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性与自由
《疯癫与文明》是福柯在巴黎高师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作为一个常年来又搞基又SM又喜欢尝试濒死体验的人，他对“疯癫”二字似乎非常有发言权。——据说在他生前的很多时候，都是在夜晚里磕了药，看着夜空中的漫天星斗如流星般乱舞坠落，然后提笔写下了他很多著名的哲学。
这是一本试图将理性与非理性的搏斗历程呈现出来的书。
人类的历史是由理性构成的。理性占据着文明，建构着真实，并本能排斥着非理性的部分。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人”就被认为天生是应当具有理性的，否则他就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属性。“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他也许是一个动物，或者一块石头，但不会是一个人。”疯癫作为非理性的代表，成为了扰乱正常逻辑秩序的最大问题。福柯说，原始的时候是不会有疯癫的，有文明的地方才会有疯癫。长久以来，不同时代的理性用不同的方式与疯癫作斗争，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半畏惧半抗拒的“愚人船”，到古典主义时期直接将疯癫从城市生活中抹去的禁闭所，再到19世纪以理性作为先验正确的心理权威的疯人院，文明的进展使得理性最终获得了全面胜利。疯癫从一种社会现象，变成一种身体或灵魂的疾病，最终成为了一种“没有独立自治力的幼儿状态”。
非理性在理性世界里地位的步步沦丧，标示出自然天性在社会契约面前的节节败退。然而这样的历程却又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理性的关系。18世纪对于让疯癫者恢复理性的“治疗”方式，在这里显得尤为荒诞。一位医师说，疯癫者的自由兽性只能靠纪律和残忍来驯服，即用训练动物的方式来训练他们按照一个规范去做，出现过失便加以惩罚，直到听话为止。这便是最佳的把疯癫者变回“人”的方法。然而这样的方法却并不是把兽性提高到人性，而是使人回归到自身的兽性中去，当做野兽一样被驯服。“似乎是在承认，兽性才是真相，它只能回到兽性中去。”一个人因为丧失了人性而沦为兽性的一员，因此被认为不再是人，而让他回到人的状态的方式，却是将他彻底地当做兽来对待。
由此来看，兽性相比于理性，似乎更加接近于人的本性。理性者们对于疯癫者的态度，也如兽性本身一般难以明确。一方面，它堕落而愚蠢，因丧失了人类的逻辑而显得返祖归宗；另一方面，它又难以预测，并因此而似乎包涵无限玄机，令人恐惧而敬畏。文明蔑视着疯癫，同时又向往着它，因为在理性之外才有自由——属于自然的、兽性的自由。
譬如，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候，人们畏惧死亡，而对真实死亡的畏惧，又逐渐转变到对“丧失理性即死亡”的畏惧。疯癫某种程度上即等同于死亡，但它又某种程度上战胜了死亡。因为当它降临的时候，死亡变不足以为惧了，这时“死亡所得到的不过是一个可怜的俘虏，死亡所揭去的不过是一个面具”。到理性至上的古典主义时期时，疯癫者与流浪者、乞丐、罪犯等一起，作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被禁闭起来，从社会生活中“消失”。然而尽管在社会的表面，理性与非理性被如此地区分着，禁闭所内部却实现着不可避免的混杂，禁闭所因此而变成了一个“缄默的记忆库”。这样一个“记忆库”中所存在的不能流入社会的“非理性”，在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里，反而构成了西方想象力的来源。在18世纪末期，禁闭所内的疯癫可能产生的一切本能的欲望的无限放纵，给予普罗大众无限的遐想。它是可怖的，同时又充满诱惑力。这是一个理性而文明的社会所不愿承认的东西，但它又被萨德之类的小说家赤裸裸地呈现出来。——让人感到罪恶、感到羞耻、甚至会有些恶心不适的东西，真实存在着，让人不得不承认萨德存在于每个人内心。
19世纪到来之前，疯癫所携带的自由兽性，无论被蔑视、禁闭、恐惧、虐待、医治，还是逗引出理性者自身对于自由兽性的渴望与幻想，终究还是与理性站在对立面上，作为“被斗争”的一方而存在的。然而19世纪疯人院出现以后，这种自由却从根本上被抹煞了——疯癫变成了一种“不被承认”的状态。它成为了理性脚下可怜无助的幼儿，而理性则被先验地认为是权威，应当给予疯癫一种类似家长的监督和修正，而不是与之抗争。疯癫不再被迫害，不再被囚禁，然而“上牢、枷锁、讥讽，正是疯癫被承认的状态……当其他人不再是迫害者，罪恶感就转入疯癫者的内心”，他们不得不进行自我审判，忏悔并排除掉那些非理性的谵妄。——旧时在理性的世界里，他们是作为非理性的一种存在。而19世纪的疯人院里，他们变成了一种没有人格没有位置的生物，只有把自己规训到理性的框架里，才有存在的可能。
“释放”即“毁灭”。自此，理性终于彻底打败了非理性。在疯人院里，看护可以仅仅依靠眼神和言语（即威严）来阻止疯人做道德原则之外的事情，理性走上了权威的宝座时，兽性的自由也就彻底被降服了。人类需要生存，因而编制出道德来维持普遍的平衡。兽性被压制在道德之下，自由是遥不可及的——也似乎并不需要这样的自由。
