，古典文艺、胶片味道十足，画面充斥理想主义的“小资气息”，很容易让这种以当下青年女性为受众的感受加固，让人联想到那些在互动平台上各种晒365天给孩子不重样地做可爱便当的家庭主妇麻麻，只要有本领，做饭也能做出名气来，也能给孩子挣足奶粉钱。然后会忍不住生出一种同理心出来，这真是在呼吁狼性的男性竞争世界里吹出一阵婉约的柔美风来，静下来，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子吧。
然后，到了后面的小说《纸婚》、《终点》，一下子就像一盆冷水浇上头脑，一个声音骂出来，“姑娘，醒一醒吧，社会是现实的”。
所以，我想不出《鲤》从2008年办到现在的其他理由，光是这一本，我发现了她介于郭敬明虚构浮华与韩寒炮制民生之间的理性。态度中正平和，不偏不倚，一边诉说理想，一边铺陈现实，往哪一边，交给读者你自己选择。
到这里，我想起刚刚没一会儿之前，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前同事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故事。她现在在一家外企拿着高薪，已经出了一本小说集，做过讲座，现在还在坚持业余写故事。她得朋友圈是这样说的：
“我在北京的第二年，为装饰空旷的客厅买了一个很新的二手转角布艺大沙发，接下来的一年多的许多夜晚，我静静坐在这个舒服的沙发上写完了十几篇小说。又过了一年，运气太好，香港的三联和北京的三联同时出版了。夏天，我在北京三联做写作讲座的嘉宾，观众正好坐满。第二天，QQ上有人问我前一天是不是在三联，她说，你还记得我吗，我就是卖给你沙发的姑娘，我不敢相信那真的是你。”
这是她记下的一个“北京故事”，我不知道你们读到了什么，我关心的是那个在听写作讲座的姑娘。
这是我爱这篇《终点》的理由，短则短矣，却能化解我看《不上班的理想生活》前半部分偶尔生出来的羡慕。我忍不住揣测，坐了一站就到终点的张可会不会又拎着箱子回到“家里”，衣服重新收拾进柜子，撕开桌上的泡面，冲开水，然后呼啦呼啦一口一口吃掉……一张捡来的银行卡改变不了谁的命运，即便天意一般，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生日密码，惊喜终究没有化成奇迹。其实，这才是生活，血淋淋的，却死一般绝对，没有侥幸。
如果说这真是主编的刻意，我到反而觉得这是正能量的宣扬。
在前面的访谈里，韩寒说自由“肯定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自己所愿的生活”，但真要截取这一句作为全书的主题怕是偏颇大了，后面韩寒还说，“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遇到经济问题），不管他处在什么地位上。”“有问题就想办法解决”，“反正只要自己有手艺，有能力，不偷不抢，合法，”“我相信都能过去。”于是，整个价值观就全面了。这篇对韩寒的采访，让我想起曾经读到一个评论韩寒《后会无期》的作者的话，大意就是“一股扑面而来的屌丝气息”。屌丝这个词可能粗野了，换成“草根”或许更贴切。
给手无寸铁、衣不蔽体的人造梦多少显得残忍，而说完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辞职去旅行”，再来嘲笑迷茫无助的“文艺青年”同样显出刻薄。倒是对那些看似傲娇实则懒惰的“不工作者”，适当的鞭挞多少有点“寡母含泪劝儿”的意味，而且也确实有必要。一直以来有两种流俗的观念让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一个就是“学术是应该给富家孩子来做的”，一个是“饭都吃不饱，还谈什么理想”。在比较长的生活中，我渐渐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这世上大多数人都逃不过3个字——普通人。真正敢于用理想跟生活死磕而最终体会到“成功”的人是少数，当然，前提是不要跟我争论什么是真正的成功，没有意义，因为你也许就是那个要命的“普通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真正有意义的或许是那一句，“自由是免于对生存的恐惧”。
所以就有书里各种形态的自由职业者（“不上班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要感得到对生活的满意，无一例外都透着同样一种认识，即对物欲的极大克制或者说淡薄的物质欲。最理想的状态或者是，你把你的求生生活过得特别不像求生的生活，然后有一天你真的不需要靠谋生来求生了，而是有了一张不是一块钱而是很多很多一块钱的银行卡。那时候再谈自由时，可以说自由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说到这里，我其实想说我应该真的不是一个世俗的成功学支持者，我可能自己也含着泪，在承认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时。我曾经或者现在偶尔也梦想过过上“不上班的理想生活”，揣着一份很不固定的“自由职业”所得，带着“成为一个作家”、或者一个“不婚主义者”的固执念头，走在一条艰难而狭窄的路上，使劲地证明自己是一个靠理想也能活得快乐而自由的人。但是，我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有两样东西——“天赋”与“机遇”，是不是我所能遭遇的。如果不能，我拿什么来面对我仓皇抛下的生活，还有父母，和无数双浸在俗世里的血淋淋的眼睛。
我好像并没有谈论很多这本《鲤·不上班的理想生活》书。知道《鲤》，知道MOOK是两三年之前的事情。同样文艺调调，安妮宝贝的《大方》一共出了两期，就退出舞台。其他真正走得久的MOOK好像也并不多，受众相似而较成功的杂志书有郭敬明的《最小说》、笛安的《文艺风赏》。“草根”韩寒的《独唱团》出了一期就谱了绝唱，倒是跟韩寒的一贯作品一样，卖得盆钵满满。
百度一下，说《鲤》的目标受众是“当下青年女性”。乍看《不上班的理想生活》前半部分，古典文艺、胶片味道十足，画面充斥理想主义的“小资气息”，很容易让这种以当下青年女性为受众的感受加固，让人联想到那些在互动平台上各种晒365天给孩子不重样地做可爱便当的家庭主妇麻麻，只要有本领，做饭也能做出名气来，也能给孩子挣足奶粉钱。然后会忍不住生出一种同理心出来，这真是在呼吁狼性的男性竞争世界里吹出一阵婉约的柔美风来，静下来，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子吧。
然后，到了后面的小说《纸婚》、《终点》，一下子就像一盆冷水浇上头脑，一个声音骂出来，“姑娘，醒一醒吧，社会是现实的”。
所以，我想不出《鲤》从2008年办到现在的其他理由，光是这一本，我发现了她介于郭敬明虚构浮华与韩寒炮制民生之间的理性。态度中正平和，不偏不倚，一边诉说理想，一边铺陈现实，往哪一边，交给读者你自己选择。
到这里，我想起刚刚没一会儿之前，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前同事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故事。她现在在一家外企拿着高薪，已经出了一本小说集，做过讲座，现在还在坚持业余写故事。她得朋友圈是这样说的：
“我在北京的第二年，为装饰空旷的客厅买了一个很新的二手转角布艺大沙发，接下来的一年多的许多夜晚，我静静坐在这个舒服的沙发上写完了十几篇小说。又过了一年，运气太好，香港的三联和北京的三联同时出版了。夏天，我在北京三联做写作讲座的嘉宾，观众正好坐满。第二天，QQ上有人问我前一天是不是在三联，她说，你还记得我吗，我就是卖给你沙发的姑娘，我不敢相信那真的是你。”
这是她记下的一个“北京故事”，我不知道你们读到了什么，我关心的是那个在听写作讲座的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