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的幸福？

一说起加缪的名作《局外人》，很多人会有一种自动反应：荒诞。如果追问一下，什么荒诞？有人会回答：“在存在主义小说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由违反常规而带来的荒诞。加缪的《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在母亲生前的朋友面对着棺材哭泣时，自己却一滴眼泪也没有。询问他母亲的年纪时，他毫无把握地说大约六十多岁。当他的女友玛丽 卡多娜问他是否爱她时，他的回答是：‘这种话毫无意义’，问他是否愿意结婚时，他说：‘怎么样都行。’当检察院论证默尔索是在神智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杀了人时，他对这一控诉未于置辩，反倒觉得他观察事物的方式倒不乏其清晰正确，他说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在最后陈述杀人动机时，他仅仅说是因为太阳。”这段谴责“局外人”默尔索行事荒诞的话原原本本地出自学界某位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学术地位的靠谱中年学者的一本重要著作，而这种观点似乎代表了不少人对《局外人》及其荒诞主题的认识。 正如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那样，《局外人》的确是加缪“荒诞三部曲”中的一部。“荒诞”主题是加缪早期作品的共同主题，“荒诞三部曲”包括《局外人》（小说）、《卡利古拉》（戏剧）和《西绪福斯神话》（论文）。到了晚期，“荒诞”主题被“反抗”主题取代。不知是出于对三位一体的执着还是什么，“反抗”主题也包括三部不同体裁的作品《鼠疫》（小说）、《正义者》（戏剧）和《反抗的人》（论文）。如果承认这种形式上的对称，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局外人》与《西绪福斯神话》应该具有内在一致性，默尔索应该是西绪福斯的一个世俗版本，而将默尔索的形象解读为荒诞的代言人显然会违背这种对称。 那么问题来了，《局外人》中荒诞的是什么？或者是谁？ 读者由于被默尔索的行为震惊，第一时间就将他打上了“荒诞”的烙印。其实如果有可能的话，愤怒的读者想打上的烙印或许是“荒谬”而不是“荒诞”。有血有肉的人，谁会一开口就“今天，妈妈死了。”呢！这句话那么惹人讨厌，以致于有些读者在心目中默默对其进行了篡改。在我亲身经历的一次研究生面试上，面试老师为了活跃气氛，问了某个参加面试的过度紧张的学生一个问题：《局外人》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学生没想到问题这么简单，马上两眼放光：昨天，妈妈死了。面试的老师们友善地纠正了她的回答。我则若有所思了半天：混乱的记忆也许代表了潜意识的抵抗。 今年和我一起学习这本书的同学们正是带着这种潜意识的抵抗和一种更为有意识的憎恶，半推半就地读完了这本书。最开始，他们说，怎么还有这种人，我不能理解。后来他们意识到，一部分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作者给自己、给人物、给读者设置了最困难的处境，让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去思考。这个过程有时非常痛苦，为了想象人物，我们需要审视自己的生活，借助自己的经验，有时甚至不得不触及那些我们试图掩盖的往事和回忆，或者我们试图隐藏的性格和情绪。但在这样袒露心扉之后，所有同学都表示，自己终于能够理解默尔索了，有的同学甚至还对他表现出了一点钦佩之情。大家意识到，在这种表面的荒诞之后，加缪真正想揭示的是另一种荒诞。 小说中，在妈妈的葬礼上，默尔索没有哭，小说的其他人物觉得他大逆不道。他在母亲生前把她送到养老院，那一带的人因此对他”看法不好“。在最后的审判现场，检察官觉得默尔索的冷漠比弑父者的罪行更让他憎恶，因为检察官认为，”一个在精神上杀死母亲的人，和一个杀死父亲的人，都是以同样的罪名自绝于人类社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前者都是为后者的行动作准备，以某种方式预示了这种行动，并且使之合法化。“检察官请求陪审团将同样的惩罚加诸精神上的弑母者和行动上的弑父者。陪审团同意了他的请求。默尔索最终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但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因为他在妈妈的葬礼上没有哭，是因为他以个人的名义，背叛了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 关于亲情的本质，关于人际关系的思考，这个不想多说了。在任何社会，养育之恩和骨肉亲情都不可能是可以轻易被否定的东西。我想问的是，母亲去世，默尔索真的不难过吗？普通人都有的情感，他真的没有吗？从头到尾，他似乎并没有说不想或不爱自己的母亲。在小说第一部第四章的结尾，我们看到一贯坚持理性思考的他在片刻之间也流露出“普通人”的感情：丢了老狗的老萨拉玛诺回家去后，默尔索“听见他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的床咯吱咯吱响。我听见透过墙壁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声，原来他在哭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了妈妈。”这个句子是上课时一个学生帮我们划出来的，她觉得读到这里，她感受到默尔索对母亲的思念。 但是，我们的这种解读其实还是想将默尔索纳入现成的伦理道德框架之内。我们出于同情，想去理解他的行为，但我们的理解方式从本质上说与那些因厌恶而将他视作“局外人”的人没有什么分别。