但是当我们翻开《索多玛的120天》的时候，依然可以感受到内心那些赤裸裸的罪恶是真实存在的。无论理性怎样压抑它，如何将其定义为疯癫之类的东西，它都是存在的。——这是一件无以抹煞，也并不需羞愧而遮掩的事。
这是一本试图将理性与非理性的搏斗历程呈现出来的书。
人类的历史是由理性构成的。理性占据着文明，建构着真实，并本能排斥着非理性的部分。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人”就被认为天生是应当具有理性的，否则他就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属性。“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他也许是一个动物，或者一块石头，但不会是一个人。”疯癫作为非理性的代表，成为了扰乱正常逻辑秩序的最大问题。福柯说，原始的时候是不会有疯癫的，有文明的地方才会有疯癫。长久以来，不同时代的理性用不同的方式与疯癫作斗争，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半畏惧半抗拒的“愚人船”，到古典主义时期直接将疯癫从城市生活中抹去的禁闭所，再到19世纪以理性作为先验正确的心理权威的疯人院，文明的进展使得理性最终获得了全面胜利。疯癫从一种社会现象，变成一种身体或灵魂的疾病，最终成为了一种“没有独立自治力的幼儿状态”。
非理性在理性世界里地位的步步沦丧，标示出自然天性在社会契约面前的节节败退。然而这样的历程却又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理性的关系。18世纪对于让疯癫者恢复理性的“治疗”方式，在这里显得尤为荒诞。一位医师说，疯癫者的自由兽性只能靠纪律和残忍来驯服，即用训练动物的方式来训练他们按照一个规范去做，出现过失便加以惩罚，直到听话为止。这便是最佳的把疯癫者变回“人”的方法。然而这样的方法却并不是把兽性提高到人性，而是使人回归到自身的兽性中去，当做野兽一样被驯服。“似乎是在承认，兽性才是真相，它只能回到兽性中去。”一个人因为丧失了人性而沦为兽性的一员，因此被认为不再是人，而让他回到人的状态的方式，却是将他彻底地当做兽来对待。
由此来看，兽性相比于理性，似乎更加接近于人的本性。理性者们对于疯癫者的态度，也如兽性本身一般难以明确。一方面，它堕落而愚蠢，因丧失了人类的逻辑而显得返祖归宗；另一方面，它又难以预测，并因此而似乎包涵无限玄机，令人恐惧而敬畏。文明蔑视着疯癫，同时又向往着它，因为在理性之外才有自由——属于自然的、兽性的自由。
譬如，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候，人们畏惧死亡，而对真实死亡的畏惧，又逐渐转变到对“丧失理性即死亡”的畏惧。疯癫某种程度上即等同于死亡，但它又某种程度上战胜了死亡。因为当它降临的时候，死亡变不足以为惧了，这时“死亡所得到的不过是一个可怜的俘虏，死亡所揭去的不过是一个面具”。到理性至上的古典主义时期时，疯癫者与流浪者、乞丐、罪犯等一起，作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被禁闭起来，从社会生活中“消失”。然而尽管在社会的表面，理性与非理性被如此地区分着，禁闭所内部却实现着不可避免的混杂，禁闭所因此而变成了一个“缄默的记忆库”。这样一个“记忆库”中所存在的不能流入社会的“非理性”，在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里，反而构成了西方想象力的来源。在18世纪末期，禁闭所内的疯癫可能产生的一切本能的欲望的无限放纵，给予普罗大众无限的遐想。它是可怖的，同时又充满诱惑力。这是一个理性而文明的社会所不愿承认的东西，但它又被萨德之类的小说家赤裸裸地呈现出来。——让人感到罪恶、感到羞耻、甚至会有些恶心不适的东西，真实存在着，让人不得不承认萨德存在于每个人内心。
19世纪到来之前，疯癫所携带的自由兽性，无论被蔑视、禁闭、恐惧、虐待、医治，还是逗引出理性者自身对于自由兽性的渴望与幻想，终究还是与理性站在对立面上，作为“被斗争”的一方而存在的。然而19世纪疯人院出现以后，这种自由却从根本上被抹煞了——疯癫变成了一种“不被承认”的状态。它成为了理性脚下可怜无助的幼儿，而理性则被先验地认为是权威，应当给予疯癫一种类似家长的监督和修正，而不是与之抗争。疯癫不再被迫害，不再被囚禁，然而“上牢、枷锁、讥讽，正是疯癫被承认的状态……当其他人不再是迫害者，罪恶感就转入疯癫者的内心”，他们不得不进行自我审判，忏悔并排除掉那些非理性的谵妄。——旧时在理性的世界里，他们是作为非理性的一种存在。而19世纪的疯人院里，他们变成了一种没有人格没有位置的生物，只有把自己规训到理性的框架里，才有存在的可能。
“释放”即“毁灭”。自此，理性终于彻底打败了非理性。在疯人院里，看护可以仅仅依靠眼神和言语（即威严）来阻止疯人做道德原则之外的事情，理性走上了权威的宝座时，兽性的自由也就彻底被降服了。人类需要生存，因而编制出道德来维持普遍的平衡。兽性被压制在道德之下，自由是遥不可及的——也似乎并不需要这样的自由。
但是当我们翻开《索多玛的120天》的时候，依然可以感受到内心那些赤裸裸的罪恶是真实存在的。无论理性怎样压抑它，如何将其定义为疯癫之类的东西，它都是存在的。——这是一件无以抹煞，也并不需羞愧而遮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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