反过来，如果不考虑他的内心是否真的有爱（归根到底，谁能知道谁内心真的有没有爱呢），我们会发现问题其实出在表达方式上。哭或者不哭，说不说我爱你，表不表现兄弟情义，这些都是方式，默尔索最终被社会抛弃，原因不是他对社会伦理道德的鄙视。这才是荒诞和可怕的：他并没有鄙视社会伦理道德，但人们不允许他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爱。 直到这里为止，我一直在自言自语，正如我通常喜欢以一本书或一个作家为借口自言自语一样。其实我是很害怕写书评的，因为写着写着我就开始自言自语，到最后根本分不清哪些真的出自书上，哪些是我臆想出来的。而如果说我的书评还能堂而皇之地贴出来，这得归功于那一点点敏感和直觉，它们挽救了我，使我的自言自语好歹与胡言乱语保持三分距离。 所以，直到这里为止，我暂时隔离了小说人物默尔索，一直在自言自语。在所有这些事情里，默尔索自己怎么看？从上文引述的靠谱中年学者对他的评论来看，他就是个懵懵懂懂的闷葫芦愣头青，歪瓜裂枣（臆想），无情无义，笨手笨脚，傻里傻气。稀里糊涂杀了人，合情合理被判处了极刑。这样的人生一败涂地的小青年，他不可能有什么想法，遑论深刻。 果真这样的话，那么可怜的默尔索显然再一次地成为了“转述”的受害者。中年靠谱学者的转述之中，其实是有几分猥琐气息的。如果读原文，就知道默尔索的形象要正派得多，也有主见得多。在小说中，默尔索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个决定，都经过深思熟虑，即便每一次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都是“这毫无意义”。尽管他的决定和行动几乎没有一次迎合对方的期待，不但如此，他似乎还有着总是令人不快的天赋。但他却愿意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而且决定一旦做出，就没有后悔的时候。他的性格很冷淡，但也很冷静，没有左右为难的犹豫，没有拖泥带水的黏糊。以致于在小说的结尾，他温情脉脉地说出自己是幸福的。因为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他与自己保持了一致，他是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表率。他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他的灵魂始终是安宁的，因此他不需要宗教的救赎，连假装他都懒得。如果说西绪福斯是个正面出击的英雄，那么默尔索就是他的负片，他以他的不作为表现了不妥协，他不是英雄，但差不多是个英雄了（得到全班——也就是四个同学的一致赞同）。 在这之后，小说当然也有让人困惑的地方，比如说，为什么一定要设置他杀阿拉伯人的情节。也许这是为第二部分内容也就是“审判”做铺垫，让法律及其代言人显得越发可笑。不过这也引发了一点后话。在不久前的一次闲聊中，勒克莱齐奥先生说加缪的《局外人》有种族歧视色彩，因为里面的阿拉伯人没有名字。他还说有人以这些阿拉伯人为主角写了一部名为“反默尔索”还是“反加缪”的小说，他看了，觉得很不错。勒克莱齐奥先生向来特别关心弱势群体的权利，我可以理解他会有此观点。还有一些人，我就不是很能理解。2014年12月11日的法国电视五台访谈类节目“大书店”迎来了一期特别节目，主题是“改变您生活的20本书”。这二十本书是从几千名法国读者来信（每位读者只推荐一本）中统计筛选出来的。节目还邀请了法兰西学院第12把交椅的坐者端木松、比利时当红女作家诺冬等法语世界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对读者的选择进行讨论和评判。作家和评论家们的意见时而与普通读者相左，但大部分时候他们都认同读者的选择。入选的20本书包括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维昂的《岁月的泡沫》、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等等中国读者也耳熟能详的书。只有加缪一人有两本书入选，包括名列第12的《鼠疫》和名列第2的《局外人》！在座的作家和评论家谈到这本书时都讲到一点：年轻时没读懂，甚至觉得有点无聊，很长时间以后才明白它的意义。精神分析学出身的评论家Boris Cyrulnik的解释是，《局外人》是一本关于人怎样才能赋予本身无意义的生活以意义的书。年轻人面对的是整个未知的世界，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经历让他意识到生活这种本质上的空虚，因此他无法理解《局外人》是很正常的。端木松说当年《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神话》同年出版，他完全被《西绪福斯神话》折服。只有诺冬说：《局外人》这本书始终让她觉得不安，每看一遍都觉得不舒服，一个人怎么能够就那样，轻而易举地杀死了另一个人。我不知道她的有点夸张的表情表示的究竟是好感还是厌恶。不过她说出这番话，我觉得她也许还是没有懂《局外人》，同时我心里也明白为什么自己不喜欢诺冬了。如果说《诚惶诚恐》（又译《惊与颤》）曾让我惊艳，那么《管子玄思》以后，我迅速放弃了她。十几年过去，世易时移，她仍旧是《诚惶诚恐》小说封面上的她，穿戴（尤其戴）得像个不得体的魔术师，抹得惨白的脸上一张涂得猩红的大嘴，嘴角比过去更下垂，深陷于自己制造的符号之中不能自拔。同时我也觉得默尔索很可怜，不仅得不到书中世界的理解，也得不到书外世界的理解，甚至得不到最有想象力的人的理解，于是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遭遇被放逐到“局外”的命运。 这一切之后，我承认并忏悔，我始终不知道如何恰如其分地喜欢与厌恶。对于《局外人》的爱，也许也是有点夸大其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